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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何谓文学”和“何谓阐释”是位于文学研究核心的两个基本问题，各种文学理论的旨归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由于文学自身的变化以及批评视角的转移总是与某一历史时段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关，因此，社会文化中的各种“事件”往往成为文学理论生产和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结点。将文学批评置于“事件”的视阈中加以透视，可以打破孤立看待批评理论现象的范式，揭示批评实践与历史时段中诸种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尤其是体察“事件”如何与文学批评互为结构，并由此推进并引导文学批评的走向。在西方批评理论的本土化实践过程中，“事件”同样有助于建立文学阅读和文学阐释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生产性关联。

作者简介

刘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文学、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和文化批评。

王晓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教育部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理论、文化批评和海外汉学。

“Event” and the Prod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Two fundamental issues lie at the core of literary studies: “What is literature?” and “What is interpretation?” All literary theories aim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n one way or another. Since the changes in literature as such and the shifts in critical perspectives are always related to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 events of various kinds become essential in the prod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is light, revisiting literary criticism in light of “event” enables one to avoid viewing it as an isolated phenomenon but to observe its relationship with particular happenings in history, especially with regards to how “event” promotes and guides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in China,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of “event” also enlight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reading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as produced against the particular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Liu Yan, Professor of English,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Sino-Foreign literar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criticism. 

Email: liuyan@gdufs.edu.cn

Wang Xiaolu,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literary critic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overseas sinology. 

Email: wangxiaolu@scu.edu.cn

       一般而言，文学批评的发展受制于两种确定性条件：其一是文学文本自身的变化和迁移，由此带来“何谓文学”的问题；其二是文学批评本身的聚焦点发生转移，由此带来“何谓阐释”的问题。① 二者均与历史时段的社会文化状况密切相关，其中，社会与文化中的“事件”是重要的关联点，同时也是考察文学与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这是因为“事件”往往导致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并产生新的经验，二者均会促使文学活动，包括书写与批评，发生回应式变化。今天的文学研究已经拥有了多重的资源和方法，把文学与文学批评置于“事件”视阈之中加以审视不失为是一种当代视角，以此视角对文学以及文学研究进行探讨，将历史进程中的相关事件与批评理论及实践加以有效的关联，不仅可以避免孤立地看待文学文化的现象，而且有助于透视文本的历史性并拓展文学研究的空间。

01

“事件”的界定

       “事件”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被解释为“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而英文相对应的词"event"，据网络在线版《牛津英语词典》，②则来源于古法语词"event"以及拉丁语"ēventus"，均意为“发生；出现”。作为名词的"event"，也因此主要指“发生；发生的事情；事情发生后的结果”，尤指对后来产生影响的一些事情。英语中的"eventful"(事故多发的，经验丰富的)、"eventual" (最终的，结果的)、"adventure"(冒险)等均由该词衍生而来。“事件”一词与许多词语一样，除了一般意义之外，在不同领域中的涵义也在具体的上下文中不尽相同。在哲学领域中，“事件”是英国哲学家怀海特的用语，指处于一定时空关系中的相关要素。由于宇宙就是事件场，所以，某一事件与其他事件总是处于相互关系之中，每个事件都是包括它自身在内的其他事件的一部分；同时，每个事件又把其他事件作为它的部分包括进来(冯契 958)。简言之，宇宙就是各个要素在互为结构中的合力式呈现。将“事件”作为哲学议题加以研究的学者主要有美国的刘易斯(David Lewis)、法国的巴迪欧(Alain Badiou)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人。他们分别从时空区域及属性、多重关联以及符号、行为和结构的整合等角度对“事件”进行了分述。③

       如果说宇宙就是事件场，那么，处于这一场域中的文学也是诸多相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在某一特定结构中的艺术性呈现。它既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也会反过来对其他因素施加影响，成为其它事物场域中的构成性要素。这样一种互为结构的关系印证了“事件”一词的意义，它既指发生的事情，也指事情的结果。因此，“事件”同时包含了事件起源、事件本身以及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其价值在于把握了事物的生成与流变，可以动态地审视事物的发展规律。不仅文学书写如此，文学批评也是在事件场域中得以激发和拓展的，从针对“何谓阐释”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讨论就可以看出，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界定其实是历史阶段性的序列定位。卡勒(Jonathan Culler)就认为，“那种传统的、对文学教育所作的人文主义的辩护——所谓我们不是为了懂得文学、懂得如何阅读文学，而是为了认识世界、了解如何阐释世界的说法，也未见得能使批评被当作一门独立的学问来看待”(15)。由于文学书写是个体基于地方性经验和文化感悟的艺术呈现，因此，理论的适用性、文学研究的理论性资源、分析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学导向就成为学界反复论争的问题。其中，“事件”无疑可以成为推进人们认知的视阈。

