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丨高玉：比较视角下的当前中国文学优势与困境文学优势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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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角下的当前中国文学优势与困境
——高玉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3期
摘要：
当今中国文学和过去相比处在最好的状况，和外国文学相比处于先进的地位。它表现为多元共生的格局，品类繁多，层次丰富，在每一级层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国是文学人口第一大国，中国文学从业人员特别多，能够保障各种文学的生存。汉语在文学的层面上是复杂的语言，其深奥以及精微性、诗性等决定了它特别适合于文学创作。中国目前实行的文学制度是有利于文学繁荣和发展的，中国当下的环境可以说是最好的文学环境，这是一个适合产生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时代。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困境是海外传播与接受和消费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流畅、健全的国内消费机制，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和消费市场，深层次地解决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接受问题。应该重新看待“流行文学”，重新审视它、正视它，并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文学目前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中国文学目前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出路是什么？这些都是宏大问题，虽然极复杂但不可回避，也非一篇文章可以回答，但我们需要这样的判断。本文即尝试进行这种宏观判断并具体分析。
一、中国文学的繁荣现状
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这种学习显然是基于我们“落后”的判断。有什么样的判断就会有什么样的对策。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对自身的判断有很多是正确的，但也有很多误判，误判导致中国走了很多弯路。比如面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时，我们的判断是，中国“器”不如人，“技”不如人，但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比西方优越，对于鸦片战争的中国失败，我们的判断是因为英国人有洋枪洋炮，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路线可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即政治、思想和文化上排斥和拒绝西方，而在科学和技术上学习西方，历史事实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正确的，中国的军事装备以及工业制造等得到巨大的发展，中国甚至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非常强大的海军，但强大的海军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中日海战的胜利，反过来说明当时有误判。民国初，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基本判断是，中国不仅经济上、政治上落后于西方，而且文化上落后于西方，中国落后的根源不在于经济、不在于科技，而在于国民素质，要提高国民素质，就要搞文化启蒙，所以就有了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绝对是正确的，它导致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建立起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现代思想文化体系。但说民国初的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落后，这样的判断显然过于笼统，中西方文化在当时主要表现为一种品质和特征上的差异，中国文化单从本身来说不能称落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科学技术等西方事物只是不相匹配而已。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总体上落后或者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但不是所有的元素都是落后的，都不适应现代社会，比如文学、语言文字就不能简单地用“落后”来定性，文学和语言文字与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更不是简单成比例的。现在回头看，当时认为中国文学“落后”这是明显的误判，这种误判导致五四新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学采取激进的否定态度和行动，中国文学在向现代性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比如文学上的与传统断裂、文论上的失语症等都可以说是“误判”造成的。
我认为，当下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等很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特别是落后于美国，有些方面还落后很远，但中国文化不能简单地说比西方文化落后。如何定性现代中国文化，如何评价现代中国文化，学术界有争议，知识阶层很多人对“文化自信”实际上是存疑的。但文学方面，我认为却是无可置疑地可以自豪和自信的，比起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教育等，我认为中国文学不用妄自菲薄，是真“厉害”。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非常发达，有着辉煌的历史，现代文学也是非常繁荣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恢复五四传统，90年代之后迅速达到巅峰状况。当下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有差异而不是差距，差异主要是风格、文学精神、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的，而不是经济和科学技术那样的落后。在科学上，高端芯片、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我们就是造不出来，但文学上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西方文学我们都可以学习借鉴，但中国文学有些内容，西方却学习不了。
诺贝尔奖被认为是代表了世界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它也是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直到 2010 年，还有人说中国要拿到诺贝尔奖，至少要 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这里的诺贝尔奖似乎不包括文学奖。其实中国文学的情况要远好于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学。2010年，笔者在《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有多远？》一文中说：“今天，中国文学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来说不论是文学成绩还是外部条件都非常成熟，可以说中国作家已经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余华、残雪、莫言、贾平凹、李锐、王安忆、阎连科等都是世界级的作家，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获奖都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和突然。”[1]两年后，莫言就获奖了。当然，五年后屠呦呦也获医学奖了。关键在于，在莫言之前，高行健虽然以法国作家得奖，但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的其实是中国文学，因为高行健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在中国写的，是在中国发表或者出版的，是用中文写作的。在之前，已有中国作家如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像莫言这样级别的作家，中国今天其实有一批，比如余华、贾平凹、刘震云等。而自然科学领域，除了“青蒿素”之后，只有一个“胰岛素”达到了诺奖级别。这说明，中国文学在整体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绝不在西方之下，在世界文坛上有很高的地位，并且是持续性的，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那么，中国文学目前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认为，中国文学当下非常繁荣，既是“高原”，也有高峰。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与历史相比，空前的繁荣；与国外相比，处于先进的地位。
