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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学术| 赵稀方:纪念“五四”:从翻译看《新青年》

赵稀方 跨界经纬 2022-12-18

*文章由作者授权发表,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稀方先生对“跨界经纬”的大力支持!



纪念“五四”:从翻译看《新青年》


赵稀方

初次发表于《中国翻译》2013年第1期

收入《翻译与现代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第1版,有删改


(一)


研究《新青年》的翻译,不但能够观察到中国翻译自晚清到五四演变过程,同时也能看到《新青年》内部的思想演变过程。


陈独秀与《新青年》


晚清文学翻译,最早来自于传教士。1899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来,外国文学翻译开始风行,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等译作大量面世。不过,开始阶段翻译文学中的名著较少,多数都是二三流或不入流的作品。在翻译上也不尊重原文,习惯于以中国文体改写外国文学作品,甚至常常不署外国原作者的名字。陈平原列出晚清至五四的20部世界名著,比较出版日期,发现“1905年之后,译介的域外小说的档次明显提高。”[1]郭延礼则将时间划在1907年,认为此后翻译在名著选择、翻译质量等方面有明显的提高[2]。无论是1905年,还是1907年,总之翻译文学从晚清到五四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后期较之于前期有明显进步。在我看来,这种演化的质变,发生在《新青年》时期(1915-1922)。


陈独秀是老革命党,共和梦断让他对政治革命感到失望,他觉得,“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救国还得从思想启蒙入手,而思想启蒙首先要从青年入手。1915年9月出版的《青年杂志》,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创办的。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首先是翻译介绍。在《新青年》上,翻译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新青年》对于外文格外重视,开始看起来有点像青年的外文辅导类刊物。刊物上常常有英汉对照,并介绍外文学校,连广告都一直是介绍英汉辞典的。


世界文豪的价值,在于其思想的冲击力。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续)开头便说:“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并举例说:“三大文豪之左喇,自然主义之魁杰也。易卜生之剧,刻画个人自由意志也。托尔斯泰者,尊人道,恶强权,批评近世文明,其宗教道德之高尚,风动全球,益非可以一时代之文章家目之也。”不但近代,古代文豪也同样以思想名世,“若英之沙士皮亚(Shakespeare),若德之桂特(Goethe),皆以盖代文豪而为大思想家著称于世者也。”在中国进行思想启蒙运动,翻译介绍西洋名家名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的巨大贡献,是为中国文坛确定了文学的阶段和等级。晚清以来的文学翻译之所以鱼龙混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坛对于外国文学认识不清,区分不了通俗作品和名家名著。陈独秀对于西洋文学史阶段的分法未必准确,不过他的论述却给国人提供了一个识别西洋文学的标准和方向,它对于后来的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独秀大力推崇西洋当代文豪,介绍“世界三大文豪”: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推出“近世四大代表作家”:易卜生、屠格涅夫、王尔德、梅特林克。姑且不论陈独秀等级座次排定是否合理,将文学大师进行等级座次排定这一做法本身即具有象征意义。


陈独秀首先请他的侄儿陈嘏翻译屠格涅夫的《春潮》,发表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作为开头炮。陈嘏系陈独秀长兄陈健生的儿子,曾留学日本。《春潮》是屠格涅夫小说在中国的第一次翻译。在《春潮》的“译者按”中,译者竭力称赞屠格涅夫的“文豪”地位,“屠尔格涅甫氏,Turgrnev. Ivan,乃俄国近代杰出之文豪也。其隆名与托尔斯泰相颉颃。”“著作亡虑数十百种,咸为欧美人所宝贵,称欧洲近代文学与思想者,无不及屠尔格涅甫之名。”陈嘏语言功底既好,又是陈独秀的侄子,因而特别受到陈独秀的重用。在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春潮》之后,陈嘏又为《新青年》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初恋》,还翻译了王尔德的剧作《弗罗连斯》及龚古尔兄弟的长篇小说《基尔米里》等。陈嘏的翻译,占据了前期《新青年》的相当篇幅,成为《新青年》前期最重要的翻译家。屠格涅夫、王尔德、龚古尔兄弟等等,都是陈独秀推崇的近世文豪。陈嘏的翻译,准确地体现了陈独秀的思路。


图为《春潮》译本


从第二期开始,陈独秀开始发表薛琪瑛女士翻译的王尔德的剧作《意中人》。薛琪瑛系无锡人,清末思想家薛福成的孙女,桐城派大师吴汝伦之外孙女,可谓名门之后。据陈独秀介绍,薛琪瑛女士“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及长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陈独秀那时还没有反对“桐城谬种”,尚引桐城旧学为骄傲。他在“记者识”中对于薛琪瑛期待甚高,“兹译此篇,光宠本志。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家之先河,其在斯乎?”中国对于王尔德的首次介绍,是鲁迅和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中翻译的王尔德的童话《安乐王子》。薛琪瑛的《意中人》是中国对于王尔德剧作的首次翻译,并且这篇译文是白话。在“译者识”中,薛琪瑛说:“作者王尔德,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将王尔德视为“自然派文学大家”,显然是不准确的。王尔德属唯美主义,并且反对自然主义,批评过左拉。薛其瑛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陈独秀的影响。