       如前所述，人们对文学的持续关注本身说明其生命力以及研究价值，文学的发展也自然带来文学批评的跟进，甚至产生了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迄今为止，人们对文学的确定性条件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大致形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范式，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在其著名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作者在此书中对那种单一的外部研究模式提出了批评，指出“流传极广、盛行各处的种种文学研究的方法都关系到文学的背景、文学的环境、文学的外因”(69)。但是，由于外部研究有可能导致因果模式，“那些提倡从外在因素研究文学的人士，在研究时都以不同程度的僵硬态度应用了决定论式的起因解释法”(70)。所以，他们认定，“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149)。这本论著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20世纪中期文学研究注重文本细读的基础，影响深远。这一分类方式本身即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事件。于是，一些学者开始专门讨论文学与事件二者的关系，如罗纳(Ilai Rowner)的《事件：文学与理论》(The Event: Literature and Theory, 2015)、布鲁姆(Hester Blum)的《事件的转向：变革中的19世纪美国文学研究》(Turns of Event: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in Motion, 2016)以及格兰斯(David Glens)和莫斯(Joyce Moss)合著的系列论著《世界文学与其时代：名著概述与影响它们的历史性事件》(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Times: Profiles of Notable Literary Works and Historical Events That Influenced Them,  2001)等等。在有关讨论中，比较集中的有英国学者彼得·巴瑞(Peter Barry)的名著《文学理论初阶：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他在2009年第三次修订该书时专门补充了整整一章，用以讨论20世纪中期以来有关文学的事件，以“文学理论——十个事件的历史”作为理论发展的重要线索加以定位和思考，以此将发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文学事件与观念发生学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说明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力。作者所列举的文学事件分别是：1958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的“文学风格研讨会”、1966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79年耶鲁大学布鲁姆等五位学者发表的《解构与批评》、1981年英国涉及到教师聘用制度以及高校语言文学教学方式的麦克比事件、1983年伊格尔顿著作《文学理论导论》的出版、1986年希利斯·米勒在现代语言协会所做的大会发言、1986年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召开的“书写语言学”研讨会、1987—1988年保罗·德·曼有关战争书写的论争、1991年让·鲍德里亚的三篇文章“海湾战争从未发生过”引发的争论和1996年的阿兰·索卡尔(Alan Sokal)事件。这里仅以最后一个事件为例稍加说明。1996年，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阿兰·索卡尔撰写了一篇题为《越界：建构量子引力的转型阐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戏弄文章，文章援引了很多流行的后现代理论术语，加上他自己熟悉的理论物理学知识，以后现代的拼贴方式嘲讽理论的脱离实际。这篇文章被由杜克大学主编的重要理论学术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接受并刊载，但索卡尔很快就发表声明，公开了自己戏弄理论的意图，并嘲讽杂志编辑缺乏学术底线。随着越来越多美国和法国学者加入论争，这一事件很快发酵而成美国知识界对于法国理论界的攻击，“标志着‘理论’的全面溃败”(Barry 284—86)。彼得·巴瑞所列举的这十个关键性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或改变了文学批评的定位和走向。作者从事件的角度串联起了上世纪中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演变过程，突出了外部环境中的事件性要素对于理论本身所形成的介入性影响。

