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古远清 ：新世纪台湾的回忆录写作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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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台湾的回忆录写作潮

古远清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4年第5期

作者简介：古远清，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摘要]近20年，中国大陆台港学者努力探索中国近现代史真相，解读战争现象的多元性，其中王鼎钧的四部回忆录是一所独家博物馆；齐邦媛的《巨流河》是见证海峡两岸历史的巨构，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史；龙应台以生命名义书写历史，写出两岸作家没认识过的1949，但是人们对这些作品仍有争议。

[关键词]回忆录、台湾、新世纪

台湾新世纪文学的一大亮点是回忆录的写作。这个议题于2009年开始被热议，首先是由《中国时报》主笔林博文点题，当年5月出版《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继之由吴锦勋采访撰写的《台湾，请听我说——压抑的、裂变的、再生的六十年》、成汤口述、成英姝编辑整理的《我曾是流亡学生》相继问世，另有《文讯》杂志社于7—8月策划的专题《回顾关键年代——1949文化事件簿》。后来，随着龙应台处理两岸一甲子风云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作品走红，便掀起回忆录写作潮，齐邦媛、亮轩、蔡文甫的自传及王鼎钧《文学江湖》相继推出，标志着作为散文之一种的回忆录在当前创作界的重要影响力，同时也使得多年沉寂的具有某种报导功能的回忆录列入畅销书的排行榜。

作为一种“蓝色”的叙事资源，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这类作品在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及扫除悲观失望的疑云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这些作品和其他反共文学一样，有鲜明的文宣色彩，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深陷公式化、脸谱化泥淖，因而很快被读者厌倦和遗忘。在进入本土化的90年代，这种作品更遭到解构性反思与批判。可是到了新世纪国民党再度执政时，当局为纪念撤退去台60周年，迎接所谓“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这些回忆录及时适应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特殊政治需求。回忆录在时代精神内涵的铸造、艺术性追求与探索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给台湾文学创作带来冲击力及反思历史的启示，这也正是新世纪探讨这些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巨流河》：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巨史

齐邦媛（1924—），辽宁省铁岭县人，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去台，先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助教，次年结婚后迁台中，先后在台中一中、中兴大学等校任教。1967年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翌年去印地安那大学做研究，1969年返台，后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于1989年退休。编有《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台北：书评书目社，1976年）、英译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上、下册，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台北：尔雅出版社，1982年）。著有《千年之泪——当代台湾小说论集》（台北：尔雅出版社，1990年）、《雾渐渐散的时候——台湾文学五十年》（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巨流河》（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9年）。并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小说卷》（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等数种。

“巨流河”是清代辽河之称，中国七大江河之一，是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巨流河和哑口海成了齐邦媛回忆苦难的东北及宝岛历史乃至全中国沧桑的一种意象。还在6岁时，齐邦媛便跟着母亲离开故乡东北，后又随家人从南京到北平，跟着撤退的路线漂流到西南。发生在巨流河的那场战争如今已进入历史，照片里那神采奕奕浑身散发出豪气的战士也已长眠地下。对这种人事变迁，齐邦媛一直魂牵梦萦。1947年，她应聘去台湾大学担任助教时才20出头，从此无故居可寻，又一次离乡背井漂流。就在反贪腐和“去日本化”、“再中国化”背景下，开始了一位外省知识分子的新生活。作为日本投降后最早迁居宝岛的大陆文人齐邦媛，她所创作的《巨流河》，以个人成长经验反映时代变迁，是一部史诗性作品。书中所讲述的是一个家庭的遭遇，却将重大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焊接起来。全书反映了两代中国人所遭遇的巨大苦难和悲伤，描写得最动人心魄的是在8年抗战中，尽管有数百万人殉国，有数千万人无家可归，但有众多的民族脊梁在奋起抵抗外来侵略。

