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丨赵稀方：香港早期白话文学源流
*文章由作者授权发表，感谢赵稀方老师对“跨界经纬”的大力支持！
*文章、图片、视频等素材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一定妥善处理！
香港早期白话文学源流
赵稀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赵稀方
内容提要
1928年8月创办的《伴侣》，被称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香港新文学论述基本上从此开始。岂不料，在此之前，香港白话文学史早已经有不短的历史，未被人所注意。即使对于《伴侣》的研究，学界也有不少误解。笔者试图经由原始报刊，追溯香港早期文学源流。
关键词
香港，白话文学，历史追溯
01
（一）
据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香港文学最早的文艺期刊，是1907年的《小说世界》和《新小说丛》两种。《小说世界》推断创刊于1907年1月，目前已不存。《新小说丛》创刊于1907年12月，仅存三期。可惜的是，阿英遗漏了《中外小说林》。
《中外小说林》前身是《粤东小说林》，创刊于１９０６年８月２９日，次年即１９０７年５月１日迁移到香港出版，易名为《中外小说林》，１９０８年１月由公理堂接手，刊名又改为《绘图中外小说林》。此刊残缺不全，２０００年４月，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外小说林》影印本，其包括《粤东小说林》第３、７、８期，《中外小说林》第５、６、９、１１、１２、１５、１７、１８期，《绘图中外小说林》第１－８期及第１１期，共计２０期，时间之早，数量之丰富，都远超过了《新小说丛》。
黄世仲
《中外小说林》系列（以下统称为《中外小说林》）的创办者，是黄世仲（小配）和他的哥哥黄伯耀两人。时黄世仲担任同盟会香港分会的工作，系《中国时报》的编辑，除《中外小说林》外，他还参与创办了《少年报》、《社会公报》、《广东白话报》及《有所谓报》等报刊。《中外小说林》系革命派的文艺报刊，目的在于用文艺形式动员民众，鼓吹革命。刊登于《中外小说林》第1期的《小说林之趣旨》有云：“处二十世纪时代，文野过渡，其足以唤醒国魂，开通民智，诚莫小说若。本社同志，深知其理，爰拟各展所长，分门担任，组织此《小说林》，冀得登报界之舞台，稍尽启迪国民之义务。词旨以觉迷自认，谐论讽时，务令普通社会，均能领略欢迎，为文明之先导。此《小说林》开宗明义之趣旨也。”《中外小说林》的结构大体分为三个部分：首要是“外书”，既文学论述部分，其次是主要部分小说栏，再其次是港粤本地通俗文艺部分。在创作小说部分，《中外小说林》长期连载黄世仲本人的白话“近世小说”《宦海潮》和《黄梁梦》。
由于阿英没提到《中外小说林》，导致后面的研究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刊物。刘以鬯在《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序》中谈到香港早期刊物的时候，提到《小说世界》、《新小说丛》，然后直接就跳到了《双声》和《英华青年》 ，《中外小说林》中的小说自然无缘得选。内地的《香港文学史》虽有提到孙中山革命党的文化活动，却也遗漏了《中外小说林》。
《双声》创刊于1921年10月，目前仅存四期。《双声》由《大光报》社印行。《大光报》创刊于民国元年，具有基督教背景，不过是进步报刊。它曾得孙中山先生赞赏，并于1920年1月创刊八周年之际得到孙中山的《为〈大光报〉年刊题词》。《双声》的“编辑者”为“铁城黄昆仑”和“吴门黄天石”。刊物以小说创作为主，作者中颇多内地作者的名字。《双声》为人称道的地方，是刊登白话小说。《双声》“本集投稿简章”第一条就是“本集欢迎投稿，文体不拘白话文言、长篇小说。”