02

社会文化事件与文学理论

       在社会文化事件中，20世纪中期以来以美国民权运动为标识的种种思潮引发了不少文学文化的论争，形成社会思潮和文学书写的多重并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族裔和性别书写以及所内涵的边缘群体的正当性。当代美国非洲裔学者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在研究中发现，早在19世纪，美国黑人妇女就利用英文，并混杂非洲文化传统以及新大陆的经验将自身的生存状况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于是，他编撰了30卷的《19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选集》 (The Schomburg Library of 19th-Century Black American Women Writers, 1988)。这套文选出版时引起学界很大反响。他进而发现这些文本的语言与意象是白人文本中所没有的，而采纳当时的文学批评方式也是乏力的。据此，他持续探索对这一文本解释的有效性，出版了《意指的猴子——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o-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1988)，这部著作同贝克(Houston A. Baker, Jr.)的《非裔美国文学诗学》(Afro-American Poetics, 1988)以及纳皮尔(Winston Napier)编著的《非裔美国文学理论读本》(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2000)等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共同促进了美国黑人文学理论的历史性出场，使当代西方文论呈现出复数形态。而当代另一重要的批评分支——性别批评——也曾经过类似的发展历程，从某一种单一的批评视角逐渐延伸并衍生出众多相关但具有差异性的视角，从而形成复数的性别批评理论体系。在性别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一些重要理论著作的出版也构成某种意义上的事件，因为该著作提出的理论主张改变了人们对于某一议题的认识。波伏娃所著《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 1949)和巴特勒所著《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 1990)的出版就是这种类型的事件：前者提出了性别身份的社会和文化建构属性，从而把性别从单纯的生理范畴拓展到社会和文化范畴，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期间出现的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均沿用了对于性别身份的这种认知；后者提出性别身份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理念，把人们对于性别的认识引导到关注文化规约与日常行为之间的关系，视性别为“不断重复的表演”，是“重新经验已经在社会中确立了的一套意义”(巴特勒 183)，由此把对于性别的认识拓展到行为、体制、权力等相关问题。除了类似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成为事件之外，还有可能是某一社会文化事件与理论生产的有机结合。在这方面，社会文化事件影响性别批评理论的例子不胜枚举，“第二次浪潮”本身就是运动实践同理论建设之间互动的结果，具体的女性解放运动实践促进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建设，而理论的发展又反过来支持并指导了社会实践。④特里·伊格尔顿曾就审美意识形态做出过著名的论断，“审美从一开始就是个矛盾而且意义双关的概念”(16)。就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事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已经密不可分。

       国内学界在新时期之前与国际学界有一个隔离期，当时的研究资源除了五十、六十年代学习前苏联的理论之外十分有限。而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外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批评流派一下就形成了普遍的影响，西方各种“新论”一时间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所以，译介西方理论曾经是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国内学人从事的重要工作。诚然，自事件性的“语言学转向”带来的语言形式问题一直是20世纪上半期反复讨论的议题，然而，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将文本编码还原至语言结构，形成“关于阅读实践的理论”(卡勒 375)。而文学最为重要的“文学性”在语言符码的结构性还原中就有可能丧失。其实，当时对形式主义的关注主要是出于对固有批评范式的矫正意愿，然而对这一批评理论本身的内涵却缺乏必要的耐心，而且在所谓“新”理论不断引介之时，人们很快就追随“新论”去了。当时文学界可谓“事件”不断。然而，学界逐渐认识到，即便是人们认为最“客观”或“中立”的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其实正是某种文化政治性的后果，古德斯坦恩(Philip Goldstein)在其《文学理论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批评导论》(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Criticism,  1990)一书中就指出，新批评的出场不仅与战后复杂的背景有关，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是多元的：

       新批评家建立的样式将自己的观念作为理所当然的方式，即批评是基于经验的、或是形式上的，而并非是历史或政治性的。﹝……﹞即便使新批评得以建构的中性的经验主义的立场也使文学研究领域难以排除政治差异。事实上，新批评建构的样式容纳了各种不同的立场，包括保守的、自由的、女性主义的、非洲裔美国文学观念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Goldstein 30)。雅克维奇(Mark Jancovich)也认为，“新批评正是从这样一种社会与政治立场中发展而来﹝……﹞并由此建构了一种具体的社会文化批判形式”(Jancovich x)。由于一些理论在表面上的“中立”其实是一种政治文化性隐喻，因此特别需要将话语形态、语境与事件关联起来加以透视。

