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我意识、生与死的知识、乡愁、社会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群体归属意识、民族意识与文化关怀，共同构成了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的逻辑起点。个体国家认同的建构，既是个体的主观心理活动，也是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是其对社会生活规则的了解、遵守与内化，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归属和认可，进而树立起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融合的内涵与关系、互动与机理是本课题研究的焦点。本研究在大规模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厘清民族文化融合与国家认同的关联度，阐明文化融合是民族学生国家认同的关键因素，提出民族学生国家认同与文化融合的教育体系构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是由若干族群凝合而成的共同体，其中蕴含着血脉、信仰、文化根基、地缘和语言等方面的共性。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虽然保持着各自的文化独立性和相对的地缘形态，但它们仍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子集或“元”。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本质上是“儿子”之于“母亲”的情感依附、安全归属、血缘身份认同和价值同一性。

“人类的文化是一个‘聚合性’的世界，现代语境中，文化需要不断地被发现，发现文化意味着界限身份和标定价值。”[1]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文化认同则需加入“文化变迁、文化创造、文化发现”等动态因素，使得民族文化认同不再是一种静止的不变状态，其认同对象也将是一种不断变化和创造的存在。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尤其是在民族国家中，将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被动认同性，转而体现为国民自觉的、无意识下的国家认同行为。它是由一种文化、价值、安全、幸福感、权利上的可满足感、归属感和富有感而催生出来的一种自觉的认同现象。

在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客观存在，统一于历史社会的自在性与人类主观建构的自觉性之中，具有历史逻辑、理性逻辑和感性逻辑的性质。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场景之下的不同“主体”乃至相同“主体”身上，这些认同行为或认同现象的表现方式、体现程度会存在差异。它们构成一种复杂化和多层次的认同格局，既为我国的“群体认同”研究提供了无限可造性空间，也携带了诸多障碍性因素。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复杂而动态的，导致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在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性。对我国而言，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的逻辑起点就是族群成员的自我意识、生命归属的伦理、乡愁和社会性，进一步可上升为群体的归属感、民族意识、文化关怀，再进一步达至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层面。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反映到个体的心理世界中，其关系形态会受到主体的价值观、心理与性格变化的影响，从而体现出一种不确定性和动态性。文化认同是促成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化的主要中介，普遍的文化共同意识将深刻反映出族群的国家认同现状，尤其是国家认同中的“文化认同”向度，而公民意识才是国家认同最为本质的呈现。

国家认同是人类普遍的、最高级的认同形式，国家共同体作为人类“想象的共同体”表达出的正是人类结群意识和归属的最高诉求。在民族国家中，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与“民族”具有天赋惊人的弥合性，在历史与地理疆域框架之下，国家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既是“自觉”与“自在”在国家认同下的“无形物”，也是实体。“自觉”与“自在”不仅是国家认同的基本样态，也是国家共同体的基本样态。

寻求庇护和生命安全感是人类的自觉意识，是促成人类从孤立走向联合的基本原因。如果说原始族群或部落是起源于人类共同的血缘、地域或经济方式，有着一种天然的纽带关系的话，那么，国家的形成除了具有权力演变的客观规律，还有人类自我意识中自在自为的生命保全的诉求，它促逼着人类重新建构新的秩序和寻求生命联盟，促发可获得更多生命自由和安全保障的机构或组织的产生。当人们在古老的图腾与神权祈福中受制于威胁性权力之时，一种强烈的生命自觉将促使人类创造利于生命存在与延续的生命法则、伦理及其保障机制。种族战争与族群联盟发展到最后形成了具有公共权力性质的国家形式，它成了人类生命归属的最高组织体，人类历史中的王朝更替，国家换代及国家形式、机制与体制的变更都从不间断地在深刻地反映着人类的“生命意识嬗变”。