《双声》创刊号上黄天石的小说《碎蕊》常常被人提起。黄康显认为：“黄天石在一九二一年《双声》创刊号的短篇小说《碎蕊》，虽然不成熟，总算是一个新的开始。”[2]杨国雄认为，“在香港，现在所知天石最早的作品，是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的《双声》第一期内的短篇小说《碎蕊》，这篇是在香港境内的刊物出现较早的白话文体小说。”[3]刘以鬯在《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一书中，也首篇入选黄天石的这篇《碎蕊》，称之为“香港新文学的一个开始”。《碎蕊》的开头是：“白孤云住在秋心村，倏忽三年。他并不是本地人，本人也不和他交接。他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家里只剩一个老母。”应该说，的确已经是流利的白话。这是一篇爱情小说：白孤云和凌灵珠因为绘画上的交流而相爱，但凌灵珠的母亲出于势利将她嫁给了一个富贵人家的不成器的男人。白孤云和凌灵珠爱情不绝，最后殉情而死。大体是民初以来言情小说的笔法，也接近于五四反抗婚姻包办的故事。
奇怪的是，《双声》上的白话文学作品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只有黄天石的《碎蕊》被提出来，被视为香港白话小说的开始。据笔者在港大珍藏书查阅，《双声》创刊号上的文学作品，除了第四篇徐枕亚的《忏悔》，第五篇许指严的《大宝法王》是文言，其它均为白话作品，前三篇小说是周瘦鹃的《缘》、黄昆仑的《毛羽》和黄天石的《碎蕊》均是白话小说。从第六篇小说开始，接下来的徐天啸的《错了念头》、陈雁声的《一段爱情的回忆》、许厪父的《贞节之累》、俞天展愤的《水底冤魂》、陈小鸣的小说《环境压速底下一个女子》和《醉后》，长篇小说吴双热的《赣大女婿趣史》，连译作——袁震瀛译述的莫泊桑（莫柏霜）的《鸡既鸣矣》和易卜生的《恋爱喜剧》——也都是白话作品。《双声》上的白话文学作品绝非黄天石的《碎蕊》一篇，估计看过原刊的不多，多数人云亦云，流传下来。
香港英华书院
大体上，《中外小说林》上黄小配的小说属于辛亥时期的白话革命小说，《双声》黄天石等人的小说，则是白话鸳鸯蝴蝶派小说，它们都是近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真正的五四新文学小说，可以提到《英华青年》。《英华青年》是香港英华书院的校刊。香港英华书院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由英国传教士米怜在１８１８年创办，《遐尔贯珍》即出自英华书院，《循环日报》也由王韬购买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所印。英华书院的《英华青年》有前后两种，都仅存第一期。《英华青年》由袁良骏先生首先发现，不过他认为前一种《英华青年》创刊于１９０９年[4]，据笔者查阅，此说有误。前一种《英华青年》所刊载的主编周夏明的《发刊词》，第一句话就是“民国八年，仲夏之月，香江英华青年会，举行开幕礼。礼成，佥议创办一杂志，颜曰《英华青年》。”由此看，前一种《英华青年》创刊于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后一种《英华青年》则复刊于１９２４年７月１日，我现在讨论的是后一种。
１９２４年第１期的《英华青年》，刊登了一篇邓杰超所作的小说《父亲之赐》。小说不但是白话新文学，并且直接就是反映五四运动题材的。小说的主人公是五四时期一个卖国贼的儿子，从行文看，这个卖国贼应该是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三个人中间的一个。小说由“儿子”的心理活动构成，儿子为父亲的卖国行为感到羞耻，“父亲呀！你同你那几鸡朋狗友，狼狈为奸的，把锦绣山河的祖国送到那里去啦？你们三个人，拥着那三千万元卖国的代价，脚底明白，溜之大吉的逃往欧洲去逍遥自在，却不见你祖国大好江山已变成外人的领土，四万万花胃降为皂隶，不知道你在那逍遥自得的时候，可想到你亲爱的同胞正是在上天无路、落地无门的时期。”主人公悲痛不已，最后代父亲向国人谢罪，把刺刀扎进了自己的胸膛。小说最后刊载了“杰超按”：“为五四风潮痛恨曹陆章三人卖国而作，今登在本校季刊上。”这种直接表现五四的爱国小说，即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中也很罕见，可见五四在香港是有反响的。
《小说星期刊》
