跨界太极学术 | 袁勇麟：跨域与越界:刘登翰的华文文学研究
跨域与越界:
刘登翰的华文文学研究
袁勇麟，《跨域与越界:刘登翰的华文文学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3期
内容摘要&关键词：
内容提要：刘登翰将最新的学术著述自选集命名为“跨域与越界”，这既是他长期研究华文文学的心得体会，也较形象精确地概括了他的研究特点和研究倾向。在“跨域”的认知下，刘登翰努力为华文文学勾勒出一幅整体性画卷，这使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大同世界”的综合视域。与此同时，“越界”也正是在“跨域”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实践——跨越国族界限，跨越理论边界。
关键词：刘登翰；华文文学研究；跨域；越界
壹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机械化生产的普及，工业文明不仅给人类带来生产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更深刻影响了人类认知世界的判断，科学整体化趋势逐渐取代了分化趋势研究。人们对发现、研究世界总体的渴望日趋热烈，甚至在20世纪70－90年代一度兴起了所谓的“全球学”(Global Studies)研究。罗马俱乐部的系列研究报告，特别是早期《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一类的论文，就是试图运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叙事方式，聚焦尽可能复杂的全球现象与问题，为人们提供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批判性的理解问题的全局战略角度的典型。正如美国西佐治亚大学研究生全球学项目提出的：“全球学使我们能够超越已有经验，理解人类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本质。”【1】且不论这种所谓“全球视野”是否有言过其实的夸大和实际操作的困难，整体性研究方法确实能赋予人们更加宏观的格局、更加宽阔的胸怀和更加透亮的观照，尤其在面对“世界华文文学”这样跨国别、跨文化、跨代际的特殊对象时，整体性视野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曾敏之
“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版图上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过了1979年曾敏之一篇题为《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的关注发端，到1982年学界对“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等研究名类的思考，再到“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命名的视野拓展，以及1993年正式使用“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名称至今，世界华文文学从最初的命名争议，到逐渐经过调整而明确意义，再到追求多元拓展，其间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作为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拓荒者，刘登翰坦言：“如果我们把1982年6月，由广东和福建七个单位联合发起在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看作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由个人行为走向学科建设的开始，那么，20年后，我们重返暨南园，来举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则意味着这一学科经过20年的努力，已经初具规模并正逐步为社会和学界所接受。……没有20年来这不止一代人的学术积累，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为社会所接受，将是不可能的。”【2】这不仅是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回溯，更是他本人长期勤勉致力于华文文学研究的真实自况。近期，刘登翰精选了自己部分学术著述重新整理出版，并将其命名为“跨域与越界”。在我看来，这个名称取得十分恰当，既是他长期研究华文文学的心得体会，也较形象精确地概括了他的研究特点和研究倾向。
《跨域与越界》
跨域，首先指的是华文文学的存在状态：“然而华文文学，是超越国际空间的、打破区域疆界的超地理和超时空的整合性想象。”【3】中国海外移民遍布世界各地的生存形式，不仅在物理空间分散流动，更在心理构成、生命行为和文化认同方面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这就决定了那些表现、再现、记忆和铭刻他们生存经验的文学书写呈现出一种“离散美学”的特征。对此，刘登翰有着明确而深刻的认知：“华人族群的离散和聚合，同时也形成了华族文化的‘散存结构’……它既呈现出移民文化对传统固守的价值取向，也意味着对异质文化的交融，从而使对立与融合成为与散存共生的一种文化关系模式和文化属性。”【4】“显然，散居族裔的文学具有离散美学的特征。它不仅表现在不同文化地理和生存际遇所形成的异质性上，还表现在文化的混合性和艺术的杂交性上。”【5】“离散”，是刘登翰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也是对华文文学“流动性”本质比较精准的概括，这个富有动态意义的语词，生动反映了华文文学主体分散世界各地的集体性状况，从内涵和外延都充满了巨大的张力空间，正如饶芃子和费勇所指出：“‘海外华文文学’的主旋律是由‘流动性’形成的，而‘流动’的原因总不外是战争、经济、政治等，不外是财富或和平的梦想，甚或是逃避式的对于世外桃源的追寻，或者只是随波逐流式的偶然因素；可能是被迫的，也可能是自愿的。海外写作的心态之异于本土，几乎完全可从他们的‘流动性’中找到原因。‘流动性’包容了一系列关键的语词如放逐、怀乡、冲突等，成为海外作家笔下，或评论家评论海外作家时常用的词汇。”【6】无论是辗转迁移的生活方式还是国籍选择的政治身份，抑或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认同，华人主体生存状态和身份属性的变动不居都带来了文学创作本身的灵活多变和难以确定，而“离散”不仅表现出华文文学特殊的“流动性”，更突出了华族在迁移、跨越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独立而明确的自我身份建构和文化追求，在回望、追溯、解析、重构族裔的祖源文化记忆基础上，更重视他们在迁徙、移居、流变的人生经历中所产生的多元文化融合。从这个角度看，“离散”概念颇类似于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即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模糊性和临界状态以外，更强调它对于构建新型的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世界华文文学如同一个由不同文化“翻译”形成的话语场域，在多种相对独立而有所区别的文化存在互相对话、谈判和调和的关系中，形成广阔而自由的网络构型，以鲜明而独立的身份，得以与本土文化产生对话，又与世界文化展开交流。
