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寫本學研究》第一辑，第16-30页。

作者簡介：馮婧，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目    録

吴承學教授、許結教授、程章燦教授題詩

發刊詞

卷首語

什麼是寫本學——榮新江、伏俊璉、游自勇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對談錄

歐洲實物寫本學簡論  馮婧

法藏敦煌遺書P.3730的寫本學研究  王使臻

敦煌寫本S.3227+S.6028+S.11423+S.5731綜合研究  郝雪麗

日藏古筆切《贈鄭員外》詩與《七老會詩》叙考  陶新昊

藏文寫本古籍紙頁殘片的顯微分析  易曉輝、索朗仁青

藏文古籍寫本邁向刻本時——以元刻為例  薩仁高娃

嶽麓秦簡《尉郡卒令》初探  周海鋒

北大漢簡《蒼頡篇》釋文商兑  張存良

《搜神記》所載周幽王生年補證  邱 奎

雜史類清抄本十種叙錄  沈 蕙

清代南部縣衙檔案俗字考證  唐樹梅

姚華碑帖觀探析----以《弗堂類稿·序跋》為視角的解讀  鄭海濤、趙欣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5-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研究”成果選登

S.2607+ S.9931寫本校錄及研究  重大項目課題組 伏俊璉執筆

伍非百與湯炳正——四川現代學術史上一段珍貴的友誼  湯序波

蔣禮鴻致王重民信劄鉤沉  王安琪 

廣訪博咨達道義  搜求餘光通古今

——趙逵夫主編《隴南金石校錄》文化價值論析  蒲向明

摘要：本文介紹了歐洲實物寫本學（codicology）的建立、研究範圍、主要内容和重要進展。20世紀50年代，在原有的對於寫本實物形態的興趣的基礎上，實物寫本學正式成立。在過去的70年間，實物寫本學以歐洲為主陣地迅速成長。學者圍繞書寫載體、寫本形制、刺孔、劃欄、頁面佈局、抄寫、插圖、裝幀等實物特徵展開研究，不僅增進了關於寫本生產技術和實踐的知識，還從中探索出一套成熟的觀察、分析方法。計量方法和比較視野的引入，以及科學技術的應用，更為實物寫本學注入了新的生機。實物寫本學發展至今，已不再自我滿足於純技術性的分析，而是將寫本生產置於歷史的大背景和廣袤的地域中考察，走向與其它人文領域聯繫更為緊密的綜合研究，對書籍史、文獻學、文書學、古書迹學、語言文字學等領域具有重要意義。對歐洲實物寫本學的認識，能增進中西寫本研究之間的對話交流，對中國寫本研究有所裨益。

關鍵字：寫本學；書籍考古學；物質性；册子本

西方寫本研究，尤其是歐洲的寫本研究，具有漫長的傳統和深厚的積澱，已建立系統的學科體系和成熟的研究方法。在中國寫本學日益受到關注的今天，瞭解西方寫本學的起源、流變、學科結構和前沿成果，或許能對中國寫本學的建設有所啟發，對東西方寫本研究的對話交流有所增益，為開展綜合、比較研究奠定基礎。

歐洲寫本研究歷史悠久，內容豐富龐雜，非一篇短文所能囊括。出於篇幅考慮，本文將圍繞其子領域實物寫本學展開討論。實物寫本學是近年西方寫本研究最為熱門的課題之一，已在全球範圍內引起關注。在過去的20年間，其理論方法被應用於不同文化傳統的寫本研究，產生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有待繼續深入的議題，使得寫本研究的面貌煥然一新。本文將介紹實物寫本學的建立、研究範圍、主要內容和重要進展，以溝通信息，望有裨學界。①

