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丨朱云霞：地景·风情与文化思考：瑞士华文作家朱颂瑜

地景·风情与文化思考：瑞士华文作家朱颂瑜

朱云霞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 副教授

图丨朱颂瑜

颂瑜是现居瑞士的70后华文作家，以散文书写见长，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学》、《文艺报》等报刊，并在海内外各类文学奖中获奖：《天地晖映契阔情》在2010年瑞士国际广播电台“我眼里的瑞士”征文比赛中获得首奖、《一寸草心念母恩》在2012年第四届漂母杯全球华人母爱主题散文大赛中荣获三等奖、《同辉-和唱，从金山岭到阿尔卑斯》2014年首届全球华人中国长城散文大赛金砖奖中获奖，而散文集《把草木染进岁月》（2018年），收录的38篇散中就有10篇获过奖，她的作品被瑞士主流媒体翻译到汉语以外的九种文字。

朱颂瑜是岭南儿女，在珠江水乡一个布满荔枝花的小村庄度过童年，对家乡怀有深切的感情，无论是蛙声一片还是韭菜香，都令她记忆深刻。在二十二岁去瑞士留学前，她在广州的学校学过三年美术，曾接受过专业系统的绘画及民间工艺训练，也曾为了梦想“北漂”过。所以，她的散文关注传统工艺、民间风俗、自然景观，更关心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把她在海外生活二十年的见闻和感悟以跨文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赵稀方教授说：“朱颂瑜的散文成就，既来自她的文字才华，也来自她‘写在家国之外的视角’”。现在的朱颂瑜依然不是专业作家，她的身份比较多元，是记者，老师，还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瑞士代表，也因此她能自由地穿梭于东西方文化中，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中美洲。作为70后的朱颂瑜以其独特的文化情怀和世界视野，表现了这一代新移民作家的独特性。

朱云霞：颂瑜姐，您好！我们在2016年捷克召开的华文文学会议相遇，之后就一直关注您的创作，很高兴看到您的散文集《把草木染进岁月》在大陆出版。在文学市场并不火热的时代，这本散文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出了三版，也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这本集子的命名太贴切了，是一种与当下中国大陆整体社会加速中人与自然的疏离正好相反的慢节奏的体验、观察与思考，也许正因为这种海外独特性吸引了大陆的读者吧。你是定居在瑞士之后开始写作吗？

朱颂瑜：其实我出国前就开始创作了。不知80后的你是否知道，之前有个全国性的杂志《少男少女》（杂志社总部在广州），我是那个杂志最早期的少年记者。所以，从17岁开始，我陆续在国内杂志上发表作品。那个年代很多人喜欢交笔友，以写信表达自己。我就是在那种语境下、那种氛围开始写作，但是写的不多，后来我从美术学校毕业就去了电视台，主要还是在媒体层面进行文学和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

真正开始文学写作是在2008年，那时候因为有了MSN等网络空间，很多朋友写博客，我也受到影响，开始在博客上写文章。身在国外，会觉得用母语写一些小文章表达自己的感觉特别好。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是2010年瑞士广播电视台的中文频道开展了一个和瑞士有关的征文活动，写我眼中的瑞士。瑞士与我，我会想到我的瑞士公公，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影响了我在瑞士的人生成长，我就特别想写他，写好之后进行了很多次精改。因为有真切的情感和感受，我在这个征文比赛中得了一等奖，后来广播电台也签约了我做瑞士的官方记者。那是2010年，是我重新开始写作之后获的第一个奖。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吧，毕竟这样的机遇不过，在海外能写得好，而且要得到所在国的承认也很不容易，只少在我生活的瑞士是很少见的。后来我回看自己的散文，从思想或者精神方面来说，我还是觉得那篇文章非常有代表性。 

图丨《把草木染进岁月》

朱云霞：《把草木染进岁月》中，2015年创作的散文大概有17篇之多，而且你几乎年年都获奖，为此文友们都戏称您为“获奖专业户”，能不能谈谈参加征文比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文学奖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主题限定对作家的自由度造成一定的限制，不知道你在参加征文类写作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

朱颂瑜：我个人并不抗拒参加征文。我觉得好的作家，不应该觉得征文是一种受限的形式，好作家的作品应该能够经受任何形式的考验。当然征文一般会固定主题，但是我觉得好的作家只要他不讨厌那个题目，或者有点喜欢，都应该能够经得起征文的挑战。好的作家大都在文学的思想、创作内容和语言文字上有独特的掌控能力。我后来写的这些征文，主题大都是我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固定了一个题目给我，在这个范畴里面自己像裁缝一样去书写也是非常独特的写作体验。在我重新回到文坛的这个过程里，征文给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可以让我对自己、对别人的写作有一个大致的认识，我能够知道在一群作者中，自己的作品呈现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面。所以，我个人不觉得征文对我是一种受限，反而是有一个主题，我不需要特别的自由度，让我在限定的范围里去发挥，是一种练笔。当然现在发表作品的渠道很多，我觉得征文恰好是一种锻炼。当然回到创作，我们可以说生活里的任何事物都可以自由地写。

