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赵皙：城市想象中的香港叙事——论董启章小说创作的跨界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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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想象中的香港叙事 ——论董启章小说创作的跨界视点
赵 皙
《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05期
1
香港当代作家董启章一九九二年凭借短篇小说《西西利亚》初涉文学界，其作品延续了香港195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小说风格，被纳入刘以鬯、崑南、西西、也斯等现代派作家谱系。此后他以联合报获奖作品《安卓珍尼》进入了香港本土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内地、台湾也成为其作品的出版地，受到两岸文学界的共同关注。只是目前对董启章作品的诸多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却始终未被提及，那就是其小说创作中明显的跨界（Crossover）特征。
二十一世纪初，跨界理念风靡于商界，指两个（以上）不同领域的品牌或行业间合作，以打破传统营销的禁锢，产生新的竞争力。追溯这股商业潮流的源头发现，早在一个世纪前文学作品中就已开始运用跨界概念，美国作家L. Fank Bau的《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①系列作品就是典范。这种跨界小说主要是指不同作品（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保留了原来的设定，在另一部作品里继续登场。例如英国作家Michael Moorcock、Kim New-man以及美国畅销书作家Stephen King都尝试过这种创作，而巴西作家Monteiro Lobato还善于把巴西本土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文学元素充分结合，成为这类作品的典型案例。由此，西方对跨界作品的理解停留在具体作品的归类分析层面，正如Kathryn A在《Thoughts about Crossovers in general》一文中分析了跨界作品的结构及共性前提，即共同的背景、虚构的独立世界等因素，可谓是对狭义的“跨界小说”的解构，但是跨界本身包含了复杂性，随着时代进步，多向度的发展趋势结合丰富多元的书写态度和复杂的审美背景及方式，令跨界文学作品存在更为广泛的涵义。
董启章先后于二〇〇五年、二〇一二年与导演陈炳钊、谭孔文跨界合作，分别将两部长篇——《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和《体育时期》搬上舞台，实现了纯文学作品到舞台剧的形式创新以及从作家到编剧的身份跨越。作家与作品的各种“异化”形态屡见不鲜，但对于董启章这位专注于严肃文学创作的作者来说，他的跨界动作也显示出了难得的创新意识和推广作品、适应市场的意愿。从董启章身份、意识的双重跨越路径不难发现，这是他跨界理念由文学内核向外在形式的一种渗透表现。纵观其作品，从处女作到二〇一四年新作《美德》，每一部都能找到在文学内部极尽变化又不乏深意的跨界试验痕迹，以小说为母体，跨界的身份与意识带来写作视角的放大，让作品的包容力和层次丰富起来，同时，小说成名后的影响力与跨界的“变身”形态又反过来推动了作家创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回路”，显示了香港文学瞬息多变的面貌，也同时为香港文学带来了充足的养料，因此他被称为“当代华人世界中生代作家里，最有实力、思想内涵最博大、在文学创作形式上野心最强的作家之一”。