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明代关中地区的水利建设

大中型水利工程系指由中央或较高级地方行政长官主持兴修的跨州县水利工程。明代关中地区的此类工程主要有两项：即引泾广惠渠与引渭通济渠的整治与兴修。

广惠渠位于关中中部地区，是历代引泾工程的沿续。上面已经说过，引泾工程创始于秦，迄后累代整修不废。明代直接上承的是元王御史渠，至明初渠堰又圮毁壅塞，灌溉之利锐减，严重制约着关中农业的发展。关中自古为西北地区的产粮基地，故明代也未忽视关中农业的经营。表现在水利建设方面，即是多次对引泾工程的整治与疏浚。引泾工程的渠首部分，称之为“洪堰”或“洪渠堰”，又是历次整治的重点。

据相关文献记载，明代较大规模地整治引泾工程，至少进行了六次：

第一次兴工整治引泾工程是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洪渠堰因年久失修，堰渠塞，已经到了不通灌溉的程度，明廷“遂命长兴侯耿炳文督工浚之，由是泾阳、高陵等五县之田大获其利”[2]。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又因洪渠堰东西堤岸圮坏，再由长兴侯耿炳文与工部主事丁富等人主持修筑，大约用了五个月时间，“浚堰渠一十万三千六百六十八丈”[3]。是为第二次。

明成祖永乐九年（1141年），由于洪渠堰数次经受洪水的冲击，多处渠段被毁坏，地方官以实情呈报中央，明廷遂命亟加修葺，以恢复灌溉之利[4]。是为第三次。

明宣宗宣德二年（1421年），因浙江归安知县华篙言，洪堰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营修时，未能彻底，请求朝廷派员重加疏浚。宣宗从其请，又于是年发动泾阳、三原等五县民及西安等卫所军士协同用工，对洪泾工程进行了第四次较大规模的整修[5]。

明英宗天顺五年（1416年），陕西佥事李观言：泾渠又因年久“而堤堰摧决，沟洫壅储，民弗蒙利。”[6]于是朝廷遂命有司负责修治泾渠，是为第五次。

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一1487年），又对泾渠进行了第六次整治。这次整治工作议于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开工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竣工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是明代历次治泾工程中用工最多、历时最长、工程规模最大、灌溉效益最好的一次。此举发动了引泾灌区内的醴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六县人民参与其事。渠段的大部分是仍旧迹疏通之。而原渠口位置则因泾河向下切蚀使河床低深，渠口相对显得高仰而难以进水，成为影响洪渠入水量严重不足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次更上移渠口，然渠口上移则要穿凿大、小二龙山。二龙山的石质非常坚硬，故在工程进行中，每遇刚顽之石，则聚火熔砾而穿窦，工程艰巨异常，也极耗费工时。此项工程先由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项忠主持修凿，未竞工而项忠被召还朝。成化十二年（1476年），继由右都御史陕西巡抚余子俊赓续其后，前后“积十七年之久始告竣”，改名为广惠渠，凡溉泾阳、三原等六县田八千三百余顷[7]。

广惠渠修成后，还成立了专门负责渠道管理的机构，加强了对渠道的管护。渠道管理部门还制定了一些制度和措施，如每年按例发民对渠道进行维修和养护，在渠道两岸植柳以固堤岸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渠利经久不衰。广惠渠的渠道系统一如唐代以来之白渠，向下流扇状派分为中、北、南三白渠，三白渠又酾出诸多大小支渠，使渠水广润灌区诸县之田[8]。

由于这次修治引泾工程比自明初以来历次都彻底，其所获灌溉之利也远逾以前诸次。特别是实现了“渠利经久”而更显功绩彰著。故其开凿之功被勒之于碑石。碑文乃陕西军民特请先期在陕倡修并主持开凿此项工程的右副都御使，寻升任左都御使的项忠为之。碑文颂之曰：“渠成，水行功克就绪”，“追今而后，虽天不雨而有蒙雨之休，虽地不利而有得利之美。随所意用而自无不足，溉厥田，灌厥园，泽彼桑麻，润彼禾黍而畎亩获收加于常年之倍蓗，则吾军民之仰赖何可慨邪！故取渠名曰广惠。”[9]因灌溉效益的扩大而名广惠，且是渠竞工后，也大体上实现了虽遇早魃肆虐，灌区仍可保收无虞的目标。同时，渠水浇灌的土地，粮食产量也得以成倍甚至数倍地增加。故云灌区人民大蒙渠利。