朱云霞：文学奖对于很多作者来说是进入文坛的一种有效途径，既是肯定和认可，也在传播和接受上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一个屡次获奖的年轻作家，你怎么看待文学奖和自己文学创作的关系？

朱颂瑜：我不会把文学奖看得特别重要，当然能获奖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肯定，但是也要认识到评审本身是受限的，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评审的结果。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文学奖就是一种鼓励，它能给你信心，如果得不到也无所谓，对于真正的创作者来说这并不重要。

朱云霞：很多作家，尤其是在海外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有不少作家是有非常明确的读者定位，比如写给身在海外的华人阅读，或者是主要投稿到中国大陆，给大陆读者阅读这样一个定位，不知道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如何定位自己的读者？

朱颂瑜：关于读者的定位。我在写博客的时候是给朋友看的，然后到后来越写越多的时候，是给能看中文的人阅读。但是没有设想说一定是国内的读者，或者是海外的华人，亦或者是学汉语的西方朋友。对我来说，这个不是特别明确，但是我写的东西是想给热爱生活的人看。我觉得那个类型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民族的，讲什么语言的，他们对自然的追求是一样的。就像去年我在瑞士当地的国家媒体发表的一篇新闻稿件，是关于在一个濒危物种的农庄度过一天，其实我在写作风格上面稍微有一点偏向散文似的那种句式。这篇报道因为社长也很喜欢，后来就建议把这个稿件全部翻译成十种语言。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写作的定位肯定不是一个写移民文学的作家，应该说我比较接地气，比较顺利地融入了所在地的生活。我没有移民经验中强烈的断裂感或者身份危机，我很少纠结我是哪里的人，我是什么国籍或者我是在中国纸外。我在日常生活或者写作的时候，很少有那种强烈的身份定义或者定位。对我来说，我到瑞士以后，非常喜欢这里的生活状态，这里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没有太多冲击。我是很自然地融入到瑞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之中的，所以我没有典型的移民作家写作的那种经历或者思想的碰撞。但是我的作品一定是给热爱生活的人阅读的，给追求真善美，喜欢自然，喜欢过简单生活的那一类型人看的。

朱云霞：我觉得在70后海外华文作家中你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地方。你的创作以散文为主，而其中写草木的部分很多，但是并非纯粹的自然观察，而是由此写景或情，写瑞士和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与习俗。能不能谈谈是什么原因让你如此钟情于以草木来表达自我和文化思考？另外就是在你的作品中移居地瑞士的生活经验和你成长的岭南故乡记忆往往形成地理、情感、文化的多重比照与关联。你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了小时候在家乡广东岭南的生活情况，能不能说说你的童年经历对你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朱颂瑜：是的，在我的作品里多次提到我小时候的生活记忆和岭南水乡对我的影响。在我成长的上个世纪70、80年代，中国还处于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但是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说还没有特别的影响吧，在我的整个童年里面，我觉得人的那个阶段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空白阶段，没有被外在的现代化干扰。那时候，我在农村成长，那种农村的环境有点像木心常说的那个时候很慢的感觉。一个小孩子成长在自然里面，他的作息是随着太阳升起而开始，然后晚上看到有星星、月亮的时候就睡觉，他是在一种非常非常自然的环境中生长。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在这个阶段，我都是从自然中获取我对世界最初的理解。这对我后来的人生选择影响很大，我更喜欢在自然的环境里面生活。

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业社会，日常生活中人文精神的一面毕竟缺少，但其实草木是离人文精神最近的一种精神。在人类社会中，如果草木的自然精神比较浓厚，我们生活的质量或者是人的心理和情感，是不同的。很明显地，在国内的大城市里生活时间长了，我就觉得我的生活里面是有缺失的，很容易在这种钢筋水泥的环境里迷失心灵。

从对草木的理解为基础，我写了一些文学传统和地方习俗，我个人从中看到特别多真善美的东西。从个人记忆来说，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社会里的人还不是那么复杂，处于比较单纯的状态里。综合来说，不管是人跟草木的关系，共处的环境或者说乡村语境来说，在这个生活形态背后的传统和民俗总体来说，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它们呈现出来的深层底蕴和文化是非常牢固的。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美、很纯粹的东西，这在今天这个社会环境里，特别是在国内这个社会环境里面是我们很难看到的，所以我每次写作的时候，都会在回忆里面追寻这种美感。一是因为童年记忆的深刻，不管是故乡的水乡之美，还是人们的那种跟自然亲近的生活状态，人与物的关系的纯粹，都在我幼小的时候就产生很大影响。二是，我觉得草木和田园就是一种情怀。现代社会创造了很多现代化的产品，但同时也把人类的很多情怀带走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比如说看很多年轻一点的人或者是同龄人吧，很容易在过量的物质追求中迷失了把握生活的方向感，那自然自在的情怀也不复存在，我会觉得非常可惜。