②借助香港作家的身份优势，董启章分别从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基因中汲取创作的养分，试图以边界的身份建立多重视角，又反过来以这种多元观照这个边界，用小说文字打破了传统观念固有的“界”，重新诠释了空间与边界的内涵，自觉地在文学的想象中间为香港建立了都市的具体化形象; 同时以跨越性别的边界试图找到逾越类别的方式，“性”与“类”作为隐喻回应了香港都市社会的包容性与过度自由引发的放任，解释了城市人狭窄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能力的种种局限；他还跨越了单一语言书写的疆界，在多种语言并存的格局中完善小说叙事的多元环境，成为在城市形象与各类隐喻的虚实叙述之间的语言载体，不仅使文学中的香港在还原真实香港的面目时做到更加逼真，还激活了香港本土文化的标志，巩固了“粤语语言共同体”的发展，使香港特殊的文化由语言文字起步有了较为独立的走向。
01
想象空间中的“形象香港”
董启章起落笔尖之间几乎都在书写香港、指向香港，他以本土作家的身份自如地书写着这个城市横跨中西文化的诸多特点，但似乎又隐去了他人作品频繁出现的国家民族的想象和激烈的情绪，他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想象世界，与世界对话的直接方式，起到勾连意识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作用：
小说何尝不是世界的营建? 但那不是宽松的意义下的想象世界，而是通过想象与营建意义的方式。人物栖局于小说世界里，以他们的所言所行，反过来打造作者和读者的真实世界。是以我们才有可能存活于共同的世界，互相交谈，互相关注，甚至相爱。我必须这样对待你们（阿芝、贝贝，作者笔下的人物）③，也渴求你们如此对待我。
小说的世界便是他想象的疆域，空间的构想担待着书写香港故事的使命，构建城市想象中的香港形象。因此常见到“以香港为背景”这样类似的评述，但这样的言辞只肯定了香港作为本土作者们进行写作的大环境，却遮蔽了香港同时也是进入作者书写内容的“想象中的疆界”这一重要性质，现实中的香港与作者笔下的“形象香港”实则互相交融，超越了彼此的界限，如果仅仅承认香港是作者们的书写背景，那么又该怎样理解众多香港作者对这座城市“前景化”的描写? 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我们当然懂得丈量西西的《我城》《浮城异志》，黄碧云的《失城》，洛枫的《炭烧的城》，甚至是心猿的《狂城乱马》在想象空间中构建出来的城市形象与现实中的香港异同的分寸，但是这种差别存在的意义却是耐人寻味的。英国学者S·S·Friedman（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在《空间诗学与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即“所有故事都需要边界，需要跨越边界，即需要某种跨文化接触的区域，需要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文化’，以便吸纳众多所有个体都从属其中的身份”④。她的推论直接指向叙事空间对故事的强大推力与时间同等重要，该观点是对格罗斯堡“空间的时间化”、“时间的空间化”的回应，若以香港的文化背景来观照，该理论设想正是完全成立的。把香港视作从地缘空间到人文经验上的这个特殊点——“跨文化接触的区域”来看，边界便是“因接触而建立的区分点”⑤，并且这个接触点（即边界）一方面不断分裂出更多的边界，一方面又承接了“桥梁”的作用。⑥按照塞尔托的上述观点，香港本身的边界特征，正是叙事产生的源动力。那么，身处香港这个本身具有边界意味的书写环境里，面向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交汇，因此种交往而产生的更多接触点（边界），便是上述香港本土作家的小说创作得以行进的基本前提，也是非本土作家无法超越的自然要素。同是站在边界去书写边界，董启章却比其他本土作家更为深入。他以V城(维多利亚城)形象化香港，把这个形象香港置于每个故事的内核，甚至是人物的内心认同中去，那么香港的主体意识就比任何外观及背景的表述深刻得多。如《地图集》（原名《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The Atlas Archaeolo-gy of an Imaginary City）这部“纯理论化”小说作品，不在场的叙述者一本正经地模仿引证考据，把《新安县志》、《香港掌故》、叶灵凤、卡尔维诺以及名目繁多的传说、寓言都当作想象的蓝本，对考古的形式模仿让这些虚实真假交织在一起，是作者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设置的一种游戏，横跨历史真实与虚构想象之间建构起来的空间，又是董启章假借对地图的研究来展现自己的历史想象，完构一尊不可替代的V城形象，历史上的殖民境遇在空间中断裂，混入了真假难辨的传说和作者的想象，在模糊不定中，边界伴随着形象逐渐形成。