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戴清：谈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多体裁、跨媒介与互文性特色
谈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
多体裁、跨媒介与互文性特色
戴 清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11期
内容摘要
国庆档热映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以五个单元故事生动表现了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巨变。本文探讨了这部新主流大片的高效组织方式、策划定位与主题表达，认为聚焦“家乡之变”有利于调动创作者的生活积累与表达热忱，有力地拓展了表现主体与时空，唤起了大众的乡情乡愁，成功实现了宏大与亲民的对接，并进一步分析了影片作为一次纪实嵌入虚构的跨媒介跨体裁的创作实践，在喜剧机理、互文叙事、短视频运用等方面的艺术探索与接受效果。同时指出，影片在突出乡村主体性地位、开掘讽刺喜剧的文化功能方面，未来还可进一步期待。
关键词：《我和我的家乡》 共情 互文性 短视频 跨媒介 电影评论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下文简称《家乡》）在庚子年的国庆中秋双节期间上映，以优秀口碑位居电影票房第一位，成为继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下文简称《祖国》）之后又一部成功的集锦单元式故事影片。影片通过行政、管理、创作/制作、放映、推广等各环节通力合作形成了一种全流程的高效组织方式，以五个小故事生动表现了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在医疗、科技、教育、环境、旅游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为新主流大片赢得市场、产生积极的大众传播效果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下面分别从选题定位与精神内涵，叙事技巧、互文运用、喜剧机理，以及纪实连缀虚构的体裁创新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以小见大，成功实现宏大与亲民的对接
影片在选题策划上定位“家乡”应和了中秋阖家团圆的佳节蕴涵。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亿万国人在双节之时的思乡团聚之情比往年更加强烈。影片尽管是命题作文，但对创作者而言，“家乡”这一主题在调动创作者的生活艺术积累与表达热忱方面最为便利。有关家乡的一切——风土人情、父老乡亲、风味美食、石板小路、民歌小调……这些一向被安放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能够很好地引发大众共情。家乡是说不尽的永恒母题，歌咏家乡、表现乡愁的文艺创作贯穿中外文艺史，美国最爱写家乡的作家福克纳，中国的汪曾祺、沈从文、孙犁……都在用一生讲述家乡的故事。家乡于很多创作者而言，不只是生长地，更是精神之根与魂之所在。电影人贾樟柯也是一个绝好的例证，他的作品从来没有离开过山西县城老家，但又超越了地域、走向了全国和世界。
影片《家乡》老题新作，时代感、现实感很强，缘于其切入角度与扣题巧妙，每个小故事都从一个小切口侧面表现“家乡之变”。客观地说，对于时长较短的单元故事来说，写脱贫攻坚的全貌过程、表现扶贫干部的细致工作会受到叙事容量的限制而难以完成。而落脚到对“家乡”的书写，则极大地拓展了表现主体和表现时空，它既不必局限于乡村和农民，也不一定局限在当下，这样就为创作拓展了空间，也跳出了近年来讲述脱贫攻坚主题的惯常叙事模式。
《最后一课》剧照
在五个故事中，第三单元《最后一课》的故事最为深情，得了脑梗的范老师出现认知障碍，却独独难以忘怀1992年离开望溪村小学前给学生们上最后一课的情景，因为那里有他的情之所系和万般不舍。千岛湖的村民——很多都是他当年的学生，也是如今村里的当家人，愿意倾尽全力为范老师“复原”一次当年的课堂。故事虽短，却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最后一课，显然是范老师人生的转折点，既是过去十年支教生涯的结束，也是另一段逐渐走向事业辉煌的人生起点。他的抉择是充满纠结的，他舍不掉、放不下他无比疼惜的可爱淳朴的孩子们，同时，支教十年是他付出的最美好的年华。岁月荏苒，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对家乡的深情、沧桑巨变带给他的震惊感动了无数观众。这个单元故事是整部影片的压舱石，让这个以喜剧为主的集锦系列故事有了喜中含悲的深情韵味与沧桑之感，也叩响了观众心中的那个重音琴键。