就我个人来说，我越来越喜欢天然的东西。如果去一个家具博览会，或去看一个设计展，我就爱看木头做的东西，会觉得舒服。这种感受与台湾的蒋勋对美的感受和表达在很多层面是是共通的，我很理解他所表述的对美的那种追求。我们有有很多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在古老的时候都是从自然而来的，这些原始、天然的东西经过沉淀，衍生出文化，就会给我们一种心灵上的安抚，这就是一种情怀。我想我没有刻意地去想我自己要写关于草木或者是关于花草、植物、自然的东西，但因为天然地热爱，我每次写作的时候就很自然地在这个范围里聚焦，我只能写我自己喜欢写的东西，我很少去写对人的研究或思考，比如我很少写人性的复杂，爱情的东西我也不写。因为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在一种很天然的环境里面，而且这个自然的环境好了，有了情怀，这个人怎么可能会不好呢，是不是？所以皆有草木自然所体现的社会的美好，人情和人性的真善美是我所追求的。

朱云霞：在定居国外之后对家乡的情感是不是更有一种象征性的情结？在你的散文中，有时候会读到由此及彼的思绪，比如我读《欧洲人的板蓝根》这篇，文中说“接骨木治病就如中国的板蓝根一样温和厚道，老少皆宜。所以，我也就暗暗称它为欧洲人的板蓝根。”“偶尔，在不经意的时候，那种清甜的口感会把我一把卷进一种巨大的伤感中，会骤然想起幼年时奶奶用故乡的井水为我兑的那一口荔枝蜜，会突然红了眼睛。” 我觉得这种思绪不是浓的化不开的乡愁，是一种沉在内心深处的情感积淀，日常生活中的点滴都会激发记忆再现，但你写出来的感觉，物的介入冲淡了感伤。

朱颂瑜：我觉得从故乡到他国——瑞士，确实也给我很多不同的感受。先说说瑞士这个国家吧，我觉得瑞士与我们想象的西方现代国家比如美国确实很不一样。我当时为什么要出国呢，在90年代末的时候，国内大城市已经是在一种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我算是很早一批自己独立创业的年轻人，所以经济状况还不错。那个时候出国的选择不是很多，瑞士是机缘巧合到这里来的，其实我来之前对它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命运吧，来到瑞士以后，无论它的自然环境，还是瑞士人对传统的坚守，对民俗、手工艺品和传统文化的尊重，对自然的保护和尊重，让我很快地就融入进去了。

在瑞士生活的时候，有很多方面都会让我自然地联想到故乡。毕竟我出生、成长在中国，一直到20岁。而我在瑞士20年的生活，又填补了我在童年的时候想追求的很多东西，在这里得到了实现。写作的时候会通过写草木，通过物来写情感，当然首先是如果单纯地只是写自然的东西，就会变成一个科普类散文，肯定是没有美感的，所以需要有感情的温度。其次，如果单纯写感情，阅读起来也会缺少韵味，会变成研究人或者研究IQ类型的那种作品。我觉得把人的情感融合到自然里面，用比较漂亮的、提纯的、天然的、舒服的语言把人的情感或者乡愁通过这些天然的物事渲染出来，这样的散文会比较清新自然。

在我笔下有两个不同的地方，有故乡也有他乡，他乡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东西，故乡也有，那正好就有了地域的跨度。作为一个写散文的作者，这种跨地域的经验确实是挺有优势的，因为可以写出很多人不一定能体验到的东西。作为一个居住在海外，用华语写作的作家，生活经历本身是一种优势，我们在他乡能够获得很多在国内没有的素材，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特别希望通过处理得比较好，让人读起来比较舒服的一种手法，把很多国外的资讯比如文化、自然、习俗、不同的生活理念等融合到我的作品里，当然我有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尽量处理得比较完美。相对而言，我今年比较懒惰，其实从2018年就已经少写了，因为写作它只是我的爱好，像我们这种在海外没有体制保护的人，都得有其他谋生的考虑。所以我在18年开始写少了，但是积累并不少，因为我的职业比较跨界，有非常多的素材，我还是想暂时缓一缓，一是沉淀一下，二是也要做好我个人的事业，不想仓促之中去写作，但我将来肯定也会花时间去写这些经历和感受。

朱云霞：我们阅读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到“个体经验”因为离开自己熟悉的祖国/故土形成多重文化经验的融合，从文化背景来说是多元的，既有自幼所接受的中华文化熏陶，也有在不同国度行旅和生活所受到的新的文化影响。你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原乡和他乡在您的生命长度中很快就达到了1：1的阶段，你对中国和瑞士都很了解，作为一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作家，能不能谈谈跨域经验给你的文学创作带来哪些影响？