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古代文学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比较起来，中西方古代文学各有特色，各有成就，对人类文学的贡献各有千秋。中国古代文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产生了无数的经典作家和作品，文类也非常发达，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以后，中国因为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落后，被迫向西方开放和学习，中国在西化也即现代化的大势下，文学也向西方学习。中国文学向西方学习，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被政治、经济、军事上向西方学习所裹挟。中国近现代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逐渐深入的过程，开始只是选择性地学习，开放某些方面，封闭某些方面，后来则是全方位地开放，所有的方面都向西方学习，文学也被迫全方位地向西方开放，所以，近代中国文学向西方文学学习，很大程度上不是文学本身的原因，而是文学以外的原因。二是表达现代生活、现代思想的需要。中国自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中国人的思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面貌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笼统地说是“西化”了，也可以说“现代化”了，为了反映这种现实，中国文学向西方文学学习不仅仅只是学习文学，更重要的是学习文学以外的思想与文化。三是丰富、发展中国文学。中西方古代文学是平行发展的，各有特点，具有互补性，站在中国本位立场，西方文学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学习西方文学可以大大丰富和完善中国文学，可以发展中国文学，学习西方文学只要不以否定中国文学为前提，怎么学习都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之所以向西方文学学习，并不是因为西方文学先进，或者中国文学落后，而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也是文学本身的多元互补的需要，这和经济、军事上的学习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学习西方文学，不是用西方文学取代中国文学，而是用西方文学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自向西方文学学习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大致梳理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文学以中国传统文学为主，以学习西方文学为辅。五四新文学革命，变革语言，变革文体形式，思想上现代化，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新文学”本质上是西化的文学，但“新文学”有一个逐渐向中国传统文学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逐渐成熟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激烈地反传统破坏传统，但之后新文学更多的是吸收传统消化传统，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新文学”可以说非常成熟了，文体非常成熟，思想非常成熟，艺术上非常成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张爱玲、沈从文、艾青、钱钟书等都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文学时代文学大师都是成群出现的，或者说判断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否伟大，就看他是否有成群的文学大师，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一个大师成群的时代。
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更多地向苏联文学学习，同时进一步向中国文学传统回归，表现为通俗性、大众化等特征。到60年代，由于特殊的原因，中国文学完全对西方文学相当隔膜，加上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对新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学的否定，中国文学进入低谷。但随着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文学迅速地走出低谷，迅速地恢复到现代水平并继续前行，90年代之后完成了学习并开始超越，到了新世纪可以说是非常繁荣。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教育上总体落后于西方，而且有些领域差距还非常大，但在文学上，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超越了西方。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更多元化，具有丰富的层次，而且在每一层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发达国家的文学其构成大致都是金字塔式的，而当今中国文学的这个金字塔尤其庞大与标准，通俗易懂的大众化文学是塔底，探索性的、实验性的，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纯文学居于塔尖。中国一直有通俗文学的传统，中国现代通俗文学非常繁荣，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文学一直走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即“工农兵方向”，通俗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80年代之后，纯文学恢复正统的地位，通俗文学则走和纯文学平行发展的道路，通俗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网络产生以后，通俗文学出版、发表受限的问题得到解决，通俗文学海量地产生，我们所说的“网络文学”90% 以上都是通俗文学。当下中国通俗文学种类繁多，以小说为例，就有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志怪小说、玄幻小说、宫斗小说、盗墓小说、言情小说、公安法制小说、历史戏说小说、科幻小说、耽美小说、同志小说、穿越小说、神话小说等。诗歌、散文、戏剧文学、电影文学中的“类型”文学相对要少一些，但也有大量的通俗性作品。这些作品具有娱乐性、消遣性，适应大众的兴趣爱好、阅读能力和接受心理，能够满足社会上最广泛的读者群需要。通俗文学虽然总体上成就不高，但它为中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中国文学具有广大的读者，通俗文学功不可没，通俗文学作为坚实的基座使金字塔上的纯文学具有稳固的支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通俗文学，但其繁荣的程度难以和中国相比，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具有广大的热爱文学的人民群众。
纯文学在中国是正统的文学，或者说是主流的文学，能够代表中国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的高度与深度，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的成就。纯文学其实也是分层次的，有在形式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文学，有形式上内容上都比较先锋前卫的各种现代主义文学，还有形式上具有叛逆性和实验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的文学以思想性见长，有的文学以形式实验见长，有传统的，也有颠覆传统的，有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和欣赏的文学，有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理解和欣赏的文学，甚至有谁都读不懂的文学。有以中国传统因素为主的文学，有学习和借鉴西方传统文学的文学，有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文学，还有受其它国家比如日本文学、苏俄文学、印度文学、拉美文学影响的文学，当然更多的则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新类型文学，比如新写实小说、寻根文学、新历史主义小说、后朦胧派诗歌、新生代诗歌、青春文学等，它们在当下都有传承和延伸形态，中外各种“历时”性的文学在当下中国以“共时”方式存在，各种精神不同、方式不同、风格不同甚至矛盾对立的文学则以“共生”的方式存在于当下中国文学之中，再加上翻译文学，中国文学成了世界各种优秀文学的集汇地。