当共同体自在自为地体现着其对于人类延续、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时，自觉意识支配下的共同体的诞生逐渐成为决定区域性、文化性、血缘性、政治性关系样态之下的共同命运，它成了“个体”或“群体”的自觉归属，同时又客观化为历史自在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私有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阶级斗争不可阻挡之时，一种维护秩序、保障普遍利益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出现了，国家不但成了人类最终极的“想象政治共同体”，也在现实中与“人的现实发展”紧密关联。[2]自在本源与自觉意识是国家认同的两个基本样态。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有着原生态的关联性，为了把脉这种关联性，课题组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一个区域调查案例，于2012—2014年发放调查问卷2800份，共回收问卷2736份，其中有效问卷2663份，问卷有效率为95.1%（调查问卷的主次维度结构见表1）。采集当地各民族学生对于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看法以及文化融合、社会自觉和教育方式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基于数据运用SPSS 19.0和AMOS 17.0软件进行分析处理。与此同时，采集青海省的部分数据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在青海省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问卷893份，其中有效问卷861份，问卷有效率为95.7%）。

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波动性较大，而文化认同波动性最小，民族认同、文化融合、社会自觉、关联教育这些维度的得分波动性相对处于中等水平。性别在文化融合和关联教育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而在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自觉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女性的得分均高于男性的得分。课题组对性别、民族、职业、家庭所在地、班级类别、学历水平、区域因素下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进行了差异分析，并分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青海省在文化融合各个次维度上的差异性。

为了考察不同民族学生在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文化融合、社会自觉、关联教育这6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课题组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利用SPSS16.0统计软件，分别计算出6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数据显示，在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关联性特征比较中，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各次维度与社会自觉次维度均呈现出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其中，文化认同与社会自觉的相关性相对较高，其次是国家认同与社会自觉的相关性，再次是民族认同与社会自觉的相关性。

为进一步了解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三者之间的结构和影响关系，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对其进行拟合度检验（见表2），再利用最大似然法（进行模型参数估计（见表3）。

由表2可知：GFI为0.956>0.9，表明模型的拟合度好；RMR<0.05，RMSEA<0.1，表明模型的拟合度好；AGFI为0.634，虽然小于0.9，但NFI、CFI、IFI的值分别为0.963、0.964、0.964，均大于0.9，整体上表明了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由表3可以看出，各路径系数估计值在0.001水平上均是显著的，表明了所建立模型的各个路径都是有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

结合表2和图1的结果可知，图1上所有路径系数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大小为0.21；国家认同对文化认同的影响大小为0.29；民族认同对文化认同的直接影响大小为0.13；国家认同中介变量的影响大小为0.21×0.29=0.0609。因此，民族认同对文化认同的总影响为0.13+0.0609=0.1909，表明了民族认同对文化认同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而直接效应较大。

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个案研究阐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促进文化认同、文化融合。从地理特征、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化习俗等事象深描龙脊古壮寨国家认同观念的历程变迁及其教育价值剖析，龙胜红瑶的群体、地域、民族、国家认同及其演变，地灵侗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互融合。

国家认同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结群意识和归属的需要，而文化基因是维系国家认同的基本纽带；人的自我意识与生命意识是国家认同的逻辑前提，“想象的共同体”是文化基因的价值表征，多元与一体则是其基本特征。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多极发展，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文化生存场域凸显复杂交织的态势，这也加剧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紧迫性。文化传承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元素的传递与延续，而是基于多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多族群文化融合的孕育，这就需要梳理并形成适切的传承路径——教育路径及非教育路径。教育路径中又涵括了规范化教育形式和随境式教育形式，而非教育路径主要以旅游开发为主。旅游开发在民族文化场域中可以被理解为族民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从文化角度来说，表面上民族物质文化的变迁因现代性的冲击发生形态上的变化，而在精神层面上，传统淳朴的族民也逐步形成市场经济思维，对精神层面民族性开始反思与推广。

民族学生国家身份认同的文化机理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基因是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与价值表征；第二，民族身份的复制与文化内核的传承；第三，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的建立与维系。