正如S·S·Friedman所说，“使时空中的运动变得有趣 、有悬念 、有竞争意识 、有和解精神的不就是边界吗? 边界坚持的是纯粹、区分、差别，却助长了污染、混杂、混合。”⑦站在这个角度，去看香港这个“独特的都会空间”——政治与商业，殖民势力与国族主义，现代性与传统性⑧的二元对立就比较释然了，在叙事中间，董启章通过对这个边界（空间）结构的描述同时展开了对边界殖民风情的判断，也可以说是对边界的建构才有了推动叙述往下进行的可能。因此，这样的边界不可小觑，它根本就不是为了叙事而设置的背景，而是叙事得以生长的动力，最重要的是，在边界形成的同时，V城形象与之共生，文本与现实得以具体。福柯说 “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相互连结、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网络，而更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经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⑨。可以看出，福柯所谓的世界（网络）正是由这些“涵盖了时间的空间”⑩的诸多边界组成，边界作为世界构成的肌理成分，也必然承担着解构世界的作用。无论是淡化人物、情节的《地图集》、《繁盛录》（原名《V城繁盛录》），还是双线人物叙事的《永盛街兴衰史》，董启章突破了香港的边界经验，并与虚实相构的边界打通并置，引领我们进入因确立了边界而建立了真正自我的形象香港，令一切有关香港的想象以文学的方式变得可以捕捉，因为这里贮藏着作者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深入观察、理解、感受和思考的一种映照。
同样是描写一九八〇年代的历史，在谈及那场夺取二千五百条性命的瘟疫时，董启章显然与台湾籍作家施叔青拥有截然不同的视野: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第一部《她名叫蝴蝶》中，这次疫情完全与妓女黄得云的命运紧紧依附在一起，瘟疫的灾难性是透过清洁局帮办亚当·史密斯展开的，而这场瘟疫最大的功用则是使二人意外的相遇。但在董启章《地图集》中《太平山的诅咒》（the curse of Tai Ping Shan），对这场瘟疫没有直接的描写，只是在瘟疫过后，太平山的悲痛历史遂埋藏于卜公花园的鸟语花香之下，巨大的榕树锁住了死者的阴魂，祥和的根须驱除了腐败的气息，一切也正如此地的名字一样得到应验。自此太平就像瘟疫一样的蔓延，侵蚀着维多利亚城居民的记忆，并且把 遗忘的症状遗传给后代，以致后来有人开始不相信太平山曾经是他们前人的家园......⑪
《地图集》/董启章著
02
超越“性”与“类”的现代隐喻
空间与现实空间交错之下的香港形象是现代都市内外在格局的具象，而董启章在实写“形象香港”之后，不免要涉及都市的内在肌理——城市与现代化之下暗含的某种要素。他用不断创新的多重书写变式直面香港社会的现实，不停探索这座城市各类边界，在小说创作的疆域中再现了这个远离内地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物质、属性与界限都不再鲜明的自由随意与强大包容性，常常借小说人物的内心困惑，表现着现代都市人的种种困扰和对现实世界的反思。
董启章在《双身》序——《类之想象》中写道，读《山海经校译》时发现一种叫“类”的野兽，可以自行交配，吃了它能够使人不妒嫉，便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意味着‘妒’的来源正是雌雄异体、互相分隔的生物存在形态?”⑫在长篇小说《双身》中进行了雌雄同体的尝试，以一次发生在赴日差旅之中的一夜情后，主人公林山原的男儿之躯被女性之身置换掉了，从身体的角度展现由男性到女性的跨越，同样有关性别的变奏使人不由想起 Virginia Woolf 的《奥兰多》，但奥兰多的性别是一种可以有选择性的“外衣”，而林山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具崭新的身体，重新面对过往、现实和未来的考验与折磨。