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丨岳圣淞：语言战略构建与 “一带一路” 在南亚的可持续发展

语言战略构建与  “一带一路” 在南亚的可持续发展

岳圣淞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内容提要

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先行性、基础性、工具性和人文性。“五通”愿景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语言发挥沟通观念、交流观点、推动人文交流的关键作用。南亚独特的地缘优势、资源禀赋和人文资源使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推动语言战略在南亚地区优先落地实施 , 不仅能够满足双边现实需求、为深化务实合作提供保障,还将为“一带一路”机 制 化 水 平 的 提 升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带 来 有 益 启 示。构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 不仅要充分掌握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和对华交往中的语言需求, 从政策层面推动我国国内外语政策改革、在实践层面对语言资源进行科学分配 ,  还要对中国自身的对外话语建构与传播做出合理规划, 在更好维护中国自身发展和对外战略利益的同时, 促进语言交流合作, 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声誉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观决策与塑造能力发挥建设性作用。

关键词 

语言政策   话语战略 “一带一路” 南亚国家   中国周边战略

过去九年间, 中国始终秉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 ,  以“推动各领域互联互通”为切入点, 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现高质量发展, 致力于同沿线国家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得以持续深入推进的理念基础和实践行动的根本遵循。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曾对“互联互通”的概念做出了清晰而具体的阐释, 指出“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 , 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 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学界近年来围绕“五通”愿景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但作为正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国际机制,  当前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仍存在视角多元性不足、政策实践性与前瞻性不强等问题。在基于国别和区域展开的有关“一带一路”的政策研究中, 语言视角的缺乏正是其研究不足重要表现之一。事实上, 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先行性、基础性、工具性和人文性; “五通”愿景的最终实现,  离不开语言作为沟通思想观念、交流协商观点、推动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关键作用。本文以南亚地区为例, 在梳理南亚国家语言国情和对华交往中语言应用现状的基础上,尝试为构建 “一带一路”在南亚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语言战略提出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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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中的语言问题:理论溯源与既往研究

语言政策实践离不开相关理论研究作为支撑，当前有关 “一带一路”语言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国内学界,语言学、国际关系学和传播学领域均对 “一带一路”中的语言问题给予了不同角度的关注。

(一)语言政策、语言规划与语言战略:语言学视角下的研究

语言政策被视为国家决策者对语言问题实施规约性和指导性行动的第一步,即“在政府主导下、部分社会团体和专业学术机构参与的,旨在对一国或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干预和管理活动”。这一阶段的政策客体是该国或地区的官方语言和使用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通行语言,政策受众主要针对国家公民,特别是目标语言的使用群体。此后,国家决策者需要结合本国对外交往需要,将交往对象国和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外语纳入其语言政策框架中进行语言规划,即实施 “在特定国家和地区范围内为调整语言资源结构、功能和影响而通过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手段对特定对象群体的语言使用和接受方式进行干预和引导,以使语言资源的流向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活动”。相比之下,语言规划的范围更广,在处理不同语言在国家日常生活和国际交往等不同场景中的适用范围、优先级和地位等方面,决策者需要结合本国的现实诉求和利益进行权衡,既要确保本国语言的主体地位,还要为政策受众提供充足的外语习得与交流条件,以保证充足的外语人才储备和国家外语能力水平。而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较强的国家还会继续考虑“语言国际化”问题,一方面适度超前地从国家中长期对外战略需求出发,为未来可能的语言需求预留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手段推动本国语言在国际社会中使用范围的拓展,以增强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这一阶段就是国家语言战略的制定。

在政策研究中,国内语言学界对 “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大量现实语言问题展开了研究。针对对外交往中出现的 “通用语选择”问题,魏晖指出,鉴于当前英语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性地位,“一带一路”共建参与各方也应重视并考虑将英语作为通用语的重要选项。与此同时,仍有必要考虑在沿线国家通用语中划定另外两到三种区域性语言作为替代,这样既可避免“话语霸权”,还可提升沿线国家通用语的语言地位,提升中国同有关国家间的交往便利度。沈骑从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角度探讨了 “一带一路”背景下实现 “语言互联互通”的路径选择,认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国家语言规划、推进国家外语战略转型、提升对沿线国家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是尽快补齐我国语言能力短板的当务之急。赵世举从语言需求和语言服务角度探讨了 “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 “语言供需矛盾”的原因,认为当前我国针对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的语言产品与服务存在供需目标不匹配、语言建设资源不充分和输送渠道不畅通等问题,建议在满足大多数沿线国家基本语言服务需求的同时,还应考虑对重点国家和地区进行 “按需定制”的语言服务,以最大程度推动语言互联互通的实现。周庆生结合对 “一带一路”在多国合作项目的考察指出,当前 “一带一路”共建项目中,基础设施领域的工程项目仍占有很大比重,而这些项目具有的专业技术性对中外方的参与者能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中方人员来说,确保同外方交流合作顺畅的前提不仅是具备较强的语言能力,还需掌握一定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