朱颂瑜：对，这可能又要说到我在瑞士的生活状态，在瑞士跟在美国和加拿大很不一样，这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原生态。从移民跨域的经验来说，我觉得一下子被连根拔起，一头又扎进起西方文化理念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好的一种生活体验，它给我提供了很多以往没有的感受。你会真切地理解到世界很多元，不同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文化和民俗。这样的生活体验会让我打开多重理解和思考的路径。以前年少的时候可能只有一种思考，习惯于老师给我答案，出国以后，就变成了我自己去发现，其实每个人对于每个事情可能都有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在一种国际环境下面的话，更会有这样一种特别的生活体验。

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写散文对我来说比较好的是，我在散文里从来不去写一些很主观的东西，不会在我的作品里给出主观的思想。我希望读者看了这些文章以后，能够获得一些自己的感受，可能是见识的拓展，也可能是对不同文化风情的理解。但是他不会从我的作品里面得到一些肯定的做人的道理。我就是想分享自己在国外生活的所见所闻，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思考，但是我不会对很多事情下定义。我的作品就是想呈现我所看到的不同世界的这种通俗性和多元性，把我看到的、体验到的，用对比的或者是多元的方式，通过汉语来表现，把它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思考。

朱云霞： 所以，我觉得你的写作虽然是在写草木，但其实是以多重视域进行观察，在看瑞士的时候隐含着中国经验，在观察或者回望中国的时候又体现出西方经验，当然这种差异有时候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融合。我觉得你对瑞士乡土风情的描摹与展现，意义非常多元，对于中国现代乡土书写的方式与传统有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和拓展，在风景、风情和风俗的表现上独具一格。在你的写作中，有受到中国或者西方文学的影响吗？能不能从作家、作品或者文学风格的角度具体谈一下？

朱颂瑜：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从不同的角度谈吧。我读书比较杂，不管是东方的或者西方的，没有特别固定哪个作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杂志，看很杂的东西，不是有学术偏向性的那种学习。像文学，我觉得我从西方文学吸收的东西不多，我自己后半生都是跟西方人一起生活的，其实西方人的表达方式是非常简单的。从我到瑞士以后，就是20岁以后吧，我在西方生活是用西方人的方式，不管是学习还是写文章，都已经改变了我用中文写作的那种习惯。因为他们的思维表达非常简单，你不能够在一句话里面有太多的涵义，所以西方文学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与中国文学有很大区别的，西方作品中往往不会在一个句子有很多暗示语，而且那也不是我的母语。

如果我是看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我觉得语言还是有点差别，那种美感达不到我看唐诗宋词，或者是古诗词的境界。比如说我看翻译过来的黑赛的那些散文，或者是德国、瑞士的田园散文，就感觉像看国内中学生写的作文。虽然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说它多好多好，但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美感它没有办法深入，不过有可能是翻译有缺失。但是如果我看原版，如果是看英文的或者法文的，我觉得那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我又到不了那种境界，所以我觉得西方文学对我的影响并不大。

                       张爱玲

中国文学呢，应该说很多该读的书我都读过了，特别是在我少年时期，很多书都读，很多著名作家的书都读过。但是，散文说写得非常好的，当然鲁迅的散文是很好，台湾的一些散文也很好，比如三毛的散文就很好。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三毛的东西不错，后来再年长一点，就会觉得还是张爱玲的东西更深刻。但是作为写散文的作者，我觉得散文特别需要语言上的节制，这个是我写作时候的一个宗旨，就是说，千万不能语言啰嗦。因为现代人看东西已经没有那么有耐心，就散文来说，你要达到美的那种境界一定要语言上的节制和锤炼，千万不要在一个点上去重复太多的东西，不管是描述或者是情感。语言一定要节制、简短，语言美对一个散文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怎么样挑选好的字词，这个我会非常认真。

我觉得我在写作中比较重要的并不是说受其他作品或者作家的影响，而是它的素材一定要是对的。我也会让散文尽可能丰富多元，比如有一些科普性或者教育性在里面，所以我写散文的时候，对于写作的对象会比较详细地去看相关资料。不管是动物或者植物，我都会查资料，我也希望在查找资料的时候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尽量去扩展。我追求的散文境界是要把美的东西，美的生活或者美好的东西写好，希望读者读的时候能够觉得我们人类追求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形态。我觉得写散文，就是要口吐莲花以及怎么样把这朵莲花吐得漂亮。所以在我的散文里，会有一些与情感相关的画面、片段，就是让读者读起来有所向往，这是我的一种追求。

朱云霞：散文是一种非常性情化的文体，在你的作品中，感性与理性兼有，深情与温情并存，没有过往我们经常读到的那种文化的断裂，或多重经验的冲突，当然在很多作品中能够感受到你所体验的文化差异，只是你的表述方式非常自然平淡，能不能谈谈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和谐温情的方式表达你对文化差异或者文化冲突的感受？是以风景、风俗和传统在进行文化沟通和融合的尝试吗？