03

“事件”与文学理论的本土化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认真反思西方理论，尤其是西方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对于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盲目套用西方理论进行强行释意的现象已经有所警觉。⑤而与此同时，学界的某种“理论原创性的焦虑在强化并蔓延，文学理论界深陷某种‘认同危机’之中”(周宪 137)。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忽略理论生产所依赖的局部经验、历史要素和文本差异，而超越时空硬行套用西方批评理论从事文学批评实践，未必能够对文本做出充分而有效的解释；另一方面，运用西方批评理论中某些表面契合的术语和范畴去解读中国文学作品时，也会出现阐释乏力和特有的“戴帽”的现象，例如：将一些中国古代作品套上现代西方术语进行分析，或将当代中国作家纳入后现代书写的范围中加以强行讨论等。这种乏力的阐释是因为，理论本身是对经验的解释，而解释的有效性在于文本特质与理论解说的针对性，既要“揭示含义”，也要“阐发意义”(赫施 7)。毋庸置疑，中国文学书写是作家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时段的创作，对这样一种文本进行批评实践总是在社会、文化与个性系统之中展开的。就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线索而言，一直就拥有“诗言志”和“诗缘情而绮靡”，即“礼”与“情”的平行轨迹，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一条更为显现而已。正因如此，萧华荣先生将中国古代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大致按照“情礼冲突”来加以评述。⑥所以，简单采纳某种跨越时空的理论话语，或总体理论框架对拥有不同语境的文本进行套用，是根本不得法的，这是因为理论的适用性并非只是批评范畴与文本之间的对应问题。长期以来，学界总有一种努力，即认为“文学应当从其他事情中孤立出来探讨，但是文学评论似乎总是公开或隐蔽地卷入社会和政治的论争。最优秀的评论家从来就不重视所谓在文学评论和其他类型论文之间的分野。特别是在现代欧洲社会里，文学评论已经在关于文化和政治问题的争论中占据中心位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67)。因而，文学批评就其功能而言，还拥有特定的伦理要素。

       其实，西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出现，也与其历史语境密切有关。首先，"ethics"(伦理学)是哲学概念，是围绕“行为”展开的，即行为的正确性及意义、指导或促使行为的动机、行为的后果，证明行为意义的理由等，其中涉及到关于道德的表述以及道德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Bullock and Stallybrass 214—15)，因此在欧洲有着久远的思想轨迹。据伊格尔斯通(Robert Eaglestone)考证，1990年代在西方批评学界出现的“伦理学转向”有两个脉络：其一，以女性主义批评、种族/族裔批评、后殖民批评等为代表的批评理论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对传统文学批评带来了颠覆性革新，一些学者担心有关生命和艺术终极价值的批评因此会消失，于是提出了不同于批评传统的新的伦理学视角；其二，解构主义思维对原有秩序的消解，也要求哲学以及相关学科对于伦理问题做出回应(Eaglestone 581—586)。具体说来，伦理学批评视域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是在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得以实现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前面所谈到的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围绕社会正义的思潮，即文化政治给非主流群体所带来的“在场”性诉求；在学术界所引发的重视则是由重要的学术会议和相关文集所带来的，即1996年，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召开了“文学与伦理学”的学术研讨会，并于1999年出版了两部文集：《批评伦理学：文本、理论和责任》(Critical Ethics: Texts, Theory and  Responsibility)和《文学中的伦理学》(The Ethics in Literature)。正是此次会议以及随后出版的一系列学术著作，共同促成了批评界对于文学伦理学的关注。⑦ 在我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创建和推进也是通过一系列学术会议、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而实现的，包括2004年在江西南昌召开的全国英美文学研讨会，2005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研讨会，2012年在宜昌召开的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讨会等。正是在2004年的南昌会议上，聂珍钊教授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命题，梳理了五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作家与创作的关系、作家的创作、读者与作品的关系等(19—20)。他在此后陆续发表的系列论文以及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对于文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批评术语和理论原则等都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并继而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如德国《阿卡迪亚》(Arcadia)杂志2015年第1期辟专号推介和讨论文学伦理学批评。⑧可以说，上述会议的召开、论文的发表和著作的出版构成了围绕同一议题而形成的“事件链”，共同促成了文学伦理学的出场。其实，这一以“学”为标识的阐释活动，正是在试图回答“何谓阐释”的文学基本命题。