中国当下文学，不管是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不仅品类繁多，层次丰富，而且每一种文学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比如武侠小说，它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就有《三侠五义》这样优秀的武侠小说，现代时期产生了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等著名作家，当代则产生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王度庐、温瑞安等武侠小说大师，当下则有一大批所谓“大陆新武侠小说”家比如沧月、步非烟等，武侠小说不断地发展，真可谓“一代有一代之武侠小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金庸横空出世，把武侠小说提高到一个新境界。武侠小说本来只是华人看得懂，只有华人喜欢读的小说，现在也开始在西方产生影响，金庸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发行，虽然是节译，翻译也很不准确，但很受英国人喜欢。武侠小说虽然是通俗小说类型，但金庸 却提升了它的艺术品位，也使当今的武侠小说建立在一种很高的基础上。
其它文类也是这样，比如诗歌。在所有的文学文体中，诗歌是最为纯正的艺术，但中国当代诗歌在通俗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汪国真的通俗诗歌非常流行，影响了一代年轻人。今天仍有非常优秀的通俗诗歌，比如农民诗人余秀华的诗歌，非常有哲理，深受普通诗歌爱好者喜欢。散文中也有达到很高成就的通俗散文，比如余秋雨、周国平等人的散文，就非常契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
再比如“网络文学”，这也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文学类型。“网络文学”本指在网络上发表并主要以网络为传播媒介的文学。理论上，文学不应该区分出“网络”和“非网络”，所有的文学都可以上网而称为“网络文学”；反过来，所有的在网上发表的文学都可以转化为纸质出版物而变成“非网络文学”。中国之所以有网络文学，是由于中国思想文化以及传媒方式的特殊情况决定的，相对自由、快捷，可以对话互动等特点决定了网络文学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内容上较少受限，形式上更加自由，探索更加大胆。虽然绝大多数网络文学作品和纸质出版的文学没有实质性差别，但也产生了很多具有实质性区别的只存在于网络的文学，比如宫斗小说、玄幻小说、盗墓小说等开始时期刊是不愿意发表的，出版社也不愿意出版，只是在网络上走红之后，有了经济利益之后出版社才出版它，而且有些文学类型至今仍然不能公开出版和发表，只能存在于网络。网络文学是一个大杂烩、大熔炉，什么文学都可以往里面装，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低层次的甚至粗俗的，很多作品根本就没有读者，但也有些质量很高的作品，甚至产生了一些称得上是“网络文学经典”的作品，如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等。网络全世界都有，网络与文学的关联很普遍，但网络文学却只有在中国特别发达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散文，在传统的文学世界中，散文因为篇幅短小，容量有限，影响不大，所以一直发展不好，但网络发达之后，兴起博客、微博、QQ 等各种网络写作平台，人人都可以当作家，产生了很多散文，不乏优秀之作，也使散文这种文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青春文学也是这样。西方很早就产生了成长小说，比如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美国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都是经典名篇，成长小说也称为“教育小说”，但这种文学一直受限于成人作家。在新世纪初，中国终于突破成人写作成长小说的惯例，一大批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拿起笔写自己，写家庭、校园、青春，写他们的苦闷、孤独、疼痛，写他们的希望与失望，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笛安、李傻傻、孙睿、蒋方舟、蒋峰等，其优秀和他们的年龄完全不相称，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比如《三重门》《幻城》《红 X》《北京娃娃》《草样年华》《樱桃之远》等，其优秀和他们的人生阅历完全不相符合。这就是具有广泛影响的“80 后文学”，“80 后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文学现象，是由很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促成的，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未来恐怕也不可能再产生这种现象。
纯文学方面，中国目前可以说是五代同堂，“50 后”、“60 后”是中坚，“70 后”正在上升为主力军，正常“80 后”也起来了“，90 后”陆续登场，加上少部分“40 后”，中国文学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作家队伍。老作家宝刀未老，新生力量很有冲击性。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类型化”不同，纯文学最讲创新性，不能类型化，更不能雷同和模仿。所以，中国当下各种文学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比如儿童文学，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文学奖”，这个奖被称为是“儿童文学中的诺贝尔文学奖”。蒋风获得国际儿童文学 “格林奖”，这是国际儿童文学理论最高奖。科幻小说刘慈欣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这个奖被称为“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莫言获得的是不加任何修饰的诺贝尔文学奖，相信近年还会有中国作家收获各种文学殊荣。
文学史家喜欢把相近的作家归为一类，总结出许多流派出来，通俗文学作家对此并不介意，且以为荣，但纯文学家则不一样，大多都比较反感，也不认同，根本原因就在于纯文学作家都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对于作家来说，除了创新以外别无选择，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都必须有自己的个性，都必须有自己的独立艺术追求，否则，他的成就就是虚伪的。在创新上，当下中国文学可以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下文学的一种精神品质。从前中国作家特别看重学习和模仿， 因为学习和模仿对于成功来说是一种捷径，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外国文学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模仿的地方，也应该模仿和学习，但现在，国外最优秀的文学都被我们学习过了，要成名，要成功，唯有创新，唯有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中国的科技一直在学习和借鉴西方，这个过程至今还没有结束，但中国文学的模仿和学习在 20 世纪末就结束了。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文学可以说走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前面。
中国文学不仅作家队伍庞大，大家云集，中国文学在作品数量上也是庞大的。据有关统计，“截至2017年底，45家重要网络文学网站原创作品达1647万种，进行各种创作的写作者超过1300万人”[2]。以长篇小说的数量为例，2006年1200部左右[3]（P1），2009年3000部以上[4]（P1），2010年接近4000部，2011年4300部以上[5]（P21），2012年达5300部[6]（P22），2013年约4790部[7]（P19），2015年约5100部[8]（P17），也就是说，当今中国每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远超过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总和，也远超过现代文学30年长篇小说的总和。和西方国家比，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庞大的。量当然不能代表质，但质通常建立在量的基础上，只有在一定的量的基础上，质才可能有保障。
二、中国文学的人口、语言和制度优势