朱颂瑜：比起文化冲突这个词，我可能更喜欢用文化差异来说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他的故乡，不管从北方去南方，或者在中国的南方去北方生活也好，或者是到异国他乡去居住也好，我觉得你就是要接受当地的文化，要融入。在文化上面，其实它不存在冲突的情况，因为你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改变居住国的已经形成的那种文化，你只能去接受它。所以呢，在这种形态下，有的只是文化的差异。这种体验可能比较个人性，从我出国的年龄或是我自己本身的性格来说，我比较容易去接受新的东西，可能跟出国的时候比较年轻也有关。在我跟当地融合的过程中，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很多文化冲突的情况。东西文化的文化差异绝对是有的，但我自己觉得我只能去接受它，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坦然地在这里生活。

所以，我在看待这些文化差异的时候，是比较淡然的，而且只有我的心态平和了，对这些差异不太纠结，才能坦然面对。我希望选择去异乡生活的人，真的不要花太多的情感，或者是时间纠结在这些文化的差异上，所以这也需要一个情感上的节制。

我当然也有乡愁，或者是因为这种差异带来的失落感，这个是一定会有的。在我写文章的时候希望能够用一种淡淡的美感把这种乡愁、文化差异、落差或者是失落感，用一种淡淡的、悲伤的美呈现出来。但是我又不要过于强烈地去表现乡愁，或者是表现文化差异上的纠结。其实，当时我们在定这本散文集的题目时，社长是希望这本散文集有乡愁这两个字作为书名的，但是我就坚决不同意。因为我觉得我是新一代的移民，我没有在乡愁上面有太多的纠结，而且我也不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乡愁对后面更年轻的人有影响。乡愁是由于以前东西方缺少信息交流，移民们比较容易处于非常纠结的状态，我不希望我们这一代人，或者后面的新移民还会停留在这种乡愁的纠结上。所以说我绝对不会用乡愁去命名我的作品，我没有这种情感上的纠结。

不管是我们这一代七零后或者后面的八零后、九零后，我都希望年轻的中国移民到了海外以后，有一种新的面貌、境界或者状态，我们要很平和地去接受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只有我们很平和地接受它，才能很好的扎根在当地，融合到当地。因为心态平衡了，看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正常的，你就不会受到浓厚的情感纠结的阻碍。每个人的观念都会受他成长环境的制约，所以，当你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里生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每个人都不一样。

比如，我后来生活在瑞士，在一个很国际化的环境里面，在这个环境里面有非常顶尖的西方人物，也有比我出身要卑微很多的，比如说很多难民也是在西方国家里融合，他们的生活状态、世界观，还有他们的各种生活习惯，也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当我有机会跟那么不同的群体接触的时候，就不会纠结在文化冲突这个观念上，就会看到很多的文化差异，但是追求真善美的终点都是一样。用我们中国人一句话来说，其实大家都能活，不管是我们面对疾病也好，或者是面对生活上很多事情的时候，我的环境就会让我看到：各个不同民族的人，或者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他们其实都有他们的方式和文化。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因为很年轻就出来看世界，才有了这样的见识，但我会觉得这种感受和认识也不一定就对，只是个体的经验。小时候在中国中，父母或者书上会说，哪种事情一定要怎样做，但是当我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里，我发现处理一样的事情，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方式，但是最后大家都能解决。这些丰富的生活体验或者比较广阔的见识，肯定定会影响到我理解世界的方式。写作时，虽然不会有太多主观性立场,但我希望把自己的见识，看世界的多元角度，那些丰富的元素融合在作品里。当然，我觉得我现在做得还不够好，沉淀不足，以后我年纪再大一点，到了另外一个生活阶段的时候，可能我会把这种状态再提高到一个层次。我是希望读者通过我的作品可以领悟到世界的多样性，但是不纠结在文化冲突这种概念上面。

朱云霞：我在读你的散文时，经常有一种特殊的时间感受，我觉得这种“时间”是一种迥异与当代大陆作家的表达，比如对都市、乡土社会变迁，工作与家庭变迁等方面，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及在近年来的迅速发展，让我们作品中感受到现代性进展中时间的加速，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病态、异化等等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再现。而在你的笔下，“时间”是非“加速”的，或者是“逆向”的，呈现了在加速时代中相对稳固的文化结构，尤其是在表现乡村和文化传统的时候，比如你写欧洲田园生活的散文，流淌在叙述中的情绪是沉静的，情感是温暖的 ，而思考又是理性的，形构出的是相对缓慢的“欧式”风情，这种文学书写所体现的审美时间让阅读主体获得一种穿越时空的“逆时”感。我觉得这种感受可能与你所生活的欧洲社会历史、文化结构有关，能不能谈谈你的想法？或者说这是一种刻意经营的时间抒情？

