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张衡：重思媒介，再勘港史 ——评赵稀方著《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
重思媒介，再勘港史
——评赵稀方著《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张衡
本文首刊于《香港文学》2020年11月号
当下香港文学研究成果颇丰。重视香港文学分时段的系统整理，逐步推进文学史料研究，海内外学者对于各时期文学史的梳理均有呈现；同时，紧随时代步伐，深入文化层面研究，探求香港文学研究问题中的新方法、新角度。但从学科体系建设角度来看，诸多问题时有涌现：一方面，原始资料亟待发掘与整合、史料体系有待完善；另一方面，研究分期、分段特征明显，聚焦某一时段或某类创作群体，虽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意义但不免松散、难成体系。诚然，香港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难免有着“逐新逐热”的推动导向；已有研究资料缺乏史料详实考证，多有矛盾、疏漏之处。诸多问题，若不厘清，文章观点很难立足，且不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建设发展。面对香港文学这一研究“富矿”，当下亟待关注的问题恰恰在于——如何更好地回到现场、重勘历史，以理论指引、历史考据的方法介入，不断发现问题，在“历史的现场”解决问题，推动研究的转向和创新，达到学科话语体系的再建构。
基于当下香港文学研究中史料散佚、理路错综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稀方研究员新著《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一书（以下简称《报刊香港》），以重返历史现场为基准，对大量历史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详实考订，在爬梳史料过程中不断发现新问题，通过学术性问题推进，并以敏锐眼光、多元化视角进行展开，沉淀经年、几易其稿，汇成《报刊香港》。本书独特贡献之处体现于：由香港报刊媒介切入，以小见大，横向映照出近代以来香港文学发展脉络；纵向来讲，作者以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贯穿全书，带领读者于问题中思考，不放过任何历史“盲点”，于探索之中思考现代化进程中殖民地香港的特殊问题。《报刊香港》以材料之丰、视域之广、理论探索之深入，别出心裁地提供了香港文学历史研究的范式，从而带动更为开阔的阐释空间。具体来看，亮点有四。
一、聚焦媒介，以微知著
为何选择“报刊”作为香港文学研究的切入点？早期香港文学活动的发展生态如何？这是阅读《报刊香港》引人深思的问题，也是作者写作缘起。西方学者在论及政治文化时，对于资本主义背景中逐渐发展兴盛的报刊媒介，通常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与向度。一方面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者在论及“公共领域”时，重视资产阶级的报刊、俱乐部、咖啡馆等场所在“公共领域”中的代表性和意义，认为报刊乃“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其议论、批评、传播的功能展现并引领“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①；而另一方面，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更将关注点聚焦至媒介本身，撇开其传播的载体意义，媒介本身不仅意味着传播方式的变革转向，而且带来了与时代语境相关的信息，同历史的时间、空间紧密相连。尤为重要的是，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提出了著名的“印刷资本主义”概念，这其中，波及大众的小说和报纸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民族共同体的想像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可能②。就此而言，报刊是一种历史上最具在场效果的表达符号。香港报刊作为近代中文报刊源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由于多重历史及社会现实原因，香港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以及移民汇聚的“熔炉”，报刊作为重要的传媒工具和文化载体，在香港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1997年出版王赓武主编的《香港史新编》就曾专辟一章介绍“香港中西报业”，且位列“香港文学的发展”“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香港的大众文化与消费生活”等章节之前。