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专辑 | 刘俊：《过眼录》随笔系列十二

0

1

纪弦与“横的移植”

刘俊

纪弦本名路逾，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有诗名，只是那时他叫路易士。路易士时代因为“太做作了一点”，他曾遭张爱玲耻笑：“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不过对于他的《傍晚的家》一诗，张爱玲倒是肯定的，并因此诗而觉得“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容忍了”。

纪弦的诗自成一格，卓然成家。杜衡说他的诗“感情强烈且真挚，调子又是那么和谐且富于魅力”；胡兰成则夸他“在他自己的新天地里大踏步地前进着”。然而饶是如此，也远不是后来纪弦自己吹得三、四十年代即已在“诗坛上坐第一把交椅”，“红得发紫”——他是在到了台湾之后才声名大振的：除了那时他的诗不断产出，1953年创办《现代诗》和1956年提出“六大信条”，无疑是他“暴得大名”的重要助力。

《现代诗》在延续三十年代上海现代诗传统、团结诗人、发现新人等方面功不可没，而“六大信条”在当时的台湾诗坛乃至文坛则引起轩然大波——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条：“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这是一个总的看法，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的建立或创作的实践”，最为人诟病，发布后即遭到蓝星诗人覃子豪的批判，认为纪弦是在提倡新诗“原封不动的移植”，并质疑“若全部为‘横的移植’，自己将植根于何处？”

其实纪弦对“横的移植”有过明确的解释，那就是中国的新诗是“移植之花”而非固有的“国粹”，如同“西药”之于“国药”，“西画”之于“国画”、“话剧”之于“国剧”。纪弦所说的“横的移植”，针对的是新诗的“发生学”而非“本质论”，就此而言，纪弦说得没错。然而，尽管纪弦对他这条屡遭批判的“信条”一再解释，人们还是惯于望文生义，认为纪弦是在“本质论”意义上，主张新诗不要传统，全盘西化。这种对纪弦“横的移植”原意的误读乃至曲解，对他是极不公平的。现在应该正本清源，还纪弦以公道。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5月19日

0

2

钱家只有“我们仨”

刘俊

钱锺书、杨绛夫妇和他们的独生女儿钱瑗，三个人组成了钱家。杨绛有本书叫《我们仨》，写的就是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这本书写得如真似幻，虽幻却真，梦境加上意绪的流动再加上写实的回忆，使这本书在形式上颇为独特。书中第一页那张“约1946年，摄于上海”的照片，可以说是《我们仨》的最好写照：自始至终，钱家都是“Mom Pop 圆O”三位一体的“我们仨”。

钱锺书、杨绛伉俪情深，坊间有言钱锺书曾夸杨绛“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女儿圆圆，则是他们夫妻“爱的焦点”。圆圆还没出生时，钱锺书就对杨绛声称“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女儿出生后，钱锺书“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圆圆呢，则“始终和爸爸最‘哥们’” 。

钱家三人在一起，不是钱锺书在杨绛的肖像上“添上眼镜和胡子”，就是趁年幼女儿熟睡时在“肚子上画一个大脸”；不是杨绛和女儿“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就是“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反正“我们仨”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这样的“我们仨”，别人是很难融进去的。钱瑗虽然有过两次婚姻，可是“女婿”在钱家如同“隐身人”——一种缺席的存在。杨绛在《干校六记》中提到钱锺书下放时“女婿得一”也来送别，不过“得一热心为旁人效劳”，“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的，只是“我们三人”。后来得一在运动中因不愿“害人”自杀，钱瑗才有了第二次婚姻。在《我们仨》中，杨绛轻描淡写地说钱瑗在父母下放时帮助过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并“把阿瑗娶到了她家”。

《我们仨》里难得见到女婿的身影，“我们仨”中确实也没有女婿的位置。当钱锺书父女先后去世，“三人就此失散”之际，杨绛说“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钱家只有“我们仨”。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5月26日

0

3

痖弦之音

刘俊

痖弦这个名字很特别，“弦”是要发出声音的，而“痖”者，“哑”也。“痖”（哑）和“弦”两个字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矛盾，或者叫张力——往深里想，似乎还带点哲理的意味：大音希声。

