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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着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研究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学界更多聚焦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较少涉及文学批评理论。其实，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是由东正教铸成的，理论的科学性并非与宗教性是相互对立的，尤其是在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与俄罗斯文学批评理论关系密切。正是在这一互动影响中，真理存在于“三位一体”的“万物统一”之中；“完整知识”体系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神学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神人合一”是文学形象的深刻内涵，也是文学批评所要揭示的主要对象；“象征”与“现实”的交融则是艺术感知世界的理想途径。白银时代的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认知世界的窗口，对进一步提升国民自身的精神素养和艺术鉴赏水平，促进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批评方法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张杰，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文论研究。

Aesthetic Exploration of “Total Unity” — Orthodox Church Theology in the Silver Age and Russian Literary Theory

As researchers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literary theory gradually becomes a crucial subject matter in the academic world of Russian literature. However, researches are more focused on in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literary creation than they are on Orthodox literary criticism. In fact, Russian national spirit is forged by Orthodoxy; science in theories and religion do not necessarily stand against each other. In the Silver Age in particular, the Orthodox Church theology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precisely in their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influence that truth exists in the “total unity” of “trinity”. The system of “integral knowledge” is an inseparable whole made up of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theology. “Theanthropism” is a deep layer of literary images and also the main object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fusion of “symbol” and “reality” is an ideal route to the artistic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Orthodox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Silver Age has opened a window to the world for u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levating artistic appreciation level of the general public, as well as promoting our literary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in approaches to literary criticism.

Zhang Jie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area is Russian literary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z-jie1016@hotmail.com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艺理论及其思潮往往是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引领者，在近一百多年的俄罗斯文学进程中尤其是如此。然而，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视为是科学研究的产物，而科学与神学之间仿佛是没有共同之处的，或者说应该是迥然不同的，因此文学理论似乎又是与宗教格格不入的。在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备受关注的是以现实反映、审美表现和历史溯源等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理论，例如现实主义、形式主义和历史诗学等。但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是由东正教铸成的。正如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嘉耶夫所指出：“俄罗斯人的灵魂是由东正教会铸成的，它具有纯粹的宗教结构”（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8）。“这意味着，俄罗斯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宗教的”（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63）。上个世纪末，虽然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已经开始探索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关系，不过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学创作方面。其实，在俄国，尤其是在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与俄罗斯文学理论及其思潮的关系更加紧密。许多文学理论甚至与东正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真理探索路径、文学思潮、批评方法等，甚至彼此很难区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铸就了近一百多年以来的俄罗斯文学理论及其思潮的灵魂。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罗斯出现过两次声势浩大的东正教文艺复兴运动，前者是白银时代的东正教哲学、文学和文化思潮的兴起，后者是在苏联解体前后这一思潮的复苏，这种兴起与复苏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变革。回眸近一百多年以来俄罗斯社会历史的变迁，在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影响下，俄罗斯文学理论及其思潮在探索真理、揭示艺术创作内涵、创新审美批评方法等方面，特别是提升国民的精神素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以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为核心的俄罗斯文论，更能集中体现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探索和价值追求。它独特的探索路径不仅为俄罗斯民族认知世界开启了一扇窗口，更是让西方知识界为之敬佩和叹服。本文主要深入探讨在白银时代东正教文化背景下，俄罗斯思想界探索真理的方法、文学理论及其思潮的深刻精神内涵，揭示其审美批评的方法论价值，尝试用它们去解读具体的文学文本，努力为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批评方法的创新，提供值得借鉴的参考。

01

三位一体：真理与方法

真理往往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探索的主要对象，并准备为之奋斗的目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通常是人类揭示真理的两条主要途径。然而，翻开近一百多年来俄罗斯东正教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处在这一历史画廊中的思想家们几乎都经历过由科学研究向神学探索的思想转向。他们多数是集东正教哲学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于一身，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在现实的实证科学研究中，真理的认识是无法穷尽的，西方知识界的危机正是在于陷入了以实证和思维为核心的科学研究之中，把以信仰为根本的神学排除在真理探索之外。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宗教的信仰世界中，才能够发掘真理的本质，即以“爱”为本的宗教精神。“万物统一”于“绝对本原”，即上帝（索洛维约夫，《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242），任何把科学与神学相分离的作法都是片面的，是无法企及真理的。在俄罗斯，这一精神又是与文学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著名美学家列昂尼德·纳乌莫维奇·斯托罗维奇在《俄罗斯哲学史》一书中，就区分了西方哲学与俄罗斯哲学的不同特征，前者主要与知识理论、认识论联系在一起，后者则更主要关注艺术审美、宗教、伦理和社会政治问题（Столович 5—10）。