对于文化基因的研究表明，文化基因是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基因作为文化的复制器和中间媒介，让文化传递和传承机制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文化基因的基本作用与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化内部成员身份的标志以及成员间的凝聚力、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规范人的行为、规制社会的走向，其核心是维系各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文化基因靠特定文化场域中的人、社会以及各种文化现象，如文化场域中的器物、建筑、活动、节日和习俗等传递来传承。

基于少数民族学生对族群、对国家认同的个体发展脉络，通过龙胜、那坡达文屯、巴马的东山乡等例子，分析基于特定场域中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形成和发展的脉络符号，讨论少数民族学生民族自在意识的发生及其表征，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文化自在与文化自觉，并探讨国家认同感的产生与强化过程。

文化互动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文化自省、文化自改、文化自适。文化自省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学生在接触不同自然与人文场域后，在强烈差异的文化氛围中，会主动将自身文化、自身价值体系进行自我反思；文化自改，是指为更好地生活、融入社会，少数民族学生自身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会逐渐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这种改变有时非常明显，有时连学生自身也很难察觉；文化自适，是指任何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必然形成较强的生命力，一个族群的生长也需要自身的文化自适应能力的保障。

文化自觉主要依靠外在的推动和内在的认同实现。文化自觉的符号主要体现在民族称谓、民族习俗、民族服饰、民族器物和图腾信仰等方面。

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场域的构建是推进社会、个体、国家认同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途径。应当从多元互动文化场域的构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的凝练及其在教育场域中的渗透、国家治理取向的内化与教育导引三个方面着手构建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场域。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与文化融合的重要场域是该地区的民族学校。民族学校提供了相应的价值选择（如学校文化）、课程素材（如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校本课程与国家标准课程的结合）以及人际互动方式（如民族学校中的双语交流情境）等。少数民族学生主要的生活与学习都发生在此场域中，一种内生的国家认同情感以及文化融合的价值取向成为自然的状态。这种情感和价值的选择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延伸、辐射，带来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变化与发展。

此外，广西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有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2个世居民族，自古以来呈现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态势，各民族文化间相互同化是一个重要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公民教育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民族教育体系，以及主流化与在地化整合的课程资源开发，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联动的制度变革。民族地区学校文化发展可遵循生态文化哲学指向，在学校文化形态上，学校文化应是生态文化景观的一种具体表现。 

广西是一个以壮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壮族文化的“重生”“崇智”“广纳”的文化根性促使区域内多民族文化互动、融合，这是广西多民族之间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之内核，也是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体系构建的前提。广西民族学生国家认同和文化融合范式将民族的发展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追求蕴含在对民族自身共同体得以不断延续的追求之中。该范式的复刻与推广，将缓解多民族国家、地区所面临的文化冲突。

多元互动文化场域的构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的凝练及其在教育场域中的渗透是构建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体系的重要手段。深描少数民族学生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通过对研究对象身份划分（学生、教师、家长），以及学生家庭生活地域划分和学校类型划分，将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场域进行更精细的刻画，立体地还原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方式和途径，及其文化融合的社会生活根源。这样，才能够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体系的构建符合民族生态。

学校文化建设已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化发展与教育改革的一种具体实践，它是一种具体文化形态的创造性生成过程。基于学校场域的特殊性，即学校天生的教育文化属性，学校文化的建设则应然地成为生态文化哲学导引下的文化创生行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学校具备生态文化与学校发展的统一性和内在契合性，生态文化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共生价值、生命与道德精神意识，正是其民族地区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 ,也是学校教育所注重的价值旨趣，值得多民族地区借鉴。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区域案例中我们发现，民族学校是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与文化融合的重要场域。民族学生主要的生活与学习都发生在学校场域中，一种内生的国家认同情感以及文化融合的价值取向成为自然的状态。这种情感和价值选择也带到学生学校生活之外，逐渐成为少数民族学生校外生活图景的底色。由此延伸出的主题是，这种学校生活如何影响了学生的校外生活，以及其带来的长期的地区和社会文化辐射是如何发生和变化的。

（责任编辑：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