       从哲学意义上看，道德批评和伦理学批评都“依赖于本体论的信念和认识论的确定”，假定“无论就表面下的本质还是道德价值的秩序而言，已知的某个真理(或某些真理)是存在的、可认识的”(格洛登等 452)。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这一分支领域，都是对已知事实进行筛选，进而确定对象，而筛选本身亦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过程。由于各文化区域的文学书写在总体上是对人的历史性境遇进行的反映、虚构和想象，它自然包含了道德含义。人类社会进入所谓“现代”(the modern)之后，人们借助技术并通过启蒙，大体上拥有了向自然索取资源并扩充财富的理念与方式，包括社会管理方式的更迭与覆盖。然而，在工具主义盛行之下，技术不仅逐渐政治化，而且开始反过来压制人自身以及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违背了原本为获得全面解放的初衷。马克思等思想家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探究现代社会人的全面解放问题。其实，现代文学中的性别、族裔、后殖民、文明序列、单一模式发展观与不同区域历史的不平衡性等问题，都以不同方式先后进入到文学书写与文学批评之中。所以，哲学意义上的“善恶”、“是非”等道德问题，在文学中其实一直存在。由于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规约使道德和伦理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并由此形成人们的经验型判断，于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所谓的“善恶”或“是非”并非是绝对的，而是在某种规约性“常识”中得以认定，且在历史和权力场中生成并获得再生产的。而文学的魅力之一正是以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在张扬个性之时，同时亦以反表征的方式，将历史性道德和价值通过具体的形象置于质疑和追问的叙述之中，使人们得以扩大认知图示。中外文学史中的那些所谓的“禁书”性事件，大多与此有关。前面提到的非裔美国文学和性别理论等等，均是在文本中内涵了以社会正义为标识的文化政治诉求。所以，伦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它直接涉及到了书写及批评观念的伦理性。但是问题是，如果文学本身已经内涵了伦理功能，再用这一概念限定，它意味着什么。这也是它常常遭遇质疑之处。但也有学者指出，“在任何信念体系中，只要这一体系试图对‘善’做出界定，无论是在宗教、伦理或政治层面，那么，做判断的可能性就是存在的”(Parker 6)。由于批评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韦勒克 沃伦 32)，所以，人们在从事具体的批评实践时无法完全摆脱对于理论的依赖。但应该注意的是，在西方，每一种批评理论的出场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也可能仅仅是针对某一具体的问题而提出的，所以，当后人使用这一理论视角对其他文学文本进行阐释时，应该首先对于理论的适用性做出判断和分析。里奇(Vincent B. Leitch)也以新批评为例说明任何一种批评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在他看来，新批评把文本视为“自给自足的、高度连贯的艺术品”，“分离且超越于作者以及读者的生活，也分离于社会环境和日常语言”，但是在关注作品内在艺术形式的同时却完全忽视了诸如道德、心理和政治等外在因素(Leitch, et al 3)。里奇认为，其他批评理论对于“何谓阐释”做出的解答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04

“事件”视阈与文学批评实践

       不言而喻，在原有的文学考察中，文本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文本环境并不在考察的中心位置。上世纪六十年代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显然是重大的文化事件。美国知名编辑罗布·柯克帕特里克(Rob Kirkpatrick)曾经出版了一本重要论著《1969：革命、动乱与现代美国的诞生》，这本书的原书名《1969：一切都由此改变》(1969: The Year Everything Changed)更能说明作者的用意。在一系列重要事件的作用下，文学书写和研究均发生了重大改变。人们不仅重视文学文本，更重视文本环境、接受方式和批评主旨，而这些都脱离不了社会文化角度的介入。对此，里奇说得十分清楚：

      理论本身超越了早期新批评对“文学性”的探索，而形成了一种质疑和分析模式﹝……﹞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体制和规范等进行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的伦理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带有“文化批评”的理论不再关心可能性的论述条件，而对文化文本和体制中所内涵的价值、实践、范畴和表征的调查和批判更加感兴趣。(Leitch, et al xxxiii-xxxiv)