寫本（manuscript），顧名思義，由手寫而非印刷製成。我們熟悉的簡牘帛書、敦煌寫本，以及古埃及的莎草紙手稿、歐洲中世紀的手抄本等，都可被稱為“寫本”。一份寫本可剖分為兩個方面：文本的方面和物質的方面。對於文本內容的解讀固然重要，但若忽視其物質形態，會損失文本生成的時間、空間信息，甚至會造成對文本意涵的誤讀與扭曲。在這種認識下，研究者將寫本的實物特徵視作還原寫本生產、流傳和使用的重要綫索，開始關注寫本的書寫載體、形制、頁面佈局、裝幀、裝飾等一系列技術相關的非文本因素。這類對於寫本實物形態、製作工藝的專門研究，被稱為“codicology”或“archaeology of the book”。②後者可譯為“書籍考古學”，前者則很難在漢語中找到完全對應的辭彙。我認為可參考其另一個名稱“material codicology”③，譯為“實物寫本學”，以區別於含義更為寬泛的“寫本學”（manuscript studies）。

Codicology是古希臘語與古典拉丁語的合成詞。其前半部分來源於codex，是指一定數量的莎草紙、皮紙（parchment）④、紙張或其他類似材料從中對折、裝訂而成的冊子本；與後半部配合，構成了“關於册子本的學問”。需要說明的是，雖然codicology的構詞中有codex，其研究對象不僅限於册子本。如今學界更傾向於將各種形式的手抄書，例如卷軸、版牘等，納入codicology的研究範圍。而册頁形制的印刷書，由於非手抄，對其的研究不能稱之為codicology。⑤這個新詞的發明者，一般認為有兩位。首先是Charles Samaran。他在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1934至1935學年開設的講座中，創造了“codicographie”一詞，作為當時已有的、來自德國的術語“handschriftenkunde”（science of manuscripts，關於寫本的學問）的翻譯。但這個單詞在當時並未引起學界重視。Samaran在後來的出版物中，也沒有再使用codicographie。至1944年，Alphonse Dain在一次演講中，使用了相似的詞語“codicologie”，並在他1949年出版的著作《寫本》（Les manuscrits）中繼續採用。由此，codicology一詞逐漸被學界接受。⑥

而在這個單詞被創造之前，對於寫本實物形態的研究已經存在，例如出版於1825年Friedrich Ebert的著作《寫本學》（Zur Handschriftenkunde）。這本書系統介紹了寫本的書寫材料與工具、墨水與顏料、辭彙分割與縮寫、頁面佈局、界欄、字母裝飾、插圖、開本、裝幀、水印、抄寫，以及重寫頁（palimpsest）等方面⑦，並歸納了定位寫本製作時間與地點的方法和注意事項。⑧相比於《寫本學》的匯為一處，早期的實物寫本研究在更多情況下呈現零散的面貌，散見于古書迹学（palaeography）、語言文字學、文獻學、歷史學的著述中。來自這些領域的學者在研究寫本的書寫和文本的過程中，逐漸開始關注寫本的實物層面和製作技藝，以判斷寫本來源，輔助文本閱讀。他們雖不專門從事實物寫本研究，在當時實物寫本學也并未被視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但這些研究為實物寫本學日後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至1950年，Francois Masai在期刊《繕寫室》（Scriptorium）發表《古書迹学與實物寫本學》（Paléographie et codicologie）一文，實物寫本學才開始獲得獨立地位。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古書迹學和實物寫本學應相互區分：前者研究的是古代字體和書寫，屬於歷史學範疇；後者研究的是物質形式，屬於考古學範疇。作者認為實物寫本學有自身明確的方法和目標，是獨立的學科，不是語言文字學和歷史學的分支學科。以這種認識為前提，對於實物特徵的專門研究才能被更好地落實，取得發展，為其它相關研究提供更多協助。後來流行於學界的實物寫本學的另一個稱呼“書籍考古學”，也可追溯至這篇文章。⑨1956年，Masai在同一刊物上發表《希臘-拉丁古書迹學，其任務與方法》（La paléographie gréco-latine, ses tâches, ses méthodes），補充論述古書迹學和實物寫本學之間的關係，再次强調實物寫本學的獨立地位。⑩值得一提的是，刊載這兩篇文章的《繕寫室》，創建於1946年，內容以歐洲中世紀實物寫本研究和文書學研究為主，至今仍是寫本學的重要陣地。

