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运乾先生
今年是曾运乾先生（1884-1945）诞辰135周年。先师郭晋稀先生（字君重，1916-1998）在世时，经常说起曾先生。1984年，他曾计划写篇回忆曾先生的文章，后来没有写。他说，曾先生对我恩情太深了，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写起。等把其他几位老师（杨树达、骆鸿凯、钱基博、钟泰、马宗霍等）的文章写了，再写曾先生吧。他陆续写了《回忆遇夫师》《读〈庄子发微〉——回忆钟钟山师》《心丹而颅则雪，容老而意未衰——纪念钱子泉师诞生百周年》《读骆鸿凯先生〈语源〉所想起的》等情真意切的回忆老师的文章。1998年春，君重师已病重，还记着写曾先生文章的事，但最后无力提笔，终成遗憾！1940年9月到1942年6月，君重师在湖南大学（当时在湘西辰溪），跟曾先生读书，经常住在曾先生家里。曾先生指导他完成了《邪母古读考》《等韵驳议》《读<切韵指掌图>》等论文。他把《邪母古读考》寄给国立师范学院的骆鸿凯先生，骆先生是章太炎的弟子，精通声韵小学，当时正在老师《文始》的基础上写作《语源》，他对君重师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顷奉手札，并大著《邪母古读考》，均悉，甚佩。喻邪定三母相通，乃凯研求语根积十余年所悟得者。惟以囿以方音，疑邪从两母古读亦通，是以牵制未能写定。今得足下是篇，以为邪与从无预，论自不刊。”
君重师还把《读<切韵指掌图>》寄给当时西南联大的罗常培先生，罗先生阅读得很认真，并利用两天的时间写出了七千馀言的《拟答郭晋稀<读切韵指掌图>》。罗文开头云：“大作辩证《切韵指掌图》之谬误，其辨析之精密，立论之严谨，能道破数百年来研究是书之蔽塞，诚属难能可贵。”然后逐条讨论辨析文章的创见，也提及文章的不足。罗文结尾题署“1943年8月6、7两日作于联大宿舍”，遗憾的是，文章写成后，既未发表，也没有寄给君重师。直到罗先生去世后若干年，整理文集时，才从他尘封的手稿中发现，收录于《罗常培文集》第七卷。郭师生前也未能看到过这篇文章。值得一提的是，罗常培先生当时是名满天下的音韵学家，西南联大的著名教授；君重师大学毕业不久，刚刚进入学术界。一代大师对一位无名学生的文章，如此加以评论，可以说是中国音韵学史的佳话。杨树达先生在他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也多次提到君重师的一些读书札记，称道“殊有见地”“亦深具妙悟”。杨先生还专门给君重师写诗进行表扬：“我未识奇劳载酒，喜君妙解独通神。殷勤记取荒山夜，风雨挑灯坐到晨。”又云：“识奇我愧汉杨雄，妙解君真嗣景纯。绝代方言劳作注，两家术业本无分。”杨树达用晋代郭璞（字景纯）给汉杨雄的《方言》作注的事，既述说他和君重师息息相通的师生关系，又称道其训诂功力。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君重师和他的老师们在湘西的深山中，讨论汉字的形音义，传承着民族的文脉。湖南大学毕业后，君重师曾在湖南省立第十师范（时在芷江）、国立师范学院附中（时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时在溆浦）等地任教，奔波流离。此时，还在湖南大学的曾运乾先生时刻挂念着君重师，他多次写信，鼓励君重师在艰苦的情况下也要坚持读书，并建议学校聘请君重师到湖南大学任教。但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兵荒马乱，曾先生的信札未能送到君重师手中。1945年2月，曾先生去世，噩耗辗转传到君重师处。他星夜兼程，徒步到辰溪奔丧，见到白发盈巅杨树达先生，杨先生说：“晋稀，你来迟了。虽然徒步奔丧，足见你对曾先生的情谊，但毕竟是来迟了。是你终生的损失，也是曾先生的遗憾。曾先生家毁于火，家人函电交驰，所不顾也。为了培养你，几次函催你回校。在他生前，你却没有能够回来。曾先生对于自己的著作，从来不爱惜。现在你回来好了，整理遗著是你的责任。只有这样，你才能报答死者对你的遗爱。”1946年，在桂林师范学院任教的君重师，开始写作《庄子要极》，因为他当时带的笔记中有曾先生讲授《庄子》的记录，他担心流离散佚。