最值得一提的，是与《英华青年》同时期的一个刊物《小说星期刊》（1924年8月）。在香港文学史上，《小说星期刊》没人注意，提到它的时候，都是将其作为鸳鸯蝴蝶派刊物加以批判的。事实上，《小说星期刊》是一个文白夹杂的刊物，既发表文言作品，也发表了白话作品。《小说星期刊》上所发表的白话作品数量相当大，远远超过1928年的“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伴侣》。对比一下，《伴侣》共发表短篇小说14篇，长篇小说2篇，翻译小说5篇。而《小说星期刊》发表了吴霸陵的《学海燃犀録》和许梦留的《一天消息》两个白话长篇连载，另外还有白话中篇4篇，白话短篇60篇。并且，《小说星期刊》的白话写作出现了最早的“小小说”和新诗。这是非常可观的，可惜的是，这些完全被内地的《香港文学史》所忽略。
从内容上说，《小说星期刊》上的白话小说既有涉及恋爱婚姻的小说，还有大量的反映底层苦难的白话小说，还有反映兵士生活的小说，较具时代气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香港新思想与国内新文化之间的关系。在罗澧铭的《小说家的觉悟》（1924年第4期），女主人公谈到：自从接触新思潮，才了解女子解放的思想，这种新思潮，正来自于胡适之：“我前数年的思想，也不大开通。到了今的新思潮流入我的脑袋，正如大梦初觉。想想我国的女子，皆寄生于男子，作为玩物，何以呢？因为女子是在于无产阶级的下（原文如此——作者注），而又不能求经济独立。我想这里便要求我的父亲，许我再入学去，但他老人家是不允的，我那时真真气极了。胡适之说：‘人人觉得自己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唉，我为女子，岂不是人吗？既然是人，必有该尽的义务。”罗澧铭在文后发表按语，指出：“其中语意，不特为吾辈作小说者所应知，关于女子改革方针，亦为女界诸君所宜研究。”
《小说星期刊》上所呈现的粤港澳三地的文化互动，在当下看来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种互动更多表现在传统文人的圈子里，而不是新文人之间。《小说星期刊》上不乏粤港澳之间的文人唱和。《小说星期刊》甫一创刊，就刊登了多种为陈砚池的《天涯吟社诗》写的序。陈砚池在粤港澳之间诗名鼎鼎，曾创办镜湖诗社。其父即喜欢以诗雅集，“遍征题咏，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天涯吟社诗》即肇始于此。关炽在《天涯吟社诗序》中曾描绘陈砚池咏诗于香港的情形：“古冈砚池陈公也，公以诗闻，而尤以好诗闻，生平浪迹四方，杖履所经，喜与墨客骚人，共数晨夕。镜湖诗社，实公倡首。课余稍暇，辄复摊笺刻烛，分韵拈题，引为莫大之快。旅澳如是，他可知矣。香江片岛，雄峙沧溟，为我国东南通商第一口岸。近十年来，神洲鼎沸，粤中人士，避地者多，王杨卢骆之俦，陶谢沈何之辈，流寓此间者，凫趋鳞集，雾合云屯，方轨濠江，奚啻倍蓰。马群空于伯乐，璞玉宝于卞和，以好诗成癖之砚公，出澳入港，虎啸风冽，龙起云从。”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香港旧诗与内地，特别是广州、澳门的联系相当密切，内地旧文人的南迁，也促进了香港旧诗坛的繁荣。由于本文主要疏理香港早期新文坛脉络，旧文坛情况不再赘述。
（二）
02
现有香港文学史有关香港新文学的叙述，主要来自侣伦的《向水屋笔语》，另外一个不太被注意的材料，是香港新文学的另一个先驱、后来的通俗小说大将平可的长篇回忆《误闯文坛述忆》。可惜的是，侣伦和平可都出生较晚，分别是1911年和1912年，对于我们上面提到的早期白话文学的历史没有什么印象，他们可以佐证的是较后的历史。
省港大罢工
据平可回忆，1925年6月所发生的省港大罢工，让13岁的他第一次从浑浑噩噩中明白过来。那时候他在英文学校育才中学，有一天在学校的门口被人拦阻，高年级的同学告诉他“罢课了”，并递给他传单。他这才知道了省港大罢工，并“引致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一个转折点”。此后，平可开始阅读大陆的新文学报刊。
平可开始看的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店出版品，如《少年杂志》、《青年杂志》等杂志及新文学作品，他阅读的第一本新文学作品是冰心的《超人》。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店外，平可提到的香港的一家销售新文学作品及报刊的地方是设于荷里活道的萃文书坊。这家书店的规模不大，开始尝试性地售卖新文艺书籍，来货很少。不料很快就出现求过于供的现象，以后来货量渐增。