朱颂瑜：关于时间在我的散文里面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想到一句话：其实当下的中国并不缺少物质了，但是比较缺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可能因为我所处的欧洲，与亚州和美国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都不同，所以我希望我文字能够呈现出一点安抚的力量。我觉得当下的中国，特别是给年轻人太多焦虑感，这个也是因为我频繁地欧洲和中国之间行走的感受。当然中国现在是充满活力，充满生机的，但是年轻人在生存压力下，都在赶时间。但是回看古诗词，会发现我们的古人不是这样的，为什么那时候人有情怀去写那么多那么美的诗句？比如说放风筝，或是每到什么节气的时候，有很多很传统的活动，现在就很少很少。我觉得这是一种时间的焦虑感，当然不一样的是当下的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生活的较多确实非常丰富了，但是对时间所表现出来得那种焦虑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都很忙，就会形成不踏实的状态。

但是在欧洲呢，起码在我居住的瑞士，人会比较从容，在这里整个社会不会让你觉得焦虑。当然这种从容，也因为瑞士人在追求方面，精神方面确实跟中国是有差异的。在瑞士，很多人都是祖祖代代下来，比如说做生意，很多人都有小本生意，他们就做几个客人，够用就好，赚到的钱够生活就好，但是一定会去享受时间，享受生活。然后大家周末都不工作，关了商店后就去享受家庭生活。我因为长期在中国和瑞士之间或者是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进出，所以会进行对比，我的感受还是很深的。

我的散文会有乡愁和对故乡的留恋，但其实主要还是体现国外的生活形态，更为在地化。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瑞士的生活形态，人活得比较踏实，从容和自在。这种形态很难得的是，不管你挣3000块钱也好，赚3万块钱也好，大家都可以活得不慌不忙，这是我很喜欢的生活态度。因为个人喜欢这种瑞士生活，所以才会在散文里，不管是在文字的节奏上，还是我要表现的一种精神面貌也好，就比较喜欢稍微慢一点，淡然一点，这个可能是我在这个年龄阶段开始有的一种很大的感悟，真的要享受那种生活，珍惜你所拥有的东西，特别是身边的一切，包括自然的东西，生活才有现实和精神双重的“质量”，这个“质量”是我很看重的。

朱云霞：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作家，你是从一个现代的角度重返古典和传统，比如在《邓村的竹子江湖》中提到了古法造纸工艺，在《绕不开的相遇》中也提到了澳门的凉茶文化……你对传统文化的热衷是在出国以后吗？

                    古法造纸

朱颂瑜：我是很小就开始对传统文化着迷。那时候当然没有很多机会接触西方文化，无论是受教育还是日常生活主要是了解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我在高中是美术生，读的是传统工艺，但是我高中以前就已经开始收集一些老的绣片。我小时候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对传统工艺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常常在是接触一些传统美学的东西里面找到一种很愉悦的感觉，这种愉悦感甚至是一种安抚，能够感受很多美的东西，获得美的共鸣。比如我经常去看一些当代艺术的美术展，但还是偏爱古典。有一句话说，美学是源自东方，这个我很同意。比如说我写邓村做造纸，这种传统古纸是用植物做的，但它不仅是纸，制作的过程和呈现出来的样态是有很多美感在里面的。比如，我暑假去藏区，就发现在藏区有一种纸叫做狼毒纸，这种纸是用狼毒那种植物的根来做的，这种植物因为有毒，所以造出来的纸可以写佛经，然后历经几十年或者上百年都不会坏，因为它带着剧毒，我就觉得有美的张力和独特的元素在里面。

由于我很喜欢这些传统文化，所以每次去一个地方旅行时，一定找机会去看当地传统的一些手工艺，或者一些传统的、非遗的文化。这些古老的东西，它能够经过时间沉淀出来，我觉得它一定跟自然有关系，跟当地的自然资源、生活形态，或者是宗教等人文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些才是地方特征。比如说我们今天不管在哪个大城市，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大城市越来越像，就是因为很多传统的文化丢失了。很多文化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才慢慢地流传下来的。不管是文化的传统也好，或者是一个物件也好，它们是经过时间的沉淀才呈现出后来的这种状态。那我觉得如果仔细观察这些东西，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传统文化的美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能带来愉悦何和沉思。

刚才说到我自己收集老绣片，在这里只要不忙，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些老绣片拿出来，自己欣赏。我觉得当代人对颜色、构图的审美的能力不见得比以前好，比如那些老绣片，是过去没有文化的每个女性都要做的一种手工，但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节奏和文化影响，手工就沉淀出特别的美感。瑞士也是一个对于传统文化保护意识很强的国家，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国家的原因。当然也会把自己的经验和感受进行比较，在我出国的时候，中国在转型，转型过程中有现代化的发展，但是在如何接续传统方面也会让人觉得失落。到了瑞士以后，瑞士对传统文化的保持和承传，那种坚守让我觉得我的心灵在这个层面找到了一种呼应，最明显地就体现在《把草木染进岁月》里，这个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人们和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跟我内心的追求是相通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我得到了一种心理安抚，很多东西是能够产生共鸣，也就跟这块土地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朱云霞： 在文学阅读中，我们也会感受到性别差异导致关注角度的不同。其实在你的散文中，超越性别的表达会更多一点，比如对环保、现代化等多种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也会在散文中写自己作为女性的感受，我记得你有一篇文章写在瑞士坐月子，在你散文《偷听来的箴言》中也写到中瑞婚姻观的不同，在《彼岸一夜难眠》中也涉及到了生育观的不同，能不能谈谈在写作中，你在讲述或观察的时候是一种自然的性别表现，还是有女作家自觉的性别意识？

