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地理特征与人文社会风貌的双重展示——论小说《红岩》与重庆民俗文化
自然地理特征与人文社会风貌的双重展示——论小说《红岩》与 重庆民俗文化
凌孟华
本文原刊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关键词：《红岩》；重庆；民俗文化
无论是谈论20世纪重庆文学、西部文学，还是中国当代文学，《红岩》这部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和影响深远的共产主义教科书都是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它不但在国内一版再版，供不应求，而且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十余种外国文字，拥有众多的异域读者和海外知音。正如周晓风教授所说：“《红岩》几乎是创造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把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文学教化功能与大众审美趣味，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与革命者的人格魅力成功地结合起来，其影响不仅超出了文学的革命意义，而且也早已不限于文学本身。”[1]
近半个世纪以来，评论家们定位《红岩》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2]，分析它的“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辉”[3]，论述它的“突出贡献”[4]，阐释它的“英雄群体的共性美与个性美”[5]，推究它“长盛不衰”的原因[6]，梳理它作为“经典文本的变迁与历时传播”[7]，探索“《红岩》的‘阅读生产’和‘《红岩》热’的生成”[8]，甚至指正它的“史实讹误”[9]，无疑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着《红岩》传播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入。但是，对《红岩》与重庆看似不言而喻的密切关系，却缺乏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其“地域文学含义则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发掘”[1]。
众所周知，《红岩》是在解放战争末期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具有反共的巢穴与革命的山城双重身份的重庆的敌我双方的殊死斗争，描写重庆地下党的革命活动的长篇小说。那么，在《红岩》展开的从被捕的革命者在敌人秘密监狱中的斗争活动到重庆地下党领导的狱外的城市地下斗争、农村武装斗争之间的开阔的叙述视野和小说空间中，自然难免或多或少地折射着重庆特殊的民俗文化内容。在我们看来，《红岩》也是记载重庆1948-1949年的英雄历史，凸显革命者、重庆人民和重庆城市的英雄品格的当代红色经典，蕴涵着丰富的重庆民俗文化因子，折射着斑斓的重庆民俗文化光彩。但是《红岩》中的重庆民俗文化内容的具体组成与呈现方式如何?民俗文化内容和小说着力表现的血与火的斗争关系怎样?对《红岩》的艺术成就与艺术生命的意义何在?对这些颇有意思的学术话题，学界由于种种原因都鲜有论及。我认为，《红岩》文本在总体上形成对重庆民俗文化的自然地理特征与人文社会风貌的双重展示，笔者尝试从这两个方面展开论析。
一、自然地理特征
自然地理特征与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历久弥新的话题。从《礼记·王制》的”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到《史记·货殖列传》以地理言风俗的洞见,从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认为“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10](84),继而分析书法、绘画、音乐、词章、宗教以及风俗等文化现象的南北差异及其地理影响,到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对地理学的文学史的实证性研究与阐发,都是对这个话题的丰富和深化。