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丨谢冕和吴思敬的两文
特别的古远清
谢 冕
在中国学术界，古远清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他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做着一种引人注意的学问。他的学术研究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据我所知，在大陆和中国的台、港、澳地区，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他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了这些地区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各种文类和各地区、各类作家的单独的、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研究范围广是一个特点，而他面对的难度更多：各个地区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的迥异、这些地区文学生存状态的差别、以及作家作品的复杂性，还有，更重要的是，他要阅读的作品和文献浩如烟海，而他却是从容应对，且游刃自如。他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从这点看，他几乎就是不可替代的“这一个”。
（古远清）
前面我说的“角落”，丝毫不带贬义，指的是他长期服务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全称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所非关文学研究的高等学府。这所学校也很“特别”，它为了“挽留”古远清，居然“因神设庙”，专门成立了特别的机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并委任古远清做了所长。学校提供可能的条件，让他在这里呼唤四海宾朋，开展他的几乎不见边际的学术研究。古远清所在的这所学校，不居一线的位置，而古远清的学问却做到了一线学校甚至做不到的广度和深度。从这点看，这所大学因它“特别”的眼光而取得了“特别”的效果。用当下流行的概念，叫做“双赢”。
古远清没有辜负学校对他的信任。他的研究门类之广，研究成果之多，让人瞩目。他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部编著问世。人们惊诧，他要教学，还要出席会议，他的写作和编辑的时间从哪里来？我看，特别的古远清的秘诀无他，就是特别的勤奋！古远清就这样，从容不迫地应对着纷至沓来的文献，埋头做着他的学问，教书，参加会议，写书和编书，以及整理资料。
他做学问不仅从容，而且快乐。我知道许多学者做事很勤奋，也很苦，往往愁容满面，但古远清做事很快乐，他把艰苦的工作做得有滋有味：发言，行文，总是语带幽默，诙谐而有趣，此乃他治学的特别之处。他经常“自问自答”，还有他的拿手好戏——“学术相声”，都是他的特别之处，也是学界的一道特别的风景。往往许多严肃的话题，经他“特别处理”，顿时充满了趣味。古远清做的是快乐的学问。为了逗乐，有时他也会“编造”，例如他“编造”过我给同窗洪子诚的退稿信，这种寓庄于谐的“造假”，被“造假”者也都知情，往往会引发众人的会心一笑，大家于是开心。于是知道做学问是天底下最开心的事。
但以上说的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学术定位。古远清有严肃刚正的一面，他是学界的诤友，甚至是我的老师吴小如先生自豪的“学术警察”。他经常为朋友指出史料的谬误，他更不容忍学术上的虚伪，前些年他与某一名人著名的“官司”，事情并不涉及个人恩怨，对此，大家也是了然于心。这位爱说笑话的特殊的学者，也因此获得不抱偏见的学人的尊敬。
这位姓古的、行为有点“特别”甚至“古怪”的人，知道他的为人的人都会喜欢他。他是文学家，也是理论批评家，更是一位广泛联络大陆和台、港、澳和世界华文文学界的友好使者，也是一位国内为数不多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家和资料收集家。喜欢严肃的人们可能不喜欢他的不够严肃，然而，我总认为，做学问应当允许有个性，不应当千人一面。
2021年5月24日，于北京大学
END
古远清这位独行侠
吴思敬
我认识古远清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思想解放，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1984年我和他一同出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兰州年会。当时的他，还远没有后来的知名度，我在学界也是初出茅庐。我们俩年龄相仿，他比我大一些，都是大学刚毕业就遭遇了十年蹉跎岁月，新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我们愿意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为文学作些事情。他是广东人，长期在武汉学习与工作，操一口带着湖北味的普通话，虽不标准，但不难懂，我们很容易就聊到一起了。从兰州相聚后不久，古远清寄来了他的《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我也以我的《诗歌基本原理》回赠。自此我和远清保持了近40年的交往，每隔一段时间，总能在学术会议上相见；他写的和编的书，一本本地寄给了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可以算是他40年学术成长史上的见证人了。