这部《庄子要极》是一部考据细密、辨析精微的朴学典范之作，不仅体现了郭师扎实、严谨的学风，同时也闪耀着真知灼见的思想光芒。书中对庄子思想学说的把握、梳理和发挥，往往独到而令人感到豁然开朗、通明无滞。1964年，中华书局创刊《文史》杂志，主事者拟选录曾运乾先生关于《庄子》的研究成果，君重师把曾先生的意见一条条别裁移录，寄给《文史》，岂料十年浩劫暴发，文稿遂石沉大海。1991年，我选编君重师的文集《剪韭轩述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君重师从《庄子要极》中整理了《读庄札记》一文，其后有一段按语说：“公元一九四一年，予尝从曾运乾先生受业，读庄生书，凡所讲授，一一录之。一九四六年作《庄子要极》。今取读旧稿，已经靡烂。予今已老惫，于《要极》既不能不敝帚自珍，尤惧曾氏遗稿由我散失，乃发箧重读旧书，作为札记，既录《要极》中所引曾氏遗说，若一管之见，亦掇拾二三。至于《要极》全文，今亦无暇整理，鼠啮虫蚀，惟有任之。公元一九九一年五月记。”其实，君重师宏扬曾先生学说是不遗馀力的。1962年，他利用去北京师范大学开会的时间到中华书局谈曾先生遗著出版事。1963年，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先生专程来兰州，就出版《曾运乾音韵学论著》事和君重师签定了合同。此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他即整理好了《曾运乾音韵学论著》，寄给中华书局。旋即文革开始，出版事当然没有了下文。幸亏浩劫之后，书稿犹存，1996年中华书局以《曾运乾音韵学讲义》的书名出版了遗著。这一年，郭师已是80周岁的老人了，离曾先生去世已过了半个世纪。
曾运乾先生手迹
在现代学术史上，“湘学”曾被一些学人讥为空疏无根。章太炎（1869-1936）就尖锐指出，湘学“于江、戴、段、孔古音之学实未得其分毫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但是，自从湖南出了曾运乾（1884-1945）、杨树达（1885-1956）之后，学界对湘学就再没有这样的看法了。杨树达以小学名家，章太炎称其“精审”。曾运乾是著名的音韵学家，杨树达说：“湘中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星笠（曾运乾字）一人而已。”但是，杨先生著作等身，蜚身学术界；曾先生生前发表的著作少，身后出版的也不多，乃至于默默无闻，只是音韵学界的同仁知晓。曾、杨二位先生不同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和传播形式决定了其不同的境遇。北京师范大学的陆宗达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记载黄先生曾到东北大学，当时曾先生在东北大学讲声韵学。季刚先生天赋过人，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一时之冠，所以睥睨群雄，一般学者很难入其法眼。据说，当时国内讲声韵学教授的讲义，他随手一翻便知其轻重。所以到了东北大学，便索要曾运乾声韵学讲义看。按照惯例，他一般只翻翻大纲便退回。这一次他把曾运乾的讲义留下看了整整一个星期。回到北京，立即对弟子陆宗达说，我的古声十九纽要补充曾运乾的说法，他关于喻母的考证确凿不移。曾先生对自己声韵学的研究也很是自信。北京大学的金克木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抗战时期他曾到湖南大学任教，听说中文系有曾运乾、杨树达两位老先生学问很大，他便去拜访两位耆宿。当曾运乾知道他是刚刚留洋归来的教授，非常兴奋，便讲自己一生学术研究的成就。曾先生总结说，我最大的贡献，就是读懂了《尚书》和《广韵》，这是我超越前贤时哲的地方。我搞清楚了《尚书》的“辞气”，所以读起来“文从字顺”，不再是韩退之感到的“佶屈聱牙”（曾氏《尚书正读》后由中华书局出版）。我读懂了陆法言的《切韵序》，所以就彻底弄清了《切韵》的音理架构。
《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下面，我把20多年前，在君重师指导下写曾运乾先生声韵学成就的一篇文章整理推出，以纪念这位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2019年9月25日