一方面可以看出香港报刊的重要地位——还原考察报刊媒介的发生场域、追溯早期香港文学生态、思考香港报刊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极具史料研究价值；另一方面，报刊媒介作为生命力相对持久的大众传媒，对于政治、经济、大众文化、时尚文化具有承载意义及导向作用，是一定历史时期香港社会多元文化的真实返照。一如赵稀方研究员于该著“前言”所述：“现代报刊一方面是历史材料，另一方面自身同时也是一种历史建构。由此，‘报刊香港’的命名有两层含义：一是香港的报刊，二是‘报’上所‘刊’载的香港。也就是说，本书的任务有二：一是梳理香港文艺报刊脉络，二是研究这些报刊是如何呈现香港的。”③2
《报刊香港》聚焦媒介，以报刊勾勒文学史。全书共十二章，选取香港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典型刊物、专栏文章、代表作家、社团群体、文学批评等构成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从1853年香港出现的第一份中文期刊《遐迩贯珍》至2003年创办的杂志《诗网络》，横跨三个世纪，贯穿殖民地香港发展的历史。一是，把握历时性与共时性，注重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时代介入因素，客观地看待香港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例如在论及上海都市文化的发展时，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与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均重视到新兴报刊媒介、印刷文化、大众出版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作为上海报刊“源头”与“播种者”的香港中文报刊，正是在中与西、新与旧文化交融碰撞之下开辟出的都市文化新角色。赵稀方研究员在涉及香港文学起源问题时，追溯香港早期社会现实，从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地区首次引入报刊谈起，聚焦最早的中文报刊——1853年香港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遐迩贯珍》以及1874年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通过对报刊版面配置、发行情况尤其是文章内容的考察，指出现代报刊与现代印刷推动了香港文学的产生。又如，抗战爆发后大批文人南下香港，蕞尔小岛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大量报刊的新发行、新迁入构成这一时期香港文学的新生态，该著第五章“南来与本土”从报刊角度展现了彼时香港文学生产过程。既把握了文学发展的历时性脉络，又将发展历程中时代介入的关键因素加以强调。二是，重视内在性与本土性，注重香港报刊对本土作家的影响及呈现出的香港意识。同样是在第五章“南来与本土”中，《报刊香港》考察《文艺青年》期刊，敏锐地发现抗战爆发之后，在南来作家和本港作家之外，出现了另一种未被文学史所提及的战时香港文学类型，即在左翼作家指导下的香港本地青年的创作。得出“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学事实上由三个部分构成：南来作家，本港作家，左翼文坛培养起来的香港青年作家。”③165并重视到后两类还都未进入当下研究的视野。既发现还原了香港本土作家作品处于萌芽之际的文学生态，又将被忽略的“边缘”进行内在剖析，将其纳入到香港文学史的历程中。前承左翼文坛精神余脉，后启战后香港文学本土意识，丰富了文学史的完整性与客观性。
《报刊香港》见微知著，以媒介反思香港文学活动与社会现实。该著详细梳理了香港文学发展历程，展示了诸多文艺刊物创办不易、维持艰难、时有中断终难以为继的“坎坷命运”。正如第四章“左翼文学与现代诗”考察得出：1923年创刊的《红豆》虽有梁氏微薄的商业资助，也已将穷愁与压迫延伸为初步的阶级意识③99。又如，1929年9月香港最早文学团体“岛上”创立的刊物《铁马》是香港新文学的“第一声呐喊”，但《铁马》不久停刊，岛上社作家团体自费印刷出版新刊物《岛上》。这一时期文艺期刊难以生存、弥漫着“穷愁”主题，作家面临着纯文学与商业文学的选择。艰难的处境使得香港文学在战后产生了一套自有的发展模式：文艺爱好者们成立文学社团，以团体力量聚集筹办刊物；文艺期刊入不敷出，背后的文艺工作者们既无稿酬又要集资维持刊物；期刊中以专栏作家长期连载为主，长篇小说、诗歌散文结集类作品须借助期刊自有的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得以发行。