中国文学在当下为什么如此繁荣，原因当然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有这些：人口优势、语言优势、文学制度优势、特殊的思想文化以及环境包括文学传统与精神等优势。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口的重要性现在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了，关于人口，今天和当初计划生育时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基本观点可以说是重回毛泽东“人多力量大”的观点，当时是直观的预测，现在则是科学的论证和事实的分析。当初计划生育主要是从资源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中国资源有限，当然是人口越少人均资源就越多，现在看来，这是非常朴素的经济观念。事实上，中国近 30 年经济上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享受人口红利，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根本就是一个次要因素。中国东南沿海为什么经济发展特别好，恰恰与人口密集（包括流动人口）有很大的关系。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但中国文学的繁荣绝对与中国人口多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学近30年的迅速发展也得益于中国巨大的人口。中国的房产包括建筑为什么这么发达，与人口有关；中国的高铁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好，与人口有关。中国巨大的人口以及相应的消费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世界大国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忽视。中国文学是典型的中国人口众多的受益者，从人口上中国是绝对的文学大国。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似乎文学是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似乎文学是文化的基本元素，生活中有文学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是天经地义的，反过来没有文学才是不可想象的。但其实这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固有规则，世界上很多小国家，人民生活中根本就没有文学或者文学极其简单。比如蒙古国，文学极落后，这个国家最发达的文学是儿童文学，特别是儿歌，几乎没有成人文学，因为成人基本上没有文学消费。还有一些落后的国家，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生活中根本就没有文学，殖民后才有文学，但基本上是英语文学、法语文学，是少数接受殖民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事，与普通民众没有关系。小国家、少数民族为什么没有文学，或者文学落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人口”不够。
作家作品写得再好，没有读者肯定不行，就像高铁一样，速度再快，设施再舒适，必须有乘客才能赚钱，只有赚钱才能更进一步发展。文学也是这样，广大读者是保证文学繁荣的第一条件。中国人口众多，文学上也是人口大国，就是说，中国有条件、有能力读文学并且愿意读文学的人很多，这是中国文学当下繁荣的重要保障。非洲一些国家人口也非常多，但文学人口不多，他们根本就不读文学，也没有能力读文学，因为整个文明没有达到消费文学特别是消费高档次文学这一步。所以，非洲的优秀文学反而只能出口到西方以及中国，比如尼日利亚的索因卡、阿契贝在世界文学中都非常有影响，但决定其影响的恰恰不是非洲人民，而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读者，这是世界上非常奇特的文学现象。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人似乎天生就懂文学，就会欣赏文学。悠久的文化、文学传统再加上教育的普及，中国培养了大量的能够欣赏文学的读者。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老年人看那些无聊的电视剧，经常看到很多青年男女出入电影院看那些很拙劣的电影，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读那些编造很粗鄙的网络文学，经常看到很多少男少女如痴如醉地读琼瑶式爱情小说，但我们千万不要轻视他们，其实他们为中国的文学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有市场，有需求，有群众基础，中国文学从业人员特别多，有大量的业余作家和专业作家，有大量的文学研究者和文学批评者，还有大量的文学服务人员以及文学机构与平台。从中小学生作文文学写作者、普通博客写作者、文学爱好者、初学写作者、准作家、普通作家、著名作家到顶级作家如王安忆、贾平凹、余华、莫言等，中国作家的构成也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从中小学生的作文性写作、一般博文、作家的习作到成熟的作品再到经典的文学作品，从通俗化、大众化的作品到传统风格的作品到实验性先锋作品，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低级到高级，中国文学作品同样是一种金字塔构成。比如极端先锋性的作家和作品，世界文学史上只有少数文学大国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有，倒不是其它小国不想进行这种尝试和探索，而是这种尝试和探索根本就没有读者， 甚至没有批评家和学者可以评论。但中国则不一样，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都不乏读者，只不过读者多与少的问题。任何先锋文学，只要是真正的艺术探索，一定有读者，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能够满足其生存。真正的艺术探索，国家也会支持，除了给予专业作家的职业保障以外，还会资助具体的创作，批评家也会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低端的，在其它国家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的文学，在中国能够很好地生存。同样，很多尖端的晦涩难懂的作品，在其它国家根本就无法生存，但在中国却能够很好地生存下来，比如残雪的小说，即使评论家也很少有人敢说真正理解这种小说，这是一种看不懂、无法言说的小说，但残雪的小说发行量却并不小，出版社不断地出版她的小说，总是有读者购买和阅读她的小说。即使没有工资收入，版税收入也足够维持残雪的生活，她可以生活无忧地进行艺术上的探索，正是因为这样，残雪能够一直坚持她的先锋创作，她这种作家及其作品全世界都极为少见。在语言上，汉语是一种文学性的语言，这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繁荣昌盛的很重要的原因。汉语在文学上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外在的语种优势，汉语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是语言大国；二是内在品质上的诗性化，汉语特别适合于文学创作。目前，汉语是世界上第一大语言，世界前五大语种及使用人口分别是：“汉语（11亿）、英语（5亿）、印地语（3亿）、西班牙语（2.8亿）、俄语（2.2亿）……”[9]（导言 P1）而且随着汉语的国际性推广，汉语使用还在增加。巨大的汉语人口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保障，其道理和人口的巨大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相近，但有所区别。一种语言有多少人使用，这固然非常重要，但对于文学来说，使用国家和民族的数量以及人口素质这些因素同样重要。汉语虽然是第一大语言，但在国家、民族的数量以及人口素质等方面无法和英语相比，甚至与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相比都具有弱势，主要是通用的范围和程度有限。汉语作为母语的国家严格意义上只有中国、东南亚少数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也使用汉语，汉语在民族上主要是汉族人，其它则主要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国外使用汉语的民族极少（比如缅甸北部的果敢人）。这极大限制了汉语的传播，限制了汉语功能的发挥，也影响了汉语文学的世界接受和影响。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真正强大的语言还是英语。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有7 个，其中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是大国，全世界说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共有172 个，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有近 30 个。目前，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特别是在外交、商务、学术交流、旅游等方面，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法语虽然使用人口只有 1 亿，但也是通行地域非常广的语言，曾经是世界通用语言，在18 世纪时通行最为辉煌；目前虽然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世界上有 40 个国家地区通用这种语言”，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有 30 个。西班牙语作官方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有 23 个，除了西班牙以外，主要在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文学除了以国进行区分以外，更重要的是以语言进行区分，按照语言来区分，英语文学无疑是第一大语种文学，其它如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德语文学都是大语种文学。我们看到，世界文学史上，这几种语种的伟大作家最多。汉语文学虽然不能和英语文学相比，但也是大语种文学，不逊于德语、俄语等。