曾运乾先生对中国声韵学的杰出贡献
曾运乾先生(1884-1945)，字星笠，湖南省桃江县人。历任东北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教授。曾先生对中国传统史籍有精深的研究，上自经传子史，下至声韵训诂天文历象乐律及传统数理，无不通晓。曾先生治学精审，不苟为一言半语，而所言皆能出前人所未道，发数千年之沉义，拨历代学者之霾雾，令人拳拳信服。他的《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5月)，于前人成说博观而慎取之，主要以辞气安顺为宗主。杨树达称其“清代三百年所未有也。”（《曾星笠传》，见《积微居小学述林》，科学出版社，1954年）是书一出，顾颉刚、姜亮夫等曾撰文极力推崇。曾先生的《毛诗说》(岳麓书社1990年5月)，以训诂为基础阐发诗意，常于诗之关键之处，批点几句，则胜义皆现，奥理全出，训诂与文情密合无间，而且点到即止，不作彻底揭橥，留待读者深思明辨。曾先生对《庄子》《荀子》《史记》及古代天文历法也有独到的研究，早在中山大学时，李四光对他的古代天文历数的研究，就极为服膺。杨树达《曾星笠传》曾云:“君生后于皮(锡瑞)王(先谦)，崛起资水间，不经师授。笃精音韵，所业过于(邹)汉勋。其治学也，学以济其思，思以助其学。谨而不拘，达而有节，故其说经不泥守家法，平视汉宋，惟以声音训诂辞气推求古人立言真意之所在，其精谨绵密，实事求是，并时承学之士无与抗手，以湘学论，近数十年来一人而已。”
曾先生从1926年开始，一直在大学任教。他授课非常认真，每讲一门课，都写有讲义。他的著作，如《尚书正读》《毛诗说》，都为教学而写。除了这两种以外，曾先生还有《尔雅义证》《三礼说》《庄子说》《荀子说》《史记论稿》等，可惜都未能出版。他的声韵学著作，主要是写就于1927年，以后又有所增订的《声韵学讲义》(有东北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石印本)。《广韵之五声五十一纽考》(《东北大学季刊》1928年1期)、《喻母古读考》(《东北大学季刊》1928年2期)、《广韵部目原本陆法言切韵证》(中山大学《语言文学专刊》第一卷第一期)、《等韵门法驳议》(中山大学《语言文学专刊》第一卷第二期)、《古本音齐韵当分二部说》(湖南大学《文哲丛刊》卷一)，都可在《声韵学讲义》中找到主要观点和主要论证部分。《声韵学讲义》包括《声韵学概要》《广韵研究》《古声韵学》三大编，其中《广韵研究》为曾先生声韵学说之精华所在。
《音韵学讲义》，中华书局，1996年
曾先生认为陈彭年编定《广韵》，只是“因法言韵就为刊益，则《广韵》即以《切韵》为蓝本也。《切韵》纽分五十一母，韵分二百六部，赅括南北古今之音。一时一地，不必悉备。而合古今音论其正变，合南北音验其唇吻，各有所当，非苟为分析者。他如音之阴阳侈弇平仄，声之鸿细清浊强弱，亦全准诸音理，剖判入微。实我声韵学中唯一无二之著作。盖说形之书，以《说文》为大宗；说声之书，以《切韵》为大宗也。”陆法言《切韵》、孙愐《唐韵》、陈彭年《广韵》，“名为三书，实为一书。《广韵》之于《切韵》，文字注解虽有增加，而韵目次第未尝更改。”这是曾先生全部声韵学理论的出发点。我们认为，曾先生的这个出发点是正确无疑的。《广韵》是研究古今声韵学的基础和桥梁，考求古今声音之变迁，必以《广韵》为准极。清代顾、江、戴、段、孔、王诸大师，虽明古音，如舍是书，则无所考信。
《切韵序》云:“支(章移切)脂(旨夷切)鱼(语居切)虞(遇俱切)，共为一韵；先(苏前切)仙(相然切)尤(于求切)侯(胡沟切)，俱论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有的论者认为《切韵》“是专门为作诗文而设的”，此大误也)曾先生认为陆法言所列举上四字的反切下字用“移夷居俱”，是为了说明韵部的容易混淆；下四字的反切上字用“苏相于胡”，是为了说明声纽的容易混淆。“故支脂鱼虞，皆举音和双声，以明分别韵部之意。先仙尤侯，皆举类隔双声，以明分别纽类之意。”曾先生研究的结论是:
是故法言切语之法，以上字定声之鸿细，而音之侈弇寓焉；以下字定音之弇侈，而声之鸿细亦寓焉。见切语上字其声鸿者，知下字必为侈音；其声细者，知其下字必为弇音矣。见切语下字其音侈者，知其上字必为鸿声；其音弇者，知其上字必为细声矣。