如此艰辛，如此执着，毫无怨言。展现本土意识高峰的《素叶文学》堪称这一模式的代表，西西、也斯等作家的小说单行本、作品集等也正是依托素叶出版社得以问世。筚路蓝缕，创刊不易，在商业社会激烈竞争环境之下，期刊的发展维持举步维艰，然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因此香港文学发展史是与报刊作为文化载体、传播媒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交锋汇聚的互动者的独特作用密不可分。可见，香港报刊媒介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断裂性与持续性的辩证统一，虽“寿命”不长，时涌时现，却未曾止步，创刊人刚坚卓毅的精神传承，构成了香港报刊文学表面发展时序断裂、内部文学精神执着统一的“锁链式”结构。
《报刊香港》聚焦报刊媒介的独特性质，透视香港文艺期刊在商业社会中的真实境况。由于报刊媒介的独特性，使得报刊一方面作为载体将历史上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定格在一纸之上，同时，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性，使得文学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逐渐扩大，文学现象得到了动态的流动和发展。正因为现代传媒所具有的传播性质及社会影响意义，报刊媒介所承载的文字载体具有了史的性质。因此，香港报刊文学搭建出别具一格的媒介文学史，成为以小见大、透视中国现代文化萌芽的“窗口”。
二、追问现场，正本清源
早期资料的勘探搜集，始终是文史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该著史料素材积淀深厚，汇集了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诸多藏书机构的重要纸质资料及影像胶片，部分以影印插图形式穿插论著之中，读者亦有幸在阅读学习过程中“一饱眼福”。值得注意的是，《报刊香港》并非面面俱到、纯粹以史料堆砌，而是去伪存真，辨析已有论断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追根溯源，还原文学发生时期的本来面目。
一是切问近思，考订求证；通过大量一手资料的整理、搜集，针对问题有效发问，从而更正既有文学史中的错误。关于香港文学的起源问题，通常追溯至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此说法最初由刘以鬯提出，逐渐被引，香港文学史遂采用此说。然而对于这段史料正确与否、精确程度如何的问题，几十年来鲜有人问津。而在《报刊香港》中，赵稀方将其前溯至1853年香港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遐迩贯珍》，考证出刘以鬯此说转引了忻平《王韬评传》中源于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中的资料，但忻平的引用却忽略了“戈公振所说的《循环日报》创立副刊时在1904年”③15而非《循环日报》创刊时间即1874年，且当时并无副刊问世，按戈公振所述，及至1904年《循环日报》副刊创立，王韬早已离开香港20年、逝世7年之久。身为作家的刘以鬯并非专业的研究者，失误错引，但后人不曾考订，沿袭此说，造成文学史上一大误会。赵稀方关注创办于1853年香港第一份中文期刊《遐迩贯珍》，发现其创刊之初虽为传教工具，但其刊登的游记散文足以构成香港文学“不‘纯’的起点”③10，将香港文学起点向前推进了20年。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一份可自由流通的阅读刊物，《遐迩贯珍》在内地广为传播，奠定了香港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前沿位置及特殊意义。又如，《伴侣》杂志（1928年创刊）被誉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这种说法最初源于香港作家侣伦，后人引用沿袭，从未质疑，但其中问题累累。赵稀方多方查阅，对《伴侣》1-9期进行全面考察，证实只是一本家庭生活类刊物，以介绍现代生活时尚为主，第7期开始才以文学为主要内容。在回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历史现场之中，《伴侣》的创刊自然与当时鲁迅赴港演讲联系在一起，“《伴侣》之所以受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香港第一个白话刊物”③78。这是文学史在建构过程中往往容易忽略的问题。而对于《红豆》杂志（创刊于民国22年）的记述，文学史上错漏颇多，赵稀方跑遍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藏书机构，多方查询、对比参照，对《红豆》杂志原始资料进行查阅与整理，在《报刊香港》中再现了《红豆》创刊号即有标明“编辑督印是梁之盘”从第二期开始“编辑督印：梁之盘”后面加上了“经理：梁晃”。打破了以往学者习惯认为的梁之盘作为编辑是后来接手的固有认识。