贰
刘登翰
在这样的“跨域”视域下，刘登翰努力为华文文学勾勒出一幅整体性画卷，这使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大同世界”的综合视域。刘小新早就指出:“刘登翰先生文学研究的学术特色和意义体现在如下方面：一、建立了一系列描述与阐释世界华文文学史的概念与范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文学史观念与阐释框架；二、宏大的社会文化视域使许多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获得了较为充分合理的解释；三、追求学术化和历史性。”【7】“离散”而不“区隔”、“分流”却不“孤立”，这不仅是华文文学的发生学基础，更是华文文学的学科存在依据。在“跨域”的认知下，刘登翰对华文文学的整体性观照，赋予了他研究的宏观视野和开阔格局，他明确提出：“华文文学这一跨域建构的概念提出，包含着一个理想，那就是1989年在新加坡会议上所提出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8】“它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置诸于全球多极和多元的文化语境之中，使‘台港澳’暨‘海外’的华文文学，不再只是地域的圈定，而同时是一种文化的定位，作为全球多元文化之一元，纳入在世界一体的共同结构之中，使这一命名同时包含了文化的迁移、扩散、冲突、融合、新变、同构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发展的可能性。”【9】刘登翰理解的华文文学的一体化版图，是一种中华文化同构性、民族根源整合性的文学史观念与阐释框架，这是他所有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也是华文文学得以存在的主要现实依据。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刘登翰的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内，无论是概念梳理，还是学科意义阐述，无论是存在形态辨识，还是运动方式观察，都运行在这个整体框架中。以其主编的两卷本《台湾文学史》为例，从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明确的主题：“文学的母体渊源和历史的特殊际遇”，台湾文学的“离散”状态固然是现实，却始终不能改变它“离异母缘”的边缘性质：
“如前面我们所曾分析的，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和后来的历史遭遇，带来了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漂泊心态和孤儿心绪，它赋予了台湾文学特殊的‘移民性格’和‘遗民性格’。”【10】
《台湾文学史》第一册
理论视野的选择对应着相应的思维逻辑，论者以对台湾文学的“中国化想象”逻辑抽绎出台湾文学精细丰满的筋髓，不仅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上，更在历史情节内部精神领域的探寻上，将曲折的台湾文学发展历史与浩荡的中国文学整体历史结合在一起。在“中国人文精神”的承传延续相关论述中，这种集中凝聚的历史叙事特征被发挥得更为明显，从“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天人合一的和谐意识”，到“家园意识与故乡憧憬”、“中和之美的艺术形态”等，论者通过有意识的组合联结和分类归整，让一些看似独立而零散的台湾文学事件获得了某种“中国情结”意义，最终演绎出了“整体性”版图的情节模式：使台湾文学即使历经数千劫难变动，依然存有中华血性根源，这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承传续接。这种统摄全局、涵盖整体的文学史意识形态理念是建立在典型的族群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事实上，不仅台湾文学研究如此，对于整个世界华文文学，刘登翰秉持的“历史的、宏观的整体把握”，都是从中华文化母体概念出发的“建立在共同血缘和历史基础上的族群记忆和族群文化的认同”，正是这样一种对文化脉络渊源以及生命记忆底色的总体性把握，赋予了“跨域”状态下“离散”的华文文学同构的性质，看上去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纷纭复杂、形形色色、流动多变的华文文学，具有了整合、汇聚、融摄的可能和必要，从而明确了它可以成为一个“以汉语(华文)为形态、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学的大家族”【11】的学科建设的意义和价值，也明确了它作为“中华文化或华族文化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中的迁徙发展、矛盾冲突、融合吸收和传通转化”【12】的可能与必要。
叁
然而“大同世界”描述的毕竟是华文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依据，是试图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美学成规和诗学体系的一种理论实践。事实上，在我们面对一个个单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时，千差万别、形态各异甚至驳杂变动，才是它们最真实最直接的样貌。这种差异性，恐怕是所有文学版图中最突出最鲜明而又最难被简单归类的。如果忽略了这种差异性，片面强调所谓的“整体性”、“一体化”，那么华文文学势必落入“历史主义”或者“整体主义”宏大虚空的窠臼中，这也将严重影响华文文学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展。