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林岗：疫后谈文之一 ——从抗疫文艺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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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后谈文之一
——从抗疫文艺谈起
林岗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创刊面世，我表示诚挚的祝贺。广东的文学批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站立潮头，声名远播，为全国所瞩目。后来经济大潮涌起，人心转移，文学批评发出的声响，逐渐沉寂了下来。希望今次借大湾区文学评论隆重推出之势，能够重振广东文学评论昔日的光华。主编贺仲明兄命题作文，要谈谈后疫情时代的文学和批评。我觉得题目出得很好。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它所造成的链式反应，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卫生领域。新冠疫情彻底地改变了大到国际政治、国运兴衰升沉，小到个人前途、生活状况的所有方面。这自然也包括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引出了令我们再思索的问题。在疫情远未结束的今天，我们甚至已经不能奢望一个未曾发生疫情的世界，无从想象这个曾经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了，而只能面对被疫情的洪流冲得七零八落的眼前境况。勇敢地面对，勇敢地生活是唯一的出路。在这严峻的时刻，借着杂志创刊的机会，谈谈对文学和批评的认识，也许是不无益处的。
年初抗疫至今最可令人瞩目再思的文艺现象一定是“抗疫文艺”了。它大概是建国以来从未达到如何广度和深度的全国文艺动员和文艺参与，文联、作协和文化战线等行政体系理所当然一声令下就行动起来，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全民性的不分界别的自觉主动的文艺参与，真是到了抗战烽火的年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程度。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未曾见过生活以如此极端的方式降临：一级响应令下，所有人居家自我隔离。一时间个人处于孤隔状态，彼此分隔犹如孤岛，惶恐不安的气氛蔓延开来。窗外寂静肃杀，悄无人烟，昔日喧哗热闹的城市，除了危楼孤立，此外就是一片灯火下的荒凉。电话、微信、电邮传来真真假假无从辨别的信息使过年的心绪一下转变为惊恐夹杂着焦躁、愤怒的负能量。还有，医疗疾控卫健人员第一时间各就各位。广东派出驰援武汉的第一批医疗队，封城次日乘着除夕的夜色登车出发，至2月15日广东共派出16批援鄂医疗队2000人。他们工作在医护的一线，身处险境，被称为逆行者。如同抗疫一词所表示的，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战役”。张文宏医生说得好，居家隔离，不是隔离，是战斗。隔离就是战斗，凡有战斗就有文艺。
广东省援鄂医疗队
回想起来，春节长假甫结束广东省文联和作协于1月31日向全省文学艺术工作者发出倡议，号召作家、文艺家“以笔为援，抗击疫情”。倡议获得迅即回应。如果以时间轴观察，最先出现的是抗疫春联和歌曲，它们远在倡议发出之前而几乎与封城令下和医疗队驰援武汉的同时出现，然后是诗歌、快板、广播剧、曲艺、摄影、动漫等短平快的文艺形式大量涌现，再到3月份更有厚度的报告文学、散文、短篇小说等陆续登上各大报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的版面。广东有26首歌曲入选全国优秀战疫公益歌曲展播曲目，在“学习强国”平台播出；报告文学《千里驰援》登上3月2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报告文学《守护苍生》刊发于《光明日报》的头版。据统计，省文联征集到500多首抗疫歌曲和3万多种各类题材的作品；省作协收到会员及爱好者5000多种诗歌、散文和小说作品。当然，我们知道，文学艺术有时候不是讲数量的。但是今年的文艺抗疫不仅仅表现在作协文联系统倡议后征集到的作品数量，更令人瞩目的是在医疗疾控一线的逆行者所表现出来对文艺的参与的热情和深度。这既是医疗卫健系统文艺动员的结果，也是医护一线人员对文艺的自觉认识和主动参与的结果。比如早期即便医疗人员对病毒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尤其在援鄂一线，大量患者转成危重乃至死亡给医患双方的心理都蒙上了层层阴影。很多一线人员出现心理问题，除了安排心理医生进行专业疏导之外，医疗队想起了文艺。他们用歌曲来安慰和疗伤；写诗、配乐、做剪纸、摄影，制作成MV在网络传播。一面给自己“壮胆”，一面给亲朋好友传信。作品的作者，既来自一线医务人员、家属，也来自随队的媒体记者。医疗队鼓励医护人员写日记、绘画、唱歌来舒缓压力。孙逸仙纪念医院请来漫画家林帝浣为前线医护作画，在驻地建成“文化长廊”，被称为“治愈系”的小林漫画。还有，关键时刻文艺还成为医患沟通的桥梁。言语不通，医疗队员们就在防护服画上几笔，手绘简图，或者手写一封鼓励的信，拉近了与患者的心理距离，让他们更加积极配合治疗。针对方舱中新冠肺炎患者普遍焦虑的情况，省二医援武汉医疗队员为方舱患者送去广东“防疫香囊”，将队员子女们送来承载他们心意的画作，在方舱里建起了一道“爱心墙”，以“人文抗疫之举”鼓励方舱患者。在逆行的一线，文艺作品的鼓舞士气的作用、温暖人心的作用和治愈疗伤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些肯定不是来自批评家、鉴赏家，而是来生活在一线逆行中的医护人员。