关于广惠渠究竟能灌溉多少田亩，项忠在其《广惠渠碑》一文中认为决不止是有司上报的八千三百余顷，他说:“考之疆界，不异于昔”，今有司呈报的溉田面积，“比旧田亩盖减其数，谷视昔有加者，则非民有欺隐？亩有广狭？”[10]即项忠认为可能是老百姓为逃避重税，或地方官为了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在田亩统计数字中可能存在着隐漏田或大亩制等问题，于是出现了统计数字与实际灌溉面积不符的现象[11]，而其实际的灌溉面积应超出八千余顷许多。

通济渠位于关中西部地区，明成化年间（1465一1487年），由陕西参政谢绶主持开凿。此渠西自宝鸡县东二十里的阎家营作堰，导引渭水，凿渠东流。渠水流经岐山、郿、扶风、武功等县，全长二百余里，溉田一千一百余顷[12]，当地人民深被其泽。

此外，又据《陕西通志》记载，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李衍奉敕总督西北三边军储，兼赈因旱灾而出现的饥民。李衍至陕，一方面发放官粟赈民，一方面率领关中人民引渭水为渠[13]，可谓是“标本兼治”的救灾措施。但李衍主持的引渭渠因文字记载太少，很难知究竟。而万历《郿志》记故成国渠“成化时又循迹开之耳”[14]，颇疑二者可能是一回事。故志于此，以期有意者进一步探究。

相对于大型水利工程，一般规模较小，由各州县自己兴修，自己受益的水利工程，即本文所指的小型水利工程。

此类小型水利工程，在明代的关中地区已非常发达，大凡可资利用的河流、泉源，几乎皆有灌溉之利。

大体而言，在关中西部的凤翔府境，除宪宗成化年间（1465一1487年）由陕西参政谢绶主持兴修了引渭通济渠外，谢绶又于秦岭北麓的斜谷口、大振谷口、大白峡等处主持开凿了四条水渠，分别导引各谷口的出山水以溉田。据云四渠共溉田五百余顷[15]。其次，岐山、宝鸡、郿诸县还各自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诸如：岐山县，其县境南部有石头河与汉水，“俱旁有通渠，灌田甚多”[16]。县城南25里又有珍珠泉，西北巧里有润德泉，二泉之水翻涌，皆有水渠引入田中[17]。宝鸡县境的潘溪、高泉、暖泉诸水均收灌溉之利[18]。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年），兴修利民渠，引渭溉田约三十顷有奇[19]。明末崇祯年间（1628一1644年），又增修沈公渠。此渠由沈公给主持开凿，故名之。渠首起自宝鸡县东的阳平镇，东行合众泉的成渠，尾至岐、郿入渭，溉田五十余里[20]。

郿县境内的孔公渠，导引斜水，创开于金，至明景泰二年（1451年）又复开浚。渠水不仅灌浇田禾，还可供县邑百姓汲饮[21]。郡县境内泉水众多，县东一里的一湾泉，三十里的槐芽泉，四十里的柿林泉，六十里的龙舞泉，县东北十里的清远泉，县北一里的崖下泉，县西五里的红崖泉，六里的五眼泉，县西南十里的观音泉，十一里的一碗泉，皆引以灌溉[22]。

关中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均属西安府辖境，此区平原更加平坦开阔，自然地理条件更优于其西部地区，故在水利建设方面也比西部地区更为发达。