在写完大陆经历后，齐邦媛将笔锋转向台湾。作为移民的齐邦媛，对自己的第二故乡仍有深厚情感。在还没有“大声讲出爱台湾”的本土思潮出现前，齐邦媛就开始翻译包含本土的作家作品，把台湾文学推向世界。齐邦媛交往的人的意识形态各不相同，其中有反中国的本土派，但齐邦媛以文学化解彼此的政治裂痕，只要是好作品，不管是哪一派她都为之鼓吹。这种超越政治的宽容，来自于齐邦媛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在她看来，不管是具有中国意识还是台湾意识的人，他们心灵深处何尝没有一条难以逾越的巨流河？齐邦媛没有以外省人自居，而是以台湾新主人自许。对非大陆迁台作家写的作品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李乔的《寒夜》，她都投以注目礼，向广大读者推荐。

《巨流河》之所以成为见证海峡两岸历史的巨构，成为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巨史，与该书刻画的“四种‘洁净’典型”[1]分不开。作者浓墨重彩写了一生载沉载浮的国民党元老齐世英。他爱国爱乡，当南京大屠杀后齐世英在长江边与家人重逢时，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地。他说：我们真的是家破国亡了。”[2]后来他因干预政治而被政治所干预：为反对增加电费以筹军饷的做法开罪于蒋介石，竟被开除党籍；不甘心失败的齐世英，又参加《自由中国》杂志社组建新党的活动，差点在牢房里度过一生。齐世英反抗当局，源出于东北人的傲骨。无论是东三省还是所谓“自由中国”台湾，不管环境如何险恶，在儿女眼中他始终视死如归，给人镇静、温和与洁净的印象。

 和齐世英不同，张大飞在书中则是抗日英雄，他父亲曾任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可他心在曹营心在汉，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人士被日寇在广场上浇油漆焚烧致死。原名张乃昌的张大飞，继承父亲的遗志，在和日本人空战中壮烈牺牲。这位勇猛像张飞的张大飞，虽然行事短暂，好比昙花一现，但他是在黑暗里开放的艳丽花朵：“在战火燎烧、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抱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一位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少年齐邦媛与这位英雄的接触和教诲，使她永远不忘记自己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朱光潜是齐邦媛人生路上又一导师。原先在武汉大学读哲学系的齐邦媛，朱光潜教她转学外文系，从此齐邦媛与外文尤其是与文学结缘。《巨流河》写抗战中朱光潜没唱《义勇军进行曲》，而是教齐邦媛及同学们如何欣赏雪莱、济慈的诗。有一次，朱光潜在讲华兹华斯的长诗时，突然哽咽不能自已，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3]乍看起来，朱光潜“静穆”，但这静穆何尝不是对掠夺、烧杀的抗议？朱光潜常遭他人误解，而齐邦媛却不认为老师不食人间烟火，这正是《巨流河》的不同平常处。

“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的钱穆，也是齐邦媛的忘年交。她经常到钱府——台北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后面的一座小山坡上，亲炙这位国学大师，在聊天的同时向其请教。在漫不经心地谈人生、谈文坛的对话中，从钱穆毛笔工整细密的手稿里，齐邦媛学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宽容与温熙等为人处事的道理，懂得了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宰制学术思想的狰狞面貌。遗憾的是，这位一代大儒在1990年夏天，被陈水扁等人扫地出门。这种不尊重学术，不尊重中国文化的景况，使深爱中华文化的齐邦媛“为台湾悲。”“去中国化”的风将台湾的族群撕裂，但无论碰到什么情况，“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4]“素书楼”可毁但中国文化不可灭，这就是齐邦媛从钱穆的遭遇中学到的人生哲理。

齐邦媛

《巨流河》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情感细腻，笔力邃密通透。作者写到重大事件时，常常压抑自己的情感，不让它过度渲泄出来，像写“国立编译馆”编书风波，张弛有致，情绪控制得恰到好处，给读者留下咀嚼的余地。写到两岸文学交流时，作者称“海水平静澄蓝，天上的云也舒展自在。”[5]文字是如此从容。作者虽不是诗人，但字里行间有浓郁的诗味，如“海景美得令我叹息，恨不得把这月光打包带回去！这月亮，一百年前清清楚楚地见证了台湾的割让。”[6]《巨流河》记录的是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故事，正如该书封底所说：这是——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庭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不足之处是，该书不少地方对祖国大陆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如认为那边“人民生活之艰苦悲惨仍是举世皆知的……几成人间地狱”，[7]台湾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向，[8]这未免过于自信。