人类通常把知识视为是真理探索的结晶，而知识的构成又被西方学术界划分为自然科学与以哲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然而，白银时代东正教文化哲学家、文学思想家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在《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一书中指出，“完整知识”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是由神学（神秘主义的知识）、哲学（唯理论的知识）和科学（经验主义的知识）所构成的。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综合，才能囊括知识的完整真理。舍此，则科学、哲学和神学只能是知识的个别部分，即被割下来的知识器官，因此和真正的完整真理毫无共同之处”（195）。索洛维约夫的“完整知识”并非只是三种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有机融合。他以为，西方思想界的危机在于“西方哲学以作为智力的个人思维与作为权威的全民信仰的分裂为起点”（Cоловьев, Сочинения 5）。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西方思想界坚持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即把知识分为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无法达到“完整知识”的“万物统一”的境界。

索洛维约夫指出：“人的真正本性呈现出三种基本存在形式：感觉、思维和能动的意志”（《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161）。人类社会存在着与此相对应的三个领域，即以实证为主体的科学领域、以思维为基础的哲学领域、以意志为核心的信仰领域。这三个领域又分别对应于知识领域的实证科学、抽象哲学和神学理论，对应于社会实践领域的经济社会、以国家为主导的政治社会、以教会为主导的精神社会。索洛维约夫强调，只有把人类文明的成果与神圣的本原相联系，这才可以获得“万物统一”的“完整知识”，实现精神社会与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相融合的“完整社会”。显然，在这里，神学是联系实证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纽带，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支柱，是探索真理的根本。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艺术创作又是展示这一探索的理想途径和方法。他在《艺术的普遍意义》一文中写道：“完美艺术的最终任务一定要体现绝对理想，这不仅是在想象空间中。实际上，应该体现一种崇高精神，并把它融化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Cоловьев, Сочинения 47）。艺术形象应该是人类现实生活与崇高信仰、真理求索的精神之间相互融合的载体。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与索洛维约夫同时代的东正教神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们，大都把文学艺术形象视为是精神与个性的同一。不过，这种同一并不只是认识层面上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白银时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家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借鉴了基督教基本信条之一的“三位一体”，把“圣父、圣子和圣灵”改造成“物质、精神和存在”。在他看来，句子是最能够反映语言形象的，句子的一般形式是“我是什么”。这里的“我”是主语，表示主体，“什么”是谓语，表示客体，而“是”就是联系动词，表示存在。布尔加科夫在“三位一体”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文学艺术形象就是一个完整的存在，联系着主体与客体，这三者是有机联系的、不可分割的（Булгаков 416）。人们可以通过文学艺术形象，深刻地感悟到现实生活（客体）中的精神（主体），同时也可以领会到精神世界中的现实。任何的科学归纳和分析都是不全面的，都会造成某种层面上的缺失，难以展示精神载体的完整性。只有艺术的表现和感受，才能够实现“三位一体”的整体把握。

在具体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形象时，布尔加科夫并不把文学形象和个性视为是某种思想的代言人，而是一个联系主体与客体的、活生生的艺术存在。他关注的是现实的人与精神的人、理智的人与情感的人、善良的人与残酷的人之间的共存和交融。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的是各个文学形象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发掘在具体的话语语境中艺术呈现出的超越个体的精神价值。伊凡·卡拉马佐夫既崇尚理智和科学，而又感到道德原则的无力；他奉行的“为所欲为”的处事原则，对麦尔佳科夫弑父听之任之，却又不断进行着良心的自我谴责；他同情人们的苦难生活，本意上向往基督的理想，但又觉得现实的残酷，无法摆脱宗教大法官的思想，即使用象征着暴力的“恺撒之剑”。伊凡的弟弟阿辽沙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理想化人物，是最能够体现信仰和精神的文学形象，但是他在行动上又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当他看到神父佐西马的尸体腐烂时，他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彻底粉碎。阿辽沙是一个自愿为他人受苦受难的精神典型，但是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修道院，走向了尘世生活。阿辽沙始终处于信仰与生活、精神与现实等的极度矛盾之中。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大德米特里，虽然几乎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混蛋，却又让读者感到如此的有力。他那颗堕落的灵魂时而也会迸发出良知的火花，他慷慨帮助了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他真诚地爱着格鲁申卡，同情她的遭遇。他虽然没有弑父，但却甘愿承受处罚，甚至声明自己也是上帝的儿子，等等。其实，从意义再生的角度来看，在这些形象中，这些对话与矛盾不仅使得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的意义，而且更可以超越具体的形象，感受到善与恶、理想与现实、忍耐与暴力的共存和共融，从而体验到东正教“聚和性”、“弥赛亚意识”的精神内涵。“聚和性”就是指依靠一个共同信仰的“聚”，不同因素之间的“和”，可以“和而不同”的包容（张百春 55）。“弥赛亚意识”则是一种救赎意识，这里既包括拯救他人，也是自我心灵的救赎。