如果說Masai的兩篇文章是實物寫本學理論上的“獨立宣言”，那麼以Léon Marie Joseph Delaissé、Neil Ripley Ker、Jean Irigoin、Léon Gilissen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則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通過具體研究逐漸從實踐上建立了實物寫本學。L. M. J. Delaissé於1956年完成的《托馬斯·肯培的親筆手稿和<效法基督>：布魯塞爾皇家圖書館 5855-61的考古學研究和仿真本》（Le manuscrit autographe de Thomas a Kempis et L'«Imitation de Jésus-Christ»: examen archéologique et édition diplomatique du Bruxellensis 5855-61），是書籍考古學的經典著作之一。作者詳細調查了布魯塞爾皇家圖書館5855-61寫本的抄寫特徵、册頁結構、頁面佈局、裝幀、文本裝飾，以及文本的增刪改易、標點的調整等。通過復原寫本的構成及形成過程，他證明了Thomas A Kempis不是文本的抄寫者或校訂者，而是文本的作者。⑪除此之外，他對15世紀的尼德蘭寫本插圖研究和中世紀書籍考古學皆有重要貢獻。N. R. Ker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英國中世紀拉丁語寫本。他不僅編寫了一系列寫本目錄，他的《牛津裝幀中被用作封皮內頁的中世紀寫本碎片》（Fragments of Medieval Manuscripts Used as Pastedowns in Oxford Bindings）和《諾曼征服後一個世紀的英格蘭寫本》（English Manuscripts in the Century after the Norman Conquest）也是實物寫本學領域的重要著作。前者通過研究16世紀牛津的書籍裝幀者利用舊寫本製作封皮內頁的現象，透視書籍裝幀和圖書館的歷史。後者則關注諾曼征服後的英格蘭寫本，揭示這一歷史事件所帶來的字體、劃欄、刺孔、頁面佈局等方面的轉變。⑫Jean Irigoin在古書迹學領域頗有成就的同時，還深入研究了希臘語寫本的開本尺寸、頁面佈局、裝幀，以及拜占庭的抄寫中心，並運用阿拉伯寫本、敘利亞寫本和亞美尼亞寫本拓展研究的廣度。⑬而Léon Gilissen，他的研究涉及實物寫本學的諸多方面，近乎在這個領域的每一個角落都留下了足迹。他於1977年出版的《實物寫本學導論：對於册子本構造和中世紀寫本頁面佈局的研究》（Prolégomènes à la codicologie：recherches sur la construction des cahiers et la mise en page des manuscrits médiévaux），基於布魯塞爾皇家圖書館所藏寫本，集中展示了冊子本的製作工藝和頁面佈局，是日後學者分析寫本實物特徵時無法繞開的參考著作。⑭這一時期，除了個人著述，還有不少合作編寫的專題集，如《寫本學》（Codicologica）系列和《寫本學研究》（Studia Codicologica）。至20世紀70年代末，實物寫本學的著述數量相較五十年代已有了顯著增長，研究內容日益豐富，無法盡數。⑮