王鼎钧回忆录：浓缩了的中国现代史

王鼎钧（1925—），山东临沂人，1949年5月到台湾。历任中国广播公司编审、中国电视公司编审组长、《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现居美国。出版《情人眼》、《碎琉璃》、《左心房漩涡》、《王鼎钧散文》多种，《王鼎钧回忆录》4种。

在近年台湾出版回忆录的热潮中，已引起轰动效应的是齐邦媛的《巨流河》，而王鼎钧历时17年揉字成云、铺字为霞的《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9]是血注其中、神驻其上、魄铸其间的回忆录四部曲，艺术魅力并不亚于《巨流河》，其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力量还有待挖掘。

在近年台湾出版回忆录的热潮中，已引起轰动效应的是齐邦媛的《巨流河》，而王鼎钧历时17年揉字成云、铺字为霞的《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9]是血注其中、神驻其上、魄铸其间的回忆录四部曲，艺术魅力并不亚于《巨流河》，其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力量还有待挖掘。

 一生被战争放逐以至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10]的王鼎钧，先后经历七个国家，看五种文化、三种制度。他写的回忆录，从祖国大陆一直追综到台湾，其中《昨天的云》记述他在山东苍山家乡混沌未凿、牙牙学语的幼年時期，使人看到这位学贯中西的作家，其源出自兰陵；《怒目少年》着墨抗战时的流亡学生经历，记述由1933年他前往抗战后方起，到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为止，是用他独有的“摄影机”对中国社会所做的录像和见证；《关山夺路》写内战遭遇，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血流成河的的战争年代；《文学江湖》则是遭遇极为诡杂、碰撞力比任何时期都大，因而是最难下笔的一部。鉴于30年的宝岛生活最有意义的是文学生涯，故这部书只谈文事少及其他。

许多人写自传，是为自己树碑立传，可读者对这种大谈“过五关，斩六将”的所谓英雄经历的作品并不买账。他们之所以对所谓“记忆文学”失去兴趣，是因为这类作品水分太多，与读者所关心的人事物之间有很大差距。王鼎钧的四部回忆录与一般意义上的自传不同：不是表扬自己，而是解剖自己；不是要把回忆录做成自己的功劳簿，而是要彰显时代的辙痕，写出时代的悲欢。他的作品固然不乏血泪、血泊、血腥、血战、血案，但读者能看到血泪所化成的明珠，看得见由鲜血所染成的杜鹃花。

国共内战是王鼎钧回忆录的主干部分。这类题材海峡两岸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有不同的立场观点，有不同的书写方法。大陆和台湾，均流行“长官出思想，作家出技术，群众出生活。”王鼎钧是一位独立特行的作家，他只想听从良心，服从天意，用超越党派的立场写出自己的经历，从南京失守、上海撤退窥见中国人生死流转的命运，从对照、危机、冲突的情节中写尽20世纪中国人的理想与破灭，以及国共两党斗争造成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王鼎钧所看到如云的历史是：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在“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11]的迂回以及在出世和入世的穿梭中，不属任何党派的王鼎钧却有着“半边人”的通达。他亲眼目睹了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耄耋之年仍身健笔健，苍天就是派他做历史的书记员，要他通过个人遭遇与社会的纠葛，从一代作家在战火围攻中成长的秘密去演说历史的沧桑，去写尽中国人的精神走向。他的回忆录不是个人的纪念册，而是他藏身在其中的一整片树林、一整面天空，它是那样切近历史与社会、时代与人物的原象，比一般的自传更具有文献价值。

