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赵稀方:纪念“五四”:从翻译看《新青年》
*文章由作者授权发表,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稀方先生对“跨界经纬”的大力支持!
纪念“五四”:从翻译看《新青年》
赵稀方
初次发表于《中国翻译》2013年第1期
收入《翻译与现代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第1版,有删改
(一)
陈独秀与《新青年》
世界文豪的价值,在于其思想的冲击力。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续)开头便说:“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并举例说:“三大文豪之左喇,自然主义之魁杰也。易卜生之剧,刻画个人自由意志也。托尔斯泰者,尊人道,恶强权,批评近世文明,其宗教道德之高尚,风动全球,益非可以一时代之文章家目之也。”不但近代,古代文豪也同样以思想名世,“若英之沙士皮亚(Shakespeare),若德之桂特(Goethe),皆以盖代文豪而为大思想家著称于世者也。”在中国进行思想启蒙运动,翻译介绍西洋名家名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图为《春潮》译本
图为王尔德
(二 )
图为胡适
图为《安徽俗话报》
图为蔡元培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胡适对于自己的文学改革思想的一次概括,也是他对于翻译思想的一次系统表述。胡适将文学革命的主张概括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认为创造新文学唯一的方法就是翻译西洋文学。他在文中详细阐述了借鉴西洋文学的理由,“我上文说的,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我这个主张,有两层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中国文学不完备,第二个理由是西洋文学比中国文学完备,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我们需要通过翻译,借鉴西洋文学,建立中国新文学。这事实上并不是胡适一个人的见解。早在《新青年》三卷六号(11917年8月1日),钱玄同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就提出类似看法。他谈到:中国小说“若是和西洋的Goncourt兄弟,Maupassant,Toistoi,Turgeneu诸人相比,便有些比不上。”[7]根据有二:一是中国小说太长,二是中国小说不如外国小说有“思想见解”。陈独秀在回信中同意钱玄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小说有两个毛病,第一描写淫态过于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由此可见,尽管具体看法不完全一致,翻译外国文学以为新文学的借鉴,却是《新青年》同人的共识。
(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前天看见一部侦探小说《圆室案》中,写一位侦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这位侦探穿的是不是康桥大学的广袖制服!这样译书,不如不译。又如林琴南把莎士比亚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莎士比亚的大罪人,罪在《圆室案》译者之上。
上图为《最后一课》,下图为《二渔夫》
图为易卜生
(三)
周氏兄弟
(四)
图为茅盾
注释:
[1]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37页。
[2]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43-55页。
[3]1916年2月3日,胡适致陈独秀信,《胡适全集》第23卷“书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95页。
[4]1916年8月13日陈独秀致胡适信,《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第183页。
[5]1916年2月3日,胡适致陈独秀信,《胡适全集》第23卷“书信”,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95页。
[6]从《新青年》四卷一号(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发行)胡适答复钱玄同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对于苏曼殊的小说是很看不上的:“先生屡称苏曼珠所著小说,吾在上海时,特取而细读之,实不能知其好处。”胡适将陈独秀作序的《绛纱记》称为“兽性的肉欲”,将《焚剑记》斥为“一篇胡说”。
[7]Goncourt兄弟,龚古尔兄弟;Maupassant,莫泊桑;Toistoi,托尔斯泰;Turgeneu,屠格涅夫,引者注。
[8]胡适的《短篇小说一集》中也包括几篇文言译本。
[9]胡适《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全集》第42卷“译文”,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299-300页。
[10]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七卷一号。
[11]陈独秀《林纾的留声机器》,1919年3月30日《每周评论》第15号。
[12]胡适文章在《新青年》的再次出现,已经到九卷二号《诗三首》和九卷三号的《国语文法的研究法》,《新青年》九卷六号上也出现过胡适的诗《平民学校歌》、《希望》。另外,《新青年》九卷四号还出现过刘半农的译诗《夏天的黎明》(Wilfrid Wilson Gibson原作)。这些原先《新青年》干将的作品,后来已经成为了一种点缀。
[13]陈独秀《致鲁迅,周作人》,《陈独秀书信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页。
[14]周作人《知堂回忆录·弱小民族文学》,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399页。
[15]有关于为什么选择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品翻译,周作人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据《知堂回忆录·翻译小说》,周氏兄弟在日本合译的第一部中长篇小说是《红星佚史》,顺利出版。第二部中长篇小说是大托尔斯泰的《劲草》,十多万字,却遭遇失败,原因是别人已经译出付印。再翻译的时候,周氏兄弟再选择上就接受了教训,“这回的译稿卖不出去,只好重新来译,这一回却稍为改变方针,便是去找些冷僻的材料来,这样就不至于有人这重译了。恰巧在书店里买到一册殖民地版的小说,是匈牙利育凯所著,此人用革命家,也是有名的文人,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擅长历史小说,他的英译著作我们也自搜藏,但为译书买钱计,这一种却很适宜。”
[16]周作人《知堂回忆录·弱小民族文学》,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399页。
[17]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页。
[18]《域外小说集》翻译人地名的原则是音译,“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指戾时人,迻徙具足耳。”(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到了《新青年》则变成了不译,“外国字有两不译:一,人名地名;二特别名词。”(周作人)《(古诗今译Apologia》)。
[19]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44页。
[20]《域外小说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75页。
[21]周作人《〈点滴〉·序》,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234页。
[2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89页。
[2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97页。
[24]《胡适来住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页。
[25]《致周作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47页。
[26]茅盾对于鲁迅的尊敬,应该在周作人之下,他常常只是在给周作人的信顺及鲁迅。茅盾在回忆中贬低周作人,抬高鲁迅,比如强调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经鲁迅过目的,这些都与周氏兄弟在日后的不同命运有关。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王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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