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文学中的触觉表述：《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及其他文本

Original 包慧怡外国文学研究 2021-03-17

内容摘要

从早期教父时代到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感官文化史中，触觉长久以来都位于感官金字塔的底部，被看作对基督徒的灵魂具有最大潜在威胁的官能，并与自然元素中最沉重的“土”相连。与此同时，美德、神圣性、祝福和奇迹治愈的能力亦能通过触觉传递，触觉因而在许多神学与文学文本中被赋予积极的道德内涵。中世纪罗曼司中充满细致的感官描绘，生动地反映出人物的情感模式、社会礼仪、文化禁忌和宗教观念。本文通过细读14世纪中古英语罗曼司代表诗作《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并将它置于“高文”诗人其他作品的文本背景中，考察典型中世纪俗语文学中的触觉表述及其宗教与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

包慧怡，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中世纪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英文系讲师，主要从事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研究。

Title

Haptical Representation in Medieval Literature: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and Other Texts

Abstract

Touch, associated with the heaviest element of earth, was viewed in the Middle Ages as the coarsest and most corporeal senses, posing most danger to the welfare of Christian souls. On the other hand, virtues and sanctity, as well as benediction and miraculous healing, can also be transferred by touch. The genre of medieval romance features elaborate sensual description and dynamic exploration of the abstract qualities of physical sens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haptical perception, in particular, helps to depict the protagonists’ morality, spirituality, ideas of social propriety and taboos, courtly etiquettes and amorous adventures in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actile experience in SGGK and other works by the Gawain-Poet, relating the argument to the traditional depiction of human sensorium, and to its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medieval vernacular literature.

Author

Bao Huiyi, Ph.D. in medieval literature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 China). She specializes in Old and Middle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blavatsky@foxmail.com

感官及对感官认知(sensory perception)的态度在中世纪人思想、文化、情感模式的形成中都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盛行于古典哲学和早期基督教传统中“抑肉扬灵”的灵肉二元论，其影响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在中世纪盛期和晚期的宗教和文学作品中表现为一种对身体、感官乃至所有基于肉身的感官体验的普遍不信任。感官认知被人为地与灵性认知（spiritual perception）、神秘认知（mystical perception）对立起来。中世纪作家甚至需要发明一整套“心之感官”或者“内感官”的词汇，作为“肉之感官”或者“外感官”的对立，才能以看似中立的口吻谈论感官和感官体验。一如12世纪法国神学家里尔的阿兰所言：“心之双眼被肉之迷雾所遮蔽, 在这场日食中变得虚弱、孤立、迟滞。因此，肉身的影子可鄙地裹住了人类的理性之光，精神的荣光亦变得毫无荣耀可言”（Alan 183—184），类似的表述还有心之耳、心之口、心之手等。

一、中世纪英国感官论概述：神-哲学、科学与文学文本

里尔的阿兰在其拉丁文论著《自然的哀歌》（De Planctu Naruta）中表达的上述观点，代表了典型的中世纪基督教语境下的灵肉二元论态度。这种观点植根于更早也更驳杂的哲学和宗教传统，到了中世纪盛期已经发展为对身体及其感觉器官的全面贬抑。因此在12世纪，西多会修院长明谷的贝尔纳能够在《论教士的皈依》（De Conversione ad Clericos）中毫不迟疑地将“意志太太”（Mistress Will）比作一具“怪胎身体”，其每一种感官都对应一种罪恶：“浪游的脚和放逸的眼睛是好奇心的奴隶，耳朵和舌头是虚荣的奴隶〔……〕巴不得整具身体全部变成眼睛，或者所有的四肢全部变成一根狼吞虎咽的食管”（Bernard 74）。神学家和文学家们常常用肉体的比喻来描述精神的堕落或扭曲，相反的情况则几乎从未出现过。简而言之，中世纪对灵肉关系的主流看法可被概括为：“身体是一间囚室，一座禁锢灵魂的奴隶监狱”（Le Goff 83）。