图为王尔德


陈嘏和薛琪瑛的翻译,全是连载。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春潮》,连载于《青年杂志》一卷1-4号。薛琪瑛翻译的王尔德《意中人》紧随其后,连载于《青年杂志》第一卷2,3,4,6号及第二卷第2号。接着是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初恋》,连载于一卷5、6,二卷1,2号。二卷3号开始,《新青年》又开始刊登陈嘏翻译的王尔德的《弗罗连斯》。这些名家名著,构成了《青年杂志》及《新青年》初期译文的主要篇幅。陈独秀本人也忙中偷闲,在《青年杂志》一卷二号上翻译了泰戈尔的《赞歌》和美国的《亚美尼加》。泰戈尔虽非陈独秀所说的“世界三大文豪”或“近世四大代表作家”,不过,他作为东方“诗圣”的文名却是无可质疑的。陈独秀在译诗后面的说明中,专门强调了泰戈尔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不过,陈独秀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即将诺贝尔文学奖写成了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在鸳鸯蝴蝶派和林纾翻译盛行的1915年,《新青年》对于西洋名家名著的翻译无疑令人耳目一新,成为了五四文学翻译新时代的开始。


陈独秀虽然在《新青年》上鼓吹思想启蒙,却能够尊重文学自身的特性,这导致了他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时的多元化。这种思想与晚清以文学为工具,与五四以文学之“为人生”,都不太相同。在《青年杂志》刚刚开始翻译王尔德的时候,胡适即写信给陈独秀说:“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贵报所载王尔德之《意中人》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3]在胡适看来,王尔德以唯美主义及同性恋昭著于世,在中国未免不合时宜。不过,陈独秀却不以为意,在后来的《新青年》上坚持翻译王尔德,显示出陈独秀的不拘一格。可惜的是,陈独秀的这种不拘一格并没有一直坚持下去,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以泰戈尔为例,在陈独秀与《东方杂志》进行东西文化论战之后,特别在陈独秀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他对于泰戈尔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23年10月27日,陈独秀在《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一文,完全否定了翻译泰戈尔的必要。文中认为:“像泰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翻译泰戈尔?”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不但在思想上完全否定泰戈尔,并且也丧失了初期艺术自主性的思想。


如果从翻译的文体层面看,初期《青年杂志》以至《新青年》的翻译仍有较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晚清的翻译。从语言上看,这一时期的译文主要还是文言。自晚清开始,就有白话翻译的出现。早在1903年,周桂笙就用白话翻译了法国鲍福的《毒蛇圈》。1905年,徐念慈也用白话翻译了《黑行星》。1907年,伍光建用白话翻译了大仲马的《侠隐记》,这本译作后来得到胡适的高度评价。而《青年杂志》以至《新青年》的很长一段时间,译文却主要是文言,直到提倡白话文为止。大概与戏剧的对白有关,薛琪瑛译王尔德的《意中人》用的倒是白话。这篇白话翻译,算得上是胡适在《新青年》提倡白话文的先驱。 不过,薛琪瑛的王尔德《意中人》译文中颇多错误。1916年8月13日,陈独秀在一封致胡适的信中提到,“薛女士之译本,弟未曾校阅即行付印,嗣经秋桐通知,细读之始见其误译甚多,足下指斥之外,尚有多处,诚大糊涂。”[4]由此可见,章士钊、胡适先后向陈独秀提出过薛译的问题,陈独秀还为此道歉。薛琪瑛翻译的《意中人》连第一幕都没有登完,《新青年》就把它中断了。


陈独秀事实上并不是文学中人,《青年杂志》对于西洋文学翻译的推出,还只是初步的。事实上,《新青年》的宏伟大业,还刚刚开始,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这个时候,胡适及时出现了。


(二 )


现存胡适致陈独秀的最早通信,是1916年2月3日。那个时候胡适还在美国留学,陈独秀正在编《青年杂志》一卷六号。这第一封信即是关于翻译的,胡适在信中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人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5]”胡适提出翻译“欧西名著”,这个说法与陈独秀的思想不谋而合。不过在动机上,二人却不尽相同。对于胡适来说,输入“欧西名著”是“为祖国造新文学”,即为中国白话新文学的建立提供范本。


图为胡适


1916年上半年,《青年杂志》遭遇了麻烦。上海基督青年会因《青年杂志》与他们主办的杂志刊名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改名。《青年杂志》对抗了几个月,终于无奈妥协。《青年杂志》本为月刊,一卷六号的出版时间为1916年2月,而《新青年》二卷一号的出版时间为1916年9月1日,这中间停了七个月。不过,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陈独秀借杂志改名之际,趁机调整办刊方向,这才有后来暴得大名的新文化刊物《新青年》。《新青年》一卷一号刊登了两条通告:第一条是宣告《青年杂志》更名,同时宣告《新青年》请来了诸多当代名流供稿,该刊将以新的面目示人;第二条是“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让读者自由发表意见。《新青年》延请的“当代名流”之一,便是胡适。自二卷一号起,胡适正式为《新青年》撰稿,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翻译,是用白话翻译的俄国作家泰莱夏甫的小说《决斗》。


陈独秀本人早在1904年就创办《安徽俗话报》,但晚清之提倡白话,只是为了启发大众而创造的下里巴人语言,并未想替代文言文之正统地位。在受到胡适启发之前,陈独秀事实上对于白话新文学一直没有什么自觉。即在《新青年》二卷一号“通信”栏上,陈独秀在答“三马路中国银行收税处沈慎乃”有关国语问题的时候仍说:“示悉国语统一,为普通教育之第一,惟兹事体大,必举全国人士留心斯道者,精心讨论,始克集事。此业当斯诸政象大宁以后,今非其时。”陈独秀此时对于国语问题,对于国语与白话新文学的关系,都一片茫然。只有胡适一直念兹在兹,他毫不容情地催促陈独秀。在发表于《新青年》二卷二号上的致陈独秀的通信中,胡适公开批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谢无量的旧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直让陈独秀无言以对。但陈独秀很有雅量,公开发表了来信,并予以回复。在批评了谢无量的诗之后,胡适在信中首次向陈独秀披露了自己有关于“文学革命”的“八事”主张。对此,陈独秀表示,除了五八两项,其余他非常赞成,并将其称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他鼓励胡适将其写成一篇正式的文章,“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