如塞托托边界建立的理论，“只有当含情脉脉的接触或你死我活的争斗之时，两个肢体才能区分出来。这便是边界的悖论: 因接触而建立，两个肢体的区别点同时也是它们的共同点。理解与分离在它们之间不可分割。”⑬性别身份因由跨越性别的叙述而建立，虽然这是一部关于身体的小说，但“身体感官几乎在每一页也扑面而来，当中却几乎没有性”⑭。这就摆明了作者的意图，以身体为边界，跨越只能表达存“异”的类之别，在性之类别对立之间，写下了“‘差异’与‘同一’彼此互为表里，互相推移牵扯的”效果。⑮弗里德曼说，没有边界，无论个人身份还是集体身份，都是不可想象的。”⑯董启章构造了女体男人的自然界异物，是向自然类别界限的突破，“所有的边界都永远会被跨越；但跨越的经验却先有赖于边界的存在。”⑰性别错置，异物会被如何归类?林山原的痛苦就在此处，性别打开了感知世界的一个通道，从林山原的回忆里，我们看见了身为“男性同时是施害者和受害者，而又对二者完全没有自觉意识”⑱的“灾难性”⑲，对这种身份带来的灾难的认知，需要从“想象的性别跨越一途”⑳来实现。但是异物终会被世界所不容，变身后的林山原在回到香港后，面临的是一团团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宅基地分配纷争背后牵连着传统文化里性别优劣的分歧；好兄弟的猛烈追求又是两性关系原始的驱动在社会中的直接反映；新的模特工作显示了女性在社会角色里无法摆脱的身体隐喻，这场身份的突变仿佛撕扯下了他曾经不以为然的性别保护层，跨越了性别的界限便即刻露出两性在自然、社会中的巨大差异。但挑战自然界的类别似乎并不是董启章的最终目的，性别混乱所带来的模糊性分别衍生了接受层面的两个角度——身体和心理，两者的程度无法做到同步，所以可以理解林山原从抗拒女性身份到精神上对男性身份“失守”那如此漫长的过程，从身心的演变蔓延到社会因素中去。类别边界模糊到无法辨认，但是林山原始终排斥与异性发生狭义的性行为，可见在面对身体时，无法抵御自然界对模糊性强大的排斥。因为发生在社会中再复杂的问题都有办法绕过，但是面对自然界的排斥人们就只有束手无策，由此显现出都市社会人文性的“变向包容”，尤其是香港这样本身兼具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以及本土文化的各色特点，是林山原变身后的羁绊，同时也是他得以从中解脱的“救命稻草”。例如从命运的掌控者转而被命运操控，在林山原的在失落的新世界里，妹妹却出乎意料接受了兄长变家姐的事实，身份的改易撤走了原来紧张的兄妹关系，换来了姐妹之间相互依存的“同性之爱”，结成了命运与身份的共同体，两姐妹间似水的柔情与现实进行韧性的抗争，正在对传统思维与社会现实中“男尊女卑的权利关系是一种反拨”㉑。
同样表现类别模糊性的还有其处女作《西西利亚》，一个描述两女一男的三角恋故事，只是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假人偶模特，却浑然不是描述恋物癖的故事情节，故事里人与物的类别界限再次含混不清，在如今崇物质唯尚的恋物时代中丝毫不显突兀。董启章一次又一次尝试跨越类别界限的可能，“类”随之变作一种象征时代感和都市特征的隐喻，点亮了现代社会对模糊性的包容力，不无前瞻性。但是城市中，对类的模糊性的变向包容更多时候是一种放任，《快餐店拼凑诗诗思思CC与维真尼亚的故事》里把这种任由放任演化成了一种地球“自转”式的无奈与冷漠——因为主人公是女校的男教师，在“类”的差别之下不得有任何不恰当的举动，只能是事不关己般，如地球自转那样对世事冷漠着，甚至对学生维真尼亚的轻生也没法采取任何措施来挽救，甚至是一点点关怀也不被世情允许。借“自转”形象地比喻都市人的冷感，是香港经济发达的代价，这样的故事引发读者深入城市肌理去思考，这样的思考何尝不是文学带来的实际价值，作为先于内地发展起来的香港，提供了内地有关现实处境经验借鉴的范本。
03
语言困境下的本土标识
空间的构建包含了人物与事件的发展，形成小说作品的完整环境，但环境的优劣亦视乎作为语言的媒介，小说语言不仅是表现环境的载体，亦是小说自身特色的一种言语标志。在香港，百分之九十的居民使用粤语，官方的广播、电视等媒体甚至是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使用粤语，粤语方言比中国其他地区方言更胜一筹的地方在于它是可以书写成文的，有着与中文完全不同的书写系统。但令人遗憾的是，一旦涉及文字方面，粤语方言却只能让位于英语和中文。虽然承载着官方语言的大部分职能，却只能屈膝与英语和中文，在两种语言的权威之下，粤语方言的书写范围仅限于商业广告等与生活较为紧密的非官方情境，以及部分文学作品中。作为本土作家，董启章十分维护本地的语言特色，他坚持把粤语方言融入小说创作的语言表达系统中，使人们对粤语与书面语的对抗关系这一“刻板印象”得到前所未有的逆转，在文学创作方面让香港文化的独特性有了向独立系统发展的前提。