如果身体本身被看作一种阻止精神升华的监狱或障碍，那么身体的各种感觉器官、它们的感受功能、经由它们获得的一切感官体验和知识都受到普遍的不信任也就不足为奇：所有这一切都是典型的中世纪“感官怀疑论”（sensual skepticism）的警惕对象。色、声、香、味、触五种外感官（external senses）被看作开在肉身这座“灵魂监狱”上的五扇靠不住的大门，时刻准备放任外界的种种刺激和罪恶进入，攻破灵魂的防守并诱其沦陷（Biernoff 54）。同时，人们也相信感官如果得到合理的控制和引导，就能成为通向美德的捷径，反过来为灵魂抵挡外界的诱惑。四大希腊教父之一奥利金（Origen）称身体感官为“决定‘生’或‘死’进入灵魂的窗口”（qtd. in Cline 286）；阿兰将五种感官比作守卫灵魂的五个“哨兵”，“感官们如哨兵般守夜”（Alan 117）；贝尔纳则在对《雅歌》的评注中使用一连串赋予感官以精神维度的比喻，并将渴求上帝的过程描述成一种触觉经验：“你将用信仰之手、渴望之指、虔敬之拥抱去触摸；你将用心灵之眼去触摸”（McGinn 187）。只要运用得当，感官可以成为人与神交流互动的工具，这一点在许多中古英语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栩栩如生的表现。本文要着重分析的14世纪头韵长诗、基督教骑士罗曼司《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以下简称Gawain）就是其中典例。①

早期教父作家如奥古斯丁和哲罗姆很早就论证过感官和精神性之间的关系。“道成肉身”这一核心基督论（Christology）事件使得通过感官去认识神具有了合法性，这在4世纪已是神学家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中世纪许多百科全书式作家，包括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和阿奎那（Thomas Aquinas），都曾撰文阐述如何“通过感官去回应神圣的在场”这一话题（Woolgar 17—18）。然而在英格兰，是从中世纪盛期以降，尤其是12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大量作品首次被译为拉丁文开始——其中《论灵魂》（De Anima）和《论感官与感官体验》（De Sensu et Sensato）对欧洲中世纪感官论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关于感官的神学、哲学和科学（三者在中世纪往往密不可分）论著才在数量和认知深度上都达到了新高度。这些由中世纪英国人书写的拉丁文作品包括但不限于：“英国人”巴多罗买（Bartholomeus Anglicus）所著《物性论》（De Proprietatibus Rerum）；“英格兰的亚里士多德”布朗德（John Blund）所著《论灵魂》(De Anima)；经院哲学家博利（Walter Burley）所著《论感受性》（De Sensibilibus）；林肯郡主教格罗塞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及其学生培根（Roger Bacon）的众多作品片段。同时期论述感官的中古英语文本则包括默克（John Mirk）的《教区牧师指南》（Instructions for Parish Priests）和匿名作品《无知之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的片段（Newhauser 12—17）。

在上述12世纪以降英国作家的感官论中，格罗塞泰斯特的看法尤其具有代表性：身体的五种官能是上帝赐予的，它们理应成为一个人发现和改善自我的渠道；假如遭到滥用，它们则会沦为魔鬼做工的舞台或直接被撒旦剥夺（Goering and Mantello 136）。因此肉体和官能的残疾在中世纪从来不仅是病理学问题，往往还是神学寓意和宗教伦理的彰显：没有无辜的麻风病人，没有无辜的哑巴、聋子、瘸腿和怪胎。如果一个人的器官发生了扭曲，那么要不就是污鬼住进了他的身体，要不就是他内心扭曲的外在体现。并且内心的恶习常常与外在的残缺一一对应：比如麻风病被看作是内心淫荡的外在体现，突然丧失说话能力则被看作用言语亵神的结果，一种与但丁的《地狱》和《炼狱》相通的“对位惩罚”逻辑。同时，与上述直接处理感官问题的神-哲学和科学论著不同，这类观点常常间接却生动地体现在一系列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作品中，它们包括：《东方奇谭》（The Wonders of the East）、《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的部分故事、《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及其匿名作者（通称“高文”诗人或者“珍珠”诗人）的另三首头韵长诗《珍珠》（Pearl）、《清洁》（Cleanness）和《坚忍》（Patience）、有时被归入“高文”诗人名下但学界对作者身份尚无定论的《圣艾肯瓦德》（St Erkenwarld）等。