朱颂瑜：关于写作中的性别问题，可以说我的性别意识并不强。比如说在《偷听来的箴言》这篇散文里，其实我是不是以女性视角进行观察再下笔，基本上没有很大区别。这篇散文主要是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进行观察——一个外国人从外面移植进入另一个国家之后，“我”所观察到的这个国家。我更多的是在表述，在瑞士这样一个发达的国家，他们对婚姻的态度和看法。在《彼岸一夜难眠》里，是作为一个母亲，可能母亲这个身份具有了女性角度，但也是作为一个从别的国家移植到这块土地上的一个移民的感受，有无奈，但也必须理解和独立，去独挡生活上的一些重担，当然也有一些乡愁在里面。整体来说，我的作品中对自然的描写，或者是关于环保人文的部分性别意识都不强，这两篇算是跟婚恋有关，有些性别的呈现。作为一个作者，我不会去强调性别，不是不善于，应该说我不感兴趣去写性别或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交往，我比较喜表现自然、传统、习俗、或者更天然的东西。

朱云霞：刚才提到环保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全人类都关注的议题。你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海外代表，也有不少文章在写环保主题，比如在你的散文《大地的英雄》中为介绍了瑞士政府推行的环保举措——出租花园和永续农业，散文《世上假如有桃花源》也涉及到了瑞士人的环保理念。能不能谈谈你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开始关注环保，并有意识地进行这一主题的散文书写？

朱颂瑜：我对环保的关注，是到了瑞士以后开始的。因为当我从中国到瑞士的时候，这两块土地的自然形态在我的整个脑海里面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异。我还记得，那时候坐飞机到瑞士，一落地，就产生了很大的震撼，真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有那么美的、带有童话色彩的地方。就是因为看到这么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我开始观察这里的人是怎么样生活的，为什么他们能有那么好的环境。所以，我在观察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时候，也会对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有一定的思考和批判，比如在《大地的英雄》里，写到我故乡的状态，其实出租花园和永续农业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在试验了。总的来说还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因为我有两个国家的体验，所以比较清楚自然环境的保护有多么重要，好的自然环境对人的生活的质量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影响，在我的写作里会带有一种倾向性去描述这种类型的议题，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朱云霞：我们再来谈谈散文之外的话题吧，不知道能否谈一下你当时去欧洲留学的原因？总感觉欧洲国家的语言比较复杂，那时候有定居欧洲的打算吗？

朱颂瑜：关于来欧洲留学，其实我那时候非常年轻，对国外的概念并不是特别强，不像今天因为信息发达，很多人在年少的时候就比较清楚。我那个年代刚开始有互联网，出国以前自己都没接触过网络。如果那个时候有选择的话，我还是会先考虑美加，但是因为去这类国家不容易，也没有条件，就觉得去欧洲也不错。因为我觉得欧洲的文化非常丰富，我特别想去巴黎，我以前是美术生，读美术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法国，但是没有去成法国，应该说是瑞士选择了我。

朱云霞：近年来我们注意到欧洲的华人文化社团迅速发展，不少作家协会纷纷成立，这对欧华华文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推动作用，那么作为一个在瑞士用中文写作的华人作家来说，你怎么看待华人作协的作用与意义？

朱颂瑜：我觉得文化团体，首先是对于海外作家来说是一种归纳和团结，就是抱团嘛，这样在交流上面也会有比较大的便利；其次对于国内的海外华文文学来说研究是有特别有意义的，也比较容易让国内的研究者去找到研究对象，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第三从作家本身来说呢，我觉得要看每个作家的情况吧，对我来说，可能我是一个在时间上特别斤斤计较的一个人，因为在生活中角色很多，所以时间对我来说比较宝贵，虽然我对几个重要的欧洲华文文学团体都很熟悉，大家都是朋友，但是我又不是特别的积极，我不是一个积极分子，主要还是我自己的时间不多。然后我觉得读书或者写作这个东西是很个性化的，华文作协更多的是联谊的作用，但是真正对于写作的推动是个人的，这个很难从一个社团里汲取。所以说，我还是一个比较独来独往的作家，我也不善于去跟别人讨论，或者是谈论到我自己的写作。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都很个性化，都有自己的偏好，这些偏好是由不同的兴趣，自己的人生观或价值观，以及很多不同的因素组成的。在当代社会，资讯丰富，交流的渠道多元，其实我们都很容易在虚拟空间碰到自己要的东西，所以形式就不一定要固定在那种传统的，比如说作协这么一种模式上面。

朱云霞：就这个话题，还想多谈一下，我们知道你是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也是瑞士官方媒体记者，你的身上具有多重身份，既是作家，也是记者和环保志愿者，能不能谈谈在多重身份中，你如何看待写作对于自己的意义？