作为诗人，痖弦的创作量并不大，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年间总共发表了八十七首诗，“以这八十七首诗，痖弦风靡台湾诗坛，历数十年而不衰”。1999年“台湾文学经典”评选，痖弦的诗集《深渊》名列其中——“八十七首诗也已足够让痖弦二字留名诗史”。

痖弦的诗不以“量”取胜，那自然在“质”上有过人之处。很多年后白先勇谈到《巴黎》，还对痖弦在诗中“把女人的嘴唇比做丝绒鞋”印象深刻。事实上，类似的比喻/意象在痖弦的笔下比比皆是，如把“我”比为“一勺静美的小花朵”，以“发”比“河流”，喻“腐叶”为“眼”，将“心灵”视作“瓶”，这些奇特的想象、超拔的意象，再加上关注生死、点化语言、戏剧化呈现以及节奏把控，在在都使其诗“成为一种风尚，一种传说”。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吹着那串红玉米  它就在屋檐下/挂着/好像整个北方/整个北方的忧郁/都挂在那儿……”，这样的红玉米“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凡尔哈仑也不懂得”，直至“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红玉米挂着”。以一串红玉米的意象指代时间流逝，朝代更替，痖弦写出了历史的沧桑、忧郁、难解和恒久，弹拨出了历史的神秘之音。

张默是痖弦几十年的老友，对痖弦知之甚深。他说痖弦的诗具有戏剧性、思想性、乡土性、世界性，有对生的诠释，也有对死的哲思。“甜是他的语言，苦是他的精神”——这些当然都对，不过我觉得痖弦诗歌最有特色的地方，还是流淌在他诗歌中的一种独特的“声音”：那是一种跳跃、闪烁、时而整饬时而凌乱、时而躁动时而安宁、时而凄然时而洒脱的韵律。

“我越过金色的月牙儿，/又听到了彩虹上悠曼的弦歌……”。痖弦不“哑”，弦音嘹亮！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5月12日

0

4

於梨华：留学与文学

刘俊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乃台湾风行一时的流行语。一时间，“来台大”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本地理想”，而“去美国”则成为他们的“异国追求”。在这股“来台大去美国”的人潮中，於梨华算是较早完成“两步走”的“先行者”，她1949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台大毕业即赴美留学。当年许多台湾青年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於梨华可谓一蹴而就。

然而这只是外在的风光，实际上於梨华在台大饱受刺激。大学二年级时，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来上课，认定於梨华英语发音不佳，不适合学外文，竟强迫她转系。傅斯年一向以个性强势著称，不料想他夫人更加“霸道”。无奈之下，於梨华只好转到历史系。她后来赴美留学并在写作上获得成功，大概与“无论如何我也要做出些成绩来给俞大綵看!证明她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不无关系。

於梨华做出的“成绩”足以骄人：她以自己的留学经验为主要题材，创作了大量有关留学生活的小说，代表作《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不但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而且还成为两岸青年赴美留学的必读“指南”——她因此被称为“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无根一代的代言人”。

於梨华无愧于她那个时代“留学生文学鼻祖”的称号：她写留学生不但早，而且多。留学生们无根的离散人生，在於梨华的笔下，化为情感的寂寞、文化的隔阂、学业的繁重、经济的拮据、婚姻的失败、事业的艰难……，得到了形态各异的文学展示。於梨华自己的留学生活充满艰辛——无论是燕心受到外国小主人的歧视，还是黄佳利美国梦的幻灭，或多或少都有她留学美国的影子，因此她笔下的留学生世界，多的是悲剧，少的是欢欣。“不要对出国抱着太高的梦想和期望”，是她希望通过留学生文学给予“后来者”的忠告。

台大刺激，美国遭遇，成就了於梨华的留学生文学。如今，於梨华和她的时代已然远去，而她的“忠告”，却仍有意义！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5月5日

主编：凌逾

责编：朱诗诗

推荐人：徐诗颖

<往期精彩>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kuajietaiji@163.com。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关于赞赏：三分之一作者稿酬、三分之一编辑酬劳、三分之一公众号运营。

【跨界经纬】  第1874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