世界上真正的文学大国有两类：一是语种上的大国，二是国家上的大国，而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国家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法国、英国、俄国、德国都是比较接近这两个条件。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中国文学都不比美国文学逊色，但美国文学的确比中国文学影响大，重要原因就在于语种而不是语言，在于国力而不是国家。中国文学在汉语的层面上主要限于中国境内传播，主要限于中华民族内传播，这限制了其国际影响。可以说，中国当下文学不是不优秀，而是外国人不知道其优秀。我们看到，近百年来，主要是西方文学影响中国文学，而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非常小，对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其它国家的文学影响也很小，重要原因是语言使用范围的限制。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解决：一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中国国际影响扩大，相应地汉语的国际地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汉语，从而了解中国文学，理解中国文学，并认同中国文学，向中国文学学习。二是通过翻译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推广和传播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向西方学习，主要是通过翻译的方式和途径实现的，中国自近代以来就大量翻译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到现在为止，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学交流是不对等的，主要是外国文学翻译成汉语，而汉语文学翻译成外语则远远不够，不仅是数量上不够，重要的是质量上不够。
中西方语言各有特色，各有优长，比较而言，汉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诗性化，也就是说，汉语本质上是文学性的语言。汉字是表意文字，对应于表音文字，和西方的语言以词为本体不同，汉语以汉字为本体，汉语的复杂性本质上是由汉字的复杂性决定的，清《康熙字典》收录汉字达4万多字，虽然这其中的字绝大多数今天已存而不用，但今天汉语通用字仍然8千之多[10]。同时，因为是表意，词对于汉语没有根本意义，但汉字组词的灵活性和强大能力又决定了汉语词汇的千变万化，所以汉语的词汇异常丰富，加之意义没有严格的规定，有丰富的文化意义，造成汉语特别复杂，语义模糊，对于学术以及商贸、国际会议来说，这是汉语的缺点，但对于文学来说，这恰恰是优点。汉语在日常层面非常简单，但在文学层面则非常复杂。
汉语特别能够表达复杂的思想与情感，这是很多语言特别是词汇贫乏的语言所不具有的。汉语文学不是听的文学，而是阅读的文学，我认为这是汉语文学的优势。韩国曾经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后来废除汉字，改为谚文，谚文为表音文字。韩语从学习上来说，的确变得简单了，但它的文学性却大大降低了； 谚文韩语在同音词区分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所以韩语在词汇上非常有限，无法表达复杂的意思，有些不复杂的思想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很多法律文书还是要用汉字书写，甚至简单的人名有时也需要借助汉字来区分。韩国人情感丰富，很有文学天赋，韩国人做的电视电影世界闻名，但韩国文学思想的深度和高度都非常有限，韩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就是通俗文学，很难产生世界级的伟大作家。还有一些语言比较落后的国家、少数民族，它们过去没有产生伟大的文学，未来也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世界上有5000多种语言，但真正产生伟大作家和文学的语言也就是20多种。世界上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语言，有的语言只有语音没有文字，这种语言也有文学，但都是口口相传的口头语文学。过去我们对一些少数民族的史诗评价很高，但这种评价其实主要是就历史价值和民族风情而言的，口头史诗在语言表达上都非常简单，词语不仅单调，而且重复乏味，在原语中艺术性很差，这很容易理解，文字都没有的文学其艺术成就能高到哪里去？这些“史诗”反而是翻译成其它大语种语言之后，文学性才大大增强。
文学是复杂的，需要复杂的语言来表达，简单的语言不可能产生复杂的文学，伟大的文学需要伟大的语言，汉语就是一种伟大的语言，汉语的文学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现代汉语还有很多可能性，有很多开掘的空间，古代汉语在文学上还可以有更多的作为，其潜能还没有被开发。
中国当下有全世界最幸福的文学制度。当代中国，养老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福利制度等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很多保障措施都落后于西方、日本等发达的国家，有很多顽疾有待解决。但我们的文学制度虽不能用先进、发达、合理等词语来形容，却可以说是最有利于文学发展和繁荣的。
中国的文学事业自中国共产党建政迄今都是实行“作家协会”制，作家协会是政府机关，全世界只有中国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是这种情况。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作家协会，但基本上是作家自己组织自己管理的民间协会，不是官方机构。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是正部级单位，和教育部、交通部、文化部是同级别的，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由层层组织构成，有作协主席、副主席，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下设出版社、研究院馆、报纸杂志、基金会、社团、专门委员会、网站，每一个组织机构都有相应级别的各种官员和工作人员。各省有大致体例相同的作家协会，还有地级作家协会、县级作家协会，所谓上行下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是同样的设计，都有各种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专职人员基本上是有编制的国家公职人员，属于公务员系列，拿国家工资，享受国家公职人员享受的各种国家性福利，包括养老金、退休金、公费医疗等。各级作家协会组织每年都要搞各种活动，比如文学评奖、文学研讨会、作家采风“、笔会”等“深入生活”活动，各种交流活动，还要开各种行政会议比如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会议、执委会会议、主席会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各级政府支出。各级作协大多设有自己的文学奖，比如中国作协设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奖、儿童文学奖等，这些奖项除了奖金以外，还是作家评级和享受各种政治待遇的最重要标准。
最关键的是，中国各级作家协会都有自己的专业作家队伍和业余作家队伍，这些作家的生活基本上是由国家负担。中国的职业作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他们由国家发工资，享受国家公务人员享受的一切待遇，但他们的工作却非常自由，一旦写出几部像样的作品就可以进入作家协会成为职业作家，就从此一切高枕无忧，没有任何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职业作家可以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创作，却丝毫不影响他的工作岗位。中国作家实行“双轨制”，在职业和社会保障上是“社会主义”，在工作和收入上是“资本主义”，国家按照岗位和级别发给他们工资以及相应待遇，但他的“劳动”即出版和发表作品所得却是自己的。在中国，其它行业本质上都是用劳动换工资待遇，不工作就没有职位也就没有收入，但作家不同，拿了工资可以不干活或者说不干活也可以拿工资，人是国家的，但“劳动”却是自己的私事，全世界恐 怕只有中国是这样的体制。中国作家可以说过的是一种“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只要作品写得好，不愁出版，不愁读者，不愁收入，也不愁地位和职务。年青的作家只要露出一点才气，只要写出一部好作品，马上就会被纳入各级作协的培养计划，小有名气便被纳入专业作家的行列，从此永远不再为生计发愁。政府对文学的扶持力度非常大，甚至只是一个“想法”也可以得到资助。中国政府每年在财政上都要拿出一大笔钱来养活这些作家以及为这些作家服务的工作人员。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体制的优势，恰恰相反，我认为它是一种弊端，具有不合理性。我相信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这其中很多不合理的东西都会改掉，但对于当下中国作家来说，却是受益颇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利益固定的情况下，有人受损，就有人受益，当今中国的医疗是受损的，而文学则是受益的。