王鼎钧指出，如果把同年出版的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海”字半边看成两只联结的“口”，那齐邦媛的《巨流河》与《文学江湖》的书名都有“水”与“口”。“水”代表“逝者如斯”，“口”象征“有话要说”。以风格而言，王鼎钧形容《巨流河》是“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是“欲休还说”，《大江大海》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12]之所以“欲休还说”，是为了作品有更多文献价值。这种文献价值，来源于它的真实性。回忆录最怕掺假，它与一般散文不同之处在于要求作品中的人名、地名以及历史事件要完全吻合历史真实，甚至连细节也不允许编造。王鼎钧书中的材料经过多次核对，王鼎钧写出来的都是真相，说出来的都是实话。叙事，他有客观上的真诚；议论，他有主观上的诚实。有一些事情没有叙述出来，有些话没有完全讲出来，那是剪裁的需要，而非存心欺骗读者。

作为传主历史真实记录的个人生活经验，是一种客观存在。回忆录不同于一般散文之处，还在于它纯属过去时态。因年代久远，动笔写回忆录时又年老体衰，这就容易造成失忆和误忆。为弥补这一不足，王鼎钧动用了笔记、剪报等资料，此外还上网和到图书馆穷搜，避免了从亲历到记忆中的真实，再到笔下物象情景的扭曲变形。叙中有议，述评结合的写法，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思考和评价。

王鼎钧跨越近80年历史时空的回忆录，是一所独家博物馆，是海峡两岸现当代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的活化石，其广场视野弥补了庙堂正史的缺陷。他的回忆录对民初的社会变迁、十年黄金发展时段、抗日战争、国共由合作到内战和台湾险象丛生的白色恐怖，都有原生态般的历史回忆和细节描述。《文学江湖》在真实地记录了传主个人的生活经过和文坛交游情况的同时，更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人的颠沛流离，家国之难和文人遭殃的情况。其中记录当年“警总”查禁书刊以及官方管制文艺界的情况，是人们研究戒严时期“文网”的重要参考资料。王鼎钧回忆录的深刻处还体现在它的预见性。《文学江湖》写到：在戒严还未解除时，有一次孙陵和王鼎钧路过某大学的蒋介石铜像旁时说：“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些玩艺儿都会变成废铜烂铁，论斤出售。”又有一天，他郑重地告诉王鼎钧：“不久以后，台湾话是国语，叫你的孩子好好说台湾话。”陈水扁执政后的新千年，孙陵这些预言已初步实现。和预见性相关的是该著的哲理性。《文学江湖》笔调平实，但某些地方深具“明珠不该是蚌的私财”、“每一层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你如何遇见他；每一层天堂上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你如何躲开他”一类的哲理性。再如作者用江湖命名文坛，显然有异于武林江湖、帮派江湖，但就复杂的派系明争暗斗和帮规甚严由此导致的恩怨情仇来说，与黑道江湖争当大佬则相差无几，王鼎钧由此感叹：“文学在江湖中。文学也是一个小江湖，缺少典雅高贵，没有名山象牙之塔，处处身不由己，而且危机四伏。”

王鼎钧

王鼎钧的回忆录不是小说，但许多地方像有趣的章回小说，有突兀峥嵘的想像，还有戏剧性情节。这不仅是文笔锻炼的结果，更和作者特殊经历有关。在台湾，有两位当过俘虏的作家：一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文晓村，二是“吃过保安司令蛋炒饭”的王鼎钧。被中共俘虏过的王鼎钧，到台湾后受到监控，这促使他把“我在黑社会的日子”一类的遭遇如实揭露出来。这本身就是历史，也是受伤的悲歌。

王鼎钧既写剧本，又写散文。王氏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讲究“弹性”，只要适合内容表达和作者风格的需要，尽可能放手写，哪怕打破了文体分类的条条框框也不要紧。他的四部回忆录，诗与史交汇，抒情色彩浓厚和意象繁复，难怪有人说他的文章“散文不像散文，回忆录不像回忆录。”其实，任何作家均不会按文体分类学进行写作。文类的互补，正像杂交的水果，不见得就不可口。[13]在如闻深海遗珠,如见乱山璞玉的生动性方面，《文学江湖》完全不逊于台湾的余光中和香港的董桥。

