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现状与未来”文学论坛2｜张楚：只要你不醒来，梦境仍会延续
主持人的话
自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问世至今，现代小说已经走过了四百多年的发展道路。与传统的叙事文类（诸如神话、史诗、民间故事、历史演义等等）所不同的是，小说更偏重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呈现，特别是个人生活经验的书写与呈现。现代小说在帮助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始终关注人的精神与心灵状况，并促使我们对生活进行认真的思考，进而探寻生存的奥秘与意义。当然，小说还是一种重要的介入性的社会干预力量：对社会现实的诸多现象进行批判，对文明的发展进行反省，对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观念进行矫正。小说总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提出问题并发出预警。
四百多年来，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现代小说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和更新自己的美学观念、叙事形态和语言策略，从而使自身保持活力。几百年来，现代小说已经成为文学诸形式中最为重要的艺术门类之一，产生了难以计数的巨匠和杰作，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但毋庸讳言，小说艺术发展到今天，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以及前所未有的困境。
小说作为一种讲故事的艺术形式，在今天受到了电影、电视以及种种现代传媒手段的严峻挑战，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小说作为一种表达意见和观念的言说方式，在当今爆炸性的言论空间背景中，其重要性也已显著降低。而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技艺和美学形式，其自身的发展和演变也呈现出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比如说，现代小说所倚重的最重要的资源，无疑是个人的生活经验，而经验本身正在加速贬值。日常生活经验的虚拟化、碎片化和同质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小说叙事的空洞，也使得写作者的个人情感日益贫乏和枯竭——我们知道，正是写作者所投入的强烈情感，才使读者对虚构之事信以为真且感同身受。而现代传媒的发展，特别是我们获取资讯、信息与新闻事件的途径变得十分便捷，给小说的作者造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幻觉，仿佛我们无所不能，可以任意编排、选择和取用戏剧性的事件和写作素材，使得小说在一种巨大的惯性之下，进行简单复制和自我繁殖。正如日本学者小林秀雄所言，我们今天已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被小说写了。另外，由于我们过分重视小说的可读性、可流通性和所谓的市场份额，小说正在远离智慧和真知，正在远离真正的不幸和幸福，正在远离“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的艺术直觉和判断力。同时，对时尚和消费主义的臣服，也最终使小说语言失去激发读者想象的力量，并剥夺了读者从心底里与作者保持秘密认同的喜悦。
应该如何认识并面对小说的危机或困境，如何去思考并想象小说艺术的未来？我们邀请了十多位优秀的青年作家参与研讨。首先，我们希望通过笔谈的形式进行自由交流，汇聚大家的真知灼见。接下来，我们将选择适当时机举办专题研讨会，就小说创作与研究的诸多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促进中国的小说创作、研究和批评。
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
只要你不醒来，梦境仍会延续
文 | 张楚
小说的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庞大难言的话题，我仅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和有限的思考来谈一点感想。
不妨先从代际角度来谈一谈现阶段各个年龄段的小说家的整体创作趋势和特点。当然，在我看来，小说家大概只能有三种：好作家，平庸的作家和坏作家；或者分为两种：经典作家和被遗忘的作家（已经被遗忘或即将被遗忘）。当我们讨论曹雪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鲁迅、福克纳、马尔克斯、尤瑟纳尔、帕慕克、阿特伍德的时候，我们首先讨论的是他们的作品，而不是他们出生于19世界30年代还是20世纪40年代。不过，我可以理解并潜意识里接受代际划分这种说法，是因为这种划分标准蕴含着微妙的科学性和武断的犹疑：在这个经济、科学、文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快速发展裂变的时代，十年或许能够体现出一个时代横切面的纹理和特性，这在中国作家的身上可能体现得尤为明显。
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身上有一种蓬勃到近乎爆破的诉说欲望，我们很难辨析他们的荷尔蒙是自然的荷尔蒙还是复制的荷尔蒙。他们经历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最艰难也最变化多端的年代，在他们身上，我们往往能窥探出他们对历史的反思与考量，这在他们的长篇创作中表现的甚为明显，他们对历史纵深处旋涡的关注超过了他们对小说自身技术的关注，在他们的创作中，我们能明晰地感受到他们对家国、对自身历史位置错位的追问和疑惑，也能感受到他们沉滞的痛苦，由此诞生的作品厚重感往往能打动读者。当然，他们也受过先锋文学的熏陶和洗礼，可总体上衡量，小说的技术主义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形式更迭。这代作家仍然是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力量，以王安忆，贾平凹，阎连科，张炜为例，每隔两三年，他们都会出版一部引起业内关注的长篇小说。而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千禧年之前在文本上有着更明确的追求。他们在解构历史的同时，总是秉承着怀疑主义的理念。