这是曾先生研究《广韵》得出的最基本条例。以此例分析《切韵》，则陈兰甫《切韵考》谓《广韵》照穿床审喻五类各分二类，是对的，因为“《广韵》切语，绝不相溷。”合并明微二母，则是陈氏囿于方音所犯的错误。“至于喉音之影，牙音之见溪晓(匣母以于类为轻声)疑，舌音之来，齿音之精清从心，凡十母，依《切韵》声音之例，皆应各分二母者也。”因为《广韵》切语，侈音例为鸿声，弇韵例为细声；反之鸿声例用侈音，细声例用弇音。这样《广韵》的声纽应当是五十一纽，这是对《广韵》声纽最严密的分类。董同龢即云:“《广韵》的反切上字应依曾运乾订为五十一类。”（董同龢《汉语音韵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陆法言的《切韵》成书于公元601年，至今已近14个世纪。学者尟知《自序》四语乃《切韵》全书发凡而详细论证者。能发其深意，用以推求古声韵学之条贯者，实唯曾运乾先生。曾先生对《广韵》的研究发明还表现在他对韵之正变的精辟论述方面。段玉裁论音，谓古敛而今侈；钱大昕审声，认为古侈而今敛，他们用声音的侈敛作标准来讲韵的正变。曾先生以为段钱之说，只是讲韵的侈弇，并不是韵的正变。“音既有古今南北之殊，法言斟酌损益于其间，则知其音不能无正变。于是二百六部中，有正韵，有变韵。正韵者，音之合于本音者也；变韵者，音之混于他音者也。”他举例说:“东冬钟江为一类，而江必独立一部者，今音实不同于东冬钟也。其不合唐阳者，古音实不同也。唐阳庚为一类，而庚必独立一部者，今音实不同于唐阳也，其不合于清青者，古音实不同也。”他研究的结论是:
凡正韵之侈音例用鸿声十九纽，弇音例用细声三十二纽也。凡变韵之侈音喉牙唇例用鸿声，舌齿例用细声，亦共十九纽；弇音喉牙唇例用细声，舌齿例无字。
这是曾先生对《广韵》体例的又一大发明。以此例谱《广韵》，便能看出，《广韵》的体例，与曾先生的说法密合无间。陈彭年著《广韵》的微言大例，待曾先生而灿然盈瞩了。
曾运乾先生手迹二
古声纽之考订，始自钱大昕。钱氏有《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其后章太炎从邹汉勋之说而作《娘日二纽归泥说》。黄季刚依钱氏之说，以非敷奉微四母归帮滂并明四母，知彻澄三母归端透定三母，以照三等母并入舌头。依章氏之说，以娘日二纽归泥纽。他说:“既已分析，因而进求古声，本之音理，稽之故籍之通假，无丝毫不合，遂定为十九纽。”（《音略·古声》，见《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年9月）黄氏谓古声十九纽是矣，其合并细声于鸿声，则犹未尽善尽美矣。曾运乾先生研究《广韵》，认为古声十九纽，本与陆法言的《切韵》相吻合。但是宋代以来，合喻于影，清浊相配，是“横决踳驳，乱五声之经界”。故作《喻母古读考》，以为于母(即喻母三等字)是匣母的细声弇音，古读匣母；喻母(即喻母四等字)本是舌音，古读定母。是说一出，即为学界所认可。黄季刚就说:喻三归匣，喻四归定，这是很正确的，我的十九纽应当吸收这一点（陆宗达《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见《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4月）。钱玄同在《古音无邪纽证》一文中也把曾运乾同钱大昕、章太炎并论，云“三君的考证，都十分精确，应该成为定论”。曾先生考定喻母古读之后，重新排定了古声十九纽。于是古纽的考订，至此就更为完密了。但是，由于喻母(四等)同邪母古代实际相通，而曾氏又未能进一步考订邪母古读，所以喻四归定说还有人怀疑。待他的学生郭晋稀先生《邪母古读考》（桂林师范学院《声韵学讲义》，1946年油印本，《甘肃师大学报》1963年刊出）一出，则既证成了邪母古代读定，而且喻四古读定的论证就更为加强了。