古远清1964年武汉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中南财经大学，他是学中文出身的，但该校当时没有中文系，他只能长期教公共课，也没有机会带硕士生和博士生。后来他担任该校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学研究所所长，实际上也是因人设事，他是所长，但也是兵。这样一来，他出来开会、讲学，就不像重点大学中文系的名师，有弟子和同事前呼后拥，而总是孑然一人，独往独来。台湾作家陈映真称他为“独行侠”，颇有道理。独来独往，特立独行，这似乎成了他行事、为学、做人的风格。在学术研讨会上，他的发言很少念稿，往往是针对现场情况即兴发挥，或对其他学者的发言提出质疑。最近几年来，他更是独出心裁，在研讨会上说起了相声，美其名曰“学术相声”。每到一个研讨会的主办学校，他先要找当地教授帮助推荐一位女博士生，充当捧哏演员，协助他出演。脚本是他先已写好的，针对研讨会主题有相当的学术内涵，其中会设置几个包袱。上得台来，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他，与高颜值的女博士恰成一种反衬，不用开口就引人发笑，再加上捧哏女博士的尖刻讽刺，他以逗哏的身份不断自嘲，随着包袱的不断抖开，让人忍俊不禁。以致“学术相声”成了他的一张名牌，每到一个会场，总会有人欢迎他“来一段”。据说他在我校召开的女性文学研讨会上，他即兴演出单口相声，拿我的同亊张教授开涮：“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沒当过大学校长，老张说‘咱不稀罕这个，我也没当过’。现在当官才有话语权，我们来组建一个学会，你选我当会长。‘什么学会？’中国男性文学研究会。‘你这是非法组织，我不参加。’”寓学术于娱乐，堪称是他的一大发明。
（古远清）
古远清这位独行侠，敢于弄新，敢于自嘲，实际上基于他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担当。从出道以来，他就不断地开拓自己的学术领域。他最早是从研究鲁迅起步，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呐喊〉〈彷徨〉探微》。接下来他转向中国当代诗论的研究，写作《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1984年参加当代文学研究会兰州年会期间，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做了一个大力开展对当代文学评论家研究的发言，引起了与会的复旦大学唐金海老师的共鸣，双方都有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念头，一拍即合。会议期间，他们商定了大纲，决定合作撰写。从兰州回到武汉后，古远清把《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扫尾工作完成，使开始了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本来商定的是两人合作，但由于唐金海老师另有任务，不再参加执笔，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便落在了他一个人的头上，成为他个人写史的开山之作。这部书，从开始写作到以《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名称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正式出版，整整历时14年。其间，写作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40年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壮阔而复杂，相关文献汗牛充栋，光是资料的搜寻、考辨、爬梳剔抉，就已耗尽了人的心血，更不要说处理与评论这40年的理论批评，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下是颇为纠结、颇有难度的话题了。古远清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体现了极大的学术勇气。这不仅表现在该书第一编“诡谲变幻的文学运动与理论反思”中对几场“文字狱”的真实呈现，也表现在第四编“诗歌理论批评的嬗变”中对不同诗评家类型的概括。诸如，朱光潜型：“他们既无革命履历又无政治桂冠，便下决心革心洗面，虔诚地自我忏悔，抛弃原先的艺术观点。虽不时有诗歌论文问世，但影响均不超过1949年前的旧作”。何其芳型：“这类诗论家有良好的艺术修养，但由于身居要职，便不能不与从属政治的文艺方针保持一致，在政治运动的关键时刻，免不了写些批判胡风、批判右派的时文。可是他们又不甘心让自己的大脑沦为政治斗争的跑马场，于是仍旧潜心研究诗歌创作规律……这类诗论家，人格是分裂的”。沙鸥型：“这种诗论家患了软骨症。他们屈服于政治压力，看风转舵。在政治风浪来临之前，他们能如实地写出自己对某些诗人诗作的喜爱，可是政治风云突变后，马上掉转枪口对准自己原先赞扬的对象。”……像这样的叙述，是深刻总结了文学批评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深入剖析了批评家的心态后所做出的判断，切中肯綮，入木三分，实事求是，令人信服。