少年平可那时候虽然没什么钱，但他节省其它开支，几乎每本书都买，这其中包括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吶喊》《彷徨》《华盖集》、郭沫若的《星空》《女神》《落叶》、郁达夫的《沉伦》、张资平的作品多种、徐志摩的《巴黎麟爪》《翡冷翠的一夜》，汪静之的《蕙的风》 、穆时英的《南北极》等等。另外，北京和上海出版的期刊也陆续在萃文书坊出现，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所主编的《语丝》、徐志摩等主编的《新月》、林语堂主编的《论语》等。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店
有关于萃文书店，平可的回忆可以与侣伦的回忆相互佐证。侣伦并没有提到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店，只是说：“在四十年前（1926）的香港书店之中，最先透出一点新的气息的，是一家萃文书坊。”据说，这家书坊的老板原来是同盟会的老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大概对现实“幻灭”了，所以退出圈子开起了书店。据侣伦介绍，出售新文学和新思想的刊物，在当时的香港还是处于半公开状态的，“也许因为老板的本质和一般书商不同，所以连他的书店也带有革命性。他大胆地经售着各种新文化书籍杂志。你要买到当时最流行的新文学组织（如创造社、太阳社、拓荒社之类）的出版物，只有到‘萃文书坊’去；就是一切具有浓厚思想性而其它书店不肯代售的刊物，它也在半公开地销售；只要熟悉的顾客悄悄的问一声什么刊物第几期到了没有，老板就会亲自从一个地方拿出来。”[5]
平可提到：1927年香港的主要报刊如《循环日报》《华字日报》都很守旧，副刊被“谐部”所占据，但是“香港的文化圈毕竟经不起新潮流的冲击，若干小规模的报纸已辟专栏刊登用白话文写的作品，并采用标点一符号。其中一家名叫《香江晚报》。”平可对《香江晚报》评价很高，认为“以当时的环境和风气而言，它实在难能可贵，可比作揭竿而起的陈涉吴广。” 这《香江晚报》的副刊，是平可首次发表白话文学作品的地方，“我试把一首新诗寄去，想不到竟蒙刊登，我高兴极了，比通过一场考试还高兴。我再寄一篇抒情小品去，不数天也见报了。我还接到该栏编辑约晤的来信。信末的署名是‘吴灞陵’”。
侣伦
再看侣伦的回忆，1927年前后，香港新文学开始滋长，表现是本地报刊新文艺副刊的出现，这些报刊有《大光报·大光文艺》、《循环日报·灯塔》、《大同日报·大同世界》、《南强日报·华岳》、《南华日报·南华文艺》、《天南日报·明灯》。因为平可所谈《循环日报》尚未出现“灯塔”副刊，可见平可所说的时间早于侣伦所说的时间，而侣伦所没有提到的吴灞陵主持的《香江晚报》的副刊应该是更早的白话副刊，这《香江晚报》的白话文学副刊正是侣伦和平可都没有注意到的早年《小说星期刊》白话文学的延续。
早在1924年，《小说星期刊》第6期上王守一所撰写的《吴灞陵先生小史》一文就提到，吴灞陵“至今春”还在担任“《香江晚报》撰述”，还有“为大光报记者”。早在《小说星期刊》的时候，吴灞陵就既写文言也写白话，发表过白话长篇小说《学海燃犀录》，短篇小说《小说家的觉悟》等。
侣伦于1911年出生，平可1912年出生，1924年这一年，平可才12岁，侣伦才13岁，所以对《小说星期刊》都没有记忆。不过，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另外一位同样出生于1911年的香港早期新文学的经历者李育中，却记得《小说星期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十三、四岁（一九二四年）时，家里订了一份罗醴铭[6]主编的《小说星期刊》，这是一份学上海礼拜六派的刊物，作者多是本土的，作品的语言主要采取通俗或古奥的文言，也有用白话文写的，我在翻阅之后，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7]李育中的记忆，看来要比侣伦和平可早一些。
1927年吴灞陵在《香江晚报》上主持白话副刊的时候，15岁的平可才刚刚赶上。其实，吴灞陵虽然资格老，但实际岁数并不算太大，平可和他见面的时候也觉得意外，“见面前，我以为他是一位老师宿儒，见面后才晓得他是一位很风趣、又很笃实的青年。他年纪比我大，当时他大概二十多岁，我是十多岁。但这段年纪上的距离并未引致隔膜。我们认识以后常常相约见面。”