最后一个单元故事《神笔马亮》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挂职第一书记马亮对人生与事业的抉择，其喜剧情境设置带有“开心麻花”团队一以贯之的诙谐、搞笑，马亮对妻子秋霞的善意欺骗令人啼笑皆非。影片中，马亮对扶贫工作的投入、于平凡中的伟大被刻画得恰到好处，演员成熟的表演对喜剧分寸的把握也都恰如其分。其他如《回乡之路》中讲述扎根农村、振兴家乡的乔树林被人误解、最终获得直播网红闫飞燕的帮助，在最后的剧情反转中带给人深深的感动；《北京好人》以喜剧形式表现乡村医疗条件的改善，角度颇为巧妙；《天上掉下个UFO》表现乡村科技带给农村的巨大变化，切入角度充满想象力、新意十足。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尽管不尽一致，但都较好地利用了30分钟小故事的叙事容量，不局限于“扶贫—扶志”“扶贫—扶智”的已有思路与故事框架，也不只是直观地展现文化旅游助力脱贫或对绿色环保的简单诠释，而是充分解析脱贫攻坚、建设美丽新农村的丰富蕴涵，以小见大、以普通人的生活来表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宏大命题，从而实现了宏大与亲民、大战略大情怀与小切口小事件的较好对接，形象诠释了“中国梦”与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
不难发现，五个故事中城市人——北京居民、卫视导演、旅居海外的华人、城市直播网红、驻村第一书记大多占据着叙事中的主体位置，城里人或助力或调查观光，或回望回溯、回乡校庆，包括驻村第一书记通过视频展示给妻子的乡村中，“家乡”、乡村、农民更多地作为“被（城市人）凝视的客体”与观照的对象。无论是北京好人张北京需要接济帮助的表舅，还是卫视导演组调查采访的民间科技发明家黄大宝，抑或海外旅居华人重回曾经支教乡村时为他复原校舍的村民，他们始终是真正的表现主体；再如农村实干家乔树林最初被城市网红闫飞燕和助理异样的眼光所探寻和鄙夷，直到结尾在孩子的讲述中才复原了一个真正的乔树林，最终揭开谜底。影片解谜式、侧面呈现的家乡变化是动人精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乡村、村民居于一种相对客体化的地位，影片对乡村、农民的主导性书写还有拓展的空间。
二、调动喜剧机理，运用互文叙事
集锦段落故事是小戏的容量，影片也依照了小戏的内在要求与创作规律来设置情节，如故事线索单一，人物关系相对简单，戏剧情境直接自然、铺垫少、节奏快地进入核心剧情，情节有“扣子”、结尾“抖包袱”或有反转。《家乡》在体裁上与《祖国》相似、形成系列，在风格上也从正剧转为喜剧。同时，还善于运用“互文”手法，在情节设置、人物姓名、类型特色等全面开掘，努力调动“知情观众”[1]的情绪与艺术联想，大大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这也是当下网络“梗”大行其道的后现代戏仿手法在该片创作中的反映。
《我和我的祖国》海报
《北京好人》与《祖国》中的《北京你好》自成系列、形成互文关系。张北京的人设一以贯之，还是定位小私心、抖机灵。故事有些地方的喜剧分寸感过于火爆，如张北京在餐厅唱“穿林海”及医院闹剧等，但表演生动是其一贯优长。在地域风格上，虽然第一单元并不刻意凸显京城文化的特色，但葛优的北京大爷人设、表舅的衡水口音都将地域特色渲染得惟妙惟肖。《神笔马亮》与“神笔马良”形成互文，也是“开心麻花”一贯善用谐音的套路。片中全村老少染成黄头发、装扮成俄罗斯人，并以信号不好、视频定格骗过秋霞，整个剧情充满想象力，喜剧效果强烈。秋霞的暴力妻子人设在最后一刻发生反转，演说动情又入情入理，表演的完成度与喜剧的分寸感把握得比较出色。
《回乡之路》是五个故事中没有明显运用互文的单元。但主演们的陕北方言，西北大地的塬上、山梁、漫天黄沙、人物脱口而出的信天游对白都将西北地域风貌与风土人情表现尽出。汪曾祺先生说过“气氛即人物”，此处环境不只营造着故事的氛围，还给故事提供着魂魄与色彩。但因情节压缩、剪辑等原因造成某些情节缺少铺垫，人物转折稍显生硬的问题。
《回乡之路》剧照
运用互文手法最频繁的要数《天上掉下个UFO》这个单元，但其整体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影片借助“唐探”IP的影响力，很容易激发受众的带入感。片尾黄大宝表白爱情时“曾经有一段感情……”借用《大话西游》中的“老梗”，自然地唤起了大众共鸣。影像色彩上的脆亮艳丽很好地渲染了乡村的蓬勃生气，层层叠叠的贵州地貌、带有奇幻色彩的夜景也与探索外星人科幻奇异故事的定位十分契合。但也正是由于过分拘泥于“唐探”的人设组合，导致人物的过场感较强，刘昊然、王宝强等饰演的人物个性模糊，搞笑过于场景化，缺少与内涵的关联……剧尾阿花与黄大宝的爱情虽是亮点，但因频繁用“梗”的戏仿，削弱、解构了情感的浓度与感动，正所谓“成也互文、败也互文”。