这些文学作品精彩的感官表述背后有一种共通的宗教伦理意识：个人对身体感官的运用是“虔敬的”还是“亵渎的”将决定肉身死后灵魂的归宿，即获救和永罚之间的差别。兰格朗（William Langland）在《农夫皮尔斯》中塑造的“擅看”（Se-Wel）、“擅听”（Here-Wel）、“擅言”（Say-Wel）、“擅行”（Godfry Go-Wel）、“擅用手做工”（Worche-Wel-Wyth-Thine-Hande）五位先生是这种意识最直白的拟人化形象，他们的共同使命是拯救“灵魂女士”。②到了“高文”诗人的四首叙事长诗中，这种意识在一系列“清洁”或“不洁”地调遣感官的正面或反面“示例角色”身上得到了戏剧张力十足的表现。比如《清洁》中，罗得在所多玛城门边打量两名天使的目光完全是肉欲的：“他看见两个俊美青年〔……〕下巴光滑无须/丝绸般的秀发起伏如波浪/裸露的肌肤娇嫩如石楠花〔……〕五官精致，没有任何瑕疵”（Cleannes 786—794）——即使下文中罗得为保护天使将女儿献给淫乱的同乡，他观看天使的不够虔敬的目光已使他成为这座罪恶之城的一员；对罗得视觉经验的描述与前文义人亚伯拉罕初见三名天使时的极简表述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神情快活，光明磊落，样貌美好”（Cleannes 607），二人之间的道德差距很快会在诗歌后文显示出来。③类似地，在《坚忍》中，先知约拿不愿遵从上帝指令时发出的嘟囔抱怨声与尼尼微国王恳切的忏悔哭喊声形成了对照；《珍珠》中，天国里香料的芬芳与死海的臭气形成了对照，象征着真福与永罚之间的差距。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高文”诗人在归于其名下的四首头韵诗中，以其高超的诗艺描绘了不同主人公的感官体验，成为我们研究14世纪英国文学中的感官表述的珍贵文本。下面我们将聚焦《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这首骑士罗曼司叙事诗，并将它置于“高文”诗人其他作品的文本背景中，着重考察其中对“触觉”的表现。

二、感官金字塔中的触觉：高文爵士的伦理困境

早期教父时代到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感官文化史中，触觉长久位于感官金字塔的底部。这种“感官等级制”（hierarchy of sensorium）很可能植根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后在奥古斯丁手中确立并影响了后世的感官理论。五种“外感官”的等级通常这样排列：视觉（visus, 对应最轻的“火”元素）、听觉（auditus, 对应“气”元素）、嗅觉（olfactus, 对应“气”和“水”两种元素）、味觉（gustus, 对应“水”元素）、触觉（tactus，对应最重的“土”元素）。触觉不仅由最“粗糙”的自然元素主宰，还被认为是“肉身”成分占据最多的感官，因此也对信徒的精神福祉造成最大的威胁。奥古斯丁甚至认为，对基督徒的灵魂而言，再没有什么比女人的触摸更危险的东西（Vance 16）。

对感官体验的巨细靡遗的描绘常被看作中世纪罗曼司的一个典型特征。克尔将12世纪罗曼司阐释为作者们不断用文字“寻找新的感官刺激”的成果（Ker 323）。奥尔巴赫称“亚瑟王文学之父”克雷蒂安（Chrétien de Troyes）的作品中有“大量诉诸感官的优雅描绘”（Auerbach 141）。巴伦认为在《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成诗的年代，“罗曼司已是一种垂死的形式，在传统理想、传统主题和传统表现手法的重压下日渐沉没”（Barron 4）。但这并不阻碍“高文”诗人成为感官描绘的集大成者，并在14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将其发展到新的艺术高度。《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第二幕，高文爵士告别亚瑟王的宫廷卡米洛特、前往“绿教堂”前的仪式性武装场景中，诗人用大量笔墨描写了高文的盾牌，尤其是盾牌正面作为高文个人纹章的黄金五芒星。这个据说由所罗门王设计的、称为“无穷结”或“德鲁伊祭司的脚丫”、五个点与五条线一笔相连的符号是高文“诚信的标徽”（token of trawþe），象征着高文的25种美德（每组五个，共五组）。其中第一、二组美德直接和感官相连：高文对“五种感官”的使用“毫无瑕疵”（Gawain 641）；并且他“使用五根手指时从不犯错”（Gawain 642）。后者令人联想起《清洁》中对基督的完美手指的描绘。《清洁》虽是一首改编自拉丁文通行本《圣经》的宗教训喻诗，却在它长达一百行的对基督“清洁”的一生的描述中，塑造了一个类似罗曼司主人公的“骑士基督”，而触觉表述在其中具有核心地位：