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平可开始注意到侣伦在介绍1927年前后白话文副刊时所提到的第一个报纸副刊，《大光报》文艺副刊。平可看到《大光报》是在学校的贴报栏里，他发现《大光报》的文艺副刊全部用白话文，用新式标点，编排新颖，比《香江晚报》还要强。当时副刊上重点推出两位新文学作家“星河”和“实秀”的专栏散文，吸引了平可，他几乎每天都去阅读这两位作家的散文，并在精神上和他们成了朋友。少年平可有一个喜欢新文学的朋友，那就是比他大一两岁的就读于圣约瑟书院的张吻冰，他们俩都是西文学校的“番书仔”。陈灵谷一家从海陆丰因政治逃难来港，成了平可的邻居。陈灵谷比平可大两三岁，喜欢读新书，他们也成了朋友，平可还将张吻冰介绍给他。陈灵谷为生活费而想给刊物投稿，平可给他推荐了《大光报》文艺副刊。陈灵谷果然用“灵谷”的名字投入，果然被采用了几篇作品。在陈灵谷的鼓动下，平可也开始在《大光报》文艺副刊发表白话作品。
1928年元旦，《大光报》招集作者宴会，这是香港早期新文学家的首次集会，是香港文学史堪可记录的日子。正是在这次宴会上，平可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星河”和“实秀”，并发现“星河”就是谢晨光，“实秀”是龙实秀，他们从此认识，后来成了几十年的朋友。经过谢晨光和龙实秀的介绍，平可又认识了李霖（即侣伦）、黄显襄（黄谷柳）和刘火子。平可、张吻冰、陈灵谷、谢晨光、龙实秀、侣伦、黄谷柳、刘火子，这些都是香港早期文学的主要作家。
还有一位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集会的发起者，《大光报》的总编黄天石 。黄天石旧文学功底深厚，同时也是香港最早写作新文学作品的人之一。平可着重强调了黄天石在新文学组织方面的贡献：“黄天石还有一项贡献是容易被后人遗忘的。当年谢晨光龙实秀等在香港倡导新文艺，显然是在黄天石的技励和扶掖下进行。他们所凭以发表能够一新青年读者耳目的文章，是因《大光报》创设了1个新颖的副刊，当时《大光报》的总编辑是黄天石。”
看来这次聚会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侣伦也记载了这个历史性的聚会。侣伦提到，当时在香港从事新文学的多是青年人，有些还是中学生，只是为了爱好新文学而业余写作，但互相之间并不认识，也没有什么组织。《大光报》邀请他的副刊投稿者进行了一次联谊性的聚会，才使得这一群人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会。在侣伦看来，在香港新文学拓荒期，这些人的努力和成就颇值得提起，他们是黄天石、谢晨光、龙实秀、张吻冰、岑卓云（平可）、黄谷柳、杜格灵、张稚庐、叶苗秀等。
下面，让我们借用侣伦的话，对于这些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黄天石在新闻界，主持过报纸，也办过政治刊物；但是却一贯地致力于文艺写作。他当日在报纸发表的中篇小说《露蜡姑娘》，可说是香港新文艺园地中第一朵鲜花；而他的在受匡出版社出书的《献心》，也是具有清新气息的散文集。谢晨光除了在香港报刊写作之外，同时也在上海的《幻洲》、《戈壁》、《一般》等杂志发表作品。他的小说集《贞弥》在受匡出版社出版，印好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发行；他的另一本小说集《胜利的悲哀》是在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龙实秀也在受匡出版社印出了小说集《深春的落叶》。杜格灵在广州金鹊书店出版过一本文艺短论《秋之草纸》。张稚庐是香港文艺刊物《伴侣》的主编人；他的作品都是在《伴侣》发表，他的作风很受沈从文和废名影响；他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床头幽事》和《献丑之夜》。这些都是他们在香港新文艺工作上收获到的一点点成绩。[8]
正是在这次聚会之后，香港的新文学作家才彼此有了来住，有了创办新文学刊物的想法。《伴侣》就成立于这一年，后来的《铁马》和《岛上》也都是这些朋友努力的结果。