以西安府城为中心，府境东偏的华州及所辖华阴、蒲城二县，明代在水利建设方面都颇有成就。华州与华阴皆南依秦岭，北临渭水，因秦岭出山水的缘故，其境内颇多河涧溪流，给农田灌溉准备了优越的条件。如华州境内有西溪、东溪、北溪、教坊、清湫诸水，皆有灌溉之利[23]。州东十五里的罗文渠，又引小敷谷水以溉田，州西南十五里的海眼泉，亦“见资灌溉，大旱不竭”[24]。华阴县在明初洪武年间（1368一1398年），有乡贤郭良者，弃官归里，结庐敷谷。他领导当地人民凿渠引流，以溉田亩[25]。迄后华阴县的水利代有兴作。终明一朝，华阴县兴修的水利工程还有：县东二十五里的磨渠，引水自磨谷，“灌定城、公庄田近百顷”；县东二十里之灵应渠，渠系很发达，小支渠竟有三十六条之多，溉田五十余顷[26]。其次，县境还有兴洛、礼泉、黄神等多条灌溉泉[27]。

此外，在明世宗嘉靖后期，还由华州与华阴人民携手修建了一条排潦渠。华州、华阴有潦水，起因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的关中大地震。由于震中在华州，故华州、华阴一带受地震的破坏最大，由地震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也最多。据史料记载，此次地震使华州一带出现了严重的地裂陷，同时，出现河、渭泛溢，华山诸峪之水不能入渭以泄，遂在华州、华阴二城之北储积成泊，淹没土地近万顷。华州、华阴人民在州县官桑博、何祥的领导下，疏渠排水，积潦以泄，淹地得以复耕，华州、华阴人民共享其利，故名是渠曰“惠民渠”[28]。

华州另一属县蒲城县，位于渭河以北，地势稍高，引灌工程主要靠泉水。县境较出名的有漫泉、浩泉、常乐、平路、白马、温汤六泉，明代皆有引渠流注入田，以发挥灌溉效益[29]。

同州及其属县的辖境主要在渭北，水深土厚，河流也不多，但也做到了尽可能利用条件修建引水灌溉工程。如州境西南有苏村河，嘉靖年间（1522一1566年），民始于河上引水溉田；距州城西南四十里又有红善泉，泉水平地涌出，浇溉土地已百余顷[30]。韩城县境有涺水河，韩城县人民在涺水河之白马潭至土门口段修引水堰堤五处，溉田四十余顷[31]。郃阳县境有鱼里、东里、王村、渤池、夏阳五瀵，俱被引流入田，可溉地亦达数顷[32]。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一1449年），都御史陈镒抚陕，曾请在朝邑县境穿渠引洛水以灌沙碱之地，并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33]，但其具体实施的情况由于缺乏记载而难知究竟。

府境北偏的耀州，境内沮、漆二水之上皆多引水堰渠。明初永乐年间（1403一1424年），州判华子范疏浚故通城渠于沮水，且改原来仅为浇灌邑中竹木花草之渠水为溉田之用；宪宗成化年间（1465一1487年），知州邓真又于漆水上开凿漆水、退滩二渠，以浇灌州城东南之负郭田；世宗嘉靖年间（1522一1566年），知州李廷宝又沿沮水开甘家渠，以灌寺沟崖上、崖下田。此外，在沮水之上还兴修有水磨、烟雾、越城等渠，也分别浇灌着数量不等的田亩[34]。

府境西偏的乾州及其属县武功。在乾州东十里有沙沟泉，武功县北十五里有良沟泉，县南五里有浒西溪，俱引资溉田[35]。西北偏的邠州及属县，皆属水深土厚的黄土源区，兴修水利相对困难较大，但在三水（今旬邑）等县也有利用河流疏渠溉田的尝试。如王本清在知三水县时，就曾率民“浚水渠十余所”等[36]。