早在晚清时期就出现了“三及第”小说——由文言文、白话文、广州话所组合而成的文体，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明代末期的说唱文学，粤语方言本身带有边界语言的混杂性 ，“边界围绕纯与杂 、同与异、内与外这些二元对立而发挥着象征和物质的作用。这些对立的两极导致空间中的东西摇摆不定，导致前后来回的游移运动。”㉒这种文体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后逐渐被“新三及第”所取代，其中，文言文被英文单词占据了地位，而广州话也经由时间的发展、社会变革而变作只有香港地区专用的港式粤语，此外大量新造词汇频频出现，被称作“泥沙语言”“鸡尾酒语言”等，显示了香港“大杂烩”式的文化血统。只是此类作品虽然大量涌现，质量参差不齐，多数十分粗糙，于是以粤语方言只能书写粗鄙的观念逐渐形式之。如今粤语语言的构成与彼时并不完全相同，但仍保持着“多重基因”边界的特色，始终是香港地区丰富的文化混容形态的一种标志。为了打破粤语方言书写的如上偏见，董启章以及其他本土作家尝试让本土方言进入严肃文学，于是出现了这一部部表现“不俗”的带有粤语参与的优秀本土作品。
四五十年代香港的三及第文
应该由边度开始睇? 边度都可以。可以循环咁睇，由任何一点开始，兜一个圈，又返翻到起点。或者随机咁，跳跃咁，都可以。但係里面嘅构思唔係随机嘅，係咪? 係，係有规律嘅，但係亦都有随机嘅成分。规律只係一种理解方式，可能世界唔係绝对嘅。呢个係独裁者嘅睇法。我只係个演绎者。你演绎得好精彩，我好似早就係想象里面见过咁样嘅 画面，但係你亦都係一个创作者，呢幅画有好多令我意想不到嘅地方。佢表面上好似杂乱无章，其实内里隐藏住某种逻辑关系......㉓
这是董启章采用粤语方言书写的一段文字，即使不懂粤语的读者也不难看出文字和它所表达的内容不含有一点粗俗的成分，是对话的模仿效果，有精细的画面感，富有哲思的想象，甚至有点深奥。由此我们看到董启章成功的文字试验击碎了粤语方言进入不了 严肃文学的偏见，为香港文学带来雅俗突围的新语言环境。
但是长期以来，中英文对粤语方言的霸权免不了对方言使用者在书写时造成的尴尬困境，每一位香港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办法像内地作者那样完全做到“我手写我口”，正如董启章的妻子中文大学黄念欣教授所说，任何一位作为香港本土生长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种跨语言的类似“翻译”过程，才能够完成作品㉔。每一位香港的本土作品，几乎都存有从口头粤语到标准书面语的“解码”印迹，于是文字脱离了本来的表达而装扮成可以被世俗肯定的面目。不过，随着一九六〇年代本土意识的觉醒，这种绝对的权威也开始有些松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作者对“粤语语言共同体”（language community）㉕产生认同，为抵抗视方言写作为粗鄙低俗的刻板印象，试图省去口头粤语到标准书面语的转译过程，“直抒胸臆”如黄碧云的《七种静默·忿怒》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案例，其中随处可见的例如“仆街”“鸠”“你老母”“丢”等粤语粗口，表现出底层社会的直观情绪，文字与思想之间抽离了那层人为的隔膜，疏离感瞬间变成了传递情感最得力的媒介。直抒胸臆的距离拉近了，但是如何解决粤语方言与严肃文学的结合还得看董启章的处理方法。在“自然史三部曲”（《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上））这部百万多字的系列作品中，以及在长篇《体育时期》中，将纯粹的港式口头粤语㉖大幅使用，为了“着意书写香港地道生活经验，所以原版中用了大量的广东话”㉗，比大多数只在人物对话上使用粤语书写的作品更进一步，我们会在董启章的小说里看到一个以粤语构建的立体环境和书写思维，结合复调叙事经验，透过人物充实而饱满 言语及思想形成独立的粤语声部，成为具有自己言论的充实完整、当之无愧的主体。在文本中，董启章采用的方式是粤语与国语同时作为书写的语言并行呈现的，人物对白、心理活动、意识流、固定名称及表达大多使用粤语，而客观叙述多用国语进行表达。一面是主观倾向的向内深入，以“人”为本的本土口语；另一面是客观倾向的外向伸展，以“事”为本的标准书面语。一部作品的两端同时展现，显示了作者跨越口头粤语和标准书面语之间的差距㉘的尝试。