（《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
古远清的学术勇气和担当，还特别表现在由对大陆文学的研究转向对台港澳文学的研究上。80年代初期，我和他全是在中国大陆的诗歌领域耕耘，对台湾诗坛是隔膜的。我由于不知宝岛诗歌界的深浅，不敢轻易试水，始终是隔海眺望。古远清则不同，尽管他没有亲属在台港，又深居大陆内地城市，就研究台港文学而言，既无人缘优势，又无地缘优势，他却敢于独闯台港诗坛，继1989年在花城出版社推出《台港朦胧诗赏析》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推出《海峡两岸诗论新潮》《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港澳文坛风景线》《当今台湾文学风貌》《世纪末台湾文学地图》《分裂的台湾文学》《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等专论台港文学的著作，不只是数量空前，在内容上更是富有挑战性的。他对台港文学的研究，其意义是双向的。就对台港文学界的影响而言，他的著作高屋建瓴，视野广阔，以一种不同于台湾文学界传统的思维方式，审视台湾文学发展历程，搅乱了台湾文坛的一池春水，闯入了某些台湾学者坚守的领地，在台湾招致了强烈的围剿与批判，有一位台湾诗人甚至说古著送到废品收购站还不到一公斤。但古远清却不为所动，认为这是“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这是因为他深知：“作为评论家，必须坚定严肃的学术立场。不管自己相识或不相识的诗人，相识是亲近还是疏远的作家，也不管自己喜欢的作品还是不符合自己审美要求的作品，都要去读，都要去评。不看刊物编辑的眼光行事，不看被评对象的脸色，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这需要气量，需要胸怀，需要学识，需要勇气，更需要睿智。那怕是挖苦讽刺批判过我的人，只要他的文本优秀，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照样欣赏他，照样将其写进文学史，而且给的篇幅还不会少”。[1] 这正显示了一个正直的评论家应具备的品格，坚守自己的学术良知，相信自己的学术判断，不听风是雨，不看人脸色，这样写出的文学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才能得到作家和读者的理解与信任。在《台港朦胧诗赏析》出版之后，台湾老诗人向明先生曾对这部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意见，古远清也针对向明的文章提出过反批评。正是在这种批评与反批评中，双方加深了理解，赤诚相见，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对台港文学的研究，就对大陆文学界而言，其影响也是深远的。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陆与台港诗歌界是隔绝的。新时期之初，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介绍了台湾诗人十二家，此后又有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新诗选》等选本出现。而古远清对台港诗歌的介绍则是全方位的，既有对台港诗歌的赏析，又有对台港诗人的个案研究，更有台湾、香港当代诗歌史以及两岸文学关系史的推出。正是在古远清的著作中，我们才认识了诸如“结党营诗”的“创世纪”，唐文标事件与“关三篇”，一颗耀眼的文坛流星林燿德，具有大中国意识的“三三”文学社，洛夫的“私人战争”与“连环战争”，孟瑤抄袭大陆学者案，“张腔胡调”，“后遗民”写作，朱氏 “小说工厂”，“双陈大战”，“三陈会战”，流泪的年会……。古远清的几部文学史，由于是个人写史，所以有他的独特风格，除去对作家的文本分析外，他更善于写事，把作家放在政局动荡、两岸风云、文坛论争的大背景下加以介绍，把台港文坛立体地、生动地呈现出来，他的文学史是有故事的文学史，具有可读性，更具有深层的认识价值与宝贵的史料价值。
（《台港朦胧诗赏析》）
古远清学风严谨，是个较真的人。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文章、著作力求严谨，言必有据；另一方面，他眼里不揉沙子，对别人的著作、文章中的硬伤，敢于挑刺，敢于批评，以致有“学术警察”之称。比如他对台湾当今最活跃的评论家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的批评，便毫不留情地罗列了该书的包括社团名称、创办人、创办时间、著作权、作家生平等十种史料方面的错误。余光中是古远清对之评价很高的诗人，但是也曾写过影响不好的文章，对此古远清也毫不客气地写出《余光中的“历史问题”》一文，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发表。对台湾的作家是如此，对中国大陆的作家，甚至是他所熟悉、所尊敬的朋友也是如此。张炯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古远清是会员，张炯可说是古远清的顶头上司，但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出版后，古远清对这部著作的若干处硬伤，也毫不留情地写文章批评。谢冕是古远清一向尊敬的老朋友，但对谢冕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编选不当的问题及其编选原则，也照样提出商榷性意见。