(二)话语建构、话语传播与国际话语权:国际关系与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学界 “语言转向”大潮下,话语视角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和解释行为体自身和行为体间各领域的政策行为。但相较于语言学研究,国际关系话语研究更注重研究政策制定、身份建构与合法性叙事中话语意义的形成、扩散、演化及其影响。在有关 “一带一路”的议题中,既往研究侧重从 “一带一路”机制化角度出发,探讨话语如何在观念传导与互动的实践层面促进 “一带一路”倡议所承载的国际合作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实现从 “政策沟通”到 “民心相通”的互联互通愿景。冯霞与胡荣涛审视了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至今中国自主构建相关话语体系的进程,认为话语和叙事建构是 “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影响力和认同度提升的关键,在其获得合法性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着先导性作用。鉴于作为话语意象的 “一带一路”具有较强的历史符号性,可以考虑从历史互文角度出发凸显 “一带一路”致力于推动国家和地区间交流融通、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理念渊源;在此基础上将其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话语对接,以形成连贯完整的话语逻辑。巩潇泫和赵利群分别从话语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话语权视角探讨了如何在 “一带一路”新制度创设与传播的过程中实现制度话语的有效介入,认为中国应充分发挥自身制度话语建构能力、逐步摆脱对西方中心主义制度语境的依赖,立足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交往经历与现实国情开辟全新的话语场域。在制度话语传播的过程中,应始终注意把握制度话语的议程范围、传播目标和扩散频率,确保相应的话语理念能够及时准确的传达。

此外,部分学者还回顾了西方主要国家对外话语战略构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认为其对 “一带一路”对外话语战略构建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批判性借鉴意义:如在人文交流领域,美、英、法等国在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开始主动谋划并推动实施对外软实力输出战略,语言输出因此成为其加强对外交流、增强自身文化吸引力、传播核心价值理念的重要手段。西方国家的语言输出历程还表明,区域和全球性大国的国际身份并非自动形成,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国家持续大量的话语资源投入,从自主话语建构和国际舆论引导两个方面同步推进,以促进其国际身份和形象叙事朝着符合自我认知定位和自身战略利益的方向演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国际身份逐渐完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实现自我身份叙事构建提供了有利契机。但同时,面对持续上升的西方话语压力,中国更应思考如何在把握国际舆论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加快完善对外话语传播机制,以摆脱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自我身份叙事形成的 “话 语 钳 制”、有 力维护自身的对外战略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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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语言国情概述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南亚八国总人口达到１９亿４０３６万,占全球总人口的３６.６％,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南亚地区现实语言情况极为复杂,不仅语种众多、使用人口和范围分布极为不均,不同语言间还因受到历史文化、民族宗教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存、融合、竞争甚至冲突;囿于各国语言资源和语言能力限制,不同语言的发展前景差异巨大,既包括部分使用人口较多、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跨境语言和区域通用语言,也存在部分适用范围局限、面临消亡的濒危语言。

(一)主体语言及特点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２０１７年发布的最新版 «世界语言地图»报告显示,目前南亚八国各国通过国内立法和相关制度确立的全国性或地区性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超过５０种,分属语言学分类体系中的五大语系、七大语族;各国境内可探知的 “安全型语言”总数超过２００种,另有超过１０００种民族语言、方言和部落语言处于从 “不安全型”到 “极度濒危型”的四个区间内。南亚国家多为多民族国家,其中印度和尼泊尔的境内民族数量均超过１００个。多数国家以民族构成、文化背景和语言使用人口的分布及其语用习惯为基础确立了本国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巴基斯坦将乌尔都语确定为国语,将乌尔都语和英语确立为官方语言;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为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孟加拉国的国语为孟加拉语,官方语言为英语;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为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官方语言为僧伽罗语;不丹的国语为宗卡语,官方语言为宗卡语和英语;马尔代夫的国语为迪维希语,官方语言为迪维希语和英语;尼泊尔的国语和官方语言为尼泊尔语。相比之下,印度的国家主体语言定位较为复杂:印度宪法承认的第一官方语言为印地语,第二官方语言为英语;此外还允许各邦指定一种语言作为地方官方语言,目前获得法律承认的地方性官方语言多达２２种。可以看出,国语和官方语言的语种多元化是南亚各国主体语言的重要特点。事实上,这也正是复杂的民族构成和历史与文化传统对南亚各国主体语言规划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体现.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现实语言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民族主义影响,拥有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将本民族语言在国家政策中的定位作为其民族地位和权利是否获得国家和法律承认的重要标志。在此背景下,不当的国家语言政策不仅无法实现有效的语言统合、规范和管理,反而会激化国内民族与宗教矛盾、滋生分离主义,成为社会冲突和动荡的导火索。