“三位一体”的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及其方法给我们提供了文学批评意义的新启示：文学批评的意义也许并不只在于揭示文本或形象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而更在于展示现实与精神、道德与欲望等之间碰撞与交融，从而探索和表征超越文本之上的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一种为民族铸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许就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所要发掘和弘扬的，也正是这一精神可以为当今崇尚个性价值，注重个体发展的社会，注入思想之魂。

02

神人合一：信仰与人道

“三位一体”是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与俄罗斯文学批评理论相互融合的产物，它既是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石，又是如何展开文学批评的方法和路径。“神人合一”则既是该文学批评理论自身的主要内涵，即“万物统一”的具体体现，也是这一批评所要揭示的，既基于文学文本及其形象，又超越这一载体的精神实质，这一精神实质无疑是与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俄罗斯的精神世界中，真理与上帝是相互融合的，是整体合一的。真理是一种神性的体验，探寻真理就是探寻上帝。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整体性的真理是上帝”（《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7）。显然，在这里，真理不是客观的，不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恰恰相反，真理是主观的。因此，要感知上帝的存在，要探索和揭示真理，就不能够依靠理性思维和语言的科学表述，而只能够通过精神体验和心灵感受。正因为如此，在俄罗斯民族那里，信仰是生命的根本，是至高无上的，是精神世界的本质内核。人必须以自由者的身份，摆脱客体化世界的奴役。

然而，理论信仰与理论阐释之间往往又是很难统一的，文学批评理论又不可能完全离开理性分析和科学语言的表述，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如此。白银时代以来，俄罗斯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的独到之处，就在于自由的理性分析与心灵的东正教精神体验之间的相互交织，即精神的信仰与现实的人道融合。这就是以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的主要特征，即“神人合一”的东正教人本主义。这一批评理论不是要脱离俄罗斯人民的日常生活，而是要努力使得东正教贴近俄罗斯人的现实生活，把上帝的神性内化在人的身上，从东正教的人文关怀维度，揭示超越于人的肉体的精神存在，从而实现对文学形象“神人合一”的艺术探索。

在欧洲，长期以来，学界通常是把人文主义与宗教相对立的，尤其把文艺复兴运动视为是对中世纪强大宗教势力的反抗。别尔嘉耶夫、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弗洛连斯基等白银时代俄罗斯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家们则并不把基督教与人文精神相对立。他们既肯定无神论的人文主义精神对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意义，但又以为如果抛弃了超验层面的上帝，人又可能难以摆脱现实物质世界的羁绊，自我崇拜，把自己奉为超人，从而走向反人道主义。别尔嘉耶夫指出：“人脱离开神和一切受造物等级，就被高尚的精神力量所诱惑。傲慢就是高尚精神的诱惑，这高尚精神要把自己放到神的位置上去”（《恶与赎》322）。

近一百多年以来，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强调“神人合一”，上帝与人同在，上帝内在于人，如果上帝外在于人，就会成为人的奴役者。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有在上帝身上才能够发现自身真正的本质，人寻觅上帝的过程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显然，以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就是关注人的自由、人自身的价值。人只有依靠内在的上帝，才能够摆脱他人世界的奴役，获得真正的自由。在别尔嘉耶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深刻显现出了俄罗斯民族身上的“神性”，即俄罗斯宗教的救世精神，也就是“弥赛亚意识”和民族主义倾向。他甚至认为：“我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之子”（Бердяев, “Смысл творчества” 144）。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等著作中，别尔嘉耶夫明确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以俄罗斯的方式，揭示了人及其命运中的自由与束缚、善与恶、美与丑、罪与罚、爱与恨的交织，刻画了人的双重性格，发掘了人的意识与无意识、束缚与自由的关系，涉及了“恶的自由与善的束缚”、“个性欲望与世界和谐”等问题。爱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作家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爱情是没有独立价值的，它仅仅用于展示主人公生活的悲剧道路，用于考验人追求自由的意志。男主人公往往是女主人公的上帝，女性的悲剧仅仅是男性内在悲剧的显现。