朱颂瑜：我觉得写作对我个人来说，它应该是一个标识，是一个标志。我觉得能写得好，能够把自己的母语写好，对我自己来说是挺自豪的事情。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文字的天赋，从生存角度来说，我更多的是在探索这么一种爱好，它在跟我的生活相融的时候能给我带来什么意义。其实我一直在寻找，或者是一直在探索怎么样可以用上我的写作天赋，或者是把这种兴趣用在我谋生的手段上面。我除了是作家或记者以外，更多地是在做文案，我有自己的广告公司，我更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写作的状态。但是，写作的时间或者价值应该怎样同等换回一种物质的价值，这个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

首先，我们海外华文作家不在体制里，文学空间已经很小。其次，根据我自己的状况来说，当然希望可以通过写作能够换回等同的所得。就是说，我不希望生活在瑞士，花了时间去写作，换回来的只是来自中国的稿费。当然，这个跟生存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不是说我没有做一个纯粹的作家，就活不下去了，而是我很想去探索，想知道我自己能带着写作这个天赋能够在异国他乡走多远，有多少可能。我想我的经验也是很多海外华文作家的经验，比如说写作可以带来的一些稿费等，那当然还是有比较高的回报选择，像我后来又回归自己的老本行，做广告和推广方面，写文案或写文章很多也是与商业或者旅游结合的，也是在写作，当然这种写作和纯文学的写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毕竟还是在写作。我觉得我一直在探索，我希望通过这些探索去找到让我自己觉得活得很自在，很舒服的一种方式，用这种方式可以一直把写作进行下去，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写其他的东西。 

十几年前，我最早在思考以后的社会形态会怎样的时候，看到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以后的人肯定是随着电子化的状态，可能会有跨界，也会有更多的角色，可能都不是百分百的一个岗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一些思考，我觉得我自己比较适合多角色。我就冲着这么一种心态想多做一些尝试，所以我一直说，做作家不是我唯一的梦想。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担任一些角色，而且我现在已经做到了。我跨了比较多的不同领域，在这些领域我的写作能力或者是天赋都能够用得上，但是我觉得还没有找到我自己最理想的状态，我还在探索，可能还有更大发挥的空间，目前还没有找到最好的。

我觉得很多作家都有传统文人的特点——比较抗拒社会的发展，或者是对经济发展有一些抵抗。其实我本人对这个不存在对抗性，我不想看到文人一直沉浸在自我满足，自我感觉好，但是在社会上常常找不到位置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记者，一个从文的人，其实我并不抗拒经济发展或者是跟经济接洽。我觉得一些前人和海外作家，他们如果换一种角度，或者是换一种思维方式，可能在生活上会更有尊严。我觉得文化人要想自己的文化得到尊重，可能有时候要稍微换一种角度去接受社会的发展，不能沉浸在一种文化人的自我感觉中我觉得经济发展和文化之间不是说没有冲突，而是说对作家或者是文化人来说，也能够探索到更好的路，让自我的价值得到肯定。反正我自己是在这条路上去努力，我觉得个人是没有能力去跟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去对抗的，但是我想我一定有能力去把我自己把握得好一点。

朱云霞：通过阅读一些资料，了解到这些年你行走过很多的地方，足迹遍布亚洲，欧洲，北美洲和中美洲，您也一直在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自己的域外经历，那么空间上的流动性对您的文学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颂瑜：这个流动性对我写作的意义是很大的。我觉得不止是作家，就是普通人，只要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多出去看看。我和我的家人，都属于外向型的，都喜欢只要有一点机会就往外跑的那种，而我个人的兴趣和工作也都需要向外走。当然，我也喜欢宅在家里写作和思考，但是只要有机会，就喜欢出去。我觉得对作家来说，感受这种空间的流动性能带来更多写作题材，每去一个地方都会带来很多灵感，同一个地方去第二次第三次，你接触的人，还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体会带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空间的流动性对一个作家来说一定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读别人的文章，比读书更重要，因为读书毕竟是经过一个作家的过滤，还有他的眼睛，他的心灵去沉淀的文字，但是自己走出去看世界有自己的体会，所以这种空间的流动性，或者旅行对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很重要的生活方式。

朱云霞：最后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新移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年轻的新移民作家，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朱颂瑜：我觉得应该是吧，因为移民文学，如果它呈现的一种状态，或者它的面貌主要是文化对比的话，这个是国内的文学没有办法达到的一种面貌，或者跟西方文学有区别的话，我觉得它还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学形式，因为它有文化对比在里面。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补充的是，尽管新移民文学我没有读过很多，但是我觉得它对于推动人类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或者是互相的理解，它应该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说和中国文学对比，它一定能带来更多的意外的资讯，或者从别的文化而来的不同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新移民文学应该有它独特的一种意义在里面，这种意义应该说是有一种不可取代性的，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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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  第20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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