府城近畿各县是关中平原水利最发达之区，在广惠渠主要灌区的泾阳、三原二县，除蒙广惠渠利外，泾阳县还于北境清谷水旁是“多支渠”；冶谷水上亦有灌渠七条，以润灌云阳以北的近山高仰之田；三原县亦多资引清、浊二谷之水灌田[37]。其中泾阳、三原两县共同导引的清谷水工程有工进、原城、木丈等渠；泾阳县另有上王公、下王公、畅公、天津、高门、广利、北泅、仙里、海西、海河、磨渠等渠，分布于清、冶二谷之上[38]。其中畅公渠是成化年间（1465一1487年）由知县畅亨主持开凿的。渠成之后，沿岸两岸居民为之欢欣鼓舞，并为之题记，以感怀畅公恩德。且有诗颂之：“寒门斜日斗轻烟，新凿芳渠傍郑泉。细细分来依远涧，滔滔散去遍平田。云随畚锸宁田岫，雨满町畦不自天。”[39]从是诗可以看出畅公渠的灌溉效益确实不错。三原县亦另有毛坊渠与长孙、马牌、木王三堰分布于清、浊二谷之上；县境内神泉与五龙泉也有引渠流入田中[40]。上述诸堰渠，少则可灌田一里，多则数里；其中的神泉与五龙泉引灌渠更可溉田达数顷[41]。

临潼县亦蒙广惠渠之利，同时又疏引石川河，溉田数千亩；旁出骊山脚下的温泉也用以浇溉田亩[42]。到了明代后期，县境内的戏水、冷水、清水沟水、陈家沟水、阴盘水、阿姑泉水、七里铺水、斜口水等，均不同程度地被引用灌溉[43]。渭南县西境有杜花峪水、东阳谷水、西阳谷水、分水岭水，东境有清河水、小谷水、天应水等。诸水“灌田甚多”，其中还有一定面积的稻田[44]。周至县人民向引炁水、田峪水、白龙泉水以溉田。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一1449）知县郑达又带领人民于西骆谷修渠引水，渠成，名广济渠。渠水奔注，所溉民田不可胜计[45]。咸阳县有马跑泉、双泉、东泉头、中泉头、西泉头五泉[46]，兴平县有马嵬、板桥二泉[47]，俱属引灌溉田泉。蓝田、咸宁、长安、户诸县，皆以秦岭出山水溉田，更在秦岭脚下形成了诸多大小不等的水稻耕作区。另需一提的是户县的吕公河，万历年间）1573一1620年），由知县吕仲信率邑人开凿，灌溉面积达数百顷[48]。

最后再重点谈一下富平县的水利建设。富平县境的大河为漆沮水（又名石川河），漆水与沮水合流进人富平，水量更丰，给富平县的农田灌溉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故富平县的水利建设肇始较早，元代在漆沮水上已有灌溉水渠多条[49]。到了明朝时期，富平县的水利建设又取得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一1620年），知县刘兑在富平倡兴水利，并实际为富平县的水利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颇堪称道。据记载，明代富平县新修和经过整修的灌溉渠道达二十九条之多，而这些渠道皆源漆沮水而集中分布在河之两岸。其中位于漆沮水东岸者，自北向南依次有判官、文昌、永济、通镇、自在、永兴、新、顺阳、石水、永润、阳九、寇莱公十二渠；位于漆沮水两岸者，自北向南又依次为堰武、中、小白马、白马、永兴（又一永兴渠）、洞子、永寿、长泽、金定九渠；由于漆沮水至富平县南境又趋东南流向，故记载直城、怀德、顺城、普济、顺阳（又一顺阳渠）、薛家、孙家、朝阳八渠又分别位于河之南北两岸[50]。上述诸渠少则浇灌三、五里，多则浇灌二、三十里，润泽田禾，地利因之大增。可以认为：明代富平县已对其境内的漆沮水进行了充分利用，使县境西部地区较大面积的土地变成了“水旱无恐”的保收田。从而也使富平县成为明代关中地区重视兴修水利的典型县。

井灌是穿凿汲取地下水的一种灌溉方式，主要出现于引用河流、泉源等地表水所不及的地方。故井灌既是地表水引灌的重要补充，又是区域水利灌溉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一种表现。有关明代关中地区凿并灌溉的情况已见诸文献记载。如：万历《富平县志》记，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杨时泰任富平知县，他除率民疏浚引水灌渠外，还改变了“邑田故不井”的状况，教民桔槔，从此凿井灌溉始在富平县流行[51]。天启《渭南县志》记，在渭南县城东关的北崖下有多处泉水，当地居民引资灌溉，同时当地居民又利用崖下地地下水较浅的条件，凿井灌溉，所谓“又间穿井，井只一丈，可用桔槔取水溉田”。[52]泉水引灌，再加上井灌的配合，于是在崖下地形成了一个年年丰产的小稻作区。