在长篇小说《罪与罚》中，从表面上看，虽然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接受了索尼娅的劝说，认罪并接受了惩罚。但是，这种认罪是以索尼娅的自我牺牲为前提的，即承诺与他一起受罚。实际上，索尼娅最终也随他去流放服苦役了，为了拯救拉斯柯尔尼科夫，索尼娅心甘情愿地付出了一切，她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其实，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之间的结合主要不是缘于爱情，而是一种彼此之间的心灵救赎，缘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贯主题就是宗教弘扬的“博爱”，爱上帝，爱一切人，甚至爱自己的“敌人”，用爱来拯救人的灵魂，克服人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自己的处女作《穷人》中就表现了这一思想。老公务员杰弗什金就是几乎沦为妓女的姑娘陀勃罗谢娃的精神支柱，即上帝。在他们俩的书信交往中，杰弗什金的任凭命运摆布的人生哲学，促使了陀勃罗谢娃的顺从和忍耐。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爱远远超过了所谓的爱情。

显而易见，别尔嘉耶夫是从爱情的维度揭示了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从属地位，男主人公是女主人公的上帝。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女主人公身上又蕴含着积极的东正教精神，即以“救赎”为核心的“弥赛亚意识”，也就是女主人公的牺牲通常是为了拯救男主人公。从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中的“弥赛亚意识”来看，女主人公也是男主人公的上帝。在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索尼娅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而自我牺牲，其目的是为了拯救拉斯柯尔尼科夫，她是男主人公灵魂的拯救者。因此，在索尼娅身上交织着处于从属地位的活生生的现实人和拯救他人的上帝。同时，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是如此，他既是索尼娅的上帝，可以让她为了自己无怨无悔地付出，又在不断接受着她的灵魂拯救，终于认罪受罚，走上了流放服苦役之路。在小说《穷人》中，虽然杰弗什金是陀勃罗谢娃的上帝，但同时女主人公也是杰弗什金的精神寄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互相依靠、相互温暖、彼此拯救的。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神人合一”往往又存在于整个小说文本的情节之中，隐含于“上帝”的“博爱”思想与现实的残酷性之间。在小说《白痴》中，梅什金公爵可以说是一个代表着“上帝”精神的理想人物，他主张基督式的“博爱”，强调对他人的宽容、自我克制、忍受苦难。然而，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凡是他帮助过的人均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他不可能解决任何社会矛盾。也许正因为这种文学创作中展示出的“神人合一”的矛盾和无奈，才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充满着无限的艺术魅力。

从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出发，在俄罗斯的宗教文学创作中，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世界中，神与人往往是合一的，神常常是内在于人的，男女主人公既可以互为上帝，又可以互为奴仆。故事情节也常常是上帝的精神与现实的残酷交织在一起。“博爱”是克服苦难、体现人道，实现相互转换、彼此交融，走向上帝的理想途径。只要心中有上帝，世界就会充满着爱。但是，神的理想世界又经常是与人的现实社会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或许这就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创作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俄罗斯经典文学文本意义再生机制的深层文化根源。在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看来，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这种艺术创作的特征。

03

审美批评：象征与现实

在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那里，“三位一体”是“万物统一”美学思想的基石和探索真理的方法，“神人合一”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精神内涵和揭示对象，而“象征”与“现实”的交融则是艺术感知世界的理想途径，审美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示这两者的融合。

在文学创作中，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通常被视为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然而，在近一百多年以来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学创作中，这两者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促动着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象征的现实化与现实的象征化。这一批评理论考察一切文学现象的出发点和主要参照就是古希腊的文化与宗教，在该理论中，只有古希腊的宗教文化体现着文学活动的本真意义。象征与现实的融合就是要让现代文学艺术回归本真意义，即追溯到其宗教根基上去。对于俄罗斯文学创作而言，就是要复归到东正教文化之中。

白银时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家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在《当代象征主义的两大本原》（1908）、《象征主义的遗训》（1910）和《关于象征主义的沉思》（1912）等著作中，表现出迥异于以象征派诗人勃留索夫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创作理念，旗帜鲜明地阐释了现代东正教文化视域中象征主义理论的现实化特征。他明确指出，经典的文学创作均不应该把“天堂”与“尘世”相分离，象征是以“现实”方式体现宗教思想的理想艺术途径。他写道：“运用象征认识每一种现实，审视它们与最高的现实，也即现实之中更现实的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Иванов 100）。他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看成是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在当今的象征化反映。他运用移情原则，在“现实”与“象征”、“客观”与“主观”、“情感”与“宗教”的融合中，来揭示艺术的真实。