图为《安徽俗话报》


不过,陈独秀对于文言白话之事似乎并未特别放在心上。在接下来的二卷三号和四号上,陈独秀居然连载了苏曼殊的文言小说《碎簪记》,并在“后序”中将其与章士钊的《双枰记》并加称赞。对此,胡适很不满意[6]。不过,胡适没有再写信批评,而是直接拿出了《文学改良刍议》,这回彻底打动了陈独秀。《青年杂志》创刊以来,陈独秀一直在寻找精神界革命的切入点。先是找到了反孔,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这次看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感觉找到了另外一个突破口。陈独秀在二卷五号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并接着在二卷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予以声援。


胡适斩露头角,,开始频繁出现在《新青年》上。从二卷四号起,胡适开始在《新青年》登载“藏晖室劄记”。其中颇多介绍西洋文学的内容:如二卷四号“藏晖室劄记”介绍霍甫特曼、易卜生,介绍欧洲的问题剧;二卷五号“藏晖室劄记”介绍了诺贝尔奖(胡适称为“诺倍尔赏金”)的情况,并刊录了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名单,这是国内较早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自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以后,国内文坛对于西洋名家名著等级有了大体的概念。不过,陈独秀事实上只侧重于法国文学,对于西洋文学大势的了解未必全面准确。胡适身在美国,对于西洋文学的了解更为直接。他从英语世界发回来的文章,不啻为对于陈独秀的一个有力补充。


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元培的推荐下,陈独秀去北大任文科学长。自三卷一号起,《新青年》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在北京编辑的《新青年》三卷一号上,仅有一篇文学译文重点揭载,那就是胡适翻译的莫泊桑的《二渔夫》。胡适早年对于普法战争题材很感兴趣,早在1912年他就译出都德的《最后一课》(开始译名为《割地》),1914年又译出都德的《柏林之围》,它们都是写普法战争的。这些小说通过个人命运写亡国之感,哀楚动人。胡适之所以选择普法战争题材,显然意欲借此唤醒危亡中的国人。从思想上看,胡适这一时期翻译仍然延续着晚清以来爱国主义主题。


图为蔡元培


自四卷一号起,《新青年》取消外稿,变为同人刊物。《新青年》封面上刊载了十八期的“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字眼也消失了。自此以后,《新青年》出现了新的气象。四卷一号,《新青年》发表了周作人的《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这是周作人在《新青年》的第一次露面。四卷二、三号,钱玄同、刘半农配合演出了一场“双簧戏”,打了一场富于影响的硬仗。四卷四号,《新青年》首篇隆重推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四卷五号,鲁迅第一次出场,发表《狂人日记》;胡适发表《论短篇小说》。四卷六号,《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在《新青年》同人中,胡适影响日大,让人瞩目,似乎有取代陈独秀主导《新青年》的趋势。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胡适对于自己的文学改革思想的一次概括,也是他对于翻译思想的一次系统表述。胡适将文学革命的主张概括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认为创造新文学唯一的方法就是翻译西洋文学。他在文中详细阐述了借鉴西洋文学的理由,“我上文说的,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我这个主张,有两层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中国文学不完备,第二个理由是西洋文学比中国文学完备,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我们需要通过翻译,借鉴西洋文学,建立中国新文学。这事实上并不是胡适一个人的见解。早在《新青年》三卷六号(11917年8月1日),钱玄同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就提出类似看法。他谈到:中国小说“若是和西洋的Goncourt兄弟,Maupassant,Toistoi,Turgeneu诸人相比,便有些比不上。”[7]根据有二:一是中国小说太长,二是中国小说不如外国小说有“思想见解”。陈独秀在回信中同意钱玄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小说有两个毛病,第一描写淫态过于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由此可见,尽管具体看法不完全一致,翻译外国文学以为新文学的借鉴,却是《新青年》同人的共识。


至于如何翻译西洋文学,胡适也进行了规划。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翻译,都不得其法,他拟定了几条翻译西洋文学的具体方法:


 (1)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为国内真懂得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会议,公共选定若干种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约数如一百种长篇小说,五百篇短篇小说,三百种戏剧,五十家散文,为第一部《西洋文学丛书》,期五年译完,再选第二部。译成之稿,由这几位学者审查,并一一为作长序及著者略传,然后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选。诗歌一类,不易翻译,只可从缓。
     (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前天看见一部侦探小说《圆室案》中,写一位侦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这位侦探穿的是不是康桥大学的广袖制服!这样译书,不如不译。又如林琴南把莎士比亚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莎士比亚的大罪人,罪在《圆室案》译者之上。


只译名家名著,这是对于陈独秀推崇西洋文豪的一个落实,也是《新青年》翻译与晚清翻译划清界线的一个标志。五四翻译的另一个标志——用白话文翻译——则主要是胡适的功劳。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的翻译尚且用文言,刘半农开始也主要用文言翻译。至于说到胡适设想在全国统一拟定名家名著篇目进行翻译,则是《新青年》没有能力做到的。胡适后来果真有了这样一个机会。1930年,胡适受聘担任中华教育基金会所属编译委员会委员,主持编译工作。胡适籍此实现自己《新青年》时期的计划,他详细拟定了名家名著的名单,并邀请全国最好的专家翻译,可惜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让这个计划搁浅。