《时间繁史·哑瓷之光》/董启章著
令她惊讶的是，独裁者竟然把胡子修建整齐了。恩恩站在店门内，他站在店门外，说听QQ讲你今日最后返呢度，晏啲食饭有冇时间? 我有封信畀你㉙。
这是董启章文中十分典型的粤语、标准书面语混杂的语言案例，客观叙述人物的动作和外围情况时采用标准书面语，而对话、言语或者心声等表达内部向度的内容时，就选取了原汁原味的口头粤语来进行。
不同于大陆方言杂糅的创作，在现代香港作品中，真正跨越粤语口语和标准书面语两者界限的，是大量使用“粤人发明的方言字”㉚，这些方言字虽没有通行的标准，有一定的随意性，但也有约定俗成的独特方式（即以读音相近为原则），其中“口”字旁的方言字是香港人将口语用做书面语的重要发明，这种文字在同样以粤语为口语但书面语与内地其他地方表现统一的广东地区并不适用。这种以“口”字旁的方言字承载着该地区历史经验，既没有丧失掉与标准国语的统一，也呈现着区别于其他华语圈内的显著语言书写特色。这种语言模式充分展示了立足本土的特色，以本土化的表达对抗英语乃至殖民文化，象征着不为西方文化屈服的自主意识；面向本土，又不甘于标准书面语“大一统”地对粤方言、粤文化特色的遮蔽。因此在文本里，特殊的文字血脉承载了传递思想的两股声音，在文本中并驾齐驱，共同跨越中、西方两种文化的界限，形成了一个立足于香港本土的言语 / 语言共同体，即具有港式表达特色的语言边界。这种特殊的语言既是思想感情传递的媒介，为了小说整体环境的构建提供疏通与表达的功用，又形成了粤语语言共同体最醒目的标志，从文学辐射到文化的其他层面。例如以粤语方言为传播语言主体的香港无线电视台(TVB)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便出产了全方位立足于香港本土的港式影视剧，还有延续至今的粤语流行歌曲排行榜等，都是这个语言共同体特殊的文化表征，显示了香港在地文化强大的独立性和系统性。从这种语言的混杂中便可看到，香港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寻找到了真正属于自我的 核心价值，一个只属于港人的“共同体”。
结语
在董启章的小说创作中间，我们会看到很多相同的人物角色以及相同的场景，维真尼亚在《在快餐店拼凑诗诗思思CC与维真尼亚的故事》完结了生命，却又在《美丽人生》将与“我”告别的片段重置之后，延续 了自己的生命，尔后这个名字又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中重新登场，在文章的第一声部里承担着采访独裁者的重任，又在第三声部中的图书馆空间里酝酿着与少年花的恋情，新作《美德》里也少不了她的身影;不是苹果、贝贝在《体育时期》的成长故事穿越于《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之中；《溜冰场上的北野武》里的叙述者与《时间繁史》的独裁者在设于九龙塘某间大型购物中心的同一个溜冰场里思索，这间溜冰场还同时是不是苹果和贝贝夜宿的场所，也是婴儿宇宙里恩恩每天工作会经过的地方......熟悉董启章作品的读者会像遇到老朋友一样遇到这些熟悉的人物和场景，相当符合西方狭义跨界文学作品的定义。不同于黄碧云式的“永劫回归”，叶细细、陈路远这些反复出现的名字，却以不同的身份登场，人物的设定乃至作品的名字都依附于作者与文字合力建构的绝对权力之下，“谑仿、重复、模仿，一方面代表了颓废的游戏，拆解任何看似单一、永久的实体；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另类的(反)乌托邦建构，以虚击实，以分裂反统一 ，将本尊复制成千百以假乱真的身份。”㉛而董启章笔下的人物却拥有独立于文本的生命力，即使无法在文字间完全舒展，我们也能从这些立体跨界文本之下领悟到他们的生命意义延续在不同场景的想象空间中，而他们与香港这座城市一同呼吸，完成一幅幅香港形象的建构，用他们自己的混杂语言诉说着深藏于在现代都市之间的每一种隐痛......