南亚历史上因语言引发的民族间冲突甚至国家分裂并不鲜见,如尼泊尔境内因印地语与尼泊尔语地位问题而导致的长期民族对立、斯里兰卡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因争夺各自民族语言主导地位而引发的持续多年的间歇性内战等。但最为外界关注、并对南亚地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跨国语言争端则莫过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间的语言问题。１９４７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根据 «蒙巴顿方案»实现分制.«蒙巴顿方案»选择以宗教而非语言或民族分野作为两国分治的核心依据,为印巴关系留下了无穷后患。不仅如此,穆斯林族群分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印度国内的民族问题。印巴分治后,印度试图通过语言统合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族间矛盾,确立以印地语为主导的单语制国家。印地语属于印欧语系中的印度—雅利安语支,其主要使用人口斯坦族人聚居于印度北部;而印度南部的四个主要民族分别以泰卢固语、泰米尔语、坎纳达语和马拉雅拉姆语为母语,四种语言同印地语分属非同源语族,造成南北方语言沟通出现严重困难。在此背景下,大量非印地语地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邦积极捍卫本地通用语言、反对中央政府强制推广印地语的政策。为化解矛盾,印度中央政府同各地方邦就语言地位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并于１９６７年达成妥协,最终形成了印度延续至今的 “印地语＋英语＋地方语言”的 “三语制”语言架构。语言政策对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间关系的影响同样深远:独立后的巴基斯坦人口中虽有９７％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但却分属不同的民族,习俗和语言各异。为强化巴基斯坦伊斯兰国家的集体身份,统治集团和精英阶层选择推行以乌尔都语为国语和官方语言的单语制政策,并宣布孟加拉语在内的其他本土语言为区域性语言。这一政策引发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激烈反对,尤以东巴基斯坦为甚。根据１９５１年的统计数据,当时巴基斯坦全境以乌尔都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口仅占地区总人口的３％,而操孟加拉语的人口比例则高达５６％。为争取孟加拉语的合法地位,东巴基斯坦爆发了 “孟加拉语言运动”(the Bengali Language Movement)并延续五年之久,进一步加剧了巴基斯坦的政局动荡,并为孟加拉独立运动埋下了根源。由此看来,深度交融的民族、历史、语言与文化等因素始终影响着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演进变迁。因此,深刻把握南亚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语言习惯应成为域外国家同本地区国家交往中必须重视的原则遵循。

除了语种多元,区域语言等级秩序复杂、跨境语言分布广泛也是南亚地区语言的重要特点。英语和印地语因使用人口众多、应用普遍而成为南亚地区最核心的两种语言。受近代历史上英国在南亚地区长时间、大规模殖民统治的影响,英语的应用已渗透至南亚国家日常语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除英语外,印地语是本土语言中在南亚地区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近年来,在印度政府对内推行 “印地语优先”、对外实施 “印地语国际化”的双重政策影响下,印地语作为特定领域区域通用语的地位正逐步显现,并被印度作为其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目前在印度国内有超过５.２８亿人以印地语为母语,另有１.６亿人将其作为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印地语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比重高达５７.１％;全球范围内印地语的使用人口已接近９亿,其在使用人数上已成为仅次于英语和汉语的全球第三大语言。此外,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普什图语、泰米尔语等也是南亚地区应用较为普遍的语言,且均具有一定的跨国传播特点.其中,乌尔都语不仅是巴基斯坦的国语,在印度境内的使用人口也超过５０００万;孟加拉语不仅是孟加拉国的国语,还是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地方性官方语言,使用人数高达１亿;普什图语既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也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地方语言,使用人口超５０００万;泰米尔语是分布于印度、斯里兰卡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跨国语言,使用总人口超过７５００万。

(二)语言能力及政策趋向

总体来看,南亚国家的国民语言教育普遍始于基础教育小学阶段,结合自身国情发展和现实需求,通过设立专门的语言课程帮助学生建立语言的识读和听说能力。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语种以国语为主,阿富汗和斯里兰卡等具有 “双国语”的国家还明确规定了保证公民自由选择接受母语语种培训的权利,部分国家还出于保护地方语言文化的目的而开设地方语言课程,如阿富汗 «教育法»规定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可在国语课程之外为学生提供如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俾路支语、帕米尔语等选修课程;印度于２００４年开始在安得拉邦等沿海地区推行 “多语教学试点”计划,在指定小学为学生开设八到十种可供选择的地方语言教学课程.外语教学方面,英语在南亚国家语言教育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不仅大多数国家将其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首选教学外语,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的大 多 数 公 立 学 校 还 选 择 将 英 语 作 为 非 语 言 学 科 的 教 学 辅 助 语 言(language of instruction),且这一惯例一直延续至高等教育层面。此外,阿富汗和斯里兰卡等国还在公立中学教育阶段设置德语、法语、俄语等其他外语课程;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伊斯兰国家还在部分公立学校和宗教学校设置了阿拉伯语课程,其目的主要是传播伊斯兰教义,毕业生也多从事与宗教有关的工作。尽管近年来南亚多国积极推动基础语言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南亚地区的识字率从１９７５年的３６.２５％显著提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７２.９５％,但这一水平依旧远低于８６.４８％的全球平均水平,在地区排名中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６５.４７％),是全球识字率和日常语言应用能力最低的地区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发布的«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报告»中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导致的教育资源不足是造成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的重要原因;此外,受到语言教学方法滞后、民族语言习惯和社会风俗等因素影响,南亚适龄儿童在接受语言教育的黄金时期 (６~１４周岁)往往无法得到正规的语言规范指导,特别是语言拼写和识读方面的有效训练,加之英语等外来辅助语在其自主语言学习能力尚未成熟之际的不当介入,大大影响了语言习得的成效。