无论他摸到什么，病症立刻痊愈

远远比任何医术的设计更为洁净

他的触碰满有恩慈，污秽都远离

他的触摸如此美妙，属人又属神

他从不操心手指的技巧，不费心

清点数字，不用匕首或刀刃切割

因为他徒手就能切开面包，没错

它在他白净的手中更完美，当他

掰开它，它就更精确地裂为两半

切割工艺胜过图卢兹所有的刀具

你们寻找的那位是如此严苛清洁〔……〕（Cleanness, 1099—1108）

这几行诗集中玩味中古英语“clene”一词的多种语义可能性：除了字面义“远离污秽”外，它可以指道德上的洁净，如在现代英语“良心干净”（a clean conscience）中；亦可指物理上的精确性，如在现代英语“整齐的切口”（a clean cut）及其衍生形容词“清楚分明”（clean-cut）中。④基督的手指及其触碰是如此“清洁”，不仅能使不净的疾病化作洁净，更能比刀刃更“精确”地切开面包。《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中描写高文“从不犯错”的手指是对上文他“毫无瑕疵”的感官的详述，而下文紧接着写他对基督五处伤口的效忠，再次回应《清洁》中关于基督生平的诗行。结果是，我们能够在高文和基督本人之间建立一种类型义（typological）解读：《清洁》中的基督如同骑士般为人类的灵魂而战，《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中全副武装、准备去迎战魔鬼般对手的高文则因为立誓“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而成为一种“小基督”。⑤

与此同时，和“洁净”或“善”一样，《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中的“恶”也被描述成首先通过感官来传递和经历。当高文第一眼见到那座荒凉而不详的“绿教堂”，感慨道：“现在，我感到是魔鬼通过五种感官/引诱我接受这挑战，只为在此地取我性命”（Gawain 2193—2194）。这就将我们的注意力引至全诗最核心的触觉意象：“蛇蝎美女”（femme fatale）波提拉克夫人送给高文爵士的绿色腰带。一连三夜，高文在红胡子波提拉克爵士（绿骑士的伪装）的城堡里留宿；一连三个早晨，高文遭到了女主人的情欲攻势，并为如何在不失骑士风度和典雅爱情礼仪的前提下守住自己的贞操和城堡主人的名誉费劲心思。最后一天早上，夫人终于放过了高文，却在临别前坚持赠他一件信物，并在起先要送高文的戒指被婉拒后，一定要他收下一条看似无害的绿腰带——岂止无害，夫人还保证这是一件救命的法宝，能够在不久后他与绿骑士的对决中保他不死。高文听闻腰带有如此魔力，就收下了这件贴肤的亲密礼物。这当然是一件主要通过触觉发生作用的信物：它曾经持续触碰着夫人的身体，“她轻轻解开一条缠绕她腰身的系带/它被束在她的衬裙之上，鲜艳外袍之下”（Gawain 1830—1831）；现在则被贴身系上他的身体，时刻被穿戴，被感受，被触及，“他把宝剑系上自己平滑的侧腰/然后用这信物缠绕周身两圈/又快又利索，那位骑士束好/绿丝绸腰带，衬他潇洒的体态”（Gawain 2032—2035）。

在这场不对等的礼物赠予仪式中，赠予者将腰带作为定情物送出，被赠者却以为接收的是护身符。绿腰带对于相信其神力将挽救自己生命的高文来说不啻是一种圣物，与流行于整个中世纪的信众对真十字架碎片、图灵裹尸布、沾有基督宝血的织物、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胫骨等各种圣人遗物的狂热崇拜并无不同。⑥圣物崇拜（cult of relics）的运作法则和核心逻辑在于：必须亲自用双手或身体的一部分接触“神圣性”的物理在场。换言之，“神圣性”（及其能够提供的一切庇佑和福利）可以通过触觉在人与物之间传递；触摸即信仰（Touching is believing）。