隨著實物寫本學的成長擴張，其研究範圍也愈發寬廣，逐漸從技術層面的研究走向更廣闊的歷史學領域。這一趨勢可回溯至L. M. J. Delaissé《走向中世紀書籍的歷史》（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Medieval Book）一文。這篇文章指出，書寫中世紀書籍的歷史，需要依賴寫本的物質形態分析。通過釐清技術細節，確定寫本生產的地點和時期，摸清相關實踐的地域分佈和歷史上的變遷，由此與書籍的歷史產生對接。同時，鼓勵實物寫本研究並不意味著冷漠地排斥其它領域的研究，其背後的觀念實際上是一種整體性：書籍不僅僅是傳播文本的載體，也不僅僅是古代書寫的保存地。它是一個完整的個體，包含文本與書寫，也包含許多技術因素。只有整體考察書籍的各個方面，才能為特定領域的研究提供準確的信息。⑯Albert Gniijs則在他1971年的講座《實物寫本學還是書籍考古學》（Codicologie ou archéologie du livre?）中，明確將實物寫本學區分為狹義的實物寫本學（stricto sensu）與廣義的實物寫本學（lato sensu）。此後，Albert Derolez、Albert Gruys、Charles Samaran等人，也相繼提出類似的觀點。⑰狹義的實物寫本學將寫本視作技術產物，嘗試通過對寫本實物特徵的描述與分析，重構寫本製作的技術因素和原始實踐；廣義的實物寫本學則將寫本視作一種歷史、文化現象，一種社會、經濟產物。它將對實物形態的研究延伸至物質構成背後的人與物，延伸至寫本的傳播、接受、收藏、使用，延伸至寫本製作相關的商業活動、政治背景和文化動因，將寫本研究置於更大的歷史背景下，多方協助各人文領域的研究。對於狹義和廣義實物寫本學的界定，表面上看似區分劃界，實際上是增加了實物寫本學的靈活度，擴大了這個領域的研究範圍，使其與其它領域的研究，尤其是與書籍史研究之間聯繫變得緊密。

今天，研究者在使用codicology一詞時，會在合理的範圍內根據自己的需要取捨，靈活操作。例如著名刊物《寫本學通報》（Bulletin codicologique），將寫本研究相關的論文與著作悉數收錄，範圍寬廣。一些近年出版的實物寫本學手冊，如《伊斯蘭實物寫本學：阿拉伯文寫本研究入門》（Islamic Codic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anuscripts in Arabic Script）⑱、《寫本的考古學：方法、問題與近年參考書目》（Archeologia del manoscritto: metodi, problemi, bibliografia recente）⑲、《寫本書籍：實物寫本學綱要》（The Manuscript Book: A Compendium of Codicology）等⑳，則採用了較為嚴格的劃界，主要介紹寫本的物質特徵和技術因素，但在必要時也會納入古書迹學和歷史學的知識。

在過去的七十年間，實物寫本學以歐洲為主陣地迅速成長。研究成果大量湧現，研究方法日臻成熟。比利時、法國、英國、荷蘭、德國等國學者對於寫本實物形態的探索，不僅展現了書籍生產技術和實踐的驚人的多樣性，充實了我們對於中世紀寫本的認識，還在研究過程中建立了一套精細的觀察方法和系統的分析方法，能在方法論層面上為其它文化傳統的寫本研究提供借鑒。本文這一部分將參考上文提及的近年出版的三本實物寫本學手冊，以各個子領域為綱，概述實物寫本學具體的研究内容、視角與方法。

以上列舉的諸多方面，構成了實物寫本學，尤其是狹義的實物寫本學的研究主體。需要注意的是，寫本研究應是對於寫本的整體研究。只有綜合考察文本、書寫、載體、製作技藝，才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寫本生產、流傳的原本面貌。以古書迹學為例，即使實物寫本學在理論上嘗試與古書迹學劃清界限，但實際研究中更多的情況是兩者無法分離。通過觀察書寫的形態，縮寫、連寫的方式，合文的形式，標音的符號，可以增進對抄手和抄寫習慣的認識，獲取寫本生產時間和空間的相關信息。另一個例子是寫本上存留的與其流傳、保藏歷史相關的痕迹，例如題記、資助說明、藏書票、印章、收藏單位增添的頁面標記、替換的裝幀、藏品標籤、記錄小條，乃至寫本上的污損和指印。這些綫索都可以協助我們復原寫本的流傳過程，對於研究被大量從原址轉移、流散各地的東方寫本的流傳史和收藏史，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提及，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物寫本學的視野變得更為廣闊。研究者邁出了純技術研究的壁壘，走向了廣義的實物寫本學，與更多的人文領域產生聯繫。這一趨勢的重要體現，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出現的計量實物寫本學和比較實物寫本學。而隨著科學技術被更多地應用於寫本的觀察、檢測和呈現，實物寫本研究的精度與廣度也得到了極大提升，展現了科技和人文跨學科合作所能帶來的潛力。