及至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地理学已成为我国人文地理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而文学地理学研究也方兴未艾,持续推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等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可以说,由于地理条件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一定地域的自然地理、风土气候、经济物产等外部条件与当地居民世代承袭的社会民俗文化内涵紧密相关。就重庆而言,自古以来,重庆人在众山环绕、两江交汇处建都建城,兼具山城与江城特色的自然地理特征始终伴随着重庆文化的发展,已成为重庆民俗文化的重要方面。小说《红岩》在客观上对重庆的自然地理特征做了相当丰富的描写和比较全面的表现,在此大致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山城”之别称
重庆辖区内石级遍布，梯坎众多，地势起伏，群山环绕。主城区就有可听“歌乐灵音”，感受风动谷应、松涛渐起的奇绝交响的歌乐山;有可观“字水宵灯”，欣赏万家灯火高低辉映、车辆舟船往来流光的南山。邻近的铁山坪、缙云山、四面山、华蓥山等也是连绵横亘，或旷达，或清丽，或幽深，或古朴，各具特色。在《红岩》小说文本中，就不乏对这一自然特征的描写。如第三章的“过了江，北岸高高的石级，爬得成瑶直喘气”、“远处的山峦在晨曦中显现出起伏的淡影”，第四章的“一双时髦的半高跟鞋，踏在陡斜的石级上”，都是展示主城的地势和作为山城形象的醒目特征和明显标志的石级。而第四章的“在平坦的田野尽头，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遮住了半边天，奔腾起伏的峰峦，被覆着苍翠的森林……她也不由得赞美道：‘好雄伟的气派!这就是有名的华蓥山脉’”、第二十四章的“轿车沿着山岩，沿着江边公路，开进了景色如画的温泉公园”，则是或正面或侧面地描写邻近的华蓥山、缙云山的风光。特别是革命者狱中斗争的主战场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所在地——歌乐山，更是在作品中得到多层次多角度的刻划，鲜明地凸现着重庆的“山城”特征。如果说第十二章“朝霞渐渐消逝，一轮骄阳，又从群峰顶上冉冉升起”是对歌乐山的放眼远眺，那么第十九章“越过一座坡，又爬上第二座，黑色轿车啵啵响着，吃力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爬着”、“山坳间，有一座巨大的白色楼房。楼房后面是山岩，重重叠叠的山岩……旁边一处松树被砍掉的山头，突出一座悬崖上的碉堡”，就是对歌乐山的注目近观。如果说第二十四章“轿车盘旋着，上山，穿过山洞，又飞驰下山。轿车在林园旁边驶过”与第二十五章“汽车驶过歌乐山，沿着去白市驿机场的公路疾驶”是对歌乐山快速的匆匆一瞥，那么第十九章”和泉水潺潺声一道传来的，还有风声，夹着松涛，这是午夜的劲风，在漆黑的荒山上咆哮”与第二十九章“歌乐山上的狂风，一阵紧一阵地呼啸着，飞卷着落叶，寒冷彻骨”就是对歌乐山风、对“歌乐灵音”的源动力的别样的细细品味。而第三十章“前面，耸立着一座巨大的悬岩，队伍正停留在悬岩之下”与“齐晓轩蔑视的目光，俯瞰着山脚下的敌人，崛立在一块巨大高耸的岩石上，吸引着全部毒弹的袭击”更是对英雄的革命者、不屈的歌乐山的细节聚焦与局部特写。
2.“江城”之古称
重庆域内江河纵横，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綦江、大宁河等日夜奔流。特别是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全境，流程千里，嘉陵江自西北蜿蜒而来，在朝天门汇入长江，更使重庆具有别的城市难以比拟的江城优势。雄劲的长江与温婉的嘉陵江如一对相约千年的恋人穿越万水千山的阻挡在朝天门携手，又如巨人的双臂将渝中半岛亲密环抱。楼盘、桥梁、民居、道路依山傍水，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形成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独特景观。重庆的“江城”特征在小说《红岩》也得到了反复的展现。当然，这种展现主要是通过对嘉陵江的书写完成的。