二是逐本溯源，价值重估；如《报刊香港》中注意到以往香港文学史研究对《中外小说林》的遗漏，这是现存最早的香港文艺期刊；一向被简单斥为鸳鸯蝴蝶派，很少进入研究者视域的《小说星期刊》，文言为主、文白交杂，白话小说数量颇多，大大超过被文学史称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的《伴侣》杂志，赵稀方认为“《小说星期刊》是早期香港文学的一个宝藏，需要我们沉下心来整理，并换一种眼光观察”③30，创刊于1924年的《小说星期刊》，即为香港早期白话文学的源流。可见，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于历史中不断打捞被前人忽视、遗忘的角落，再度肯定其文学史上的意义，具有开拓性的价值。
三是关注整体，同中取异；《报刊香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新思路即关注整体内部的差异。以往论及“五四”及“新文学”，论者往往关注新旧文学的对立冲突，以及新文学在推陈出新、打破藩篱中所起到的革命性启蒙及引领作用，及至将这一问题带进香港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诚然不可同日而语。《报刊香港》在第二章“文学新旧与现代性”中注意到早期香港文坛新旧文学如影随形、相伴相生，殖民地香港的文言文学具有其特殊性，既有传统文人在其“公共领域”“私人空间”的“中文共同体”意义，又承载着殖民地香港对于传统文化的珍视及对殖民文化的反击。面对这一新旧文化杂糅带来的特殊文学生态，重新思考“五四”、重新认识白话与文言的各自价值，有助于推进早期香港文学史的研究。而在第四章第三节“现代诗与唐番体”中，借助香港学者陈冠中提出的“半唐番美学”考察20世纪30年代香港新文学刊物《红豆》杂志诗歌群所呈现出的独特、鲜明的地域特色，既是对李金发一脉现代诗歌的呼应与延续，同时，作为香港现代文学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
因此，作者打捞海内外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在文献完备的基础之上梳理分析，使被遮蔽、被忽略的重要史实“浮出历史地表”。赵稀方以锐利的眼光发现问题，并在散落的历史资料中带着问题不断探索，一如鲁迅先生所言：从来如此，便是对吗？因此，他往往能通过重返历史现场的方式厘清史实，面对前辈、权威的观点进行勇敢、理性驱魅，并在特殊的历史场域中思考原因，进而解决问题。打破了既有研究中对于早期香港文学史的不完全认识，以开阔多元视角，重拾散落历史烟尘中香港文学的沧海遗珠。
三、多元视角，史思互现
《报刊香港》尤为可贵的是在特殊的文化场域中，以多元化、多角度的视野重构“视线之外”的香港文学。强烈的问题意识牵带出哲学方法与理论工具，点面相结合考量的方式推动文章的辩证性思考。因此，多元丰富的研究视角、史思互现的融合交汇亦是该著的另一亮点。
《报刊香港》的新维度在于：诊疗“沉默”“空白”背后的文学症候。有关香港早期历史的论述，基本上难以采用“直接阅读”方法进行史料的阅读与研究的，部分研究资料的“欠缺”“遮蔽”“曲解”容易造成历史“误读”现象。针对本书第六章第二节“戴望舒‘附敌’事件”，及相关文学史论述中对于戴望舒“附敌之作”的判定，《报刊香港》在史料解读上秉承了阿尔都塞“症候式分析”的延伸方法以及福柯“知识考古学”理念中强调的“话语事件的塑形和实效问题”④。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亟待发掘，而历史文本中出现的“沉默”“空白”与“沟壑”，往往是解决疑难问题的入口。戴望舒的“附敌罪名”源于抗战后文坛的检举，《报刊香港》则更加关注文学产生的历史现场，即四十年代初期戴望舒在香港所发表文献的内容、性质及其指向。文献考察发现，抗战时期的戴望舒文章多为应酬之作，缺乏实质内容，更多的创作反而专注于对时政的回避、醉心于传统文化的发掘，其对日方态度多处于“沉默”状态。因此，“涉足于作为原文的必要补充的‘沉默’的谈论，着眼于字里行间的‘空白’的暗示，在‘沟壑’之中发现基本概念的内在联系。就这样，把埋藏于原文中的无意识的理论框架的许多症候连接起来阅读。”⑤从而捕捉历史建构过程中的“盲点”以及背后深层的含义。《报刊香港》聚焦戴望舒对于日方态度的“沉默”和彼时文学创作中政治言论的“空白”，联系其战后的文学活动加以考察，得出战后文坛对于“附敌”事件的检举，涵盖文学团体的利益纠纷，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戴望舒战后发表的一系列写于1942年的诗歌，如《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更能体现心声。《报刊香港》中对历史人物及文学立场的考订，不乏精彩之处，这并非简单的“名人效应”分析考察，从报刊的角度厘清抗战时期几位重要作家的作品情况及表现，将种种“沟壑”贯穿勾连，既是对于作家身份、文学创作倾向的解构与重构，同时也是纵连“沟壑”、把准香港文学脉络的体现。该著以重要作家、关键问题为聚焦点，以史料中存在的“沟壑”“空白”为线，进而辩证分析出文学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因素造成的不同方面，对于香港文学史的重新认识与建构，意义深远。