在维·伊·伊凡诺夫那里，任何文学文本的现实都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一般的现实，即该文本创作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二是最高的现实，也就是心理的现实，这一现实可以超越具体的现实，与读者的心灵碰撞，让读者体验到艺术的真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作家别雷的长篇小说《彼得堡》，就是一部典型的通过象征艺术来揭示真实的经典之作。从该文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现实来看，就是在1905年10月的9天里，小说主角——俄罗斯帝国首都彼得堡的状况。然而，别雷采用了独特的象征艺术，把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浓缩到了这个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彼得堡。他在有限的现实时空中，展示了心理化了的现实，使得时空得以无限延伸。这里交织着西方的唯理主义、实证主义与东方的神秘主义、情感之上等的冲撞。小说中不仅每个人物、每个事件均延伸出无限的象征意味，而且整部小说也体现出总的象征意义。

小说明显通过几何图形和空间象征物来展示了这一冲突。小说中围绕着参议员阿波罗活动的中心是彼得堡的直线形涅瓦大街，它与众多条直线道路和警察站点相互交汇。这张网状结构显示了国家官僚体制的网状结构和理性主义权力的冷酷。另一个曾经的革命者、平民知识分子杜德金也被各种空间象征物包围着，如混乱的瓦西列夫斯基岛、黑色的楼梯、爬满潮虫和蟑螂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式的阁楼等，这又象征着对杜德金们扼杀的恶劣环境。这些空间环境的描述象征着以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为标志的西方文明，而这一文明在别雷心中是没有出路的。小说中，别雷还试图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方式，来探索走出西方文明桎梏的道路。参议员阿波罗的儿子尼古拉就曾经想用暴力手段来刺杀自己的父亲，而作家则以为这并非一条可行之路。别雷用一个准备制作炸弹的装沙丁鱼的罐头盒，来表明尼古拉优柔、复杂的多重性格。他既厌恶又怜悯父亲，既想改变社会而又无力行动。在小说中，别雷看重的是农民宗派主义者斯捷普卡的作法。这位农民的预言才是最为理想和具有启示意义的。斯捷普卡的空间象征物就是他想建造的一艘诺亚方舟。这艘方舟可以游离于教会和国家政权之外，它的航向既不是完全驶向东方，也不可能朝着西方，而是向着人类共同的祖先回归，驶向人类的文明精神源头。

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的美学观是与其伦理学思想密切相关的。在索洛维约夫看来，善是美与真的纽带。他在给诗人阿·费特的信中明确了美的定义，即美是“精神的物质”（Соловьев, Сочинения 552）。他以金刚石为例来说明美是思想的化身，因为在金刚石身上实现了物质和光的完美结合。这一完美结合体现出的就是“善”。索洛维约夫把自己的伦理学论著全集取名为《为善辩护》（1894—1897）就说明了一切。这位白银时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家指出：“如果就道德方面来说（对于意志而言），物质统一就是善，如果就认识论方面来说（对于智慧而言），它就是绝对的真，那么，实际上，实现物质统一就在外在现实范畴中，它的实现或表现在感觉，物质存在方面就是绝对的美”（Соловьев, Сочинения 745）。真善美三者在索洛维约夫那里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这种统一最佳的艺术表现途径就是“象征”与“现实”的融合。

长篇小说《彼得堡》充分体现了“万物统一”的东正教美学观。作家以象征的方式揭示了现实社会各种势力的冲突，深刻表明，彼得堡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其内在冲突导致了对人类美好传统、理想、生态和社会的一定破坏。真善美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统一已经失衡，如要达到平衡和和谐，就只有回归人类的祖先，回归人类文明的源头。不难发现，小说《彼得堡》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反映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现实的范围，而是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真实规律，即循环式回归。

在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那里，真理存在于“三位一体”的“万物统一”之中；“完整知识”体系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神学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中神学是关键；“神人合一”是文学文本，特别是文学形象的深刻内涵，也是文学批评所要揭示的主要对象。“象征”与“现实”的交融则是艺术感知世界的理想途径。其实，任何理性分析都有可能导致艺术形象意义的缺失，也许只有用文学创作来评价创作，用文学形象来评价形象，才是文学批评的最佳方式。在当今社会，如何进一步增强国民自身的艺术素养，提升文学批评的艺术鉴赏水平，也许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开启了一扇认知世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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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树福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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