如第三章的“一条小小的轮渡划子，慢吞吞地游动着，在江心里挣扎了好半天，还靠不拢岸”就是对川江风情的素描，而“夕阳斜照着江山，碧绿的江面上摇曳着耀眼的金光”就是对嘉陵夕照的勾勒;特别是对成岗一行为了维修电机恢复修配厂生产而冒雨渡江的描写——“轮渡和木船都封渡……嘉陵江发洪水……一个排山般的巨浪，凭空掀起……舱里几乎装满了浑黄的江水”，更是祖祖辈辈的重庆人千百年来与嘉陵江既靠水吃水唇齿相依又以命相搏求生存求发展的生活状态的历史缩影。小说第四章写“这时，雾散天青，金色的阳光，在嘉陵江碧绿的波涛里荡漾”，嘉陵江是深情送别江姐离开山城的故人;第八章写成岗“一个箭步，扑到船舷，一纵身朝江心便跳……”嘉陵江是革命者借以摆脱敌人的战友;第十八章写刘思扬的突围计划“只要两三分钟，就可以跃进嘉陵江的碧波之中。总共三四百米的距离，只要游过去，就可以逃出敌人的魔掌”，嘉陵江是知根知底、信赖有加的兄弟。当然，狡猾的敌人也会利用江城的地貌特征，如在第十四章中就将江姐“连夜用船秘密……押送重庆……”让双枪老太婆扑了个空，使得营救江姐的计划失败。如果说第二十四章对深秋的嘉陵江的描绘(“朵朵云霞映照在清澈的嘉陵江上，鱼鳞似的微波，碧绿的江水，增添了浮云的彩色，分外绚丽”)是李敬原会晤双枪老太婆前的对胜利未来充满希望的舒畅心情的折射，那么在全书的结尾处对冬季的嘉陵江日出的书写(“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透出一派红光，闪烁在碧绿的嘉陵江上”)，更是革命者迎来胜利曙光的象征。
3.“雾都”之美誉
重庆地处群山环抱之中，两江交汇之地，江水蒸发不易扩散，潮湿的空气很多时间都处于饱和状态，所以易于凝结成雾，成为名副其实的“雾都”。据统计，重庆年平均雾日是100天左右，雾日之多不仅是全国之冠，就是国际雾都英国伦敦与日本东京也望尘莫及。雾给山城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不便，但雾也给山城增添迷人的景致，抗战时期还是陪都抵抗日机空袭的天然的防空网。小说《红岩》对重庆的“雾”这一自然地理特征做了比较充分的描写。小说一开篇就笼罩着重庆的“雾”，展示着重庆的气候特征：“抗战胜利纪功碑，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接下来第三章写到“微带寒意的薄雾渐渐散开”，第五章又提及“……浓雾弥漫的山城，熟悉的红岩村中共办事处楼房”，第十三章在龙光华烈士追悼会前再描写“天空，在雨雾弥漫中渐渐开朗起来”。如果说第十八章刘思扬在家中看到“窗外，浓厚的云层遮住了阳光，天空是雾蒙蒙的”是面临暂时困难，内心难免困惑迷惘的心境投射，应该是无损于革命者的光辉形象的。在第三十章，越狱途中，又侧面写到“阵阵午夜的山风，带着雾气，吹拂着火热的脸，一霎时，刘思扬忽然强烈地感到自由的宝贵”，这里的雾气完全有理由理解成是自由的使者、生命的代言人。特别是小说的第四章，更是有意无意地对重庆的雾作了多层面的描绘，不但以“江姐来到浓雾弥漫的朝天门码头附近，四边望望，雾太大，几步之外全是一片朦胧”开篇，而且散落充斥着“雾大得很”、“浓雾”、“雾海”、“潮湿的雾海”、“雾散了一些”、“薄雾”、“还在扎雾”、“雾散天青”等词汇，使得这段描写水气淋漓而又大致完整地展示了重庆清晨雾散的全过程。
不管是山环水抱，还是雾气蒙蒙，都是重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赖以形成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以此衍生着重庆人的衣食住行、重庆人的语言心理、重庆人的风俗习性、重庆人的文化内涵和品味。因此，小说《红岩》对重庆的山、水、雾的描写就是对重庆的民俗文化之根源和底色的描写。而“山城”、“江城”、“雾都”，更是重庆的名片、重庆文化的骨骼、重庆民俗文化的底色。
二、人文社会风貌
人文社会风貌更是民俗文化的直接的主要的内容、更为重要的表现方式和载体。重庆的人文社会风貌在小说《红岩》中更是通过“变态繁荣”的街道全景，通过“休谈国事”的茶馆一角，通过土得掉渣而又表现力强的方言土语、风趣幽默而且战斗力强的啦啦词，通过风味的饮食、独特的工具与特殊背景下的仪式庆典等等得到了多角度的刻划。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重庆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我们挖掘红色经典《红岩》背后的重庆民俗文化折光，自然离不开对《红岩》文本的这些内容进行梳理分析。
1.社区文化层面