董启章的小说创作完成了从现实空间到意识空间的交互跨越，打破传统了界限壁垒，形象香港既可以驰骋在城市想象之中，又与社会现实不断融合，形成了文字建构的一个特殊的跨界视点; 董启章的文学使命感由外及内，伸向都市内里，通过对性与类别的跨越，建立又一处管窥城市的跨界观察点，为世人揭开城市及社会性质的实际面目; 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董启章代表着大多数香港文人的意愿，尝试在标准书面语中混入“鸡尾酒”般的本土语言，为本土的语言共同体树立了一个跨越单一语言书写困境（仅对香港本土作者而言）的跨界标识。他从空间、性与类别和语言等方面出发，在如上跨界视点中完成了城市想象中的香港叙事。
参考文献：
①中文译名《绿野仙踪》。
②梁文道语，见钟华生：《还有那些香港作家值得关注?》，《深圳商报》2010年3月15日。
③董启章:《答同代人》，第14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④⑤⑥⑦⑧〔英〕S．S．Friedman，Mappings：Feminism and the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 134－40．见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空间诗学与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第204－221页，〔美〕James Phelan Peter J．Ｒabinowitz 主编，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⑨王德威:《如此繁华》，第14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⑩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序》，第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⑪董启章：《地图集》，第9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
⑫董启章：《双身·代序》，第9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⑬⑮⑯⑰〔英〕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空间诗学与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第204－221页，〔美〕James Phelan Peter J．Ｒabinowitz 主编，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⑭⑱⑲⑳董启章：《幸灾乐祸——〈双身〉的性别变向》，《双身·新版自序》，第5-10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㉑艾晓明: 《雌雄同体: 性与类之想象——关于董启章的〈双身〉及其它小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㉒〔英〕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空间诗学与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第204-221页，〔美〕James Phelan Peter J．Ｒabinowitz 主编，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㉓董启章：《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下），第13 页，台湾，麦田出版社，2007
㉔见《字花》(香港)2014年第5期。
㉕香港学者李婉薇梳理了粤语书写的源流，她认为因为方言字的创造、说唱文艺的出版和流行，外来传教士的推动使粤语群体形成了特殊的文化优势，形成了能说又能写的“语言共同体”。本文借助这个概念，对当代香港地区使用粤语书写的情况进行进一步解释。详见李婉薇: 《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第21-29页，香港，三联书店，2011。
㉖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同带来文化的差异，港式粤语与内地广东地区的广式粤语存在较大不同。
㉗董启章：《体育时期·出版说明》，第 1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㉘Robert S．Beauer，Written Cantonese of Hong Kong，Cahiers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17/2，p．245-293．见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第9页，香港，三联书店，2011。
㉙董启章：《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下），第396 页，台湾:麦田出版社，2007.
㉚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第9页，香港，三联书店，2011。
㉛Scott Durham，Phantom Communities，The Simulacrun and the Limits of Postmodernism，Stanford: Stanford UP，1998．见王德威：《如此繁华》，第18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图片来源：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赵叶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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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 第19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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