客观来说,在２１世纪世界多极化趋势持续深化发展的背景下,复杂的语言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南亚各国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水平提升的沉重负担。如何协调主体语言、民族语言和外来语之间的地位关系,如何在保护本国语言生态完整性和文化独特性与加强同外部世界的交流融通之间进行权衡,始终是南亚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一方面,相较于南亚其他国家,不丹和印度两国的实践更具有独特性,为我们深入探究和理解南亚地区文化思维的特殊性提供了启发。宗教传统对不丹的语言政策产生了深厚影响,而维护其国语宗卡语至高无上的地位则被视为捍卫其宗教传统、国家身份和文化纯洁性的重要标志。尽管不丹政府同样意识到宗卡语自身的局限,却依旧选择将宗卡语而非英语作为公民扫盲的唯一语言,其目的在于 “提高宗卡语的地位、扩大宗卡语的功能”,促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 种 语 言”的 思 想 根 深 蒂 固,推 动 实 现 全 民 生 活 “不 丹 化”(Bhutanization)。与此同时,不丹的语言政策也对英语的官方地位予以肯定,强调英语在政府、外交及学校教学中的重要性。如果说宗卡语代表着不丹的 “传统”与 “身份”,那么英语则昭示着不丹对 “现代”与 “发展”的向往。在不丹政府看来,追求发展不必一定以牺牲传统为代价,二者可以并行甚至相互促进———反映在语言政策中,对宗卡语的坚守被认为是增强国民幸福指数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重要手段,因为“使用宗卡语可令国民感受到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从而认识到不丹语言文化的不可替代性”;而鼓励公民接触英语、加强同外部世界的交流沟通,则是彰显其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重要方式。

相比之下,印度语言政策演化历程则充满了斗争与妥协:为平衡英语、印地语和其他地方性和民族语言间的关系,在１９６３年出台的印度 «官方语言法»中规定: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将无限期延长,确认印地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同时提出日常语言使用和语言教育中的 “三语方案”,即 “英语＋印地语＋一种本地语言”。实践中,在印地语地区,公立学校除了教授英语和印地语外,通常将梵语作为 “三语方案”中的第三种语言;在多数非印地语地区,公立学校则教授英语、印地语和本地语言;而在少数非印地语地区,“三语”教育实际被缩减为 “英语＋本地语言”的 “双语”教育,或以梵语取代印地语的位置。直至今日,多语共存、多语竞争的语言困局对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依旧产生着持续负面影响.尽管印地语在印度使用人数最多,但影响力最大的却是英语。在 “三语方案”中,虽然印地语被确立为在全联邦范围内普及和通行的语言,但由于泰米尔纳德邦等个别邦的消极抵抗,事实上造成印地语未能在印度全境得到普及。尽管目前在印度仅有１０％的人口能够熟练使用英语,但这一人群却主要由精英阶层构成.由于长期接受英语教育,印度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思维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英语世界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均呈现出鲜明的“英语化”倾向,也因而令外界形成了印度是一个 “英语国家”的错觉。事实上,尽管英语在印度的强势地位为其带来了一定的 “语言红利”,但也间接成为继 “宗教”和“种姓”之外又一道分裂印度社会的鸿沟,不仅加剧了印度民族和社会群体的撕裂,还造成了长期的社会行政与教育资源浪费,严重阻碍了印度国民整体素质提高,亦无助于民族语言智力成果的全民共享。

03

南亚对华交往中的语言应用:现状及挑战

中国同南亚地区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跃升,中国的对外交往半径不断扩大,但南亚地区始终是中国经略周边中的重要关切。对外交往合作的深化离不开语言提供的技术性和基础性支撑,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同南亚国家交往中所涉及的语言应用问题主要集中于务实合作中的语言应用和人文交流中的语言教育合作两个方面。

(一)务实合作中的语言应用

随着 “一带一路”框架下大量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在南亚多国先期推进,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和项目落地国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参与其中,从合作早期的意向洽谈、合同谈判和前期规划,到项目施工中的技术指导与标准规范,再到项目投运后的技术支持和运营维护,语言服务始终是 “一带一路”项目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２０１８年版的«“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大数据报告»在分析大量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同南亚地区对外合作,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中的语言实践案例基础上指出,英语作为区域通用语在当前中国与南亚的合作中仍具有明显优势,其他地区语言和非通用语的应用仍十分局限。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英语在国际公共语用场景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目前世界上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和行业机构的工作语言仍以西方国家的官方语言为主,如世界贸易组织将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列为其工作语言,并规定任何涉及世贸组织相关条款的国际贸易文本只有以上述三种语言签订才具有法律效力,其他文种译本仅供参考。因此,非西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与合作中为保护自身利益,只能被动地接受并遵循已经确立的国际标准与规范,使用英语作为合约和规则执行中的标准化语言。

其次,中国和南亚国家当前的语言政策都将英语作为国际交往中的首选通用语。英国的殖民统治令英语在南亚大陆得以广泛传播,独立后的南亚多国大多重视英语在国家语言生活中的作用并始终注重培养国民的英语能力。对于中国而言,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至６０年代中期,受到中国对外战略 “一边倒”的影响,俄语曾一度成为中国对外交往和国内外语教育中具有最高优先级的外语。改革开放后,英语逐步取代俄语成为中国外语规划中的首要国际通用语。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英语作为对外交往语言中单一核心语种的语言政策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在中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矛盾越发凸显的现实面前,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被部分西方国家不正当、不合理地运用,对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最后,中国非通用语人才资源尚不满足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实际需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高等院校开始积极谋划、扩大语种范围。以南亚地区非通用语种为例,截至２０２０年,国内主要外语院校开设的南亚地区语种专业已拓展至８个,包括印地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泰米尔语、普什图语、孟加拉语、尼泊尔语和迪维希语,基本涵盖了南亚地区使用人口较多的语种。尽管如此,目前我国南亚语言人才的供应仍明显滞后于国家对外需求的增长速度,这一现象不仅直观地表现为相关翻译人才的缺乏,还体现为复合型人才供应不足,尤其是兼具相关学科专业背景和语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二)人文交流中的语言教育合作