計量實物寫本學（Quantitative Codicology）

20世紀80年代，實物寫本學經歷了一個研究方法上的重大轉折。1980年，Carla Bozzolo和Ezio Ornato出版了《中世紀寫本書籍的歷史：計量實物寫本學的三篇論文》（Pour une histoire du livre manuscrit au Moyen Âge: trois essais de codicologie quantitative）。㉓這三篇論文以6200份寫本為研究對象，使用計量方法估測法國中世紀寫本書籍生產的發展。它們標誌著計量方法被正式引入寫本的實物形態研究，成為了日後實物寫本學計量學派的基石。

計量實物寫本學所關注的，不是作為個體的寫本，而是大量寫本彙聚而成的集合體。它要求研究者從這個集合體中獲取數據，并使用多樣的統計技巧處理數據，來展現非文本因素歷時性的發展和地域上的延伸，揭示其與技術操作、社會結構、經濟系統、文化背景等因素之間的聯繫。㉔這種研究方法與傳統人文研究方法有顯著差異，卻成功孕育了許多重要成果，甚至解決了原先被認為無法解決的問題。計量實物寫本學討論的話題廣泛多樣，包括書籍生產的成本和價格、紙張品質和價格、抄手工作效率、流行疊頁類型、頁面佈局、易讀性、書寫選擇、紙張的擴張、印刷術的影響等。以下以頁面佈局和疊頁類型為例，展現計量方法在實物寫本研究中的具體應用。

頁面佈局的研究多牽涉數字，是計量方法應用得最為頻繁的一個領域。通過對寫本集合的統計與分析，研究者能夠清晰觀測到頁面佈局的發展趨勢及其影響因素。對於法國中世紀寫本的書寫區域/頁面區域（black on white）比例的統計，揭示了頁面佈局歷史上的兩次轉變：第一次轉變發生在9世紀卡洛林小草書體（Carolingian minuscule）的擴張時期。這一時期寫本頁面變得方正，兩側空白區域相對天頭地腳有所拓展。這與當時經濟、社會的發展相關；第二次轉變發生在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寫本頁面四個邊緣的空白面積顯著增大，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只有30%的頁面利用率。這歸因於皮紙生產的進步，以及新載體紙張的逐漸普及。研究者還發現書體的選擇會影響文本密度，發現無論是在印本還是寫本中，哥特體（Gothic）比古典體（Antiqua）有更高的頁面利用率，更適合緊湊的書寫和印刷。古典體在壓縮高度時會變得過於纖細，哥特體則不會受影響。若將兩者壓縮至同樣的尺寸，古典體字母的孔洞會比哥特體小得多，字母變得難以辨識，不便閱讀。哥特體適於壓縮的特點，順應了十五世紀末大學數量增加帶來的對抄本需求的增長和書籍生產成本降低的趨勢，使其在法國和德國變得極為流行。㉕

計量實物寫本學同樣在疊頁類型的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貢獻。册子本的基本構成單位為“疊”（quire）。“疊”由一張紙或一疊紙從中對折而成，分為不同類型。㉖計量實物寫本學的研究顯示，一個地域在某個時段，有相對流行的、占主要地位的疊頁類型（majority quiring），也有較少被使用的疊頁類型。疊頁類型的選擇受到寫本的開本尺寸、書寫載體、文本類型、頁面佈局等實物因素，以及文化、經濟等社會因素的影響。例如，在中世紀拉丁語和希臘語的皮紙寫本中，quaternion占主要地位。而從14世紀開始，希臘語的皮紙寫本相較紙張製成的寫本，更多地使用quinion。前一種現象是因為皮紙通過最自然的方式折疊、剪裁後會形成quaternion，是一種技術層面的“慣性”在起作用；後者則是受到了意大利商業的影響——當時在意大利，皮紙以五張一疊為單位售賣。㉗