王鼎钧杰出的艺术本领是善于开掘，叙述达不到的效果，描写难以奏效的地方，王氏依靠不拘一格的文笔，把那最动人的镜头摄下来。他的笔墨不仅有谐趣，而且有理趣，其中蕴含着生活的哲理，是作者人生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它道出了洞识人生的学问和机智，显出广博姿肆而笔笔收放得体，惜墨如金，如王鼎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讲：“夜莺唱歌，怎能确定唱给谁听？山花盛开，怎能预期开给谁看。我写给一切人看，没设任何前提，我不选择读者，读者选择我。”[14]王氏的回忆录就这样常见神来之笔，妙语机锋，宁静与嬉戏，姿肆飘逸与凝重温厚融为一体，从而使现代回忆录的文体建设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让自己的作品尽可能给读者宽厚的温暖、清明的指引、心灵的盛宴，好似那浓浓的树荫

大江大海，还是残山剩水？

龙应台（1952—），湖南衡东县人，出生于台湾高雄县。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1975年9月赴美国公费留学，1978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后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英文系统任英文写作课教师。1983年8月返台，任中央大学英文系客座副教授。1984年3月开始投稿。1986年8月旅居瑞士。1988年5月举家迁联邦德国，加入该国国籍。历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台湾清华大学、香港大学教授。1999—2003年春为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为龙应台文化基金会董事、“行政院文化部”部长。著有《龙应台评小说》（台北：尔雅出版社，1985年）、《野火集》（台北：园神出版社，1985年）、《野火集外集》（台北：园神出版社，1987年）、《人在欧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6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等。

龙应台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是历史书，而是一本传记式的报导文学。龙应台从钩沉往事、打捞战火残骸的角度，描述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施虐者、受虐者如何最终卷进命运与死神的旋涡中，以及他们所书写的相关国共内战史。作者经过十年打腹稿，然后历时400天，跑遍了三大洋五大洲，往返于海峡两岸———大陆的长春、南京、沈阳，台湾的马祖、台东、屏东，访问了众多国共内战的侥幸存活者，描写出这些饱受战争摧残、离乱内伤的那一代人坎坷的命运。

在2009年9月香港大学举办新书发布会上，龙应台表示她写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控诉，也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以光荣的心情和温柔的心态“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她希望这本书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纪念千千万万个为了“一将功成”而死去的“万骨枯”；通过这本书向与她母亲一样历尽艰辛的一代幸存者说一声谢谢；希望对这段历史没兴趣的年轻人了解历史，避免历史重演。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展示的是一幅场面宏伟、情节复杂的流民图。作者带着母亲对儿子叙述往事的温柔与亲切，以龙槐生和应美君如何在兵荒马乱中告别浙江淳安，离乡背井到陌生小岛为开头，写到蒋政权兵败大陆导致二百万内地人到宝岛避难，再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俄国战场直至南太平洋战场；从“防匪防谍”对大陆迁台者的残酷迫害，到台湾同胞对背着雨伞饭锅、穿着破烂草鞋登上历史舞台的接收者——实为“劫收”者的憎恨，再到“亚细亚的孤儿”无法掌握自我命运的无奈与哀痛。这里有个人的伤痛，更有国家民族命运的哀叹。龙应台细诉那无法言喻的痛楚，为的是说明“在战争中没有人是胜利者，而彼此的伤痕从未有机会让对方了解，因此历史仍然继续，荒谬从未停止。”[15]