戴望舒
《报刊香港》的新面向在于：辨识“视线之外”本土性与殖民性的纠葛。继二十一世纪初年赵稀方《视线之外的余光中》一文引发热议之后，本书第六章第三节“视线之外的叶灵凤”依旧秉承了对于历史现场的尊重，并对上世纪中叶香港社会的本土性与殖民性纠葛加以辨析，阐释出文史哲思考的新面向。《报刊香港》拨开七八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化界人士的一系列“平反文章”，考察沦陷区叶灵凤发表的一手文字资料，勘探一系列“亲日”作品背后的思想动机。殖民地的胜利无望和选择日本“大东亚理论”以求发展，是沦陷于殖民地的叶灵凤在“身份焦虑”与“殖民反省”下对于香港出路的选择。战后发表的香港史地系列作品——《香岛沧桑录》《香海浮沉录》《香港的失落》等，对于香港本土意识的建构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赵稀方认为，“在较少有殖民反省的香港史上，叶灵凤的这些著述是很独特的……以详尽的历史叙事方式申诉了中国人的立场，打破了西方人对于香港的知识垄断，这是他的香港著述的根本意义所在。叶灵凤在著述中，以详尽的历史材料揭露了英国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各种史实，这就戳穿了西方历史叙事中对于自己侵略行为的‘美化’”③207。叶灵凤面对亚洲与欧美两类殖民者的入侵，显然态度不一，这源于香港社会特殊背景以及对于殖民文化的强烈反抗与主观摒弃，叶灵凤对于香港的热爱与珍视，是其不断发扬本土性的创作动机，从而构建出本土文化的“想象共同体”，推动了六七十年代后本土文化的发展热潮。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提到：“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研究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⑥钱理群先生也曾谈及：“文学史的核心是参与文学创造和文学活动的‘人’，而且是人的‘个体生命’。因此，‘个人文学生命史’应该是文学史的主体，某种程度上文学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文学生命的故事连缀而成的。”⑦除了对于香港文学史中的作家再度审之外，《报刊香港》以史思视角聚焦本土，对于百年香港文学发展进程中传统性与殖民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复杂关系做了更加客观的评价。香港传统文学往往被视为新文学的对立面，历来颇为研究者忽视。《报刊香港》在对于《英华青年》等刊物中新旧兼容的文学现象关注，不仅注意到了旧文学的酬唱社交以及更符合国人表达习惯等社会性功能，更将其对抗殖民、坚守传统的独特意义彰显。在探究本土性中更加注重香港特色的作品，如将香港早期白话文学的源流，追溯到白话小说种类丰富的《小说星期刊》，如肯定了脱离左翼文学批评视野之外的方言连载小说《经纪日记》，关注“半唐番”、重视“三及第”，强调文言与白话、粤语方言与书面语言、中英俚语之间特殊的混杂意义。如此呈现出具有生命力、生长性的香港文学。香港作为一片飞地，往往成为利益交锋的市场、权力对峙的舞台，对于传统文学、通俗文化特殊意义的关注，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香港的本土性特征。
《报刊香港》的新视野在于：透析世界格局下现代主义思想的浸润。现代主义思想的浸润和后殖民理论的支撑，贯穿始终，是书中一大亮点。作为殖民地的香港，自然有其文化发展的特殊样式，借助思想理论介入文学史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对于战后香港文学的发展态势，《报刊香港》将其放置于世界“冷战”格局的背景之下审视，“香港既承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同时又承受着美国的文化控制，这在新殖民主义的历史上是颇值得注意的。”③275由此注意到“冷战”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与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主义纯文学传统有着源流关系，另一方面，香港现代主义思潮与台湾文坛存在着交流互动的关联。香港学者陈国球在《香港的抒情史》第一章“走进文学史”专辟一节论及“台湾视野下的香港文学”，这与《报刊香港》中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及其同台湾文坛的关系相互映照。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版图中重要组成部分，关注香港文学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双向互动，对于香港文学的进一步研究开拓了思路。