《天上掉下个UFO》剧照
叙事、影像表现最见功力的还是《最后一课》这一单元故事，故事名令人联想起都德的同名短篇小说，同样是一个互文式设置。故事与小说的爱国主义主题相似，“最后”都饱含着深情与忍痛割舍。主人公旅居海外的华人身份，也自然生发为爱国主题；同样与小说一样，影片也从一位老教师的视角展开故事。最为动人的一幕是影像在当下与过去的两个时空交织碰撞、往日重现，过去时空中滂沱大雨的象征寓意很强，直指范老师内心奔涌的情感撕扯。晓峰黑白潦草的图画寄托着孩子的向往，当年一头黑发的范老师为孩子取彩色颜料、中途滑倒、颜料迅速融进路边水渠里，暗示着彼时渴望带给孩子彩色世界的范老师的千般不甘与力不从心。现实时空里伴随着穿帮、尴尬、孩子们的不配合和无情说破，范老师也渐渐了然，老人迷茫错愕地走在街上、一点点找寻当年的陈迹。夜色中范老师与晓峰面对面站着，背后是色彩绚丽、通体明亮、宛若童话世界的望溪村中心小学，那正是范老师当年未及帮孩子添加的色彩，如今已成现实、岁月静好，俩人相视的微笑、对今日家乡的赞美、抚今追昔的感慨尽在不言中。影片通过人物表演、场景设置、色彩、音响、氛围形成强烈的象征、暗示与想象空间，又极为自然贴合。影片中村民复原旧教室的慌乱、穿帮，张译、于和伟、雷佳音等演绎的村干部不敢与范老师眼神对接的尴尬都十分带有喜感，但这又是一个悲喜交集、喜中含悲的故事，细腻熨帖地演绎了岁月沧桑的慨然与感动。
《最后一课》剧照
从影片喜剧的机理与效果来看，五个故事都定位于“善意的欺瞒”，《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回乡之路》是为个人或集体利益而故意或顺势“欺瞒”，最终修正、曝光或解开误会，从微讽、闹剧走向和谐，总体上是幽默喜剧的路子。《最后一课》与《神笔马亮》的戏核则是更加纯粹的“善意的欺瞒”，不存在什么小人物弱点，也不涉及人物有意或顺带为之的缺点与不当，在风格上同样属于幽默喜剧范畴。
总体来说，《家乡》的喜剧风格是走温情路线、以幽默搞笑为主的，有些故事对喜剧功能的开拓还有空间。一般而言，现代喜剧有讽刺喜剧和幽默喜剧之分，鲁迅的杂文和林语堂的散文即为不同风格的代表，也曾有过对讽刺与幽默的激烈争论。[2]在当代喜剧创作中，幽默喜剧数量更多，开心麻花系列、东北农村剧也多属于幽默喜剧，在风格上较为温和、诙谐、搞笑。讽刺喜剧在揭示社会、开掘生活上较为犀利，一般不会停留在微讽程度。莫里哀的《伪君子》《悭吝人》、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陈白尘的《升官图》都是讽刺喜剧的代表作品。当下文艺创作中，讽刺喜剧的艺术功能相对萎缩，使得一些作品在揭示现实的力度与深度上都趋向轻浅，而简单满足于由误会、对白、场景以及动作带来的搞笑快感，让部分喜剧作品流于浅薄。艺术风格与精神内涵往往是互为表里、彼此成就的，由于每个故事容量有限，影片在表现乡村变化、农民主体性方面的精神内蕴还待深化，这也是文艺创作需要直面现实，既要讴歌真善美、也要批驳假恶丑的职责所在。同时创作需要将地理空间的延展性与文化内涵的深刻性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更为深邃、更具典型性的精神文化产品。集锦单元式的小故事是否能够承载这样的文化艺术功能，有待今后电影创作的进一步拓展与实践验证。
三、纪实连缀虚构的跨媒介影像实践
《家乡》延续《祖国》的集锦单元系列故事体裁，开启了影视创作的新形式。120分钟的长篇故事化整为零、分成五段30分钟内的短故事，一方面减轻了短时间创作长片故事的挑战与压力；另一方面，管理部门组织协调、集结调动多个优秀创作团队和演职人员齐头并进，将拍摄周期从100天减少到不足一个月，保证了创作在疫情中的顺利推进与高效完成，这一体裁形式意味着新的审美趋向与接受特色。
明星强阵容出演始自《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新主流大片，既包含电影作为文化产业对加强影片号召力的诉求，也体现了管理部门对创作与市场的助力与影响；高效组织、强强联合、全流程各环节保驾护航已成为新主流大片的标配与新的运作机制，这也是中国当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组织动员力量在电影产业中的一种突出体现，有其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也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