中国文学的优越条件还表现在中国有大量的文学服务人员、工作人员，他们分布在出版社、报纸杂志、作协机构等地方。除了一般文学组织者，文学工作人员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文学研究者，文学评论者，文学翻译者、文学教育者，它们具有独立的功能，但为文学创作服务，为作家服务也是其功能之一。中国高校数量庞大，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已经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大学中文专业以及和中文专业非常接近的对外汉语教育等专业，每年都为中国培养庞大数字的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各种层次的中文人才，这不仅为中国文学培养了大量的读者，也为中国文学培养大量的批评者、研究者，再加上高校本身的现当代文学学者，他们都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当下的环境可以说是最好的文学环境。文学环境不同于生活环境，好的生活环境未必是好的文学环境，文学环境是由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学术等各种因素综合而形成的。经济发达对于人民和国家来说绝对是好事，但经济发达并不意味着文学一定会发达。社会安定和平，这是最理想的社会，但这种理想社会或相对理想社会下的文学未必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安逸有时会使文学缺乏发展的动力，缺乏有文学性的生活内容。相反，生活的苦难对于作家的人生来说绝对是坏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过苦难的生活，没有人愿意人生艰辛曲折，但对于文学来说，苦难有时恰恰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伟大的作家很多在生活上都是受难者。苦难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当然也是不幸和灾难，但苦难的时代有时恰恰是文学的时代，当然前提是苦难必须是能够承受的，不是浩劫，否则就会是时代的悲剧，文学的悲剧，会给国家和民族留下长期难以消除的心理阴影。
20世纪40-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可以说都是时代的幸运儿，对于作家来说尤其如此。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变化远超过中国古代三千年，不仅是幅度上的，更是速度上的。中国古代，虽然朝代不断更迭，但这种更迭具有重复性，人不同而已，模式没有任何变化，人们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人生出来时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人死的时候世界还是这个样子的。但中国社会在清末民初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社会类型从古代转变到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认知方式、思想方式、社会构成、社会组织、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清末民初中国人的见闻以及生活起伏远不能和70年代之后的变化相比。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和生活持续性地巨变，达60年之久，而且这种巨变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今天我们再回首过去，根本不敢相信现实是真实的或者历史是真实的，过去如同做了一场梦，现在如在梦幻中；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完全不能理解和想象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以及那几代人的生活。
社会巨变所产生的梦幻般的生活是作家最欢迎、最需要的生活，从苦难中走出来的生活才是作家最理想的生活，身在苦难之中往往对苦难认识不清，对苦难没有距离因而也不可能对苦难进行审美表现，只有脱离苦海时才能够对苦海有清醒的反思，并进行审美表现。为什么 20 世纪40-60年代出生的这三代作家名家大家特别多，其中有时代的原因，有作家经历的原因。社会在巨变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会产生很多曲曲折折的故事，会产生很多伟大而崇高的故事，也会产生很多悲痛欲绝的故事，还会产生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这些对于作家来说恰恰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恰恰是千金难买的财富和宝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素材。中国60多年来社会本身太文学化了，根本不需要虚构就是精彩的文学。这是产生文学的伟大时代，适合产生伟大的作家，适合产生伟大的作品。
三、中国文学的困境和出路
中国文学繁荣发达，并不是说中国文学就没有问题，就达到了极致，相反，我认为中国文学的问题还很多，比如传统文学的发扬光大问题，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化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问题，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问题，儿童文学的艺术性问题，民间文学的出路问题，等等，有很多困扰，但我认为中国文学目前最大的困境是海外传播与接受的问题。相应地，如何解决中国文学世界“流行”的问题就成了当今中国文学最迫切的任务。
中国当代文学品类繁多，各类文学品质优良，但这只是就作品本身而言。文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作家写出优秀的作品，这只是文学生产成功，文学的消费同样重要，再好的作品，如果没有读者阅读，它只具有潜在的价值，而文学作品从潜在价值到实现价值，这同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相比较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生产环节成功，但消费环节算不上成功，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在接受和传播方面相对比较薄弱，这种薄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相比较创作而言的薄弱。中国文学在制度的层面更重视作家及其创作，更重视作家管理体系和作品评价体系，而相对来说对于读者的阅读、作品的市场流通等则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也缺乏完整的文学消费体系建构。今天的中国经济在思维上已经市场化了，但文学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只管生产不管消费，或者说重生产轻消费，对读者的阅读消费缺乏充分的研究。文学批评完全以文本品质为标准，文学批评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进行审美判断和社会价值判断，而作品的发行量在作品评判中不是因素，读者对作品的反馈意见也可以不管不顾，甚至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都不重要。比如金庸的小说，为无数中国人所倾倒，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发行量巨大；但也有一些人特别是有些批评家不以为然，认为读者多少并不能说明问题，影响大也不能说明它优秀，无论有多少读者，发行量有多大，对中国社会影响多深，它最终只能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在这里其实是一个贬义词。西方文学批评非常重视作品的销量，有数据统计，有很多作品销售排行榜，并且这是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依据，但中国文学批评家基本上不管这些数据。
二是相比较西方对文学消费的重视以及事实而言的薄弱。中国在文学向海外传播的观念以及措施上可以说全面性地落后于西方。事实上，西方文学以及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远远盛于中国文学在西方与日本的传播，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中国文学轻市场消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内在品质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比西方当代文学落后，明显比日本当代文学先进，但在文学接受和发生影响上双方却是严重不对等的，逆差巨大，中国大量接受西方文学，而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则很有限。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美国文学以及俄罗斯、日本、印度、德国等某一时期的文学，中国人非常熟悉，对其喜爱的程度甚至不亚于我们自己的文学；但反过来，这些国家对中国文学却并不熟悉，中国顶级的文学比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比如《红楼梦》，西方人并不接受和认同，这些文学也不会对西方文学以及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发生影响。