我们看到，这些年来，经过众多研究者多年努力的探索，华文文学研究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研究开始阶段的传统印象式批评，到适当借鉴西方新批评分析方法进行文本分析和解读，再到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考察文学与历史变迁及社会发展的关系、作家生平对作品的影响、作品版本的甄别考订、作品的接受反映等问题，华文文学的研究者一直在努力探索展现文学丰盛动态的各种可能。但总体而言，华文文学研究中，对文学现象、思潮、流派归纳总结的研究仍然是大陆研究者惯常采用的研究方式。对此，刘登翰作出了深刻的检视，并大胆提出了要突出华人为主体的诗学建构转移，以及做好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整合的批评范式转移，也就是所谓的“华人文化诗学”研究理论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强调在华文文学想象总体的背景下，建立一种从特殊性、具体性和“情境论”出发的“凸显华人主体性的诗学批评”研究范式，这种类似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的研究范式，更侧重于关注国别、区域、主体属性的差异美学，试图通过分析不同国别与区域的华文文学具体生命形式，及其与所在国的国家文学与文化的结构关系，探讨华文文学的美学取向、生命形态、演变轨迹以及文化认同的“情境性”。显然，这样的研究范式与之前提到的“离散”的华文文学存在状态是协调的，因为“离散”，所以不再强调单向度的归属，所以尊重多元选择，所以关注差异、重视个性、强调主体，这就是刘登翰自己反复强调的：“认同确定归属，是研究的前提与出发点;而辨异则是在确认归属之后对现象的更深层分析，是研究的深入和对认同的进一步肯定。”【13】这恐怕也是刘登翰所说的“跨域”的真正内涵：不仅指研究对象的“跨域”生命形式，更是指研究者对这种“跨域”差异性本质的特别关注，甚至还包括了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本身的“跨域”腾挪和转移，而“越界”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实践——跨越国族界限，跨越理论边界。
德勒兹
值得一提的是，刘登翰的这种差异强调，与现代性和所谓后现代性文化中的“差异理论”并不完全一致，它既不是德里达提出的“延异”、“增补”(supplement)和“踪迹”(trace)，也不是德勒兹的“块茎”(rhizome)概念或“差异逻辑”，更不是利奥塔激活差异那种向总体开战的极端个性强调，与所谓“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客体支离破碎的时代，(那些构筑世界)的砖块业已土崩瓦解……我们不再相信什么曾经一度存在过的原始总体性，也不再相信未来的某个时刻有一种终极总体性在等待着我们”【14】，相反的是，刘登翰对华文文学差异性的关注，始终有一个“同构”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在刘登翰这里，差异是具体情境，归属是共源诉求，华文文学虽然离散，但它们仍然以“同心圆”的方式存在着某种稳定的结构关系，既有差异和冲突，也有融通和共存，他在《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中，明确说到：“华人文学正是通过差异的族性叙事，呈现出华人族裔迥异于其他族裔的‘华人性’特征。这里所谓的‘华人性’，首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华人表现文化的一种族属性特征。这是从原乡到异邦在身份变移和文化迁易中所形成的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既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漫长的历史积淀之中，又孕育于华人离散的独特命运和生存现实。”【15】整体的宏观观照，有利于把握散乱的文学现象和孤立的感性创作，而差异的诗学理论，有助于理解复杂的文学事件和个体的文化情怀。过分强调“整体性”，将阉割纷繁复杂的个性对象而使学科落入政治化桎梏;一味重视差异性，也将造成零碎无序的研究状态而从根本上取消了学科存在的意义。所以，刘登翰“跨域与越界”的华文文学研究提出的“差异性同构”的研究理念和实践，对于华文文学的意义，恐怕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条进入华文文学研究的有效途径，更在于建立了一种对华文文学流动本体性充分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宏阔严谨的学术境界，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文学研究者应该坚持的学术自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项目号:11＆ZD1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勇麟，两岸协创中心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院长。
参考文献：
【1】参见亚洲全球学学会官方网站，http://asia－global studies.org/what_is_global_studies，2013年7月20日。
【2】【3】【9】【11】刘登翰:《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见《跨域与越界》，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14、13页。
【4】【5】【12】【15】刘登翰:《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见《跨域与越界》，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9、39、38、46－47页。
【6】饶芃子、费勇:《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7】刘小新:《刘登翰文学研究的学术意义》，《华文文学》2003年第4期。
【8】刘登翰:《跨域与越界》，见《跨域与越界》，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10】【13】刘登翰等:《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14】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图片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谢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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