對於這種新穎的研究方法，學界有一些質疑的聲音。批評者認為計量實物寫本學泯滅了個體寫本的獨特性，將寫本的學術價值混同為以數據表示的平均值，威脅了學術研究的批判精神。計量方法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研究者對調查程序與所獲數據擁有權威，研究之外的人無法證實結論的真實性；研究者的預設會對調查方法產生影響，對某一結論的傾向性會造成數據獲取與處理過程中的偏差，最終導致統計學上的錯誤。但無法否認的是，計量實物寫本學能夠清晰展現個體寫本難以反映的總體趨勢，并揭示寫本生產作為社會系統的一部分與其它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由此拓展了寫本研究的廣度與深度。㉘

比較實物寫本學（Comparative Codicology）

實物寫本學發展早期，以拉丁語寫本研究為主。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研究者逐漸意識到，寫本非西方的專利，寫本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個文明中，是全球性的現象。寫本的歷史不是單一的譜係，而是不同地域文化、多樣技術操作的結合體。這種觀念較早的體現，是出版於1978年的《寫本學》（Codicologica）第二卷。在“比較實物寫本學的要素”（Éléments pour une codicologie comparée）的主題之下，這一卷展現了拉丁文化區域之外的希臘語寫本和希伯來寫本的生產實踐，以實例說明對於地中海區域不同寫本文化的綜合考察可以豐富對於這一地域寫本文化的認識。㉙

其中一位參與者Malachi Beit-Arié，以希伯來寫本研究為基礎，在比較實物寫本學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們必須提及他著名的《為什麼要從事比較實物寫本學研究》（Why Comparative Codicology?）一文。作者指出在寫本生產的比較研究中，首先要關注共同的技術問題，關注不同的文化為達到相同的目標所採取的相異的應對手段，并揭示造成這些差異的環境因素；而不同環境下相似的實踐，則可以證明某種技術的落實較少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在明晰不同區域寫本生產的變遷的基礎上，比較實物寫本學能很好地協助跨文化寫本比較研究，能解決歷史學者所關注的文化交流、滲透與融合的問題。㉚近期，他將出版一本以比較、計量和歷史學視角研究希伯來寫本實物特徵的專著，將會為寫本研究帶來更多的驚喜與啟發。㉛

以希伯來寫本研究為先鋒，近年，世界範圍内各地域、各文化傳統的寫本的實物層面也開始被系統探索。電子技術的發展加速了數據處理和傳播，寫本資源和研究成果變得更易於獲取，為跨文化比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臺。比較寫本學近期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歐洲科學基金會（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研究交流網絡“東方寫本比較研究”項目（Comparative Oriental Manuscript Studies/COMSt）。這個項目以非拉丁傳統的寫本文化為研究主體，通過一系列會議和出版物，協助東方寫本研究的跨文化學術對話與交流。來自不同領域的寫本研究者圍繞實物寫本學、古書迹學、語言文字學、文本考訂、寫本編目、寫本保藏、寫本研究所使用的儀器設備與電子工具等話題展開探討，嘗試克服各寫本文化研究之間的藩籬，找尋共性與個性，實現研究方法上的借鑒融通。從2010至2014年，這個項目已出版了8期《東方寫本比較研究通訊》（Comparative Oriental Manuscript Studies Newsletter）（2015年後由《東方寫本比較研究通報》（Comparative Oriental Manuscript Studies Bulletin）接替）。㉜2015年出版的《東方寫本比較研究入門》（Comparative Oriental Manuscript Studies: An Introduction），則首次系統全面地介紹了地中海東部的寫本文化，涵蓋了對於阿拉伯、亞美尼亞、阿維斯陀、高加索阿爾巴尼亞、阿拉米、科普特、埃塞俄比亞、格魯吉亞、希臘語、希伯來、波斯、斯拉夫、敘利亞、土耳其寫本的研究。㉝