让-吕克·南希写道：“在某种意义上，基督教中无一物不可触碰，因为就连神的身体都被献上供人们吃喝〔……〕基督教是一种‘触觉宗教’的发明物”（Nancy 14）。除了南希所讨论的圣餐礼（Eucharist）中的触觉，对观福音中亦充满关于耶稣通过触觉治愈病人乃至复活死人的奇迹叙事，其中不少被“高文”诗人用作《清洁》和《坚忍》的经源。比如《马可福音》中关于患有血漏的妇女从背后触摸耶稣身体的记载：该妇女自忖，“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事实的确如此，而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并向门徒询问：“谁摸我的衣裳？”（9：28-30）⑦这则叙事以耶稣宣布该女子的信仰治好了她的疾病收尾。它的罕见之处在于，是患者主动向“能力”或“神圣性”的源头伸出手去，而非一般奇迹叙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一端。仿佛为了构成叙事的镜相，《马可福音》中位于“血漏妇女”故事前的恰是“睚鲁女儿”的故事。名叫睚鲁的会堂管理者祈求耶稣医治他垂死的女儿，“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马可福音》5：23）；此处，耶稣再次回到了经典奇迹叙事中触觉体验的主动施与方。《新约》中最著名的触觉中心主义（haptical centrism）的表述往往是作为对深植于经文的视觉怀疑主义（ocular skepticism）的补偿出现的。对怀疑者多马（Doubting Thomas）这样的门徒而言，除非亲手触摸圣伤，除非“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就无法相信耶稣已复活（《约翰福音》20：25）。十二门徒之一尚如此，况且普通人。对大部分平信徒而言，“眼见为虚”，肉眼所见常被当作幻象，“相信”的达成必须借助以触觉为首的其他感官，一如汉字“看”由掌管视觉的“目”与负责触觉的“手”共同构成。这中作为对视觉表述的补充而出现的触觉表述，似乎成了《新约》中关于普通人对神恩不具备足够信心的常规表述，一种对多马这类“小信者”的含而不露的批评。

和多马相似，高文在波提拉克爵士的城堡中，不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基督或此前回应过他祈祷的圣母的神恩，却宁肯相信凡人赠与的可触的魔法护符。因此，高文与最后的敌人绿骑士对峙之前就已失去了“诚信”（trawþe）⑧，提前在全诗第三幕这场看似考验贞操、实则检验信仰的“交换猎物”（Exchanging of Winning）游戏中败下阵来。

对“高文”诗人来说最重要的“触觉中心主义”的经文案例来自《路加福音》所录“以玛忤斯晚餐”（Supper at Emmaus）的故事。复活节当天早晨,天使已向抹大拉的玛利亚等妇女宣告基督复活的消息,门徒们却不相信。有两个门徒正朝耶路撒冷附近的以玛忤斯走去,耶稣在途中显现,然而“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路加福音》24:16)。抵达村庄时,门徒邀耶稣共进晚餐,耶稣用手“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路加福音》24:30)。此刻他们才恍然认出他们的老师来,耶稣随即隐没。在那决定性的神启时刻，使门徒们双眼明亮的是一个触觉的动作——不是基督的“视像”(在前往以玛忤斯的路上已经显现)，也不是他的“声音”(耶稣一路都在为两个门徒重新讲经)；那时门徒们有眼却盲,有耳却聋——却是耶稣掰饼时干净利落的手势。这段经文与上文所引《清洁》中“耶稣双手”段落间的关系十分明显，安德鲁与沃尔卓认为“以玛忤斯晚餐”就是《清洁》的直接经文来源之一（Andrew and Waldron 157）。在笔者视野中，尚未有研究注意到它与《高文》之间的文本共振。在以玛忤斯的晚餐桌旁，如同在怀疑者多马面前，触觉式神显（epiphany）是诉诸其他感官的神显都失败之后，基督所能呈现其神性的最大限度。触觉是神子能呈现的可被感知性（perceptibility）的最大值和终点，却是以玛忤斯门徒和多马为代表的凡人能够开始相信的起点和最少值。触摸即信仰，对此世沉重的肉身而言，“至少”要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才能踏上信仰之路。就如同对于波提拉克夫人，绿腰带所传递的贴肤的亲密是她未能获得的性亲密的补偿，高文却相信它是实在可感的“力量”之物——上述“血漏妇女”故事中耶稣提到的从他身上出去的“能力”（power），也是在典型中世纪圣物信仰中被认为能够通过触觉在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之间自由传递的“力量”（virtue）。要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的年代，罗拉德派（Lollards）等异见者才开始广泛挑战所谓接触圣物就能触发奇迹的信条（Woolgar 270）。因此，诗人的14世纪读者对于高文将获救的希望寄托于区区一条贴身的腰带并不会感到惊骇，相反还可能感到同情和理解：相信可触的圣物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误把充满情欲的信物（即使赠与者声称它不是）和考验诚信的工具当作了能够传递力量、保障拯救的“圣物”。