以黄侃、曾运乾先生为代表的古声十九纽说，同王力先生提出的古声三十二纽(晚年又订为三十三纽)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简言之，王氏不同意章太炎日纽归入泥，钱大昕照、穿、神、审、禅归入端、透、定，黄侃庄、初、床、疏归入精、清、从、心，溪之归群，曾运乾喻母入定。他的理由是:“知、彻、澄、娘并入端、透、定、泥，非、敷、奉、微并入帮、滂、并、明是合理的，因为同母不同等呼，就有了分化的条件。照、穿、神、审、禅、日都属三等，如果并入知、彻、澄、娘，知、彻、澄、娘也是三等字，就完全混同起来。喻母实际上是假四等，真三等，若并入定母，也和澄母混同起来。庄、初、床、疏是二等字，实际上有些是假二等，真三等；精、清、从、心是一四等字，实际上有些是假二等，真三等。如果合并，就没有分化的条件了。”（《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10月）但他又解释说:“日母在上古可能是读[ȵe]，跟泥母读[n]很相近似。照系二等在上古可能是[ʧ]等，跟精系的[ts]很相近似。喻四在上古可能是[d]，跟定母的[d']很相近似(原注:喻四在上古可能分为几类，象羊声等等可能是某种[Z]，不一定是[d]）”（《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80年2月）。
我们同意黄侃、曾运乾先生的古声十九纽说，现陈述理由如下。上古音所覆盖的时间是漫长的，所覆盖的地域是广大的。作用于人们视觉听觉的古音，已湮没于不可知的荒古中去了。所以要进行精密详尽的所谓恢复历史语音本体的研究，不仅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因而，顾炎武以来清儒研究古音的方法主要是考古，辅之以审音，即以古代典籍为依据材料所考求的一种“雅音模式”。而其研究的出发点是中古音，即《广韵》或三十六字母。换句话说，他们采用的是比较法，用中古声作为上古声研究的对比物。古声十九纽和古韵二十八部，是陆法言的古声古韵，即陆法言假定之前提。陆法言的推断与假定是否正确，可以在《切韵》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比如说，《切韵》只分古韵廿八部，萧部无入。曾先生研究认为，萧部有入，《切韵》以其字侧寄于觉、藥，是陆氏之疏误。曾先生又认为齐韵本分为二，半属支，半属脂，《切韵》合而为一，亦陆氏之疏误(古韵三十部，王氏亦同)。《切韵》虽未遑定每一今声为某一古声之变，其以古声仅有十九纽，则为陆氏著书前提。我们如不能论其古声分为十九纽之疏，而遽论其细声非鸿声之变，这是不合理的。王先生以《切韵》为出发点研究古韵，是对的。而其研究古声则以三十六字母为出发点，则似是而非也。《切韵》兼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陆法言《切韵序》），“兼有古今方国之音”（章太炎《国故论衡》），因而它应当是研究古声古韵的依据而不仅仅是研究古韵之依据。三十六字母则只是对当时声纽的归类，郑樵《通志·七音略》就说:“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华僧从而定之，以三十六为之母，重轻清浊不失其伦。”所以，以《切韵》为基点研究古声纽更为可靠，此其一。戴震《声韵考》云:“郑樵本《七音韵鉴》为内外转图，及元刘鉴《切韵指南》，皆以声音鸿细别之为一二三四等列。各等又分开口呼、合口呼，即外声内声。开口至三等则为齐齿，合口至四等则为撮口。其说虽后人新立，而二百六韵之谱，实以此审定部分。”可见，呼等本是陆法言作《切韵》的旧法。但是等韵家以三十六字母和二百六韵配合成图，二百六韵为《广韵》分部，三十六字母则非《广韵》纽类，以之相配，自然有扞格难通者。而且等韵家分等又谓皆由声分，不由韵分。一声或并四等，或但有一等，故《广韵》同类之字，等韵或分为三等。所以曾先生说:“为等韵者，未知古韵部分，亦未谙《切韵》条例。分合排列，参差不齐，有合所不当合，分所不当分者。”“如正韵变韵，混居一图。开口合口，分成八等。正齿则二三淆混，于喻则三四分居。皆不合陆氏书，谬于《广韵》。以之上考古代切语，乖舛遂多。原其不合之处，非切语之不符等韵，乃等韵之不符切语。”所以用等韵之相补之法明古声纽之分化之迹，自然有不是之处。所以，应从语音学资料出发，证明古代声纽实际上如何读，而不应从现在的语音情况为上古读音设置一个“应该如何读”的苑囿，此其二。非、敷、奉、微今音不同于帮、滂、并、明，钱大昕证明古无非等四母。王先生同意这一条，因为隋朝人无非等四纽，《切韵》上字有今读非等四纽者，其蜕变之迹显然，故《集韵》有“新添类隔今更音和”之语。知等四纽，今音不同于端等四纽，钱大昕证明知、彻、澄、古读端、透、定，章太炎证明娘读泥，皆论证详明，《切韵》上字又有用类隔者，故王先生也同意。一字多切，如果是音和与类隔之分，自然证明其古声相同。