对外汉语教育是中国同南亚国家语言交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大多数南亚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借鉴兴趣明显增强,加之中国同南亚国家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令汉语在南亚地区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南亚多国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对外汉语教育合作机制。目前,中国在阿富汗、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均设立了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并向马尔代夫派出汉语教学志愿者在当地国际学校开展汉语教学;此外,中国还向上述国家高等学校在校生提供了大量赴华留学与汉语教师培训名额,支持更多南亚国家学生参与汉语国际教育,为中国与南亚的人文交流发挥积极作用。

但也应看到,汉语国际教育在南亚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并不相同,甚至存在很大差距;汉语在不同国家的接受度与认可度并不只受文化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特定历史和政治因素等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汉语国际教育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目前,中国在巴基斯坦共设立了四所孔子学院。首所孔子学院由伊斯兰堡现代语言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于２００８年共同创办。第二所孔子学院由卡拉奇大学和四川大学于２０１３年共同创办。同年,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为巴基斯坦培训１０００名汉语教师。２０１５年,费萨拉巴德农业大学与新疆农业大学、旁遮普大学同江西理工大学创办的两所孔子学院相继开学。同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宣布,中国未来五年将再为巴基斯坦提供２０００个赴华汉语教师培训名额;中巴两国元首还共同为巴基斯坦中国文化中心揭牌。中巴语言教育合作堪称中国对外汉语教育合作的成功典范,得益于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和深厚的民意基础,汉语教育在巴基斯坦的推广也得以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加强双边人文交流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相比之下,中印之间的汉语教育合作历程则颇为曲折。中印共同位居“四大文明古国”之列,双方拥有的深厚文化底蕴本应为人文交流的开展提供良好的合作基础。事实上,印度也是南亚地区最早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国家之一。早在１９２１年,由著名文学家泰戈尔创立的印度国际大学就已开设了汉文系,并于１９３７年扩建为中国学院,此后该院逐渐发展为南亚地区汉语教育和中国研究的重镇.然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由于中印关系历经波折,双边人文交流领域因而受到影响.２００５年,中印两国签署关于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确定由北京大学负责在尼赫鲁大学设立孔子学院及随后的师资和教学工作。然而由于程序上的分歧,这所孔子学院未能正式挂牌运营。２００９年,由郑州大学牵头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韦洛尔科技大学设立的 “中国语言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是印度境内成立的首个由两国政府协议确定的汉语语言培训机构,其规模远小于中国在其他国家设立运营的孔子学院。不仅如此,“中国语言中心”的前期运营由于受到印度国内多重因素制约而始终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语言教学与人文交流功能。此后历经近十年的努力,由孟买大学同天津理工大学合作筹办的印度第一家孔子学院才终于在２０１３年正式落地。孔子学院在印度的艰难推进历程反映出中印关系现实发展水平对两国人文交流形成的严重制约,也一定程度折射出印度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所展现出的复杂心态。

印巴两国在对华汉语教育合作中不同的政策实践也为我国未来完善对外汉语教育合作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考:语言交流是不同文化间交流互鉴的重要形式。作为行动载体,国家间互动不仅要立足历史,更要关注当下、着眼未来,以确保语言传播能够最大限度地顺应文化演进的脉络和规律, 以为国家间关系的正向发展积蓄民意基础、提供可持续的观念共识支撑。此外,对外语言教育合作还应充分考虑双边关系发展水平和对象国的现实需求。理想中的语言教育国际合作应是双向且对等的;但现实中,不同国家间的语言教育合作往往受到国家物质实力和教育资源水平的影响。在中国同南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中,由于双方发展水平差距悬殊,语言教育合作呈现明显的不对等态势,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国向南亚国家语言教育资源的单向输出。也正因如此,在面向南亚地区开展汉语推广的过程中,作为拥有资源优势的一方,中国更应审慎把握推进的力度和节奏、充分考虑南亚国家的接受度,避免令其产生不必要的压力,以至影响推广成效。

04

构建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以南亚为例

“语言战略”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界提出,后为国际关系学界吸收并在实践中被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纳入议程。广义上的语言战略是指国家或国际组织行为体基于现有语言政策,统筹国内或组织内语言生活和国际话语交往两大应用领域,将语言问题同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科技和教育等议题进行深度对接,对政策受众展开持续的语言观念引导与动员,并调动物质与政策资源将语言议题提升为战略规划的组成部分。由于不同行为体资源水平和现实需求存在差异,其所制定的语言战略也因而具有不同的侧重和议题.如美国在 “九一一”事件后出台的 “国家外语能力战略”(或称为 “关键语言战略”)将主题设定为 “语言安全”,强调美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欧盟对外语言战略的核心是建立 “语言协调”机制,即在欧盟内部协调各国语言政策、规划确立与欧盟内部行政和立法事务相关的语言使用规范,并在国际层面为欧盟整体的对外交往制定宏观语言指导政策。