诗人可信地预测了同时代读者的反应，并通过描写高文回到亚瑟王宫后圆桌骑士们的反应来表现这种预测：所有人都对高文的“小失误”表示理解，对他的持续自责报以“响亮的大笑”，认为高文对自己太过苛刻（Gawain 2514）。但细读全诗后我们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态度。无论表达得多么节制，诗人仍然试图点明：高文失信的本质在于非要抓住一个可触的准圣物（quasi-relic），而不能够“凭空”相信基督的恩典本身；佩戴绿腰带并不是“小失误”，当高文选择了福音书中已被含蓄批评的触觉中心主义，他就已经自动加入了多马和以玛忤斯门徒们的阵营，成为了“小信者”的一员，丧失了作为基督的完美骑士的资格。高文最终会发现那条绿腰带不是保障生命之物，却是精神和伦理上的“死亡提醒”(memento mori)，于是他终生佩戴这条绿腰带，提醒自己永不再犯。

三、惩戒和忏悔：两幕“断头游戏”中的触觉

作为奥古斯丁传统中与肉身关系最密切的感官，触觉是体罚或肉刑（corporeal punishment）的基础，一种规训与惩罚得以实现的手段。中世纪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仪式中，触觉始终具有核心地位：当一件无生命的物体触碰乃至直接进入一个人的身体，触觉消弭了将身体与其外在环境隔绝开来的边界，使得“被触及者”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一部分人性。中世纪史家记载的无数公开羞辱肉身和处决犯人的案例，其背后的共同逻辑就是：将受害者的触觉体验转化成围观众人的视觉体验，以起到杀鸡儆猴和彰显权力的效果。沃尔加为我们梳理了一系列成文于中世纪晚期的公开处刑记录，其中写于12世纪的《圣徒劳伦斯生平》（La Vie de Saint Laurant）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圣劳伦斯被慢火烤炙的殉道场景：“在烤架上，他感觉不到任何炎热，只感到凉爽和冷静，只感到上帝的慰藉”（Woolgar 37）。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的开篇，当高文代替亚瑟王接受“断头游戏”的挑战并一斧子砍下绿骑士的脑袋时，那具无头身体却“没有倒下，也没有摇晃”，使得在场的圆桌骑士们惊骇不已：