亦有一字数切，虽然不必为音和与类隔之分，其实仍然可以考证古今声音的变化，即古代声纽的相同。如娘纽王氏既以为相当于[ȵ]，古代同泥[n]，是认为古无娘[ȵ]也。王氏又于古声复出日[ȵ]，为什么日[ȵ]不可读娘[ȵ](王氏拟音完全相同)，进而古读泥呢？不免前后不一致处。而且章太炎先证明日母归泥，又以日归泥为前提证明娘母归日，进而归泥。承认结论(娘归泥)，不同意前提(日归泥)，是不合逻辑的。王先生说:“照系二等与精系近，三等与知系近。从谐声偏旁看，宗声有崇，衰声有簔，疋(胥)声有疏，刍声有趋，不胜枚举。从一字两读看，参既读仓含切，又读所今切；数字所矩切，色句切，所角切，又读趋玉切，这种例子也不少。”（《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80年2月）王先生讲得明明白白，又为何不能证明照系二等古读精系，反而一定要分开呢？照系三等与知系近，钱大昕已有论证，从一字两读多读为例可证者亦不少。知系与端系异读本远，犹可证其古读相同，照系三等实知系之稍变，又何以不能证其与知系通读，上推与端系同读，而必另立一系？不免进退失据。群与溪本不过鸿细之分，古音无细声，则群之古读溪，可以无疑矣。喻四读定，曾先生证据有五十多条，王先生一定要说定读[d']，喻读[d]，有送气与不送气之分。诚然，喻之今音不送气，但不能说喻之今音读[d]也。王先生也知道他的三十二纽与古代典籍的谐声异读等有不相符者；又云:“舌头与舌上同位置者(如端与照，泥与日)、舌上与齿头同位置者(如照与精，审与心)、正齿与齿头同位置者(如庄与精，山与心)，称为‘准双声’。”（《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10月）“喻四在上古还可能分为几类，象羊声等等可能是某等[Z]。”今按:“准双声”之说，为王氏所发明，但寻其原，当本之于章太炎之“准初文”。章氏之“准初文”是指原始文字的发展，如果王氏“准双声”亦是此意，则已寓含了古声纽由定母分化出澄母，又分化出喻四，又分化出邪母；端系分化出知系，又分化出照系三等，精系分化出照系二等，这样一个渐次分化的过程。那么，究其根，正是喻母邪母古读定，照系三等古读端系，照系二等古读精系也。至于王氏所说“羊声等等可能是某等[z]”，他所指的即祥、详、庠、痒等字，今读邪母也。邪母古读定，钱玄同首倡是说，郭君重师详加证明者也。曾运乾先生对中国声韵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由于他的声韵学著作大都发表于新中国成立前，有些只以讲义的形式刊布，所以知之者不多。罗常培在《周秦古音研究述略》一文中，把曾运乾同章太炎、黄侃、钱玄同列为“集成期”的古音学家，说“持旧术、因旧材以研究古音者，至此殆已臻极。”如果说钱玄同是既持旧术、因旧材而又注意汲取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具有承前启后作用和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特点的音韵学家的话，那么曾运乾先生则是持旧术、因旧材的集大成者和最终总结者。
作者按语：上文写于1992年春，一恍28年了。逝者如斯，白云苍狗，其间我虽手不释卷地读书，但于君重师传我的音韵学则未能深入学习，同门浙江大学的贾海生教授（著有《说文解字音证》）、西北师范大学的周玉秀教授（著有《说文解字声韵系统的构建與阐释》），钻研最深，得君重师真迪。然而太老师曾运乾先生所论证的喻三古读匣，喻四古读定，君重师所论证的邪母古读定，一直记在我脑海。1928年曾运乾先生发表《喻母古读考》，指出：“喻母四等字古隶舌声定母：凡《广韵》切语上一字用余、馀、予（以诸切）、夷（以脂切）、以（羊已切）、羊（与章切）、弋、翼（与职切）、与（余吕切）、移（弋支切）、悦（弋雪切）十一字者，为喻母四等字，与旧喻母三等字（即于母）不通用，今仍称喻母。”在《广韵学讲义》中指出：“喻、于二母，本非影母浊声，于母古隶牙声匣母，喻母古隶舌声定母，部仵秩然，不相陵犯。”“自周秦下隶隋唐絶不相混。”他列举了51项43个古形声字及古典籍与注释资料予以证明。但他没有能够使用现代语言材料予以证明。王力先生是我国现代最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在《汉语史稿》中论及建立汉语史的根据时说，“首先要说，现代活生生的口语就是汉语史的最好根据。