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专辑 | 刘俊：《过眼录》随笔系列十三

01

“难言”的许地山

刘俊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许地山是个成就与关注度不成比例的作家。讲文坛资格，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讲创作实绩，他有小说集《缀网劳蛛》《商人妇》等多种并散文集《空山灵雨》行世；讲文学活动，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讲社会影响，他的散文《落花生》脍炙人口，他的小说《命命鸟》等以浓厚的异国风情和淡然的超拔见识，在当时的文坛独树一帜。

然而奇怪的是，这么重要的作家，对他的研究，却一直不是很“旺”，现有研究成果与许地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颇不相称。个中原因，恐怕与许地山是个不那么容易研究的作家有关。研究者面对许地山，常常有“难言”之感。

许地山原籍台南，其父许南英光绪庚寅进士，甲午后离台内渡。青少年时代的许地山随父在福建、广东一带漂泊成长，后来其父南下印尼棉兰谋食，许地山也到缅甸仰光教书。缅泰一带的佛教氛围，或许触发了许地山的宗教兴趣，在燕京大学念书时，他先读文学后研究宗教，赴美英留学时，他热衷的也是宗教史、宗教哲学、印度哲学和民俗学领域。这些“学历”再加上他的基督徒身份和写过《中国道教史》，许地山广泛的宗教兴趣和深湛的宗教学养，在使他的文学世界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同时，也使他的作品好读而不易解。

看许地山的小说，我们既对敏明和加陵这对“命命鸟”“除一切障碍，转生极乐国土”，双双投绿绮湖弃世感到困惑；也对《商人妇》中惜官坦然接受命运的不公充满不解；更对《缀网劳蛛》中尚洁的“不辩”无法接受……然而，如果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无论什么事情上头都用一种宗教底精神去安排”，这些在许地山文学世界中遇到的困惑、不解和难以接受，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许地山的“难言”，说到底还是因为研究者缺乏如他一样广博的宗教知识——跨过了这道不易逾越的门槛，就会进入一个如有神助的世界。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6月30日

02

陈思和的旧体诗

刘俊

陈思和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研究新文学而写旧体诗者，颇为少见。一般人的印象，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基本上都是“反传统”的，对于旧体诗这种“死文学”，往往不屑一顾。

这种刻板印象可谓其来有自：自新文学上升为中国文学的“主潮”之后，旧体诗受到猛烈冲击并被边缘化，“新学人”（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不写旧体诗（主观上不想/不愿写，客观上不能/不会写），也就不足为奇。

陈思和写旧体诗，可以说破除了这种“刻板印象”。其实旧体诗是中国文学的根脉，即便是在新文学中，鲁迅、郁达夫、钱锺书等都是写旧体诗的高手，研究新文学，岂可不懂旧体诗？当然，懂旧体诗与写旧体诗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可是会写旧体诗，一定能更加深刻地“懂”旧体诗。

陈思和目前已出版了两本旧体诗集：《鱼焦了斋诗稿初编》《鱼焦了斋诗稿二编》。这些诗作，以记事、怀人、祝寿、赠友、送别、自娱、记游以及与友朋的唱和为主。如果说陈思和的学术研究属于“公领域”，那么这些诗作就是他的“私领域”，从中可以发现陈思和对师友满怀感情：文界天王尊海上/无私无欲则威刚/风波劫后青松柏/雨雪行前赤叶霜/修水残年豹愁隐/香山晚岁鹤闲翔/新苗恨不长千尺/犹忆丽娃逢盛唐（《敬贺徐中玉先生百岁大庆》）；对自己充满自信：谁言羚角难寻迹/桃李春风度有痕/卅载暑寒原上草/一分肝胆岗中人/师承续命非传道/物润无声更铸魂/花甲从头修胜业/教鞭犹举抖精神（《师生相聚，六十初度》）；对历史念兹在兹（《五四运动百年祭》《复旦大学图书馆百年馆庆》）；为行旅留下屐痕（《扶桑八吟》《长春》）……。陈思和的旧体诗，幼承外祖父家教，有童子功，少年时即自编习作《鰷濠集》，后又在诗词格律及诗韵等方面下过功夫， 其诗有“诗界革命”后的新境，也有杜甫、白居易、龚自珍的遗韵，自成一格，别有风味。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6月23日

03

江南苏童

刘俊

苏童本名叫童忠贵，苏州长大，北京读书，南京工作。苏童创作很多，得奖无数，当然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妻妾成群》，因为这篇小说还有一个电影名字：《大红灯笼高高挂》。

苏童虽然与北京缘份不浅——在那里上大学，现在又回母校当教授，但他根在江南，他的小说世界，也属于江南。莫言的小说世界中有个齐鲁大地上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笔下则有个江南的香椿树街——飘洒在这条街上的，是江南特有的细雨；行走在这条街上的，则是老上海日历牌上的江南女子。这些女子，哪怕他们从旧上海、老苏州走向了“新社会”，她们身上的那股“江南气”，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这种“江南气”当然是苏童赋予的——归根结底，香椿树街也好，江南女子也罢，他们不过是江南苏童的文学表现。要说苏童笔下的“江南气”有什么特点，我能想到的一个词就是“阴性”。所谓“阴性”，是指苏童擅长写女性人物和阴雨江南，苏童笔下的那些女性人物，如梅珊，如颂莲；如娴，如芝，如箫；如顾雅仙们，如简氏姐妹，个个“女人味”十足。除了写女性，苏童还擅长写江南的绵绵细雨，“秋天里有很多这样的时候，窗外天色隐晦，细雨绵延不绝地落在花园里，从紫荆、石榴树的树枝上溅起碎玉般的声音”，这样的“雨景”，在苏童的小说世界中，一再出现。