先看第一章对重庆市区的描写。天色晦暗但挤满行人。赤脚报童既呐喊国际新闻“美国原子军事实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也吆喝本埠消息“公教人员困年关，全家服毒”。既有“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商场、银行、餐馆、舞厅、职业介绍所和生意畸形地兴隆的拍卖行，全都张灯结彩，高悬着‘庆祝元旦’、‘恭贺新禧’之类的大字装饰”的景致，也有“一条条用崭新的万元大钞结连成的长长彩带，居然代替了红绿彩绸，从雾气弥漫的一座座高楼顶上垂悬下来”的创新。有“新年大贱卖，不顾血本”、“买一送一，忍痛牺牲”的大字招贴，有纪功碑顶上的广播喇叭里播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一个女人的颤音”，也有“仓仓皇皇的人力车伕”、“垂死挣扎、濒于破产的苦脸”、“抢夺烟蒂的流浪儿童”。有“插着星条旗，涂有显眼的中国字:‘美国新闻处’”的轿车，也有“高翘着的屁股上，被贴上了一张大字标语:‘美国佬滚出中国去!’”的最后一辆汽车。从这些不无矛盾、讽刺、荒唐与滑稽的社区街道掠影中，不难看出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或者说战时首都的重庆的那种空前的都市化的繁华与浮华背后的经济凋敝、动荡不安，那种颓废与坚强，那种醉生梦死与举步维艰，那种国际化与本土性，那种耀武扬威的国际援助与不拘一格的民间反抗。这些都显示着重庆民俗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性与复杂性。正如有重庆学者指出的，重庆是“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东部的西部，西部的东部”，是典型的“中介地带”[11]。重庆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特殊的民俗文化特征，而《红岩》的此类社区文化描写是深得其精髓的。
再看第八章对重庆茶园的描写。那是“闹哄哄”的场面。目之所及是“穿西服的，穿军服的，穿长袍马褂的顾客，不断地进进出出”的各种服装的混杂，是“嗜爱品茗的名流、社会闻人和衣着华丽的男女，还有那些习惯在茶馆里了解行情、进行交易的掮客与富商，政界人物与银行家”与“喜欢在浑浊的人潮中消磨时光的人”等各色人等的杂处。耳之所闻是“高谈阔论，嘻笑怒骂的声音，加上茶碗茶碟叮叮当当的响声，应接不暇的茶房的喊声”，是“叫卖香烟、瓜子、画报、杂志的嘈杂声，有时还混进一些吆喝乞丐的骂声”。这种色彩斑斓人声鼎沸的热闹气氛既是中国源远流长的茶馆文化的缩影，也是抗战时期大后方都市茶园的标本，还是重庆社区文化、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开放、平等、鱼龙混杂与五光十色也富含山城的民俗文化特色。
2.方言文化层面
一般而言，民俗普遍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之中，通过人们沿习承传，共同遵照而作为传统文化沉淀下来。某些民俗符号就是借助语言描摹记录或口头相传而得以流传。因此，方言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独具个性的方言往往是独特的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透露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信息。在小说《红岩》中，四川话(重庆话)，或者说重庆市民特点鲜明的日常用语得到了较多的表现，显示着重庆民俗文化的重要方面。诸如“训导长，啥子叫感情冲动”，“你们两个硬是城隍庙的鼓锤——一对”，“装死，捶他狗日的”，“我们先推几位老师傅出来承头……大家说要不要得”，“夜深了，不要尽熬夜”，“中央社的消息，拿来揩屁股都嫌太脏”，“开初几天，怕不大惯适?你看，硬是比县份上的班房恼火”，“咋个不得这些怪病嘛”，“通缉个屁!”，“有钱人见了耍脱脑壳!”，“说得轻巧，吃根灯草。放走了共产党，上头不敲你的沙罐”，“这条路不清净啊”，“不消泡茶了”，“二天我来找你们耍”，“他二辈子也休想再骗我”，“他龟儿子哄人”，“没得问题吧”，“哈，打得安逸”等等。如果在大致的意义上翻译成普通话，“啥子”就是什么，“硬是”就是真是，“捶他狗日的”就是打他，“承头”就是领头，“要不要得”就是可以吗，“尽”就是老是，“揩屁股”就是擦屁股，“惯适”就是习惯，“恼火”就是“不舒服”，“咋个”就是怎么，“个屁”就是对前词的否定情绪，“脑壳”就是脑袋，“敲你的沙罐”就是杀头，“不清净”就是不安全，“不消”就是不用，“二天”就是改天，“二辈子”就是下辈子，“没得”就是没有，“安逸”就是过瘾。