胡适不但进行理论倡导,同时也付诸于实际行动。他本人致力于西洋文学各种文体的翻译引进,试图为中国文学现代文类的建立奠定基础。


胡适很重视短篇小说。从《最后一课》(1912年译,刊于1915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柏林之围》(1914年11月《甲寅》),到“短篇小说第一名手”莫泊桑的《二渔夫》(《新青年》三卷一号),都旨在提倡短篇小说这一新的文体。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大专门发表了一次有关短篇小说的讲座。演讲稿后经修订,刊于《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开头便说;“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得‘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他以自己翻译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二渔夫》等小说为例,详细介绍西洋短篇小说的定义及特征。1919年10月,亚东图书馆结集出版了上述短篇小说,计十种。在“译者自序”中,胡适并没有把翻译介绍短篇小说之功完全归结到自己,而是提到了1909年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和1917年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不过,这两本书都是文言翻译,白话翻译西洋短篇小说主要是胡适的功劳[8]。胡适在“译者自序”中提到了自己提倡短篇小说的用心,并欣喜地看到这一、两年来,国内文坛对此已渐有认识:“近一两年来,国内渐渐有人能赏识短篇小说的好处,渐渐有人能自己著作颇有价值的短篇小说,那些“某生,某处人,美丰姿……”的小说渐渐不大看见了。这是文学界极乐观的一种现象。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个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惭愧惭愧。”[9]胡适的《短篇小说一集》特意收录了他的《论短篇小说》一文,胡适希望它“也许可能帮助读短篇小说的人领会短篇小说究竟是一件什么东西。” 


上图为《最后一课》,下图为《二渔夫》


短篇小说之外,胡适同时译白话诗。就在刊载《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四卷三号,胡适同时发表了译自苏格兰女诗人安妮·林赛(Anne Lindsay)夫人的诗歌《老洛伯》。诗前有“序”曰:“此诗向推为世界情诗之最哀者。全篇作村妇口气,语语率真,此当日之白话诗也。”《序》中谈到,十八世纪英国古典主义诗歌古雅无生气,北方的苏格兰诗人以地方俚语做白话诗,引发整个英格兰的文学革命。胡适的意图正在于此,试图以白话诗进行文学革命,翻译西诗是为中国白话诗的创作提供参考。胡适对于译诗很重视,将译诗收进自己的创作《尝试集》中。《关不住了》系胡适1919年2月26日译自美国莎拉·提丝黛尔(Sara Teasdale)的 “Over the Roofs”,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甚至将这首译诗称为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


胡适也译戏剧,最著名的自然是和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的《娜拉》,发表于《新青年》四卷六号“易卜生专号”上。《娜拉》文前“编辑者识”有云:“《娜拉》三幕,首两幕为罗家伦君所译,略经编辑修正。第三幕经胡适君重为迻译。胡君并允于暑假内再将第一二幕重译,印成单行本,以慰海内读者。”看来,罗家伦译本不太令人满意,第三幕由胡适完全重新译过,而头两幕也经过了编辑者的修正。编辑并且承诺,胡适会重译前两幕,出版单行本。胡适大概太忙,后来并没有重译《娜拉》前两幕,不过这事却由与罗家伦同为北大学生的潘家洵代劳了。潘家洵重译了《娜拉》,再加上《群鬼》、《国民公敌》,编为《易卜生集》,由胡适校对,商务印书馆出版(1921年10月)。比较潘家洵和《新青年》上“易卜生号”的《娜拉》译本,我们发现,潘家洵译本的第三幕保留了胡适译文,几乎一字未易,只是对前两幕进行了重译。由此可见,潘家洵的确在接续胡适的工作,而胡适慷慨地把自己的著作权奉送给了潘家洵。潘家洵译本后来成为易卜生权威译本,读者大概没想到,其中第三幕是“抄袭”胡适的。需要提到的是,胡适自己身体力行尝试创作独幕剧,其成果便是刊于《新青年》六卷三号上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当然,它与胡适的新诗一样,都是尝试,并不成熟。不过,正如胡适所言:“自古成功在尝试”。


迄今为止,我们都在从文体建设的角度讨论胡适的翻译。这里,我们需要稍稍提及另一个方面,即胡适并非仅仅重视形式而忽视思想在变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的四卷一号上,胡适发表了一篇《归国杂感》,其中谈到了国内翻译市场的落后状况:“我又去调查现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书籍。看来看去,都是些什么萧士比亚的《威匿思商》,《麦克白传》,阿狄生的《文报选录》,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师》,欧文的《见闻杂记》,……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内中有几部十九世纪的书,也不过是欧文,迭更司,司各脱,麦考来几个人的书,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国内翻译的多是外国十七、十八世纪的书籍,胡适所担心的是,国内无从了解欧美的新思潮。故此,胡适在翻译西洋文学方面,除了“名家名作”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要求,即求新,希望翻译能够输入现代欧美思潮。他强调:“我们学西洋文字,不单是要认得几个洋字,会说儿句洋话,我们的目的在于输入西洋的学术思想”。在《新青年》六卷三号(1919年3月15日)的“通信”栏中,胡适在答复读者有关输入西洋戏剧问题的时候强调:“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专号’便知道我们注意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在这里,胡适更加明确地专门提到输入“思想”,并且认为这是翻译戏剧的主要宗旨。


图为易卜生


那么,胡适要引入的西洋思想主要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看一看胡适在文中提到的易卜生。在《新青年》四卷六号“易卜生专号”上,胡适发表了一篇点题之作《易卜生主义》。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指出:易卜生旨暴露家庭和社会的黑暗,却不肯轻易开药方: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