抗疫歌曲《武汉，不孤单》
文艺作品的流传久远是观察文学价值的一个角度，文艺作品的应急及时又是观察文学价值的另一个角度。这两个不同的观察角度长期以来被理论批评处理成相互对峙而互不相容的视角，是此则非彼，反之亦然；取此则弃彼，反之亦然。我自己忝列文学专业数十年，亦自问不解应急及时的文学何以有其价值？随着抗疫而兴起的抗疫文艺将这个问题放大了出来，让我们有机会看清楚观察文学价值的另一个视角。这实在是生活给予我们再思考文学的难得机缘。
人的生活是在时间之流中存在的，时间之流便是一个节点连接下一个节点，乃至于无穷相续。在时间之流任意节点的人生，跨过相续的节点而面向久远的终极关注和永恒关怀是一个方面，然而从此一节点到下一节点的大步迈过亦是一个方面。尽管下一节点又来，依然得如前一般，大步迈过。因为当下的一步迈不过去，亦就没有了接踵而至的下一步。失去了当下的节点，永恒又在哪里呢？正如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所说：“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毫无疑问，文学是我们时刻流逝的生活之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时间之流的每一刻都起作用。这种作用，有长久的，有短暂的。须得两者合而观之，才能看得见文学的真面目。毋庸讳言，抗疫文艺不是藏诸名山传诸后世的文艺，它随疫情而起，随疫情而消。其中个别优异者或成为我们关于疫情时光的共同记忆，但也仅限于刻骨铭心者而已。如果疫情和它一同消失，那将是它的好结局。没有了疫情，也就无需抗疫文艺，这是浅显的道理。然而因为它的短暂，因为它的应急及时的性质，而从文学的象牙塔射来轻蔑的目光，那也刚好暴露了这目光的短浅和片面。只有身处疫情的危局之中，只有身处如何免除新冠病毒引起社会大众恐惧，振奋同心抗疫的斗志，才真切体会和认同抗疫文艺所激起的人文精神的力量。没有这种短暂如流星般的抗疫文艺，疫情紧急那一刻的生活如何度过？如何逆势而存？没有了当下，如何奢谈未来？抗疫文艺是战斗的文艺。战斗性是抗疫文艺最重要的性质。它不是为了永恒，而是为了战斗而出现于世间的。抚平疫情，战斗取胜，抗疫文艺亦随之而消逝。这不是抗疫文艺的弱点，而恰好是它合理的归宿。
抗疫题材书画
新冠疫情最早在中国爆发，但也是中国最先控制住了疫情。政府下了断然的决心，国家动员了空前的力量，中国人民上下一心，全民抗疫，其成绩、担当和表现，环顾五洲各国简直可以说一骑绝尘。这里面可以总结和观察的东西有很多，各条战线都有参与，但文艺的角色绝对是重要的一环，它的作用绝对值得肯定。因为文艺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力量，精神作用不能量化，说战疫的取胜它起到了百分之多少的作用。借用一个词，文艺究其实是一种“软实力”，它要和“硬实力”相互配合，才能完美地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犹如人走路，一条腿只能摇摆跳行，两条腿才能走出稳健的步伐。抗疫期间的公共政策，比如封城、驰援、小区网格管理、隔离等措施的落地，则有赖于文艺所代表的精神力量的配合。中国抗疫的成功，有赖于政府、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体制，而将此种四方责任粘连在一起组成有力矩阵的是文化理念的自觉运用，而体现文化理念自觉运用的文艺战线正是在这个四方矩阵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占有重要的位置。一句话，空前的文化自觉和文艺动员与公共政策的完美配合绝对是中国抗疫的一大特色。笔者寡闻，全球各国政府都在抵抗疫情，这特色不知是不是独见于中国？但觉得这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追溯，何以中国能形成这样一种抗疫的特色？
我不想过度夸耀文艺动员所起的作用，因为文化理念的作用可以通过组织动员的方式发挥作用，也可以由个人自觉自悟而发挥作用，然而组织动员可以波及广泛的社会面，可以深入到社会的每一细小之处，个人的自觉自悟则做不到这一点。由此看来，答案不言而喻，抗疫“软实力”的出色发挥在于中国存在一个由上而下又由下而上的文艺组织系统，也就是坊间常说的“文艺体制”。它集人事、财力、发表出版和荣誉评价于一炉，将水平尽管参差的文艺家和文艺爱好者集合在一个以文艺为旗帜的团体协会之下。虽然不是一网打尽，但也庶几疏而不漏。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个“文艺体制”似乎没有得到全面的认识。时而是之者过殷，时而非之者过甚。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为一个组织系统，它的运行当然有待于它的决策，而它的决策脱离不开大的时代社会背景。当大的时代社会背景不可逆转的时候，组织系统的决策亦会犯错误，伤害文艺的事业，伤害文艺家艺术才华的发挥。建国以后的文艺史，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时期，类似的不幸例子已为人所熟知。也许是有鉴于此，对“文艺体制”的非难和苛求之声此后的一段时期时有所闻。有的认为“文艺体制”已经赶不上改革开放的大势，它不会给文艺事业的推动文艺事业的发展进步，而只会起阻碍的作用，它应该结束其使命。这些非难的声音有认知的问题，也有立场的问题。