虽不是小说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却有生动的故事性和细节。读完该书，一些画面长久在读者心中挥之不去。那忍住眼泪的码头，那人满为患的火车，那痛失家乡的学生，那牵衣顿足的送别，那老泪纵横的兵卒，那碗战火中血肉模糊的猪肉汤，那弱势无声的小人物所过的水深火热的流亡生活，无不栩栩如生展现在读者面前。在细节方面，书中写大陆青年被骗当兵的经过尤为真实：作为河南流亡中学生的王庆麟即当今著名诗人痖弦，当年看到“有志青年到台湾去”的布告，当局并以到海那边每人发一件软玻璃雨衣（多动听的名字！）作诱饵，痖弦就这样轻信官方放弃升学做了阿兵哥。到台湾后，拿到雨衣的痖弦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当地渔民都人手一件。在龙应台笔下，显性的伤痕就这样蜕化成隐性的瘢痂。作品还写到有位母亲下火车去小便后火车却离她而去。一想到火车上那年幼的儿子，她便边跑边哭边喊，可是，没有人能够让逃难的火车停止前进，更没有人站出来安慰和帮助这位掉队的母亲。这个孩子和母亲的命运会怎么样？书中没有交待，也许两岸统一哪一天才能让她们团圆。作品还写到逃亡过程中几千名学生每走到一地，就少了一些人，即使这样，同学们也没有忘记读书、听课。这些学生中，有的像痖弦、管管、桑品载那样成了作家，也有的成为日后台湾政经方面的栋梁。作者就这样透过真人口述历史，首次向全世界的华人展示“在那样的一个大时代，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这是鲜见的中国现代南渡史。龙应台用普世价值观来描述南京政府垮台后所引发的大逃亡、大迁徒，带领读者返回历史现场，评说1949年所发生的流民遍野、生灵涂炭的人口重新洗牌事件，充满情感对被战争打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人给予深切的同情。

 不是历史学家的龙应台，只是用文学笔法展现历史碎片，然而这些碎片串联起来便可窥见在1949年大变局下，“失败”的几百万人所演绎的颠沛流离的真相。为写此书她下了不少伏案功夫，寻觅出大量历史资料：飞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阅蒋介石日记，前往南京、广州、长春、沈阳、马祖、台东等历史现场访问亲历者，寻回来的私人日记、历史照片以及50—60人的口述历史，便成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重要构件。龙应台还考证出上海之所以有西藏路，台北之所以有重庆南路，原来既非国民党的主意，也非共产党所圈定。街道名字以中国省市名字命名的传统，肇始于1862年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时街道的重新命名。有网民说“这本书是一流的选题，二流的材料，三流的史观，四流的叙事，五流的文笔。”[16]其实，龙应台的文笔既有诗歌的凝练，更有散文的率直。读完全书，不难发现她的心态是那么谦卑，情感是那么温柔，文笔是那么悲凉。她不满足于“把岁月交给风，把往事交给云”，更不愿“把比喻交给诗人，把修辞交给小说”。[17]在引用英国驻青岛领事日记这类平实的史料时，她也压抑不住修辞的冲动而使用比喻：“他记载这一天，不带情感，像一个隐藏在码头上空的摄像机。”她更不满足把自恋交给自传，只把历史事实留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融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这段文字给作品定下基调。在这里，龙应台以“黑猫”自喻，企图用自己的史笔去洞察1949年的黑夜背后到台湾的二百万外省人生离死别、跨海、落地生根的命运和逃难的伤痛。书中还夹杂有飘渺的抒情，去叙说那些像沉埋水底的古城遗事，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