而項目的主陣地，德國漢堡大學寫本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Manuscript Cultures/CSMC），則是目前歐洲最大的寫本比較研究機構之一。除了落實COMSt項目，此中心還開展了多項以歷史和比較的視角進行的跨地域、跨文化的寫本綜合研究，嘗試突破寫本研究的地域隔閡和學科限制。中心的研究者在副文本（paratext）、寫本外觀、寫本收藏史、寫本類型學、電子工具、材料分析、可視化、寫本保藏、抄手書迹和墨水、贗品鑒定，以及寫本的文化實踐等方面產出了大量成果。至今，CSMC已出版刊物《寫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s）十二期，“寫本文化研究”（Studies in Manuscript Cultures）系列專著十五本，并協助了一系列數據庫、資料庫的開發建立。《亞洲與非洲寫本文化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Manuscript Cultures in Asia and Africa）也即將出版。㉞

比較寫本學落實時也伴隨著一些現實問題，例如語言障礙和專業知識障礙。不同地域、不同學術傳統的寫本研究有相異的術語和表達方式。如何協調差異，增進理解，也是研究者面臨的問題之一。但這些都無法掩蓋比較實物寫本學所能帶來的積極影響：首先，觀察其它學術傳統的寫本研究的內容與方法，能從另一個視角反觀自身研究，獲得啟發。一些地域的實物寫本研究尚在起步階段，而比較寫本學提供了對話交流的機會，使得方法的傳遞更為便利。其次，探索不同寫本文化之間的共性與差異，將其與寫本生產的特定社會環境與文化基礎相關聯，能將寫本研究導向更廣闊的地域、文化情境之中。對技術遷徙和文化交流的關注，與歷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對接，為實物寫本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

科學技術與實物寫本學

實物寫本學的研究較為特殊的一点是，需對寫本的物質形態進行盡可能細緻的觀察，以獲取實物層面的信息。然而由於人眼的局限，這項工作時常需要儀器設備的協助和相應的技術支持，從最常見的放大鏡、光盒，到各類多光譜和高光譜成像技術。將光學、材料科學、生物科學等領域的知識應用於寫本檢測，能使許多肉眼難以觀察到的綫索展現在研究者面前，使他們能夠分析紙張的纖維，確認皮紙來源的動物品種，辨識裝幀使用的木料、膠黏劑的種類，確定墨水和顏料的成分，閱讀褪色或者被遮蓋的文本。這對確定寫本的年代和地域，重建書籍製作的歷史，剖析文本形成的複雜過程，具有重要意義。

在過去的30年間，無損檢測技術（non-destructive technology/NDT）獲得較大進展。無損檢測技術可被劃分為識別化合物的光學和振動光譜學技術（optical and vibration spectroscopy），和識別元素構成的X光放射技術（X-ray emission technique）。㉟利用這些技術檢測寫本時不需提取樣品，不需觸碰寫本，能在損害最低的情況下分析墨水和顏料的成分。以粒子誘發X射線螢光分析（particle induced X-ray emission/PIXE）为例，這一技術的應用為研究者提供了許多中世紀插圖、裝飾繪製方面的工藝細節。例如，通過分析藍色顏料的成分，研究者能觀察到不同類型的藍色顏料被應用於不同的字母裝飾。對顏料成分組合和搭配習慣的系統分析，還能協助我們摸清繪制者的偏好和風格，從而建立身份標識。對於顏料成分的檢測，還能為東西商業交流史提供佐證。例如，過去認為青金石（lapis lazuli）在中世紀晚期從阿富汗輸入歐洲。但實際上，在十二世紀的托斯卡納的寫本中，青金石製成的顏料已被普遍使用。㊱