作为新兴的全球性大国,中国未来对外语言战略应始终坚持以现实需求为导向,既要在语言层面打造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常态化保障机制,又要协同配合 “一带一路”等国家重要倡议的持续深入推进。语言战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目标是促进 “互联互通”愿景的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涵盖领域多元、辐射地域广泛,沿线国家语言文化现实国情极为复杂:在日常语言生活层面,仅倡议最初规划的６５个沿线国家就涉及５３种官方语言和超过２４００种民族语言,分属九大语系;其中既包含使用人口过亿的大语种,也包含使用人口和范围局限的小语种甚至濒危语种。语言和语种多元化对 “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些领域和国别的语言人才出现了明显的供需缺口。在话语交流与传播层面,作为倡议的发起和主导方,中国肩负着推进务实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使命,而这一过程也始终需要强大的话语建构与传播能力以支撑倡议实现从 “硬联通”向 “软联通”的关键过渡。

将南亚作为构建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语言战略的试点地区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政策价值:首先,南亚优越的地缘条件使其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 “一带一路”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大 “互联互通”平台中,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均从南亚区域通过。为充分发挥南亚作为 “一带一路”枢纽地区的关键作用,实现语言互通、率先满足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跨国交往需求十分必要。其次,“一带一路”同南亚国家的发展需求具有较高契合度,双边合作前景乐观。南亚八国均属发展中国家,各国发展水平和国情各异,同中国的合作潜力巨大; 除印度外,其他国家对参与 “一带一路”共建均抱有较高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南亚各国历史文化和语言资源丰富,多数国家拥有源远流长的对华人文交流经历、民意基础深厚。基于此,本文建议从语言和话语两个层面展开谋划,同步推进构建面向南亚地区、服务于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对外语言战略。在语言层面,应基于对沿线国家和整个地区语言国情的系统性调查,展开有针对性的语言政策规划,统筹国内与南亚沿线国家的相关语言资源服务于 “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在话语层面,应以构建语言战略为契机,推动形成有利于 “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制度语境。

第一,加强对南亚国家语言状况的跟踪研究分析,结合 “一带一路”发展需求规划外语地位。

截至目前,我国学界对南亚地区语言国情的既往成果大多来源于语言学视角下对相关国家语言习得与传播情况的调研,且一手数据资料仍很大程度依赖于西方学界的前期研究。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学界加强了对沿线国家国情数据的搜集和整理,但语言国情领域可供参考的翔实资料依旧缺乏。鉴于此,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对南亚国家语言状况的跟踪研究和分析,应从自然国情 (人口、民族、地理、资源、环境等)、观念国情 (历史、文化、宗教、风俗等)和制度国情 (语言相关的法律、政策、标准等)等多角度出发,全面深入地对有关国家的语言国情展开研究;应坚持中国本位的研究视角,关注目标国的语言分布、各类语言 (主体语、官方语、国语、母语、日常语、外语等)的使用人口、范围、场景、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自身语言在目标国的受众度等因素。

相关研究成果应为语言战略的制定提供关键依据.调研的范围和指标应始终围绕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现实需求设定,如在语言分布和使用情况的调研中,应在自然国别分野之外考虑增设 “‘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语言区”和 “跨境语言区”等调研视角,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海上丝绸之路南亚过境区以及中尼、中布、中印边境作为关键调研区域,重点分析上述地区的语种分布、语言习惯和语言社区发展情况。在指标设定上,除了关注各国官方语言和通用语的本体特点外,还应关注不同语言使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民族和宗教背景及其在各地区、各行业的分布情况,并就不同语言传播能力、应用范围和区域影响力等进行评估。此外,对南亚各国语言资源现状的把握也是语言国情调研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语言互通不仅需要中国作为倡议主导国的资源投入,也需要适度借重当地的语言资源协同配合。因此,还应关注不同国家外语教育资源的分布和相关专业人才流向、汉语教育现状,以及当地华人社群的语言能力和资源等。

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南亚国家语言状况的持续跟踪和研究分析,结合应用实际及其同 “一带一路”合作的关联度进行评级,为语言资源配置提供重要参考。在这一方面,建议我国可适度参考美国的国家 “关键语言”战略的评级模式,将不同国家的主体语言和通用语同自身的国家利益相结合,从双边关系水平、交往频繁度、利益融合度、安全保障需求以及文化影响力等维度展开综合评估,在特定区域内筛选出若干种 “关键语言”,并确定国际通用语言、区域中心语言、区域常用语言、非通用语言等几个等级。依据这一分类,目前在南亚地区本土语言中并不存在国际通用语言;仅以使用人口为依据划分,印地语具有一定的区域中心语言特征,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和普什图语则具有一定的区域常用语言特征,其他国家的官方语言或主体语言则均应被划为非通用语。但也应注意到,如果从中国同南亚国家现实交往需求的角度来看,使用人口众多的印地语却并非使用频率最高,特别是在 “一带一路”合作中应用最广泛的语言———鉴于其使用主体来自印度,而中印关系近年来持续经历波折,且印度迄今为止尚未就参与 “一带一路”共建明确表态,甚至对其周边邻国参与共建也表现出负面姿态,因此将其确定为 “一带一路”语言战略中的区域中心语言并不一定契合中国的对外发展目标和利益。相比之下,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乌尔都语、孟加拉国的官方语言孟加拉语,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僧伽罗语和阿富汗的官方语言普什图语在 “一带一路”合作中的应用潜力更大,且使用人口相对较多,因而有必要给予更多关注。