所谓“救出你自己”,也即个性主义,就是胡适所看中的西洋思想。这种着眼于个人权利的思想,与陈独秀着眼于思想、政治及至国家的思想,其出发点是不太一致的。


至于胡适大力翻译提倡的杜威的实验主义,则主要是一种方法。用胡适的话来说,是“历史的”和“实验的”方法。故此,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谈到,陈独秀将五四新思潮概括为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正确的,但还嫌笼统,他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那就是“评判的态度”。[10]


(三)


周氏兄弟的出场,对于《新青年》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周作人发表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章,为五四新文学提供了理论纲领 。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首次显示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周氏兄弟在《新青年》上的翻译工作,却不太为人所注意。


周氏兄弟


周作人自在四卷一号《新青年》上发表《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之后,几乎每期《新青年》上都有文章发表,有时甚至在一期上同时发表好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是译作。鲁迅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四卷一号上的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主要发表小说和杂文。鲁迅在《新青年》的首篇翻译,是连载于七卷一号至七卷五号上的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此后不断有译作发表,一直坚持到《新青年》终刊。


巧合的是,鲁迅首次发表译作的《新青年》七卷一号,是后期《新青年》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个时候起,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日益公开化。结果是,胡适逐渐淡出《新青年》,周氏兄弟的时代开始。特别从翻译的角度看,周氏兄弟——主要是周作人——取代了胡适在《新青年》的主导地位。


《新青年》反对旧道德、旧文化,导致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反对者之一,便是《新青年》批判的晚清翻译家林纾。据陈独秀:“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他恼羞成怒,听说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11]在这种情形下,北大提前合并文理两科,废除学长制,陈独秀在北大失去了位置。离开了北大的陈独秀,在政治上更加激进。1919年6月,陈独秀因在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直到9月才出狱。《新青年》是月刊,六卷五号出版于1919年5月,是李大钊轮编的“马克思主义专号”。陈独秀的被捕,使得《新青年》的出版延误了六个月,直到该年11月六卷六号才面世。陈独秀出狱后,决定把《新青年》带回上海。胡适反对,周氏兄弟却表示支持。《新青年》七卷一号发表了“本志宣言”,表明同人的共同态度。然而,发布“宣言”只是为了弥合分歧,最后的分裂仍然势在难免。


陈独秀回到上海是1920年2月,因此,1920年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四号应该是他在上海编的第一期《新青年》。《新青年》回上海后,走向政治化和“左”倾。《新青年》七卷六号成了一个庞大的“劳动节专号”,反映中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新青年》八卷一号,陈独秀更是首篇发表《谈政治》与《对于时局的我见》,公开竖起了“谈政治”的旗帜。自从《新青年》南下上海的七卷四号起,胡适的文章便在《新青年》上基本消失了。[12]与此同时,《新青年》其他北京同人的文章也少了,只有周氏兄弟坚持为《新青年》撰文。陈独秀后来在给周氏兄弟的信中说,“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你两位。”[13]周氏兄弟的文章较原来反而更多了,常常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新青年》上。鲁迅为《新青年》翻译也始于此时。后期《新青年》的政治色彩愈来愈重,学术和文学色彩减弱,和原来的《新青年》已经大不一样,惟有周氏兄弟的文章继续延续着《新青年》的品味。


就《新青年》的翻译而言,如果说陈独秀首开风气,胡适建立了白话文学翻译的主体,那么周氏兄弟则较胡适又进了一步。他们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侧重于弱小民族文学和俄国文学,在方法上倡导“直译”,这些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新文学翻译的主流。


从翻译对象来看,胡适开始翻译《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二渔夫》等作品主要限于爱国主义,延续了晚清以来的翻译主题;后来翻译易卜生的《娜娜》等作品,则显示出五四个性主义。周氏兄弟则早已摆脱了从陈独秀到胡适的“名家名著”视野,将翻译的眼光投向了“弱小民族”、俄国文学以及日本文学等。


周氏兄弟对于“弱小民族”和俄国文学的选择,并非始于《新青年》,而是早在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时候就开始了。据周作人回忆,“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14]1909年《域外小说集》出版后,销路很差。鲁迅很受刺激,从此罢手。周作人却还在坚持。自此至1917年,周作人又完成了二十一篇小说翻译,后一并收入1921年再版的《域外小说集》中。1921年版《域外小说集》共计收录14个作家24种小说,其中弱小民族计有五个作家十一篇小说。我们知道,晚清以来的中国对外国文学翻译,以英、法作品为大宗,占据前两位,远超出其它国家。俄国文学的翻译较少。陈平原在统计了1899-1916年各国小说翻译的数字后,感叹“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新小说’家对俄国小说的漠视。”东北欧等弱小民族文学,则更少有人提及。周氏兄弟将视野转向弱小民族及俄国文学,显示出超前的眼光。周氏兄弟为什么有如此独特的选择呢?鲁迅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也曾有过解释,“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里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15] 至于并不是弱小民族的俄国何以也被包括进来,周作人解释,“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迫压,所以也就归在一起了。”[16]鲁迅后来的解释更加明确:“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17]自然,这种阶级论的视野已经是后来的追述了。