《报刊香港》对于“视线之外”香港文学的发现与切入采用了新维度、新面向和广阔的新视野，反思其历史性与现实性、殖民性与传统性、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复杂纠葛。可见，文史哲的交融互促，为学科体系的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再度生长的平台，对于更好地思考香港文学发展及影响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自是一家，和而不同
为何本书对于香港报刊的整理只呈现至80年代末？创刊于21世纪初年的刊物虽有涉及，但香港报刊的发展脉络基本在“九七”之际戛然而止，使读者意犹未尽。刘俊教授就曾在《“报刊考古”与“历史建构”——评赵稀方的<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该著未收入《香港文学》杂志进行系统研究的遗憾⑧。笔者读罢本书，确有同感，但《报刊香港》的编排整理，自有其系统性、合理性。《报刊香港》是重返历史语境的文学史研究，全书涉及的时间脉络基本贯穿作为整个殖民地时期的香港文学，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有着其非比寻常的特殊性，对于跨越“九七”及“九七”之后的文学生态考察，可以单独再做深入探究。2017年出版的《百年香港文学史》中，黄万华教授将百年来香港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早期（19世纪后期--1945年）、战后三十余年（1945年--1970年代）、近三十年（1980年代至今）三个阶段，但书中对于近三十年以来香港文学的考察，同样较为有限。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出于当代不宜写史的考量，近三十年来香港文学发展繁盛，可自成体系，单独列出。当下看来，香港文艺期刊研究仍是未竟之业，《报刊香港》的“余音绕梁”为香港文学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香港报刊媒介对于邻近的澳门、台湾、粤港澳文化圈以及内地文艺界的“辐射”，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及成效；对于华语文化圈特别是东南亚新马地区华语报刊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本书“戛然而止”的一丝遗憾亦可成为当下香港文学研究推进的动力和亟待丰富的空间，值得广大阅读者和研究者悉心考量。
由此，我们重思香港文学史的研究与建构，上世纪90年代初已有部分大陆学者致力于此，诸本文学史⑨虽体例不同、各有侧重，但皆为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于香港文学史研究“倾心亲力”的有益尝试。其中，最具学术研究及参考价值的当属刘登翰《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与袁良骏《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前者从整体出发，内容详尽，以中国文学学科建构的角度研究香港文学，在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无形地勾勒出自开埠至回归之际港城的今昔变迁；后者专注于香港小说的研究，才有简介、评论与个人品评体悟相结合的叙事方式，系统呈现出二十世纪香港小说的面面观。因此，两本专著成为彼时香港文学研究的代表。
世纪末至今，香港文学史研究更趋系统化、细致化和多元化，陆港学者和而不同、“众声喧哗”，文学史的勘探、建构、修订、重写络绎不绝。近年来香港本土推出了十二卷本《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又有陈国球教授《香港的抒情史》，内地有黄万华教授《百年香港文学史》等学术专著。相较之下，三位学者不同侧重、各有千秋，分别以不同的研究视野、从不同研究角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香港文学史的建构添砖加瓦。