中国当代文学要真正强大，除了修内功提高品质以外，世界范围的辐射性不够则是必须克服的困难。过去，我们把文化称作软实力，似乎文化只是为经济服务才具有实力，其实文化和经济一样本身就是一种实力，一点也不软，某种意义上，它比单纯的经济更具有实力，并且是更硬的实力，它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性。旅游、品牌日用品、品牌电视节目、电影等本质上都是文化实力，它们所具有的经济利益没有人可以否认，并且其经济收益远高于一般性商品，比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以及韩国和印度，其影视输出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文学也是文化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方面却远比西方落后，中国古代文学因为过于中国化而不被西方所接受和认同，中国现当代虽然和西方文学具有亲和性，但同样不被西方接受。中国文学更不被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和认同，比如拉美、非洲、俄罗斯、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对中国文学只是略有了解，主要限于学术界，根本就没有大众性的消费，即使了解也非常有限，不过就是知道《红楼梦》、鲁迅以及当下的莫言、余华等人。所以，文学输出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软肋。从经济上来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但主要依靠制造业，准确地说依靠低端制造，中国的小商品已经到了世界的天涯海角，而在高端制造领域，中国还比较落后，并且受制于人，中国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是“科教兴国”，大力发展高科技。但中国更落后的是文化产业，世界流行文化基本上是西方推动和输出的，我们不过是跟风和消费而已，可惜的是我们对这个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解决的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思想问题，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也会反过来推动经济交流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经济活动在海外生存艰辛，很多互惠互利的项目受阻，并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经济背后的思想文化问题。所以，中国文学如果能够解决好输出的问题，不仅是解决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的问题，而且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传播，对于经济贸易都是有所裨益的。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我认为提升传播和接受能力的路径有二：
第一，建立流畅、健全的国内消费机制。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多元性、开放性，这是绝对正确的、合理的，它是中国文学繁荣的重要表征，中国文学应该继续保持多元性、开放性。中国应该保护先锋文学和实验文学，应该支持那些探索性的文学创作；但另一方面，中国更应该严肃地对待文学市场，更应该重视既具有艺术性又通俗易懂深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作品。过去，我们总是从社会倾向、社会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对文学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总是要求作家给读者什么和不给读者什么，总是怀着一种教育读者的神圣使命感，总是和读者拗着来，美其名曰反对低俗，防止不健康，最后弄得优秀的读者都不再阅读文学作品，而一般对文学有热情的读者干脆去读通俗文学或者网络文学，最后受损的当然是文学本身。
中国的作家体制不可能永远是福利性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文学创作和作家的主体最终还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作家的工作业绩就是他的文学创作，而文学作品的好坏显然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由读者包括批评家和学者说了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市场说了算，中国文学最终要走社会主义市场之路，作家最终是在市场上生存。过去，我们一直不信任读者，但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随着国家法律和国民法律意识的健全等，很多问题包括知识产权、言论、宗教信仰等都通过法制来解决，而不是行政管制。
只要是真正为读者着想，真正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中国文学在阅读人口和内需上还有拓展的空间，读者的数量和读者阅读作品的数量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读者数的增加和读者阅读作品量的增加，不仅可以繁荣“文学经济”，更重要的是反过来推动创作，激励作家，可以纠正文学创作过于隐私化或者过于自我表达的倾向，鼓励作家关心和反映社会重大问题，为社会而写作，使中国当代文学更具有公共性，从而更进一步繁荣中国文学事业。
第二，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和消费市场，深层次地解决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接受问题。中国虽然文学人口众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海外市场则是更为广阔的空间。随着科技以及整个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化消费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将会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人们投入文化的消费会越来越高。可以肯定，生活越向前发展，文化就越重要，其中文学也会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的很多产品不被西方认同，走不出去，我们感受到了其痛，但比这更痛的是我们的文化包括文学走不出去。随着中国社会向综合性发展，向更高层级发展，未来我们会深切地感受这种文化不被认同、不被接受、不被消费，文化不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益之痛，我们会深切地羡慕西方人在文化上轻松地收获之巨。所以，中国文学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海外市场开拓问题。中国是文学大国，中国文学人口是中国文学繁荣的保障，提升中国文学水平，满足内需，这是基本的前提，但真正成熟的文学还需要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同，只有得到世界公认，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但中国文化包括文学拓展海外市场远比中国经济海外发展更为艰难。一般物质性商品是中性的，主要是实用，只要质量好，物美价廉，理论上就可以被接受，所以中国经济近年来在外贸上有很大的突破。但文化不一样，它具有民族性，思想倾向性，具有历史传统，让外国人接受中国文学远比接受中国的服装、鞋袜、手机更难。同时还有技术上的问题，比如服装、鞋袜、手机、打火机等可以直接使用，而文学不能简单地出口，它还需要翻译，而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外文，目前还存在诸多困难。对于这一问题，近年来，国家层面有很多举措，比如设立“外译项目”，给予资金支持，鼓励中国学者和翻译家把中国的思想文化翻译成外文并在国外出版。在海外办“孔子学院”，教外国人学中文，传播中国文化。国家给奖学金，资助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我认为，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效果，但困难重重。
比如“外译项目”，实施多年，学术成果还好一点，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根本就没有外国读者，除了可以作为译者的成果以外，大量的或者是译者自己收藏和赠送给朋友，或者是直接打成纸浆，是巨大的浪费。原因主要是中国译者的外语水平欠缺以及中国式表达，在外国人看来根本就是不通，不堪卒读，更不要说艺术上的享受了。文学翻译比学术著作翻译更难就在于它不仅仅需要准确，更需要艺术，文学的艺术性就表现在其语言之中，外国语言的微妙性、文化性、诗性等，这些都是中国人很难把握的，正如美国人把美国文学翻译成中文很难为中国人所接受一样，中国人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也很难为美国人所接受，文学翻译对原语与译语两种语言都有极高的要求。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真正为外国人所喜欢和接受，并对外国人发生思想和艺术上的影响，最佳途径是外国人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外文，而不是中国人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外文。当代中国文学在国外有影响的作品如莫言的小说、余华的小说、麦家的小说、池莉的小说等，全是国外翻译家翻译的。中国自近代以来，产生了一大批翻译家，比如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傅雷、王佐良、草婴、汝龙、罗念生、萧乾等，但外国包括西方却少有中国文学翻译的大家，当代称得上是翻译家的仅葛浩文、魏安娜几个人。什么时候，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以及其它国家也产生一批如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伟大翻译家一样的外国翻译中国文学的伟大翻译家，那才是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了。所以，我认为，与其投入那么多财力物力外译，制造垃圾，还不如花重金聘请汉学家翻译，甚至重金培养汉学家。资助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文学这是比较深层次解决问题的办法，办孔子学院，推广中文，帮助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也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但都成本太高，时效太慢。所以，乐观地估计，中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中国的科技也有可能超过美国，但中国的文学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受很难超过美国。