粗略统计,自四卷一号(1918年正月15日)至九卷四号(1921年8月1日)三年多时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译发表了“弱小民族”文学十六种,计有:(希腊)《古诗今译》、Argyris Ephtaliotis的《扬拉奴温复仇的故事》和《扬尼思老爹和他骗子的故事》,(瑞典)斯特林堡的《不自然淘汰》和《改革》,(波兰)显克微支的《酋长》、《愿你有福了》、《世界的霉》,Stefan Xeromski的《诱惑》和《黄昏》,(丹麦)安徒生的(H.C.Anderscn)的《买火柴的女儿》,(南非)O.Scheriner的《沙漠间的三个梦》,(犹太)斯宾奇的《被幸福忘却的人们》,(亚美尼亚)阿伽洛年的《一滴的牛乳》,(西班牙)伊巴湼支的《颠狗病》,(捷克等)《杂译诗二十三首》。翻译发表了俄国文学八种,计有:Sologub《童子Lin之奇迹〉、库普林《皇帝之公园》、托尔斯泰的《空大鼓》、A.Tshekhov《可爱的人》,L.Andrejev的《齿痛》、V.Dantshenko的《摩诃末的家族》、A. Kuprin的《晚间的来客》、柯罗连珂的《玛加尔的梦》。鲁迅在《新青年》上翻译了两篇俄国文学作品:阿尔支拔绥的《幸福》和埃罗先珂的《狭的笼》。


周氏兄弟《新青年》上翻译“弱小民族”和俄国作家作品,与此前的《域外小说集》具有明显的承续性。两处有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甚至有一部作品文言与白话两个版本。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翻译了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在《新青年》则翻译了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翻译了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斯的《老泰诺思》、《秘密之爱》和《同命》,在《新青年》上则翻译了Argyris Ephtaliotis的《扬拉奴温复仇的故事》和《扬尼思老爹和他骗子的故事》。一者署蔼夫达利阿谛斯,一者署Argyris Ephtaliotis,事实上是同一个人。同理,《域外小说集》上俄国的梭罗古勃,也就是《新青年》上的Sologub。周氏兄弟前期译音,后来倾向于不译外国人名,因此造成这种情况[18]。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上用文言翻译了显克微支的《酋长》,后又用白话重新翻译这部小说,发表于《新青年》上。


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周氏兄弟翻译介绍俄国文学,意义格外不同。周作人在《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中开头便说:“近来时常说起‘俄祸’。倘使世间真有‘俄祸’,可就是俄国思想,如俄国舞蹈,俄国文学皆是。我想此种思想,却正是世界最美丽最要紧的思想。”(《新青年》四卷一号)周作人还曾在《新青年》六卷四、五号上连载刊登Angelo S. Rappoport原著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讨论俄国的革命哲学家,讨论马克思和巴枯宁。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后期,俄罗斯研究的篇幅不断增加,八卷二号至八卷六号,居然有连续五期的“俄罗斯研究”专题。此外,还有大量的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唯物史观方面的文章,周氏兄弟的俄苏文学翻译,夹杂于其间。


如果说,在谈到翻译《域外小说集》动机的时候,周氏兄弟尚用“排满”“革命”等术语进行表达,那么在《新青年》上,他们则开始以“写实”、“为人生”、“血与泪”等术语谈论翻译作品。周作人在翻译托尔斯泰《空大鼓》的“附记”中,称“他的艺术是写实派,是人生的艺术”(《新青年》五卷五号)。鲁迅在翻译埃罗先珂的《狭的笼》文后的“译者记”中,称这篇文章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新青年》九卷四号)。这些术语,后来正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标志性语言。


周氏兄弟在《新青年》上的翻译,与《域外小说集》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日本文学翻译。《域外小说集》没有收录任何日本文学作品,而在《新青年》上,周氏兄弟的日本文学翻译篇幅颇不少。周作人翻译了四种日本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千家元磨的《深夜的喇叭》、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和《杂译日本诗三十首》。另外还有杂文,如谢野晶子《贞操论》、武者小路实笃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等。鲁迅在《新青年》翻译两种日本文学,分别为: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和菊池宽的《三浦右衙门的最后》。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从七卷一号一直连载到七卷五号,引人注目。