由于井灌在当时是一种最小规模的灌溉方式，凿一井则最多溉田数亩，且往往多是一种个人行为，即农家自己在其田园里就可以实施的灌溉工程。因其小而疏于记载，故有关的文献资料还不多，当时的井灌成就也难以见其全貌。但仍可以确信：在明代的关中地区，井灌已开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日益扩大着灌溉效益与灌溉覆盖面。

综上所述，大致勾画出了明代关中地区水利建设的概貌。常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嘉靖《陕西通志》亦言“故志足食之政，先水利焉”[53]，均可见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故了解明代关中地区水利建设的成就，也就为进一步了解明代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证据。同时，从明代至今日，一些水利建设工程仍相沿不衰，而一些水利建设工程的基础条件则发生了很大变化。若将那些已经发生变化的地理、水文等因素进行古今对比，就可为我们探讨明代以来关中及其周邻地区自然环境的演变提供依据。我们今天研究这些业已变化了的自然条件以及促其演变的各种因素，就可为今后关中地区的水利建设以及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从而制定出适合于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措施。此一现实意义则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所期盼的。

[1]《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2]《太祖实录》卷一O一，洪武八年十月丙辰。

[3]《太祖实录》卷二五六，洪武三十一年二月辛亥。

[4]《太祖实录》卷七七，永乐九年七月癸未。

[5]《宣宗实录》卷二八，宣德二年三月丙申。

[6]《明史》卷八八《河渠六·省直水利》。

[7]嘉靖《陕西通志》卷三八《政事二·水利》；明·项忠《泾阳县广惠渠碑》，见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二《艺文》。

[8][16[17][18][24[27][29][30][32][35][37][38][40][41][42][44][46][52][53]嘉靖《陕西通志》卷三八《政事二·水利》。

[9][10]明·项忠《泾阳县广惠渠碑》，见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二《艺文》。

[11]顾炎武《日知录》认为大亩制在明代比较广泛地存在着，即一些州县在实际土地垦殖增多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原额土地税课而采取的以数小亩折合一大亩的措施。

[12]万历《郿志》卷一《地形》；雍正《陕西通志》卷四《水利二》。

[13]雍正《陕西通志》卷五二《名宦》。

[14]万历《郿志》卷一《地形》。

[15]万历《郿志》卷一《地形》；康熙《陕西通志》卷十一(水利》。

[19] [20]乾隆《宝鸡县志》卷四《渠堰》。

[21]康熙《陕西通志》卷十一《水利》。

[22]万历《郿志》卷一《地形》。

[23]隆庆《华州志》卷二《地理志·山川考》。

[25]乾隆《华阳县志》卷十四《郭良传》。

[26]万历《华阴县志》卷三《水利》。

[28]雍正《陕西通志》卷五一《名宦二》；同书卷五三《名宦四》。

[29]天启《同州志》卷二《舆地·渠堰》。

[33]《明史》卷八八《河渠六·直省水利》。

[34]嘉靖《耀州志》卷二《地理志》。

[36]雍正《陕西通志》卷五三《名宦四》。

[39]嘉靖《泾阳县志》卷六《水利》，又附李锦《畅渠记》。

[43]顺治《临撞县志·水利》。

[44]雍正《陕西通志》卷三九《水利一》。

[45]顺治《咸阳县志》卷一《土地·川原》。

[47]万历《户县志》卷二《地理志·山川》；康熙《户县志》卷十二《文苑·邑侯白公唐修只公河记》。

[48]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

[49]万历《富平县志》卷十《沟恤志》。

[50]万历《富平县志》卷五《官守》。

[51]天启《渭南县志》卷十六《纪事志》。

该文原发表于《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