集锦单元故事的短篇幅十分适应融媒体环境下媒介艺术体裁形式多样化的大趋势。以剧集创作来看，近年来平均集数明显下降，与主管部门的大力倡议与推动直接相关。[3]同时也深受都市中青年观众紧张生活节奏的重要影响。追长剧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是非常奢侈的，而网络剧更经历着由长向短、由粗向精的发展。2020年多部悬疑涉案短剧成功破圈，也提供了一批精品短剧的创新样本。同时，短视频的蓬勃发展，也为接地气、生活化的日常内容、自媒体的重要性以及“传—受”便捷等都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影片中，连接五个地域故事的短视频段落令人耳目一新，类似于传统戏剧舞台“正戏”之前的“开场楔子”，或作为“入话”引出“正戏”，或为“正戏”做说明或补充。如《天上掉下个UFO》的单元故事之前是一段分屏镜头，镜头中中外电视荧屏上的几位热门节目主持人栗坤、科幻电影导演郭帆等人或在报道、或在接受采访，从不同角度叙述了“正戏”中村民发现UFO的情形。这段短视频其实是以一种纪实节目形式参与到了单元故事的虚构叙事中，佐证并渲染着UFO事件的真实感。此处的纪实中有虚构——“真作假时假亦真”，形成了一个虚实连缀结合的统一整体。
另外一种“楔子”则表现为大银幕分屏镜头中一个个短视频的自拍，众声喧哗、共同诉说着每一个人关于家乡的记忆与味道。虚构故事里是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域发生的故事，短视频则覆盖全国的名胜古迹、家乡美食、网红店……每一处足迹都是“我”和“我的家乡”的生命记录，展示着“人与地域”的亲密交融。短视频中的“我”“你”“他”来自抖音平台的自拍征集，此时某人也许就坐在观众席中在搜寻大银幕上自己的自拍，恰是对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也都是接受者”的最佳演绎，创造出一种“我参与、我自拍、我观看、我感动”的新型“创作—接受”景观。
在故事《回乡之路》中，当短视频众说纷纭的声浪达到高潮时，影像有如轮盘赌般定格在演员闫妮这里，众人与明星同屏一起讲述，似乎她的故事就是我们大家的故事，围绕乡情记忆这一大众话题建构起了一个不分彼此、共同分享参与的大众文化的交响狂欢。这一手法给人以一种选择的随机感，大大提升了艺术的似真感。进而由你、我、他的乡情乡愁上升到家国情怀，在“一条大河波浪宽”的主旋律中完成了一次感人肺腑的审美表达。此影片是一次跨媒介、跨体裁的创作实践，电视、网络、移动媒体上的短视频与大银幕影像故事彼此嵌合，显示出融媒时代大众媒介艺术不断跨界、相互交融的创作传播特色。
《我和我的家乡》是一部高效之作，也是一部倾情用心之作，更是一场充满新意、巧妙调动起大众积极参与的文化表意实践，成功地激发了观众的乡愁记忆与审美共情，成为庚子年的一部现象级作品。同时，影片在如何于巧思中加强该类创作直面现实的力量、增强对乡村建设的深层表现、拓展喜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上，还有可拓展的空间与多种可能性。期待智慧的中国电影人创造出更多“叫得响、留得住、传得开”的精品佳作，无愧于中国经验的丰富多样与时代社会的深厚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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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与注释：
[1]黄雯、宋玉洁、林爱兵在《知情受众的视听体验——中国网络小说改编电视剧的受众使用与满足研究》（《中国电视》2018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知情观众观看改编电视剧时，饱含情怀、拥有期待、享受吐槽、追求社交。……与网络小说的互动性更强”。
[2]张健教授在《中国现代喜剧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观念篇第二、三章（第38-78页）中详尽阐述了现代喜剧分类，以及主观论中幽默观的代表林语堂先生与客观论中讽刺观的代表鲁迅先生的论辩。
[3]2020年2月6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内容包括，“电视剧和网剧提倡不超40集，鼓励30集以内短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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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凌逾
责编：罗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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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 第20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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