晚清以来,日本文学的翻译从数量上来说并不算少。据陈平原统计,日本文学位居第三,仅居英法之后。不过,晚清以来所翻译介绍的多是日本明治初期的政治小说,如《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等。而新近日本坪内逍遥以来的“新文学的运动”[19],却没有引起国人注意。《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才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周作人最感兴趣的,是“几乎成为了文坛的中心”的日本白桦派。白桦派以武者小路实笃主持《白桦》而得名,以新村主义而知名。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的说法,多少受到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那个时候,鲁迅对于新村也很有兴趣。周作人首先在《新青年》上介绍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引起鲁迅注意,鲁迅读了以后,“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因此才开始着手翻译这篇小说。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演讲《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首次系统地向国人介绍日本新文学。此文后来发表于《新青年》五卷一号上。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提出,日本人善于“创造的模拟”,而中国人却“不肯模仿不会模仿”。这就涉及到了翻译的问题。周作人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的翻译“却除一二种摘译的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托尔斯泰的《心狱》外,别无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斯还多,接下去便是高能达利、哈葛得、白髭得、无名氏诸作了。这宗著作,果然没有什么可模仿,也决没人去模仿他,因为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他;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他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正与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周作人将中国比附日本,认为晚清改革运动,正如日本明治初年一样,都是政治小说阶段,现在中国须向日本学习,学会模仿,才会创造出真正的新文学。五四以后的新文坛大量翻译日本文学,正是由这一理路出发的,周氏兄弟在《新青年》上的译介可谓首创之功。
在翻译对象上,周氏兄弟较之于胡适还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翻译引进现代主义作品。早在《域外小说集》中,鲁迅就翻译过安特来夫的《谩》与《默》,并在“著者事略”中介绍安特来夫,“其著作多属象征”,“象征神秘之文,意义每昭明,唯凭读者主观,引起或一印象,自为解释而已。”[20] 在《新青年》八卷四号上,鲁迅翻译了阿尔支拔绥的《幸福》。在文后的作家介绍中,鲁迅一方面说,“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另一方面又说:“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周作人首次登上《新青年》,就是介绍现代主义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奇。他在文中认为:陀氏“专写下等人的灵魂”,其价值正在于他的“现代性”。陀氏受过狄更斯的影响,然而,“迭更斯在今日已经极旧式,陀氏却终是现代的。”这是中国第一篇对于陀思妥也夫斯奇的介绍,既详尽又准确,殊不容易。周作人喜欢梭罗古勃,在《域外小说集》中译过多种他的作品,在《新青年》还继续译他的小说。他在《新青年》4卷3号发表梭罗古勃的《童子Lin之奇迹》,并在“译记”中介绍说:“Sologub以‘死之赞美者’见称于世。书中主人实唯‘死’之一物,然非丑恶可怖之死,而为庄严美大白衣之母;盖以人生之可畏甚于死,而死能救人于人生也。”周作人也欣赏鲁迅所喜欢的安特来夫,他在《新青年》上翻译过安特来夫的《齿痛》,并在“后记”中说明:“他的著作据我所知译成汉文的,只有《域外小说集》里的《默》与《谩》,《欧美短篇小说丛刊》里的《红笑》。此外重要著作,全未译出,我译这篇,也还是第一次……”他评价安特来夫:“Andrejev大概被人称为神秘派,或颓废派的作家,但带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的色彩,这是俄国性,与别国不同的。”


在1920年出版的《新青年》时期的译文编集《点滴》的“序”中,周作人提到,《点滴》“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易卜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但这些并非同派的小说中间,却有一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精神。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如托尔斯泰的博爱与无抵抗,固然是人道主义;如梭罗古勃的死之赞美,也不能不说他是人道主义。”[21]周作人用人道主义来概括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西方现代主义正是人道主义破产的产物。不过,在周作人撰写此文的1918年,西方现代主义尚未完全展开,五四将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统一于人道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鲁迅对于安特来夫“使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评价,也才能理解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创作。中国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传统,也正是从周氏兄弟这里开始的。


(四)


很少有人在谈到《新青年》的时候,提及茅盾。因为茅盾的主要发表阵地,前有他在商务编辑的《学生杂志》,后有他主编的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并不在《新青年》。本文却以为,在检讨了周氏兄弟的翻译贡献之后,有必要提到茅盾。茅盾在《新青年》的时间并不长,却具有重要意义。


图为茅盾


在陈独秀把《新青年》南迁上海以后,茅盾才加入《新青年》。他只赶上《新青年》的尾声,不过恰恰是《新青年》的激进左倾时期。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陈独秀到上海后,《新青年》同人分裂,在北京只有周氏兄弟继续写稿。陈独秀于是在上海发展了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左”倾青年作为《新青年》的中坚,茅盾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新青年》的。据茅盾回忆:“大概是一九二0年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22]。他还提到:“那时候,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不给《新青年》写稿,所以写稿的责任便落在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身上,他们也拉我写稿。当时我们给《新青年》写稿都不取报酬。”[23]在1920年12月10日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等人信中,也有“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的说法[24]。


在陈独秀南下上海以后的《新青年》上,翻译主要由周氏兄弟承担,茅盾进入《新青年》后也主要从事译介工作,壮大了周氏兄弟的阵营。茅盾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在译介上与他们思路一致,相互配合。茅盾的文章常常与周氏兄弟的文章并列登在《新青年》上。《新青年〉八卷二号上,周作人翻译发表了柯罗连珂《玛加尔的梦》,茅盾翻译发表了罗素的《游俄散记》。《新青年》九卷三号上,鲁迅翻译发表了日本菊池宽的《三浦右衙门的最后》,茅盾翻译发表了《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新青年》九卷四号上,鲁迅翻译了埃罗先珂的《狭的笼》,茅盾翻译发表了挪威包以尔(J.Bojer)的《一队骑马的人》。《新青年》九卷五号上,周作人翻译发表了西班牙伊巴湼支的《颠狗病》,茅盾翻译发表了爱尔兰葛雷古夫人戏剧《海青赫佛》。在此我们看到,茅盾关注匈牙利、挪威、爱尔兰等弱小民族“为人生”的文学,关注苏俄,与周氏兄弟路径一致。


茅盾的价值在于日后延续和光大了周氏兄弟的翻译传统。作为二十年代初新文学很具有影响的人物,茅盾是《新青年》与二十年代新文学之间的纽带。从1921年1月开始,茅盾主持改革《小说月报》,该刊从此成为以“为人生”为主旨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刊。茅盾主持的《小说月报》,沿袭了《新青年》后期的风格,以大量篇幅翻译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俄国文学及日本文学等。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第一期(12卷1号)的“译丛”翻译发表了俄国郭克里的《疯人日记》、日本加藤武雄《乡愁》、俄国托尔斯泰的《熊猎》、波兰高米里克基的《农夫》、爱尔兰夏芝的《忍心》、挪威易卜生的《新结构的一对》、俄国安得列夫的《邻人之爱》及“杂译泰戈尔诗”。弱小民族四篇,俄国三篇,日本一篇,这个翻译构成基本上是《新青年》翻译的延续。茅盾在主编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时候,一共编辑了两个专号,正是“被损害民族的文学”(12卷10号)和“俄国文学研究”专号(12卷号外)。自然,周作人和鲁迅也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译介,支持茅盾。周作人在12卷1期《小说月报》改革号上,即贡献了首篇论文《圣书与中国文学》和一篇翻译:日本加藤武雄的《乡愁》。鲁迅也在《小说月报》第12卷7-9号上连载译作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