女性和细雨在苏童文学世界中形成的“阴性”，只是其“江南气”“柔”的一面，其实更能体现苏童“江南气”特点的，是“柔”的表面下“狠“和“冷”的一面——这种“狠”和“冷”，才是苏童“江南气”最具震撼力和动人的地方。

梅珊与医生的私通是“狠”，颂莲对陈佐千的反抗是“冷”；娴、芝、箫三代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冷/狠”；看到箫为小杜准备的剁肉刀，看到简少贞一把剪刀插在顾雅仙绣像的嘴上，读者才惊觉，原来这些貌似柔弱的江南女子，竟然都是那么的有“力”——一种阴冷/阴狠的“力”！

这时再看苏童笔下的江南细雨，也都成了阴阴的“冷雨”。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6月9日

04

鲁迅写的“日记”

刘俊

鲁迅写的“日记”，最有名的要算《狂人日记》了。这篇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著称的小说，开创了一个文学新时代。除了小说《狂人日记》，鲁迅还写过《马上日记》和《马上支日记》。这两种“日记”，都是杂感，前者是应刘半农之约为《世界日报》副刊而写，后者则是为《语丝》而作。为什么叫《马上日记》？鲁迅如此解释：“一想到，就马上写下来，马上寄出去，……如果写不出，或者不能写了，马上就收场”。至于《马上支日记》，则是因为“政党会设支部，银行会开支店，我就不会写支日记的么？……于是乎作支日记”。

鲁迅写的这几种“日记”，都是“日记体”创作，皆非我们通常理解的“日记”。其实真正的“鲁迅日记”是有的，从1912年5月5日，到1936年10月18日，鲁迅写了二十五年的日记，他的日记每年一本，除了1922年的那本遗失，共留下二十四本“鲁迅日记”。

据说胡适因成名早，知道自己的日记将来会有人看，所以写日记时，心中常想着“潜在读者”。鲁迅的日记则都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都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看鲁迅日记，确实如此，每天记事，常常就是一行，至长不过三、五行：“上午得范爱农信，九日自杭州发”（1912）；“晴。上午往福民医院为广平作翻译，并携海婴散步至午。得小山信，七月十五日柏林发”（1932）；“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西葡记》一本，三元三角。下午须藤先生来诊”（1936）。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式记录，记事至简，叙事极略，可以说是鲁迅日记一以贯之的风格——当然这与鲁迅的“日记观”有关：“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学校的薪水，……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许广平并不这么认为，她说鲁迅日记“写的大约是不大不小的事”。“太大了”，“防到文字狱发生时的不便”；“太小了”，“也不愿意写出”。经她这么一说，想想似乎也有点道理。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6月16日

05

议员Peter Braid先生

刘俊

2009至2011年，我受南京大学委派，赴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任中方院长。孔子学院的工作，主要是教汉语和介绍中国文化。汉语教学，基本上是在学校和社区图书馆进行，介绍中国文化，那就名目繁多，手法多样了——可以在学校举办中国文化节，也可以到社区展示中国工艺品；可以在当地的节日活动中贡献书法、剪纸、武术等“中国元素”，也可以整合各种资源举办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讲座、表演乃至学术会议。正是在一次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中，我结识了加拿大联邦议员Peter Braid先生。

那时经常来我们活动现场的加拿大联邦议员（国会不开会时回到选区）有两位：Stephen Woodworth和Peter Braid。加拿大的政治人物，低调而随和，他们来时都是一个人，不声不响到了现场，各处看看，有时也会买点小工艺品，兴致来了，还会和我们聊两句。Stephen Woodworth相对比较沉静，Peter Braid则显得年轻而有活力。

那次不知一个什么话题，我和Peter Braid聊得非常愉快，聊到后来，他突然问我：“加拿大好吗？”“非常好！”我回答。“想不想留下来？”“不想！”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微露诧异，略显好奇，看着我等我解释。我笑着说：“现在中国也很好啊！”于是他也笑了，笑得带有尊敬。就在那次，他主动和我交换了名片。

2011年2月14日，农历辛卯正月十二，南京大学民乐团来滑铁卢大学演出。事先我邀请了Peter Braid，可惜那天他去渥太华开会，无法前来观看，但他托助理送来了加拿大总理哈珀和他本人（同属保守党）为演出准备的礼物：200个红包，分赠南大民乐团和观众。正月十二，尚在“年”中，大家拿到红包（内有币形巧克力一枚），皆大欢喜！事后我告诉Peter Braid演出十分成功！哈珀总理和他的红包，也许起了“激励”作用！他听了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十分开心！

临回国前，我送了一个南京云锦小工艺品给Peter Braid，感谢他对那次演出的支持.他很高兴，和我合影留念。我回国后，和他的联系就少了。一转眼十年过去了，Peter Braid先生，你还好吗？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6月2日

总编：凌逾

责编：陆婵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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