现代汉语的方言是复杂的；正是由于方言的复杂，更有足够的语言事实来证明汉语发展的过程。”“我们不但由现代汉语方言中证实了古音的系统，我们甚至利用方言的事实来‘重建’古代的音值。”王力先生对方言在建立汉语史中的巨大价值的论述是非常正确的。他在论述到喻母古读情况时说：“喻母依照切韵反切上字应分两类，即‘云类’和‘余类’，云类在切韵的系统中应归匣母”“余母的字，絶大部分和端透定相谐，小部分和邪母等相谐和，可见它的上古音是【d】。”他说：“云余的分别，直到现在还保留在越南语的汉语借词里。”但他又说：“至于现代汉语各地方言，据我所知，云余不再有分别了。”王力先生强调方言作为汉语史根据的珍贵价值，同时，又惋惜难以从方言上证明“云”“余”二母的分别。确实，当代学者的方言研究中，尚未有证明这一问题的材料。我的师兄赵健多年来研究陇右方言，经常和与我交换意见。他认为现代关陇方言中，喻母归定、于母归匣是清楚的。这一新发现给曾运乾、王力、郭君重三位先生的研究结论，提供了重要的方言实例证据。今试举一例，以见全豹。与，《说文》：“与，党与也。从舁，从与。”段注：“党当作攩，攩，朋群也。”王筠句读：“借党为攩者，依经典通用也。”余吕切，今普通话音yǔ。方音读“答”ta˨˩˧。方音乃鱼部先秦音也。与有同党，同伙，同类之义。《诗·邶风·击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国语·越语》：“鼋鼍鱼鳖之与处，而鼃黾之与同诸。”《史记·五帝本纪》：“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说苑·君道》：“成王曰：‘余一与虞戏也’”。按，此乃汉人所记周成王之言。即：“我和虞弟一起玩耍时说的话。”“一与”即一起，一同，一块儿的意思。今陇右方言广用此词读“一搭”。音i˧˥─ta˨˩˧。今天俗写为“一搭”。《列子·说符》：“臣有所与共担纆薪菜者，有九方翱，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彊。”《汉书·燕剌王刘旦传》：“群臣连与成朋。”颜师古注：“与谓党与也。”俗语谓夫妻、同党、同伙、一起的人，同类为“与党”或曰“一与的。”如：“恋爱使他们俩个人走到一与（音答）了。”“出门做生意没个与党（今通写作“搭当”）不成，最少两个人或三五个人，十头八个，与党少了不好做，与党太多也不方便，合适就好。”“我两个人是与党，做点小生意。”“我们是一与的，一与做生意，一与出门。”“一与来的一与去，前头走了霑祲气。”（儿谚）“他是哪里的？他是我一与的。”与谓亲近。《管子·大匡》：“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郭沫若等集校引苏与云：“与，亲也。”《说苑·建本》：“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彊，非之则危，败之则亡。”《抱朴子·外篇·安贫》：“时人惮焉，莫之或与。”《宋史·司马光传》：“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俗语谓亲近曰与。如：“儿谚曰：‘日头热，晒我着，我连你房檐与伙着，你吃着，我晒着，我连你房檐结拜着。”“人和我与亲带故的，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他两个与杂不干好事。”与谓帮助。《老子》第七十九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马叙伦校诂：“与，读与助之与。”《孟子·公孙丑上》：“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朱熹集注：“与，犹助也。”《战国策·秦策一》：“不如与魏以劲之。”高诱注：“与，犹助也。”皆为声训。俗语以帮助为与。如：“今日多亏你与帮儿，不然这些麦子割不完了。”“你去给你姐姐家与着锄一下地。”以上所证，说明喻四古读端（d）或透(t)是没有疑义的。编辑：朱利华 排版：王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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