这在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他们身上有着确切的体现。同时他们对乡土与城市、历史的谎言与真相、人性的多义性等主题有着更执着的偏爱，他们倡导实践的先锋文学改变了原有小说的叙述腔调和叙事结构，给读者带来了陌生的阅读体验和疑惑，也给之后的写作者启蒙开智。小说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反思现实，运用复调、多声部、开放式的叙事策略，拓展小说发展的可能性。从目前来看，这批作家仍然处于创作旺盛期，这可以从近年格非、迟子建，李洱在长篇创作中的态势窥豹一斑。而苏童，毕飞宇这些年的目光似乎更多的凝聚在短篇创作上。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这两代人存在着一个普遍共性，那就是大部分小说家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并没有继续进行探索，也许在他们看来，内容大于形式，言说大于眼神，真实可见的世界大于梦境，而陆地，远比海洋更重要。
从继承关系上讲，我个人认为，七零年代出生的小说家或许可以称之为“五零六零”年代作家的遗腹子。千禧年前后，当“五零六零”作家创作方式开始转向时，七零后作家才开始写作。他们在写作初期基本上都受过先锋文学的洗礼，早期作品普遍带有先锋印记。另外，这代作家似乎对宏大历史叙事普遍缺乏热忱与好奇，而是更为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普通人在时代褶皱里的困境、挣扎、微弱的呐喊和命运，对幸福的追逐有着共性的描摹和文学层面的表达。这代人对乡土叙事和城镇叙事的偏爱，也与他们的时代也存在着微妙的内在逻辑。目前来看，这批小说家更钟爱中短篇小说，相对于前两代作家，他们歌唱的声音过于喑哑，当然，他们好像也觉得无所谓。八零后作家的作品，已经很少看到乡土叙述和城镇叙述。他们对城市文学有着一种本能的亲近。在他们的表达中，我们能看到历史进程中的微小差异造成的文学口味的偏爱。而且他们与前几代作家相比较，基本上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从写作初期开始，就具备了基本的小说叙述素养和经典阅读熏陶，与大部分野生野长的七零年代作家相比，他们有着先天的技术优势。目前他们创作的体裁也基本上都是中短篇小说。
这是我对当下小说创作整体性的一点肤浅认知。而当下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主持人总结得极为精准：
1、小说作为一种讲故事的艺术形式，在今天受到了现代传媒手段的严峻挑战。小说作为一种表达意见和观念的言说方式，在当今爆炸性的言论空间背景中，其重要性也已显著降低；
2、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技艺和美学形式，其自身的发展和演变也呈现出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
3、由于我们过分重视小说的可读性、可流通性和所谓的市场份额，对时尚和消费主义的臣服，也最终使小说语言失去激发读者想象的力量，并剥夺了读者从心底里与作者保持秘密认同的喜悦。
上述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将所有问题的根源归咎于时代的变迁和娱乐主义的盛行，似乎过于投机主义。王尧在《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中说，八十年代“小说革命”以及其他文学样式的革命性变化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换，这其中包括了“形式也是内容”、“文学不仅是人学也是语言学”等新知。而九十年代以后小说写作的历史则表明，“写什么”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怎么写”并没有真正由形式成为内容。我个人认为， “怎么写”和“写什么”同样重要，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相比，当下作家确实更注重“写什么”（即便是囿于“写什么”，可能也没有真正写出什么），而对“怎么写”，大多数作家还是相对疏忽，或说是绝对懒惰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现代和后现代小说、先锋小说已经普及了小说技法和小说技术，很多小说家还是惯性写作，更深层面的原因，可能是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即“我们过分重视小说的可读性、可流通性和所谓的市场份额，对时尚和消费主义的臣服”。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文学教育和美学教育，这可以从网络小说的随意性和流行程度窥豹一斑。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过：“奥威尔忧虑的是信息被剥夺，赫胥黎则惟恐汪洋大海般的信息泛滥成灾，人在其中日益被动和自满……奥威尔认为文化将被打压，赫胥黎则展望文化将因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而庸俗化……奥威尔担忧我们将被我们痛恨的东西摧毁，赫胥黎则认为我们终将毁于被我们热爱的事物。”现在看来，赫胥黎的预言在网络时代成真了。大家都喜欢快餐化、程式化、感官刺激强烈、无需思考的小说。严肃文学作家在创作时，多多少少会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很少有人敢像乔伊斯或托马斯·品钦那样写作。这确实在更深层面，剥夺了读者对小说家保持秘密认同的喜悦的权利。
尼尔·波兹曼
另外一方面，尽管小说的影响力日渐式微，阅读传统小说的人数呈指数级下降，小说家们普遍变得懒惰，可仍有一些有理想的小说家在坚持小说的美学传统并试图在天花板之上发觉更多的房间（或空间）。近些年，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看，长篇小说创作方面，藿香结的《灵的编年史》、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刘庆的《唇典》》、钟求是的《等待呼吸》、徐则臣的《北上》、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伊格言的《噬梦人》《零度分离》、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灰衣简史》、卢一萍的《白山》、梁鸿的《四象》、路内的《雾行者》、二湘的《暗涌》、周恺的《苔》等作品在小说结构、小说世界观等方面均做了拓展和延宕，对长篇小说内部肌理进行了适度的调整和重建，有一种理性的异质性。当然，当代长篇小说更多的还是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小说。相对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似乎在表达上更富有活力与激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训练，个人表达和诉求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张扬的个性，比如王苏辛、周恺、陈春成、王占黑、大头马这些二十多岁的作家，他们的小说既有丰富的个性化表达，又有着对世界相对独立的思辨。所以我觉得当下小说创作整体上看上去还算斑斓多义，当然，还是不能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毕竟，那个时代发现和开掘了文学的新大陆。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在被重新定义，理想主义还拥有众多拥趸。