茅盾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与周氏兄弟,特别是周作人,联系紧密,体现了《新青年》与《小说月报》的承接关系。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提到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时候说:“周作人论文提出的意见,只代表他一个人;我与大多数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并不赞成,不过他是‘名教授’,所以把此文排在前面。”这显然只是茅盾晚年写作回忆录时的后见之明,大概是担心被周作人后来的名声所累。事实上,周作人当时是五四的理论家与翻译家,地位颇高,无论是文学研究会还是《小说月报》,都在竭力寻求周作人的支持。茅盾对于周作人相当恭敬,不但一再请求周作人予以稿件支持,而且就《小说月报》的编辑安排诸方面问题进行请教。只要看一看当时茅盾致周作人的信,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在茅盾主持《小说月报》这段时间,他与周作人的通信,多是在请示翻译稿件等方面的问题。在1921年1月7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茅盾得知周作人有病在身,很着急,因为“二号《小说月报》少了先生的一篇《日本的诗》,真是我们和读者的大不幸”,而三号《小说月报》“俄国文学专号里若没有先生的文,那真是不得了的事。”为此,茅盾甚至决定把“俄国文学专号”后移。[25]在1921年7月20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茅盾向周作人详细汇报有关于这一年十月《小说月报》拟出“被压迫民族文学号”的事情,可见茅盾 对于周作人依赖之深,请教之详,从此可见一斑。此处并不想辨正茅盾晚年回忆的正误,而主要想证实,茅盾在主持《小说月报》期间与周氏兄弟——特别是周作人——的关系之深,[26]证实《小说月报》的翻译,是周氏兄弟及茅盾在《新青年》翻译的延续。当然,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茅盾与周氏兄弟都意见相同。在对于现代主义的态度上,茅盾与周氏兄弟就不太一样。茅盾担心,安得列夫和阿尔志跋绥夫的黑暗思想会对社会有负面作用,而这两个作家都是周氏兄弟所喜爱的。


注释:

[1]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37页。

[2]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43-55页。

[3]1916年2月3日,胡适致陈独秀信,《胡适全集》第23卷“书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95页。

[4]1916年8月13日陈独秀致胡适信,《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第183页。

[5]1916年2月3日,胡适致陈独秀信,《胡适全集》第23卷“书信”,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95页。

[6]从《新青年》四卷一号(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发行)胡适答复钱玄同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对于苏曼殊的小说是很看不上的:“先生屡称苏曼珠所著小说,吾在上海时,特取而细读之,实不能知其好处。”胡适将陈独秀作序的《绛纱记》称为“兽性的肉欲”,将《焚剑记》斥为“一篇胡说”。

[7]Goncourt兄弟,龚古尔兄弟;Maupassant,莫泊桑;Toistoi,托尔斯泰;Turgeneu,屠格涅夫,引者注。

[8]胡适的《短篇小说一集》中也包括几篇文言译本。

[9]胡适《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全集》第42卷“译文”,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299-300页。

[10]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七卷一号。

[11]陈独秀《林纾的留声机器》,1919年3月30日《每周评论》第15号。

[12]胡适文章在《新青年》的再次出现,已经到九卷二号《诗三首》和九卷三号的《国语文法的研究法》,《新青年》九卷六号上也出现过胡适的诗《平民学校歌》、《希望》。另外,《新青年》九卷四号还出现过刘半农的译诗《夏天的黎明》(Wilfrid Wilson Gibson原作)。这些原先《新青年》干将的作品,后来已经成为了一种点缀。

[13]陈独秀《致鲁迅,周作人》,《陈独秀书信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页。

[14]周作人《知堂回忆录·弱小民族文学》,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399页。

[15]有关于为什么选择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品翻译,周作人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据《知堂回忆录·翻译小说》,周氏兄弟在日本合译的第一部中长篇小说是《红星佚史》,顺利出版。第二部中长篇小说是大托尔斯泰的《劲草》,十多万字,却遭遇失败,原因是别人已经译出付印。再翻译的时候,周氏兄弟再选择上就接受了教训,“这回的译稿卖不出去,只好重新来译,这一回却稍为改变方针,便是去找些冷僻的材料来,这样就不至于有人这重译了。恰巧在书店里买到一册殖民地版的小说,是匈牙利育凯所著,此人用革命家,也是有名的文人,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擅长历史小说,他的英译著作我们也自搜藏,但为译书买钱计,这一种却很适宜。”

[16]周作人《知堂回忆录·弱小民族文学》,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399页。

[17]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页。

[18]《域外小说集》翻译人地名的原则是音译,“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指戾时人,迻徙具足耳。”(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到了《新青年》则变成了不译,“外国字有两不译:一,人名地名;二特别名词。”(周作人)《(古诗今译Apologia》)。

[19]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44页。

[20]《域外小说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75页。

[21]周作人《〈点滴〉·序》,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234页。

[2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89页。

[2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97页。

[24]《胡适来住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页。

[25]《致周作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47页。

[26]茅盾对于鲁迅的尊敬,应该在周作人之下,他常常只是在给周作人的信顺及鲁迅。茅盾在回忆中贬低周作人,抬高鲁迅,比如强调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经鲁迅过目的,这些都与周氏兄弟在日后的不同命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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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责编:王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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