成像技術在實物寫本學領域也獲得了廣泛運用。紅外綫熱成像（IR thermography）、紅外綫反射成像（IR reflectography）、紫外綫反射成像（UV reflectography）等技術，可生成多層次的寫本圖像。研究者可通過電腦軟件分解圖像、合成新的圖像；或編輯圖像，淡化某些圖層，增强對比度，潤色關鍵部分，使一些細節變得更為清晰。通過這些操作，研究者可以在不損傷實物的情況下，讓褪色或被擦除的文本重現天日（這對重寫頁的研究意義重大），看清隱藏在書脊和封皮內的文本，查看污垢和色彩之下的文本，甚至恢復燒焦的皮紙上的書寫。㊲

各類可視化工具對寫本物質形態的研究亦大有幫助。以賓夕法尼亞大學勳伯格寫本研究所（Schoenberg Institute for Manuscript Studies）、多倫多大學圖書館、古書新科學實驗室（Old Books New Science Lab）共同研發的VisColl為例，其建立了一套數據模型用於描述冊子本的內部結構。目前，VisColl提供的模型能夠細緻、靈活地描述册子本中的折頁、單頁、護頁、原初頁、遺失頁、替换頁、插入頁，以及各種頁面接合方式，如縫合、全部粘合、部分粘合等，并以圖像的形式重現其立體樣態。這很好地克服了過去平面圖像無法展示册頁結構和頁面接合方式的缺陷。㊳

當然，以上提及的檢測手段和工具在實踐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難。首先，研究者需有特定的專業背景，才能正確操作儀器、使用工具、解讀數據，并認識其局限性。目前相關研究多採取跨學科合作的形式，這也需要團隊參與者多方協調、有效溝通。其次，受制於資金、組織、人力等因素，檢測工作較難在大範圍內實施，所能涵蓋的寫本數量有限，缺乏足夠的對照樣本。這使得獲取的數據具有偶然性，一定程度上無法反應寫本的整體狀況。㊴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出，實物寫本學發展至今，已不再滿足於純技術性的分析。其研究對象不再局限于一時一地，其研究方法也不再源於單一的學術傳統。研究者不僅描述寫本，還需觀測其時間、空間上的變遷，將寫本生產置於歷史的大背景和廣袤的地域中考察，揭示寫本實物形態的文化、社會意涵。实物写本学已发展为與其它人文領域聯繫更為緊密的綜合研究。

然而作為一個新興的年輕領域，實物寫本學時而遭到輕視：“有人認為實物寫本學是不相關的，是幼稚的消遣，即使他們很多時候不會如此禮貌地表達。”㊵實際上，無論是狹義的實物寫本學，還是廣義的實物寫本學，都需依賴研究者精細的觀察和敏銳的洞察力，所需精力和智慧並不比其他領域的研究少。就實物寫本研究自身的學術價值而言，也不應被忽視：它能提供許多僅憑傳世文獻無法獲取的實物證據；能協助寫本的斷代，確定其製作空間及流傳狀況，輔助文獻學、語言文字學、古書迹學等領域的研究；它以書籍製作的技術細節為出發點，能很好地揭示寫本生產與社會、經濟、文化、政治背景之間的互動，從而對歷史研究，尤其是書籍史研究做出貢獻。

如今，實物寫本學已成為全球範圍內許多寫本研究領域關注的重要議題，且呈現多方合作、相互促進的趨勢。中國悠久的書寫歷史孕育了數量龐大、品類豐富的寫本。從簡牘帛書，到敦煌、吐魯番發現的寫本；從宋元文書，到明清手稿。中國寫本的物質形態和製作技藝，與西方寫本頗多共通之處，提供了研究上相互溝通、借鑒的可能。對歐洲實物寫本學發展歷史和目前進展的認識，或許能增進中西寫本研究之間的對話交流，對中國寫本研究有所裨益。

附記：本文受益於高奕睿（Imre Galambos）老師指導，撰寫於國家留學金基金贊助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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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朱利華     排版：孫逸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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