古远清著作等身，他40岁后所写、所编的书，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还有吉隆坡已出版60余部，在一般学者是难于想象的。这固然显示了古远清的才华，不过在我看来，古远清并不是什么“超人”，而是一位拼命三郎，他的成果全是争分夺秒、扎扎实实、勤勤恳恳拼出来的。古远清不善应酬，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不打牌，无绯闻，老妻兼做他的“老秘”和打字员。为节省时间，他与朋友的电子邮件全是电报体，惜墨如金。他生平唯一的爱好就是书，他的生活就是围着书转：买书，读书，写书。他读书、写书是在武汉家中，我没有亲睹，但他在买书上下的功夫，却是我亲自领略过的。古远清来北京开会，报到后我会到客房去看望他，但这种寻访通常是十访九空，一问，才知去书店了，到快吃饭了，才提着大包、小包的书回来。我曾与他一起到台湾开会，会议之余，古远清喜欢逛书店。台北的书店，他比我门清，他带我光顾过诚品书店，还有唐山出版社、文史哲出版社办的书店，另外就是在旧书店淘书，更是充满了发现的乐趣。在境内买书可以用科研经费报销，但在台湾香港买书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报销，台湾香港的书要比大陆贵得多，所以古远清的工资、稿费，很多都是花在了购书上。如他所说：“我数次前往宝岛及港澳等地采购资料。2007年秋天，我还一掷万金买了几箱台版书回来。正是这些书，给了我众多的写作灵感，和获得诸多启示”。[2] 以个人收藏而言，古远清收集的台港文学的相关资料，在当代大陆学者中恐怕极少有人能与他比肩。由于居住空间的限制，书多了也是麻烦。他武汉洪山竹苑的家里，有二十几个书架，每个书架都放两层书，寻里层的书要拿着手电筒去找，有时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这真是书斋成书灾了。不过也正由于坐拥书城，才使他有条件把其著作一本本地推出来。
能否做到“终身写作”，是我们考察一位作家品格、为人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不少有才华的作家写出了代表作、成名作之后，就躺在成绩薄上，止步不前了。更多的人则视退休为事业的终点，从此便退出江湖，与世无争，颐养天年了。古远清则不同，他有一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力量，退休不是为他的事业划了休止符，反而是他开辟新征程的起点。他是新世纪之初退休的，但他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没有停下脚步。2006年，他成功地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并顺利结题，其40万字的成果《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于2010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新世纪以后，先后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这其中全有台港澳诗歌及诗学理论的内容，我首选的合作者便是古远清，因为我深知他的学术根柢和充沛的干劲。他果然不负众望，他分工执笔的内容总是完成最快的，也是高质量的。
在退休后不久，古远清在为《海外来风》所写的“自序”中说：“我现在已进入后中年时期，仍打算‘续写’自己的学术历史。我还要像以往一样，时时听清扬的鼓楼钟声，以激励自己的志气；入高远的壁画境界，以勉励自己前进。我还要作‘坚韧的跋涉’，准备再‘跨越大洋’”。[3] 听着他那壮心未已的呼唤，看着他不断推出的一部部成果，对老友古远清，我要由衷地说两个字：佩服。
2020年3月31日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注释：
[1] 古远清：《香港当代新诗史前言》，《香港当代新诗史》，香港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 古远清《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前言》，《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上），海峡学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3] 古远清：《〈海外来风〉自序》，《海外来风》，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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