对于 “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伴侣》的叙述，我们主要受到香港新文学当事者侣伦的影响。在《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一文中，侣伦将《伴侣》称为“香港出现的第一本新文艺杂志”，他谈到，《伴侣》的“主编者是张稚庐”，它是“一本纯文艺性质的杂志”，其内容“侧重刊登创作小说，其次是翻译小说，此外还有杂文、闲话、山歌、国内文化消息等项目”。侣伦借用别人的话，称赞《伴侣》：“当日有人写过一篇推荐这本杂志的文章，称《伴侣》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因为没人见过侣伦所提到的文章，“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的版权后来就落到侣伦头上来了。
《伴侣》杂志不易看到，连香港报刊研究专家杨国雄先生也只看到《伴侣》的6－9期：“因为缺藏《伴侣杂志》的创刊号，没法看到该刊的发刊辞。” 由此，侣伦的说法，一直被香港文学史所沿用。笔者查阅到了包括创刊号在内的《伴侣》的1-9期（第1期创办于1928年8月15日），这才发现侣伦的诸多说法事实上并不准确。
侣伦说，《伴侣》“主编者是张稚庐”。事实上，《伴侣》无“主编”之称谓，前三期“编辑”是关雲枝，社长潘岂圆，督印余舜华。从第四期开始，“编辑”才变成张画眉，即张稚庐。侣伦说，《伴侣》是香港的第一本“新文艺杂志”，“纯文艺性质的杂志”，“侧重刊登创作小说，其次是翻译小说，此外还有杂文、闲话、山歌、国内文化消息等项目。”事实上，《伴侣》英文名为Illustrated Family Magazine，就是一个家庭生活类刊物，主要刊登生活类杂文，文学很少，直到第7期开始才变成以文学为主要内容，可惜到第9期就没了。《伴侣》并非由什么文人团体主办，据第1期封底，《伴侣》系由中华广告公司主办，地点在香港大道中六号四楼。
《伴侣》的发刊词置于第一期的首篇，题为《赐见》，署名“同人”，篇幅很短。《赐见》开头说：“我们执笔者——不问其为写书的或是写字的——都是徘徊于十字街头的青年。”然后有一段括号解释，“这‘十字街头’四个字，新近给人家用腻了，可是为着下文总不免要提到象牙之塔的原故，所以，在这里，似乎不得不牵来一用。”结尾是，“人家就过，‘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我们能否就以摩托车之轮为花，以商店的招牌为叶呢？都得试试。大家可有同感？我们愿作伴侣。”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想必知道“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的来源，那就是后期创造社的“小伙计”叶灵凤和潘汉年主编的《幻洲》（1926年10月至1928年1月）半月刊。
《赐见》比较简略，较能表达《伴侣》意图的，是1929年新年号（第8期）的篇首《新年大头说点愿意说的话》。读这篇《新年大头说点愿意说的话》，读者不能不惊讶于编者对于当时中国大陆文坛的谙熟：“伴侣之出，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主张，也并非为的“忍不住”的缘故，只想“谈谈风月，说说女人，”作为一种消愁解闷的东西，给有闲或忙里偷闲的大众开开心儿罢了。倘还得扯起正正之旗，则“以趣味为中心”是更其明白而又较为冠冕的！”
我们知道，文中指涉的全是1929年前后的中国文坛论争。《伴侣》是在新文学格局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的，但它自觉远离新文学写实主义主流，而将自己归于“以趣味为中心”的一类。
沈从文
《伴侣》希望约请上海的新文学作家。不过，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香港刊物，他们能约到的稿件寥寥无几，这里面最引人瞩目的是沈从文。如上所说，《伴侣》和国内新文坛发生关系，主要通过画家司徒乔。足以佐证的是，沈从文（笔名甲辰）在《伴侣》第7期首篇所发表的恰恰是《看了司徒乔的画》。沈从文与司徒乔是早年的朋友，后来沈从文曾写过《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回忆他们的友情。《伴侣》第7期在沈从文这篇文章后面，又刊登了司徒乔本人的一篇长文《去国画展自序》，两篇文章相互呼应。来自国内新文坛的沈从文等人的文章，给了《伴侣》很大鼓舞，这期结语《再会》有云：“甲辰君的稿是从北方寄来的，他的名字是我们所熟知的了，尤其是他的长篇创作《阿丽思中国游记》出版之后。他来信答应我们继续寄些短篇来，这个沉寂到无名的南方文坛，怕将会有个热闹的时期的到来吧！北方的朋友也不远数千里的给通点声气，难道这儿的朋友反而可以守着寂寞，那是决不会有的事罢！朋友们，我们要唱出一曲为大家所需要倾听的歌，来打破这四围的死静的空气。”沈从文后来也专门给《伴侣》写信，“《伴侣》将来谅可希望大有发展，但不知在南洋方面推销能否增加？从文希望《伴侣》能渐进为全国的伴侣。” 从“希望《伴侣》能渐成为全国的伴侣”一段看，沈从文响应了《伴侣》在国内文坛定位的相法。不过从他关注《伴侣》在南洋方面的销售情况看，他还是注意到了《伴侣》之作为香港刊物的特殊性。