一旦不从文学构成、文本品质以及生产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学，而从读者接受，海外传播与消费的角度看中国文学，也即从“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那么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很多看法和观点就会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就会在看到中国文学空前繁盛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困境，也会看到英语文学与汉语文学相比的明显优势，还会觉得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二分以及对立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中国文学国内外接受、传播和消费硬实力来说，我们应该重新看待流行文学。流行过去在文学评价中一直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语。其实，从文学的全过程来看，特别是从“供给侧”来看，流行恰恰说明了文学的成功，说明了文学过程的完整性。流行与雅、俗没有因果关系，文学流行也不应该成为判断文学 雅、俗的标准。从文学史来看，雅、俗是可以转化的，有些今天被认定为标准的纯文学比如《诗经》中的 “风”、明清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最初都是俗文学。有些最初是纯文学，后来则变成通俗文学。比如科幻小说最初是很严肃的文学，现在则是典型的通俗文学；言情小说最初也是纯文学，现在主要是通俗小说。流行与不流行也是互相转化的，有些最初很流行的文学比如地方戏曲现在则变成了需要保护的文学，有些最初无人问津的文学比如现代派诗歌现在则变得非常通行。纯文学也是可以流行的，比如外国文学中的荷马史诗、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笛福的小说、歌德的小说、雨果的小说、普希金的小说、司汤达的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罗曼·罗兰的小说、马尔克斯的小说、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当初就很流行，至今仍然很流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唐诗、宋词、《红楼梦》等是最纯正的文学，自始至终都非常流行。中国现代时期著名作家绝大多数其作品都比较流行，比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张爱玲、郁达夫、赵树理等人的小说，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人的诗，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等人的散文，在当时都是流行文学，这其中除了朱自清等人以外，大多数人都是职业作家，也就是说可以依靠稿费养家糊口。中国当代文学更是这样，当代文学史所叙述的“17年文学”、“文革”文学以及新时期初的经典文学，基本上都是流行文学，比如《红岩》《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山乡巨变》《三里湾》《金光大道》《李自成》《人生》《芙蓉镇》等小说，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等人的诗。朦胧诗当时大多数读者都看不懂，明显具有探索性，但却意外很流行，并且其影响与这种流行性有很大的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兴起了所谓各种“现代派”文学，比如“先锋”小说、“实验”诗等，这些都是小众文学，但流行文学仍然是时代的主流，比如余华的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等。一般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介绍的作品其实大半可以归入到流行文学行列中去。
不仅创作是这样，翻译文学其实也是这样，《教父》《哈利·波特》《三个火枪手》这样的通俗文学翻译成中文之后固然很流行，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悲惨世界》《百年孤独》以及巴尔扎克、村上春树的小说同样也很流行。就发行量来说，金庸的小说单部未必超过《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等，比如《活着》，目前发行量每年大约在80万册左右。流行是各种文学实现其价值的最重要的途径。
认为只有通俗文学才是流行文学，纯文学不具有流行性，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流行并不专属于纯文学或者通俗文学，事实上，雅、俗在流行的确定上是过于笼统的因素，文学流行其实有更为复杂的原因。雅、俗文学都有流行的和不流行的，通俗不能保证文学流行，通俗文学中真正流行起来的比例远低于纯文学中流行起来的比例，大量的通俗文学其实没有读者，没有消费，如果以文学为职业，通俗文学作家生存起来更艰难。很多人以为网络文学就是流行文学，其实完全是误解，网络文学因为平台容量大，所以网络文学数量庞大，但庞大的网络文学中只有极少数能够流行，大多数网络文学都是昙花一现，很多作品因为没有读者而不得不中断写作。所以，流行文学并不是通俗文学，流行对于文学来说并不构成贬义，恰恰相反，它是成熟文学的标志之一。
必须承认，西方文学是当今世界文学的主流，这种主流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它的流行性，它被全世界所消费。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中国文学世界范围的流行性问题，首先是走出去，其次是被海外广泛地接受并消费，这不仅仅是扩大影响、传播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同时也是收获经济利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首先要研究流行问题，也即流行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需要重新审视诸如通俗、大众、民族性、故事、雅、娱乐等与流行有关的相关问题。其次，要研究文学消费问题、接受问题。目前，中国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很多，但多集中在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而对于深刻影响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则相对比较薄弱；多是研究作家与作品，而对于读者阅读以及文学流通等研究则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文化习惯、接受心理以及文学喜好等问题的研究非常薄弱。过去，我们总是把西方流行文学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以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予以抵制，这是错误的。经济上我们向海外开拓做得非常好，但文学上我们做得非常差，我们基本上还是以中国的方式想象世界。中西方世界舞台上的竞争，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还是表面性的，文化包括文学才是最根本的终极性的实力；中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冲突是表面的，也是容易解决的，而流行文化的冲突才是激情四射的爆炸式的，才是难以解决的。
总之，中国当下文学非常繁荣，这种繁荣与文学制度有关，还与特殊的文学环境有关。未来的历史也许会对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反思和批判，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另一方面，中国文学也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那就是走不出去，在世界范围内不能流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和接受困境，将是一个世纪难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才是真正的文学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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