因此，在社会文化对文学理论和批评方式形成持续的影响下，以文本为中心并以文本构成性要素的批评实践方式就难以阐释文本的历史性要素，即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所涉及的文本环境。至此，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获得了历史性出场。里奇认为，文化研究在“何谓文学” 和 “何谓阐释”的双重维度对于文学和批评传统均有所突破：对于“何谓文学”的问题来说，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经典，而是包含了“说唱歌词、布鲁斯诗歌、口头传奇、日记、杂志、电影、海报、浪漫传奇故事、肥皂剧、电子游戏(叙事)等”原来文学标准之外的形式；而对于“何谓阐释”而言，文化研究除采用原有的文本分析之外，还“采纳体制分析、意识形态批判和以田野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把作家、作品和读者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都纳入了考察的范围(Leitch, et al 31—32)。文化研究关注文本生产的机制，关注阅读和阐释之后对于文化产生的新的建构作用，这些都是新批评的分析方法所无法观照的。在一般意义上讲，文化研究旨在表明“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文本边缘，而应该探究文本如何适应生产关系，不同的文本如何成为生产类别或类型体系的部分，如何具有互文本的结构，以及如何表达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话语”(凯尔纳 19)。由于文化研究对于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的发展进程所起到的重要推进作用，因此，文化研究的出现或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的“事件”，它改变了批评的走向并扩大了人们对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认知。

       由于文学书写和文学研究两者均脱离不了具体的文本环境与社会文化，所以，具体的文学研究也离不开相关要素的关联性考察，并且需要理论的介入。这是因为文学研究不是文学鉴赏，而是知识性生产与再生产。伊格尔顿依据马克思的“生产方式”(means of production)理念提出了“文学生产方式”(literary mode of production)，即依据时代的“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而产生的、与之相对应的生产方式，尽管这种对应方式很可能是业已存在的各种方式与该时代特有方式的结合(Hawthorn 192—193)。由于上述概念与社会文化以及审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因此，文学生产的社会性环境、文本人物的社会身份以及形式的政治寓意等均成为解读的重点，亦即萨义德(Edward Said)所指出的，“文化成为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舞台上较量”(4)。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马克思文学理论与批评不仅形成了自身深厚的传统，还直接影响到文化批评、族裔、性别、后殖民批评等分支领域。时至今日，文学理论依然不可或缺，只是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怎样认知文学理论、如何把握文学理论以及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理论化。

       具体而言，以“事件”视角介入到文学研究涉及到两个层面：其一，在线性历史发展线索中确立“事件”发生的共时性条件，尤其应当注意哪些结构性要素促发了“事件”的发生，并采纳历史还原的方法追溯“事件”的形成、延伸和影响，亦即事件与观念发生学之间的关系；其二，在此基础上，将事件与社会文化的历史性要素结合起来，针对事件对文学行为的影响，包括题材、主旨、叙事策略、批评的聚焦点和理论的生产点，以及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转而促使人们对事件的跟进性思考等方面，展开系统的、关联性的研究，亦即事件与文学的互动关系。由此，可以扩展文学研究的入口，明确文学文化的认知性导向。概言之，在面对多重文学批评资源的当下，盲目、单一地唯西或唯中，或囿于某种狭隘的文化立场等做法已经受到学界唾弃，而唯有根据文本特质和理论言说的学理性本身进行资源整合并加以深入探讨，才能在人文学术分支领域中提供当代中国学人的洞见，并形成知识学意义上的共享。在这个意义上讲，讨论“事件”与文学批评之间互为结构的关系，能够推进人们认识批评理论及其核心术语、核心议题和核心论域的生成机理，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运用并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和阐释力度，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对于里奇所说的“何谓文学”和“何谓阐释”这两个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做出回应。

注解

【Notes】

①See Vincent B. Leitch, et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2-7.

②See “event, n.,” OED Online (Oxford: Oxford UP, June 2017), www.oed.com/view/Entry/65287, accessed 6 Dec. 2017.

③See David Lewis, Convention: A Philosophical Stud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69); 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trans. Oliver Feltham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Gilles Deleuz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3)。

④See Michael Groden, et al, eds.,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2005) 299-305.

⑤参见张和龙：《理论如何运用？——对一种批评模式的思考与分析》，《外语研究》1(2013)：95—100；陈雪虎：《理论的位置：名实、脉络与定位》，《文艺理论研究》3(2013)：96—98；以及周宪：《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4(2015)：137—141。

⑥参见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⑦关于此次会议以及随后出版的一系列学术著作，参见迈克尔·格洛登等 455-456。

⑧参见Nie Zhenzhao, “Towards an Ethical Criticism,” Arcadia 50.1 (2015): 83-101以及该期其他讨论文章。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Barry, Peter.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3rd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9.

Bullock, Alan, and Oliver Stallybrass, eds. The Harper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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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Trans. Song Sufeng.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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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is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 8. Ed. Sino-American Joint Compilation Committee.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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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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