黄万华教授所著《百年香港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核心理路在于“三史互促”的文学叙述。《百年香港文学史》与《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及黄教授潜心研究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彼此沟通、遥相呼应，融汇成为鼎足而立的“三史”；在文学史内部，以作家作品为核心，紧紧围绕“旅地”与“在外”这两种华文文学的基本形态，对百年香港文学宏观进程充分展开；侧重经典文本细读，将文学作品归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诸类，关注文学创作、传播活动中香港经验的传承凝聚，勾勒出百年香港“文学地图”，为华文文学的交互性研究提供了体系支撑与宏阔视野。
曾获2017年“第十届香港书奖”的陈国球教授新著《香港的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最大特色在于“在‘抒情史’中写‘文学史’”⑩。作为香港本土的学者及研究专家，陈教授整部论文集延续了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以降海外汉学家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并结合以个人成长、求学、教学、研究等相关经验，对于香港文学的“前世今生”进行勘察。陈教授以“抒情”传统强调了香港文学的“地方性”，针对当下香港文学现状在书中呈现的审美理想以及抒情批评系统，不啻为时下香港文学研究提供了新颖别致的角度。
赵稀方新著《报刊香港》之于前著《小说香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有着“一脉相承、和而不同”的特色。从表面看，二著皆采用“小说/报刊—香港”的论述模式，前者关注的是颇受欢迎的文学体裁与城市间互动模式，除在小说中见证港城独特的历史想象之外，还想“在互动关系中建立视察香港小说的视角。”⑪10前言。后者聚焦印刷媒介与城市之间相互建构的模式，重勘史料，梳理香港文艺报刊发展脉络，以期研究媒介对于城市历史的呈现。从内里看，二著均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切入，对于香港文学的考察均着意于省思“现代性”背后潜藏的深层文化含义。
《报刊香港》是对《小说香港》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延伸，解决了《小说香港》开篇就呈现出的重要问题。前著提及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概念，并认为“在电子媒体尚未产生的情况下，英国殖民者的香港叙事主要是依赖于印刷媒体如报刊、史书等来完成的。”⑪18因此《小说香港》上篇“历史想象”，借助报刊、史书等珍贵资料分别从“东西之间”“岛与大陆”以及“香港意识”来剖析自殖民地诞生以来不同向度的香港叙事。英国殖民者对于印刷媒体的建立、运营情况高度重视，占领香港后，几乎垄断了所有叙事文本且创办大量报刊，就连《遐迩贯珍》等中文报刊也是由英国人经营，这正体现了福柯所强调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阐明了早期印刷资本与香港话语权力掌控之间的关系后，《报刊香港》则由报刊媒介出发，探究香港文学的诞生发展与中文文艺期刊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报刊史折射文学史，更加贴近香港文学本身发展的脉络。当然《报刊香港》也并非固步自封、对前著亦步亦趋。首先，新著推翻了诸多不成熟、存在误读与曲解的固有结论，大量采用一手资料，还原历史上特殊的文学生态。颇为重要的是勘明源头，厘清了香港文学史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其次，通过报刊媒介载体，动态把握了不同时期文学创作活动，直观真实反映出香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特色及困境、局限。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新著视野宏阔，多方位观照文学传播活动，探究百年香港报刊文学在沟通中西文化，辐射港澳台、中国内地及东南亚等地区的重要意义，为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开阔视野。“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⑫ 早在写作《小说香港》时期，赵稀方破中有立，触类旁通，创造性地采用后殖民理论与问题推进式的研究及论述方法进行“史与思”的聚焦和透视。因此《报刊香港》重返历史现场的研究，之于前著《小说香港》既是丰厚补充，又是一大推进。