值得一提的是，《伴侣》还曾到过鲁迅之手。鲁迅日记1928年10月14日记载，“下午司徒乔来并交《伴侣》杂志社信及《伴侣》三本。”197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经司徒乔之女司徒羽介绍，得知侣伦是该刊编者之一，故找到侣伦进行咨询。侣伦解释说，他并不是《伴侣》的编者，只是作者之一。他说：“司徒乔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四日交给鲁迅先生的伴侣社的信，内容写的什么，由于我不是伴侣社同人，也不是《伴侣》杂志编辑之一，所以无从知道。凭我的臆测，那可能是向鲁迅先生约稿的信。” 后来《伴侣》并没有刊出鲁迅的文章，可见这次约稿并不成功。《伴侣》第4期的出版时间是1928年10月1日，《伴侣》托司徒乔送给鲁迅的《伴侣》应该是前四期中的三本，可能是前三期。这几期都是纯粹的生活内容，大概入不了鲁迅的法眼。
由此可见，作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的《伴侣》，以中国内地新文学息息相关，是在其感召下产生的。的确，《伴侣》把视野放眼于全中国，第8期《伴侣》新年号上《新年大头说点愿意说的话》一文开头就向四万万中国人民问好：“阴暗的寒云都消散了，民国十八年的到来，也许同时把幸福的赠礼都带来，带来了四万万份了罢——盛哉观也！”并希望中国读者喜欢《伴侣》杂志，“祝福《伴侣》成为全国的伴侣！” 而第9期，《伴侣·再会》就已经在欢呼《伴侣》在大陆的成功了：“从这一九二九年起，《伴侣》的足迹走遍了全国了！”
向上滑动阅览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基金重大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项目编号:19ZDA278）的阶段性成果。
2.黄康显《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香港秋海棠文化企业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初版，第９页。
3.杨国雄《香港战前报业》，三联书店（香港）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１３２页。
4.参见袁良骏《新旧文学的交替和香港新小说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5.侣伦《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刊于侣伦《向水屋笔语》，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7月首版，第6页。
6. 应为“罗澧铭”。
7. 王剑丛《李育中与香港早期文学》，《香港文学》1999年第11期。
8.侣伦《寂寞地来去的人》，《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刊于侣伦《向水屋笔语》，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7月首版，第30页。
主编：凌逾
责编：葛英
往期精彩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kuajietaiji@163.com。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关于赞赏：三分之一作者稿酬、三分之一编辑酬劳、三分之一公众号运营。
【跨界经纬】 第1988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