龙应台给自己选取的是一个严肃的大题目。作者要在15万字的篇幅内把所有复杂的历史问题讲深讲透，这诚然是苛求，因而她谦称自己给读者的是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这就难怪龙应台给被时代铁轮碾过身躯的那一代人定位为“失败者”，而这本书是她向这些“失败者”的致敬之作，这一描述引起很大的争议。本来，失败是多年来岛内不愿意面对的创伤，龙应台却让失败所带来的灾难重新变得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因而不少论者认为重揭伤疤的做法是对台湾军民的大不敬。统派学者曾健民在《内战冷战意识形态的新魔咒——评龙应台的1949》[18]中，则认为“龙书以高度企划后选择的许多个人内战经历为素材，再以意识流时空倒错穿插的印象式写作方式，带着浓厚价值判断的叙事，加上把事物简单化漫画化的煽情话语，拼贴出蒋军溃败，军民逃难流离的悲情场面。虽然像一幅模糊的老照片，背后却贯穿着一句简单又强烈的潜台词——中共解放战争的残暴。”曾氏由此认为该书的主旨是写中共解放战争的残暴，是“反共文学”的现代版。李敖另写有专书《大江大海骗了你》。[19]他认为龙应台史料功夫太差，历史训练和思想能力均不及格。她用各种手法为国民党的失败辩护，把国民党的“残山剩水”美化为“大江大海”，这促使她只会谈现象而不会说原因，对“一九四九”呈现的真正问题、核心问题根本不敢碰，也没有能力碰。她碰的，大都是她自己刻画出来的现象，还称不上是问题。

李敖和龙应台都是两岸的文化名人，但他们对两岸政权的态度完全不同：龙应台拥蒋，李敖却拥共。以国共内战长春围城为例：龙氏为国军辩护，提出为什么长春不像南京大屠杀那样被关注？为什么长春不像列宁格勒那样被重视？李敖批评道：南京、列宁格勒是外国人侵略，长春是本国人因革命而内战，原因根本不同。问共产党为什么围城，为什么不问国民党为什么造成被围城的局面？台湾文献馆编纂李展平却指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台籍日军的描写，部分引用他创作的《烽火岁月》、《前进婆罗洲》却未充分注明出处，在处理历史事件和采访资料方面不严谨，有抄袭嫌隙。

近20年来，大陆和台港学者努力探索中国近现代史真相，解读战争现象的多元，但均不似龙应台那样以生命的名义书写历史，以独特视角写出两岸作家没认识过的一九四九，填补了主流书写对那段历史无暇顾及甚或有意无意遮蔽的盲点和罅隙，揭开了战乱频仍的大时代给每一个个体造成的心灵创伤和痛楚。她以过人的胆识引领读者走进半个多世纪前中国人的一段惨痛遭遇，透过卷入战争机器的芸芸众生的血泪故事，让人们感受到中华民族那曾经因内战所带来的巨大伤痛。在龙氏笔下，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生死契约式的放逐，最后都汇入大江奔向大海。这就难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问世后，成为岛内畅销书，发行量逾15万册，即使天天忙于赚钱的香港人也买了3万本，网络上还有该书的电子版本，以至在大陆出现了一些粉丝，但由于该书有李敖所批评的内容，因而没有出现简体字版。

*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世纪台湾文学史论” （12BZW120） 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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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德威：《“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与〈巨流河〉》，《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

[2][3][4][5][6][7][8]齐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远见公司，2009年。

[9]王鼎钧：《昨天的云》，台北：尔雅出版社，2005年；《怒目少年》，台北：尔雅出版社，2005年；《关山夺路》，台北：尔雅出版社，2005年；《文学江湖》，台北：尔雅出版社，2009年。

[10]王安民：《“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对王鼎均回忆录史学价值的思考》，王凌晓等主编《散文鼎公》，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

[11]王鼎钧：《写在〈关山夺路〉出版以后》，王鼎钧《关山夺路》，台北：尔雅出版社，2005年。

[12]王义铭：《王鼎钧：只有写才觉得活着》，《中国新闻网》2012年2月24日。

[13]余光中：《焚鹤人》，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212页。

[14]林欣谊：《〈文学江湖〉压阵，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完工》，《凤凰网读书》2009年3月18日。

[15]张瑞芬：《流民地图——我看〈大江大海1949〉》，《联合报》2010年1月20日。

[16][17]佚名：《〈大江大海1949〉读后感之无序发泄版》。

[18]曾健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的新魔咒——评龙应台的1949》，《台湾立报》2011年10月7、21日。

[19]李敖：《大江大海骗了你》，台北：李敖出版社，2011年。

总编：凌逾

责编：谢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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