在新传媒时代，传媒技术对文学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一方面，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对文学经典的传播作用不容轻觑。改编自文学经典的影视收视率对图书销量可以说有着直接影响，同时，一些推介图书的读书栏目也间接影响着书籍的影响力。比如，豆瓣读书栏目、京东和当当图书排行榜以及读者口碑形成的传播范围，让我们惊讶于新型推介方式的巨大影响力。微信公众号的兴起也促进了文学的传播和阅读。比如著名文学刊物《收获》杂志的微信公众号，订阅人数达数十万人；公众号“为你读诗”，阅读量基本都是十万加。你以为这是一个没有人再阅读诗歌的国度，可你会发现，很多人跟你一样，心里一直栖息着“诗与远方”。可以说，新媒体通过其影响力、权威性和公信力，有效地、微妙地引导着民众阅读，并且将一小部分审美趣味和审美层次相同的人，以手机阅读的方式聚集到一起。
另外一方面，新传媒时代，阅读与创作的功利化、浅俗化、娱乐化也是不争的事实。网络文学的诞生正是这一事实的最好佐证。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曾担心讲故事的人会消亡。而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成了会讲故事的人。只要你会写字，似乎就意味着你就会写小说。在北京坐地铁，你会发现80%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阅读的都是穿越、盗墓、玄幻等题材的小说。我不是说这些题材的小说不好，只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度的大部分公民每天最喜欢阅读的是快餐小说，那么我们拿什么谈文化自信和文化输出？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停播了，大部分文学杂志销量惨淡。徐兆寿先生曾这样总结当下中国：今天的书写已经失去边界，在以往时代被文学的伦理禁锢着的魔鬼都被网络解放了。大量粗俗的语言充斥网络，被认为是文学语言；所有的行为都可进入书写的范畴，人类原有的经典被解构一空，一切神圣、正面的价值体系在今天土崩瓦解；审丑、阴谋、罪恶、残暴都成为书写者们愿意精心打造的美学立场，与此相对应的存在则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
瓦尔特·本雅明
文学与新媒体技术的关系极其复杂，可归根到底，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二者。我个人认为，只有对公民进行有效的、长期的美学素质义务教育和经典文学阅读指引，才是祛除阅读粗鄙化、纯娱乐化的根本。只有对公民进行了有效的阅读教育，才会让公民分辨出什么是钻石。这时，新传媒技术也紧紧变成了技术而已，无论它如何变化，它只会为文学的传播、阅读与创作起到促进作用。
最后，我想说，文学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我对那种“文学已死”或“中国没有好小说”的说辞一直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那些不读书的人，或者读不懂书的人，总在强调文学的没落。他们不会知道也懒得知道，那些一心一意在小说之路上探索和行走的手艺人，发出了如何的光亮和热度，吟唱出了如何美妙的歌声。而这个时代，确实具有诸多不确定性，我们身处其间，随时能感受到巨大的气流和风云，譬如战争、譬如瘟疫、譬如恶人恶事或部分美德的沦丧。但是我一直坚信，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比如对美的仰望，对善良、公正、勇敢、担当这些美好人性的信仰，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对弱小者的同情心，对真理的好奇与求证——无论时间如何白驹过隙，这些照亮我们瞳孔和心灵的东西，会指引着我们踉跄前行。
小说家该做的，或许就是按照自己对小说美学的理解继续书写有意义或没有意义的小说。如果哪天，小说最后的一个读者死掉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宇宙尚且不能永恒，何况一门仅仅诞生了几百年的文字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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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作家简介
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杂志发表过小说，出版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在云落》《风中事》《夏朗的望远镜》《中年妇女恋爱史》《略知她一二》等。
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家》金短篇奖、《小说选刊》奖、孙犁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
中心简介
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Literary Writing and Research, Tsinghua University），简称“文学创作中心”（THULWR），成立于2017年，致力于全球文化视野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
中心官方网站
http://lwr.tsinghu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