图丨同舟共济战疫情
自中国现代革命兴起以来，文艺就强烈地改变了它在传统社会格局中的角色和地位。简单地说，文艺由骚人墨客适意时抒发豪情，失意时排遣烦闷的笔墨工具转变成一项大众事业。所谓大众事业意味着从前许多与笔墨艺术无缘或缘分浅薄的百姓大众卷入了进来。由此一根本性的转变，文艺从此担当了社会动员的崭新角色。这是史无前例的。这种转变的最早理论阐释当然要数上世纪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劈头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依次论述文艺有普及和提高两方面不同的任务，文艺当然要承担提高的使命，但在当前形势下普及更加迫切。字里行间触及到文艺角色在时代社会环境下转变的最内在的关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相当长时期以来人们对毛泽东所阐述的文艺角色的根本转变，不是照本宣科地做教条主义的理解，就是本着自由主义的文艺观念认为这就是“规训”和“改造”文艺家，仅仅认为它是文艺家世界观改造时的说辞。详细分梳这个遗憾产生的原因涉及到文艺思潮的细节，此处不赘。对大的方向而言，只要文艺转变成大众事业这一点是真实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则它必然要求文艺为社会动员出力，要求文艺家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文艺之成为大众事业，与文艺之需要以动员的方式实现其使命是一脉相承的。除非文艺不成为大众的事业而保持它原初的角色地位，它可以依然高高在上，任凭骚人墨客挥洒个人的情志。文艺一旦接受现代革命的洗礼，它就不可避免地脱离原来的轨道，迅速变身为大众的事业。一方面革命意识形态和新的观念需要以艺术的方式灌输并进入大众的心灵世界，另一方面大众的趣味和美学要求需要在新的文艺形式中得到表现。这种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大众性是合一的，它越合一就越能完成文艺动员群众的自身使命。
然而新的文艺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大众动员的任务呢？它必然有赖于一个完善的组织系统。因为只有组织系统才能粘合看起来涣散和分歧的个人。文艺从来都是凭趣味、认同而“臭味相投”的，因而是同人性的，但在大众事业性质的定义下，仅凭趣味和认同是不够的。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组织系统的出现标志着文艺在现代革命历程中的“现代性”。它是“现代性”在中国进展的表现，它能跨越趣味和认同，让理念的力量统合全体并将之贯彻到底。那种认为组织化的文艺体制是僵化产物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组织化的文艺体制最深刻的根源是文艺成为了大众的事业和它由此而产生的动员功能。疫情期间乘势而起的抗疫文艺鲜明无误地将这个道理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抗疫的歌曲、漫画、诗歌、广播剧等各种艺术形式透过网络平台、电波和印刷媒体走进抗疫的前线，走进隔离中的千家万户。文艺动员实现的广度和深度如果不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那也一定是不多见的。事实证明，越是国家和社会遭遇危难关头，文艺为大众事业的性质就越能显明地表现出来，文艺动员越能彰显它的正面功能和作用。而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文艺体制的存在和有效运转功不可没。因为正是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体制的存在才能支撑和实现如此深广的动员能力，展现出如此深广的动员效果。人们常将文艺形容为一支队伍，不错，它就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队伍的存在是有赖于建制的。队伍和建制是密不可分的，队伍是表，建制是里。没有建制，队伍就会涣散；队伍涣散了，建制亦不复存在。庆幸的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有这样一支能战斗的文艺队伍，有这样一个支撑文艺队伍的建制存在。我们在正面评价抗疫文艺的同时，也需要正面评价我们的文艺队伍和组成文艺队伍的文艺建制。而认识这一点也就认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面。
林岗，中山大学系教授（博士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要著作有《秦征南越论稿》《符号·心理·文学》《传统与中国人》《边缘解读》《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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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 第20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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