台港文学、后殖民理论以及翻译史研究多年来是赵稀方研究员学术探索道路上的“三驾马车”，三者并驾齐驱、彼此交融、互为影响，既是学者眼光独到从问题出发不断揭秘、驱魅，进行解构以至重构知识话语的努力，也是其多年来始终未曾将文史哲互融互促脉络在学术研究中抽离的最佳体现。赵稀方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出身，史料功底丰厚扎实、发现问题眼光敏锐。首本专著《存在与时间》成书于90年代博士在读期间，独具慧眼地将古今中外文学、哲学史上一系列大师及其思想理论比对参照，展开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系统解读。出版于2003年的《小说香港》系博士论文研究成果，并由此开辟了后殖民理论和翻译文学的研究，足可见哲学思想及文艺理论对于学术研究的引领及推动作用。而后，随着《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2003年）《后殖民理论》（2009年）《后殖民理论与台湾文学》（2009年）《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2009年）《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2012年）《翻译与现代中国》（2018年）等系列著作成果陆续出版，赵稀方沿着翻译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脉络，“向青草更青处漫朔”，文史哲交融视野的学术研究独具风格、自成一家。
白驹过隙，岁月荏苒，自《小说香港》的出版、重新修订到2018年再版，及至2019年系列学术成果《报刊香港》的问世，廿年光阴，披沙拣金。由此可见，赵稀方虽已在翻译研究、理论研究方面多有建树，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域，但频频回顾、念兹在兹的始终是香港文学研究。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报刊香港》的面世既是其兢兢业业、切磋琢磨、经年沉淀的成果，同时也可以看作是走向媒介融合时代的全新展望。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我们深信香港文学研究的千树繁花终成累累硕果。
结语
《报刊香港》的问世一方面与港澳台及海外学者的香港文学研究构成对话，另一方面作为内地学者，此番路径和方法为中国文学深入进行史料研究提供了有效范式。《报刊香港》创造性地融合了新与旧，中与西，传统性与现代性，文言与白话，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南来与本土，勾连台湾、东南亚，探究香港文学的香港性、本土性意义，关注香港文学不断生长的精神内核，借助报刊文学的研究厘清了香港文学的本源问题，对于媒介融合时代的香港文学研究提供了再度思考、再度开阔的新思路。
本书阅毕，感慨丛生。90年代后期，大批文艺期刊再度涌现，同时，还伴随着新兴媒介与多样化载体形式的诞生，如电子报刊、手机APP、多媒体网页平台等。科技的革新使得传统媒介的生命依旧得以延续，那么新一轮的媒介转型又为文学、文化提供了哪些灵感与经验？上世纪以来，风靡一时的香港电影、话剧以及流行港乐，亦可看作是香港文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硕果。研究者应关注媒介视域下香港大众文化发展的新路径、新媒介、新创意。在传统媒介逐渐式微的今天，新媒介发展“不忘来时路”，延续传统媒介的优势，同时多媒介、跨媒介的繁荣浸润着时代的潮流与讯息，是当代文化勃兴的象征，也是一代港人情感的寄托与精神生命的体验。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蒸蒸日上，如何看待香港文学在这一文学、文化生态之中的意义及发展前景？近年来，内地学者对于媒介与文学发展的研究，逐步由单一媒介跨越到多媒介、跨媒介的领域。在走向媒介融合的时代，传统印刷媒介的价值是否丧失，如何更好地使传统媒介的“创新转型”？今天的媒介为文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哪些优势和阻碍？媒介如何更好地助力建构当下的文学文化？诸多问题，有待深挖。时至今日，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的名言依旧振聋发聩，因此，《报刊香港》“再勘港史”是直面过去文化场域的态度和勇气，而“重思媒介”不仅仅是文史哲交汇互融的学术体系再生长，更带来了对媒介发展的省思与展望。
注释：
总编：凌逾
责编：夏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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