第二,完善语言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培养方式,统筹国内外语言资源配置。语言人才培养是语言战略得以实践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体系中习惯性地将教学语种划分为 “通用语”和 “非通用语”,将英语以外的外语均列入非通用语语种或 “小语种”。客观而言,以英语人才为主体的外语人才培养格局顺应了全球化的发展大势,为我国改革开放与对外合作进程的加速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我国国家外语能力对英语的过度依赖和外语语种教学资源的分配不均。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提升,未来我国对外交往的目标将更加多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大多属于中国国内外语教学体系中的非通用语,相比于英语在我国的外语教学年限从基础教育一直延伸至高等教育阶段、细分学科与专业领域丰富,大量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年限基本始于高等教育本科阶段,教学目标局限于语言能力培养、并未提供充分的学科延伸空间,且培养人数非常有限,难以满足我国日益旺盛的非通用语人才需求.尽管目前我国公立教育体系中的非通用语教学语种已基本覆盖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但教学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象依旧突出;特别是对 “一带一路”在南亚等周边地区国家推进至关重要的语种,其参与培养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都严重不足,这一现象亟待改善。

在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方面,我国未来应着力完善相关语种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培养方式,并探索统筹国内外语言资源配置的新模式,以尽快缓解南亚语言人才匮乏的状况:首先应加强顶层设计,调整非通用语教学政策,结合 “一带一路”的外语地位规划确定紧缺型语言专业,给予其优先发展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如适当扩大招生规模、压缩招生年限间隔、加大相关语言教学师资的引进力度,有效缩短语言人才的输送周期。其次, 充分发挥我国云南、新疆和西藏等边境省 (自治区)的区位优势,制定具有区域特色的外语教育布局规划,为地缘政治安全和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其中,云南省毗邻孟加拉国、印度等南亚国家,在 “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中,云南被定位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因此,云南应以响应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为契机,利用其同南亚国家间交往的便捷优势为语言人才交流和语言应用实践提供机会。新疆是我国通往中亚和西亚的门户,同时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三国接壤,是我国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最前沿。在对外语言教学中,新疆的民族语言同南亚部分国家的官方语言在系属上存在一定的同源或近源关系,这为乌尔都语和普什图语等南亚语种在新疆的教学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和天然优势。西藏与尼泊尔、印度和不丹三国接壤,在中国同三国的边境安全、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方面,西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因此,未来在培养尼泊尔语和印地语等相关人才的过程中,西藏也应积极参与其中,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次,在教学模式上应探索多方联动机制,推动当地政府、高校和企业就语言人才培养展开密切协作.高校应探索 “语言＋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将语言能力培养与 “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专业知识通识教育相结合,并同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中方企业探索 “按需定制”的培养模式,为中方项目专业人员提供职业导向的语言培训;鼓励南亚非通用语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参与 “一带一路”共建项目的实地调研和语言服务实习,促进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双向融合,最大限度地服务于 “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务实合作。

此外,我国还应深度挖掘参与共建的南亚国家当地的语言资源,鼓励更多当地语言人才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为项目所在国提供更多就业机遇。中资企业是目前参与南亚地区 “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中方主体,也是当地语言人才最大的需求方.根据国家信息中心 “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发布的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目前只有２.６％的中国企业可以在海外经营中提供有限语种的 “中译外”和 “外译中”双向语言服务,其余企业均需外聘专业外语人才。大量企业为确保项目施工的按期推进会实施翻译服务外包,优先在项目所在国聘用兼通汉语和当地语言的翻译参与中外双方技术环节的交流沟通。但囿于不同国家语言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局限,这一需求仍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未来我国可考虑借助双方现有的人才交流合作机制,为在华留学的南亚国家学生提供参与 “一带一路”合作的实践机会,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适度考虑融入 “一带一路”发展的专业需求。同时,还应重视挖掘南亚国家华人社群的语言资源.事实上,当地华人的语言资源潜力已在中国同南亚国家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展开的合作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显现:自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起,中国持续向南亚多国提供了大量的抗疫物资和技术援助;在此期间,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当地华人华侨积极参与其中,为抗疫物资分发、中方专家组向外方提供技术指导以及中国防疫经验资料的翻译提供了及时的应急语言服务,在中国与南亚的抗疫合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在未来能将这一成功的实践模式常态化,也将为补充非通用语言人才缺口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推动形成 “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制度和舆论话语体系。