但是，比之普通话，这些方言或是更形象(如“硬是”、“敲你的沙罐”)，或是更隐讳(如“不清净”)，或是更绝决(如“二辈子”)，总之具有更强的表现力，而且更合乎人物的身份个性。这些独具特色的方言的运用，无疑给小说打上了鲜明的重庆民俗文化烙印，对保存、传播重庆民俗文化应该具有积极的意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时，《红岩》小说第十七章和第二十一章中有不少用方言写就的语言明快、句式大致整齐，有一定韵脚的幽默风趣、不乏夸张，却又往往能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针对性、鼓动性、战斗力都很强的学生啦啦词，颇值得品味分析。比如：“三月里，桃花开，政府哪有这样歪?/学生要吃饭，他说不应该!/老师罢了教，他说故意闹!/同学们，这个政府要不要?”以三月桃花起兴，表现政府对师生的压迫，以提问的方式表达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批评和反对。“歪”是非常形象的重庆方言，有霸道、不讲理之意，用在这里非常贴切，生动地揭示了反动政府的本质，又和“该”、“闹”、“要”押韵，吼起来琅琅上口，表现力强，鼓动性大。又如：“要自由，要民主，锅里更要有米煮!/蒋总统，李总统，政府尽是大粪桶!”用整齐的句子形象地揭露了反动派只是空喊自由、民主的光鲜口号，却不顾人民无米下锅，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的现实局面的虚伪和丑恶，而且矛头直指反动政府的最高统治者，点名批评蒋介石、李宗仁，把以他们为代表的政府比作重庆城里乡间常见的藏污纳垢、臭不可闻的“大粪桶”，形象、直白，何其痛快!再如“看看看，惨惨惨!/靠着洋人打内战!/拖拖拖，骗骗骗!/政府耍的啥手段?”与“耗子过街，打打打!/背时政府，垮垮垮!/咚狂，咚狂，咚咚狂!/看你娃娃怎下场?/`美国爸爸唷!/快——帮——忙'”，用单音节词三次反复的手法，插入“耍手段”、“耗子”、“背时”、“你娃娃”等方言与地方戏曲“咚狂，咚狂，咚咚狂”的锣鼓声，揭露了所谓国民政府对外儿子般依靠美国，对内骗子般欺压百姓，挑起内战的无耻嘴脸，讽刺了他们众叛亲离、穷途末路的过街老鼠般的尴尬局面。而“坏特务，特务坏，尽是人民的大祸害”，“特务，特务，丧家狗，/老板垮了台，/你往哪里走!……/专门供人来驱使!/叫你杀人就杀人，/叫你吃屎就吃屎!”这样的啦啦词更是用浅显简洁甚至有些粗俗的语言展开了对反对派的走狗特务的抨击，“祸害”、“垮台”、“吃屎”等方言俗语的运用无疑增强了啦啦词的形象性与战斗力。
3.仪典节令层面
小说第十三章龙光华烈士的追悼会上，从“清楚地写着几个鲜明的字，龙光华烈士之灵位”的灵牌，到高举着的招魂幡；从以“愤怒的笔写着两行出自人们肺腑的话：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为代表的遮没高墙的挽联，到黑布褂子撕成的男同志们佩在臂膀上的青纱，再到女同志们头上结着用衬衫撕成布条做的白花；从用墙角的野草扎制成的正中“清晰地缀着‘奠’字，旁边写着‘×室敬献’的纸条”的一长列花圈，到院坝的正中摆设着的一张祭桌，再到祭桌上面陈列着的鞭炮、香、烛、祭物，以及“拈上一炷香，点燃了烛，香烟缭绕着……鞭炮震耳地响了起来”的场面，都既符合重庆人传统的追悼下葬的礼仪模式，又表现了特殊环境下的临时创意，既是对烈士的沉痛悼念、对敌人的沉重打击，又是难友们的心灵沟通与力量凝聚。小说第十六章渣滓洞难友1949年新年大联欢中，从清晨的“纵情高歌，唱完一支又一支”，到交换“用小块的草纸作成的，上面用红药水画上鲜红的五角星，或者镰刀锤子，写上几句互相鼓励的话”的“贺年片”、五角星、锦旗等礼品，从每间牢房的人，都在门口贴“用草纸接连起来做成的”的春联，到“一连串的人影，打着空心筋斗，翻了出来”的出场表演;从“几个人聚集拢来，站成一个圆圈，又有几个人爬上去站在他们肩上，又有人再爬上去……一层、两层、三层”的叠罗汉游戏，再到“绣花被面暂时变成了舞衣，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十分优美好看”的秧歌舞，都是重庆市民欢度岁时节日之新春佳节的常见民俗内容。而且既有传统的春联，又有新潮的贺年卡，既有戏曲舞台演出般的出场，又有乡土集体狂欢式的游戏，甚至还有接受外来民俗精华的秧歌，不能不说是多姿多样，异彩纷呈，极富民俗文化气息。
4.服饰文化层面
小说第四章从盛装的江姐头上的纱巾、脚下时髦的半高跟鞋、身上时新的细绒大衣到箱子里翻开的粉红色内衣、花绸夹袍，手上精巧的手提包，都显示着都市贵妇的风度和派头，既能让警察的气焰“完全收敛”，而“规规矩矩”、“毕恭毕敬”，成功通过检查，离开重庆，又透露着重庆都市的时尚民俗。第十四章从一身“金珠宝玉的闪光”的双枪老太婆身上的白大绸衫子，手上重甸甸的金手镯和硕大的宝石戒指，到手里的象牙柄上坠着长长的青丝流苏鹰翎扇，都展现着乡下富婆的身家和来头，既让搜查行人的乡丁“骄横的气焰立刻收敛了”，而“搭讪”、“讨好”，巧妙的伪装放松了敌人的警惕，为活捉警察局长、甫志高、魏吉伯创造了条件，又表现了重庆乡村的民间风情。
小说《红岩》还在其它不少层面上书写着重庆的人文社会风貌，展现着重庆的民俗文化特色。在饮食层面上，《红岩》提及了重庆的市民的日常食品“绿豆稀饭”，特色小吃“凉水醪糟”、“醪糟蛋”，风味饮料“炒米糖开水”等。在工具层面上，从华蓥山农民运送江姐行李杂物背在背上的“背兜”，到瓷器口华子良为白公馆采购油盐担在肩上的“挑子”；从轮渡和木船都封渡后还在嘉陵江中大胆横渡的只有两只桨的大浪过后就“船上几个人身上全湿透了”的“小船”，到在华蓥山区由两个人抬着一闪一闪而行的铺陈漂亮的“一乘张着白布蓬”的“滑杆”，都是很有民俗文化内涵的。
左右滑动查看
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红色经典小说《红岩》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重庆民俗文化内容。这些内容在大的方面形成革命者和敌人血与火斗争的广阔背景，在一些具体地方则可能产生敌我双方如何利用重庆民俗文化进行斗争的问题。不管是山(国民党也把监狱修到山上)、水(沈副区长也会临时改变计划，连夜用船秘密把江姐运到重庆)，还是服饰(特务郑克昌也会假扮学生)、工具(警察局长也乘坐白市布滑杆)，都可能被不同立场的人利用。只不过在当时有利的革命大形势下，总体上是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对重庆民俗文化的利用更加出色而已。《红岩》中的民俗文化内容的意义在于它们丰富着《红岩》的艺术内容，有利于《红岩》形成浓郁的真实的生活气息，具有民俗文化特色和区域文化特色，从而可能在另一个层面延伸着《红岩》的艺术生命。当然，反过来，小说《红岩》对重庆民俗文化也存在着重要影响。比如《红岩》已经成为重庆的城市名片和宣传材料，《红岩》描写的斗争场所已经成为重庆的历史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重庆的旅游景点和社会资源，成为重庆丰富的民俗文化生活的一个部分等等。
参考文献
[1] 周晓风.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重庆文学[J].涪陵师专学报，1999，(4).
[2] 罗荪，晓立.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评《红岩》[J].文学评论，1962，(3).
[3] 朱寨.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辉——读《红岩》[J].文学评论，1963，(6).
[4] 严家炎.《红岩》的突出贡献[J].贵州社会科学，1984，(4).
[5] 张伟.《红岩》英雄群体的共性美与个性美[J].语文学刊，1987，(4).
[6] 老谭.《红岩》为何长盛不衰[J].当代文坛，1991，(5).
[7] 田义贵.经典文本的变迁与历时传播——以《红岩》为例[J].社会科学战线，2006，(3).
[8] 钱振文.《红岩》的“阅读生产”和“《红岩》热”的生成[J].文艺争鸣，2007，(12).
[9] 孙曙.党史小说《红岩》中的史实讹误[J].炎黄春秋，2004，(1).
[10]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A].饮冰室文集之十[C].中华书局，1989.
[11] 莫怀戚.一座城市的脾性[N].重庆晚报，2006-08-09.
作者介绍
总编：凌逾
责编：廖紫伊
*文章、图片、视频等素材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与我们及时联系！我们一定妥善处理！
往期精彩
跨界经纬学术相声 | 古远清：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kuajietaiji@163.com。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关于赞赏：三分之一作者稿酬、三分之一编辑酬劳、三分之一公众号运营。
【跨界经纬】 2033 第 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