构建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的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对外交往中的工具性语言需求,更在于将语言实践的成果加以系统凝练,利用语言的规模化输出和扩散将 “一带一路”打造为国际各领域合作中机制、制度、规范和标准的传播平台;同时,凭借畅通的语言传播渠道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念全方位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中,为完善全球治理格局、提升中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这一方面,构建区域性的制度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制度体系的建构是 “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 “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地区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促进双方各领域标准、规范和政策对接、将合作中的创新性制度成果加以整合,使其逐步成为区域乃至国际相关领域合作中技术性的 “通用语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充足的语言资源储备。当前国际制造业、工业、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大量通行规范均由西方国家主导制定,并被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和国际电信联盟 (ITU)等跨国性行业组织确立为全球性标准。这些标准的实施客观上为国际各领域行业合作提供了可参考量化的指标,为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提供了重要机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带来了限制与障碍。特别是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以所谓 “标准”和 “规范”为名抹黑攻击中国同有关国家间正常的技术交往,已成为部分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抓手。正因如此,在 “一带一路”合作实践中注重机制化建设、加强标准和规范的确立、为南南合作塑造独立自主的制度语境势在必行。另一方面,鉴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比较高,这些国家自身的行业标准与规范建设水平普遍有限,在 “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推动中国标准与规范 “走出去”,以共建合作项目的标准化实践发挥示范效应,将有力提升 “一带一路”合作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和品牌信誉度,为促进中国同有关国家实现共同的经济繁荣与增长提供机制性动力。

中国同南亚国家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成果为区域制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南亚地区已逐步形成了以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尼泊尔跨喜马拉雅通道建设、中国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海上互联互通为四大载体,以港口、路桥、产业园区为支撑的多方合作共建格局。中国企业通过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出口、对外投资和工程承包,收获了双边和多边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形成了大量的精品工程、示范工程,有效推动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和中国建设协同联动输出格局的形成。在此过程中,中国同南亚有关国家间在具体合作项目推进中在技术创新、标准规划、合作模式等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符合不同国家国情和现实需求的经验做法,获得了项目落地国的广泛好评。如在中国承建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莲花塔、汉班托特港项目,中国承建的孟加拉国 “泛亚铁路”重要渠道之一的帕德玛大桥项目,以及中国在马尔代夫承建的中马友谊大桥项目等标志性基础设施工程中,中国的工程标准、建筑技术和施工规范得到了全面应用,并在建设过程中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性技术难题,大量工艺性技术指标填补了上述国家的标准空白,并被其相关领域国家规范的制定作为参考借鉴;在中巴 “一带一路”合作中,两国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核心,以瓜德尔港、内陆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合作和产业投资合作四大领域为重点,围绕巴基斯坦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展开全面布局,取得了显著进展;在中尼务实合作中,两国联手打造跨喜马拉雅山脉通道,进一步加强两国陆路和航空联系,同步推进公路、铁路、空港、电力和通信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建设,为山地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和实现对外互联互通提供了创新性和可参考的规划思路。对上述合作成功案例的推介和宣传有助于我国未来在更广范围、更多领域和更深层次推进 “一带一路”合作。为此,我国应进一步整合语言资源,探索借助国际国内、官方与非官方的多元化媒体平台开展对外传播的新路径,积极自主构建 “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宣介话语体系、主动营造良好的话语氛围、努力提升 “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同南亚国家在 “一带一路”合作中积累的宝贵制度经验可为未来双方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撑,也有潜力为“一带一路”整体布局中的机制化建设提供重要的规范实践资源。但截至目前,双方在制度体系构建领域的合作明显不足,语言资源的匮乏是重要原因之一.新机制的传播和推广离不开对现有相关机制的深度把握,因此未来我国应加强对南亚国家各领域标准制度体系的研究,加强整合语言、法律和相关行业领域研究人员开展协同性研究,译介有关不同国家法律和制度体系、对相关行业设立的标准规范的相关文献,尽快制定出台并持续完善涵盖 “一带一路”各领域合作的通行标准;在中国与南亚的务实合作中重视对制度体系的塑造,以合作共建项目为载体、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共同规范的适用效力,率先在南亚地区建立系统完备的质量基础设施评价机制;探索中国与南亚共同构建面向 “一带一路”合作推广的制度传播平台的可行性路径,在充分借鉴现有相关国际机制的基础上,倡导成立新的区域性标准认定组织,充分利用双边语言资源加大对外传播力度,为丰富国际标准内容、改善国际各行业各领域制度环境、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制度领域的共同话语权做出贡献。

结  语

“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体现为合作项目的快速推进,还将取决于其合作水平和发展质量是否获得地区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而包括语言互通在内的保障性机制的建设必将在提升“一带一路”合作水平的过程中发挥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构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应基于多学科协同配合提供智力支撑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一方面要充分掌握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和对华交往中的语言需求,从政策层面推动我国国内外语政策改革、在实践层面对语言资源进行科学分配。另一方面要对中国自身的对外话语建构与传播行为做出合理规划,在更好维护中国自身发展和对外战略利益的同时,促进语言交流合作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国际声誉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观决策与行动能力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共建 “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推动对外语言战略在南亚地区优先落地实施,不仅能够顺应双边交往的积极发展态势、为深化务实合作提供技术性和制度性保障,还将为“一带一路”机制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带来有益启示。

文章来源

岳圣淞. 语言战略构建与“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可持续发展[J/OL]. 

南亚研究, 2021(04):2-30[2022-01-12]. DOI:10.16608/j.cnki.nyyj.2021.04.01.

参考文献及英文摘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