高文抓过斧子，高举在空中

左脚迈向身前，稳稳着地

敏捷挥斧，砍中赤裸的脖子

斧头的利刃劈碎骨头，没入

白花花的颈肉，把它一切为二

明晃晃的金属斧刃插进地面。

那颗英俊的头颅从颈上滚落

滚到众人脚边，被他们踢来踢去

鲜血溅出躯干，在绿皮上闪光

但那人没有倒下，也没有摇晃

却用强健的双腿稳稳站立起来。（Gawain 421—431）

仔细考量引诗中使用的中古英语动词，我们会发现这幕断头戏中充满触觉词汇，几乎在邀请读者对“被触及者”的肉身痛苦感同身受：斧刃劈碎骨头、深深陷入颈肉、切断脖子、鲜血飞溅，赤红的血液在绿色躯干上形成鲜明色差。时值新年，卡米洛特宫的圆桌上放满了珍馐美味，亚瑟王却拒绝开饭，除非他先听到某种“闻所未闻的冒险故事/某种了不起的奇观”（Gawain 93—94）。仿佛回应他的心愿，一名从装束到皮肤、从胡子到坐骑全是耀眼绿色的高大骑士策马进入大厅，提议玩一局“游戏”（gomen, 与下文表示“人”的中古英语单词之一gome形似，构成巧妙相关）——让亚瑟王或他的骑士砍掉绿骑士的头，如果绿骑士活下来，一年零一天后就要在“绿教堂”回砍那名骑士的头。“断头游戏”本身在中世纪文学中不是一个罕见的母题，汤普森在他的民间文学母题编目系统中将它录为M221号（Howes ix）。它可能首次出现于8或9世纪古爱尔兰语史诗《布利克琉的盛宴》（Fled Bricend），后来又在12和13世纪法国罗曼司《卡拉多之书》（Le Livre de Caradoc）、《无缰之骡》（La Mule saz Frain）、《至高圣杯传奇》（Perlesvaus）、《高文与温堡》（Gawain et Humbaut）中反复出现，这些作品都可能是《高文》直接或间接的素材来源（Moorman 18—20）。然而，只有《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将一场“游戏”写成了景观性的公开刑罚，围观群众则是卡米洛特的圆桌骑士们，以被绿骑士激怒的亚瑟王为首。当高文自愿代替国君接受这场前途未卜的挑战，他不仅是在以刽子手的身份砍掉绿骑士的头，更是以类似于后世宫廷娱乐总管的身份，去提供亚瑟王在餐前要求的冒险故事或“奇观”（meruayle）——以公开执行“断头”为形式、以高文自己的生命为潜在代价的一场触觉奇观。此处的诗句暗示，任何能在这场致命的触觉游戏中完好无损地存活下来的人，已经如圣劳伦斯那样将奇观转化成了奇迹，因而或许也像圣劳伦斯那样具有无可指摘的品德。对比第四幕也即全诗最后一幕，作为第一幕中卡米洛特宫中断头游戏的镜相，绿教堂中绿骑士回敬高文爵士的三次“断头”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高文躲开了第一斧，绿骑士虚晃了第二斧，只有第三斧具有实际比较意义：

他轻巧地举起武器，下手准确

斧刃边缘恰好擦过赤裸的脖子

虽然砍得很重，却并未重创他﹝高文﹞

只是擦过他脖子一侧，破了点皮

斧刃穿过白净的皮肤没入颈肉

鲜血越过他的肩膀溅到地面上

高文看见自己的血在白雪上闪烁

就跳开一长矛的距离，双脚跨开

飞快抓过自己的头盔，佩戴停当

肩膀一拽，放低那面美丽的盾牌

抽出锃亮的宝剑，激动地开口—— （Gawain 2309—2320）

除了“没入”（schrank）一词（同样在第一幕的断头场景出现），此节几乎所有的中古英语动词都在暴力和血腥程度上比第一幕明显减轻。斧刃只是“擦过他脖子一侧，破了点皮”，高文虽然流了血，却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伤害。绿骑士向高文施加的是一种被悬置和中止的触碰，他从未想对高文的肉身施以惩戒性的致命一击。相反，绿骑士真正想要“触及”的是高文的心灵，是后者信仰的核心。这种精神深处的触及必须通过悬置肉身层面的触碰来达成：通过一系列不彻底的触碰，或曰维持了距离的触碰，绿骑士成功地完成了“触及—触动”（touch）高文的使命。绿教堂中的断头游戏发生在一处偏僻荒野上的土丘旁，在场者只有绿骑士和高文两人，与卡米洛特大厅中热衷于围观处刑的圆桌骑士们形成了鲜明反差。绿教堂断头一幕的性质并非景观式的公开惩戒，而是一场私密的、一对一的忏悔。高文在绿骑士向他披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动机后懊悔至极：“先生，我谦卑地向您忏悔/我的行为铸成了大错/请让我知道您（关于我该如何赎罪）的意志”（Gawain 2385—2387）；绿骑士则笑着表示原谅：“在我看来〔……〕你的忏悔十分彻底/并且在我的斧刃下赎清了罪过/我已赦免你的过失，你已恢复清白/仿佛出生那天般，从不曾犯错”（Gawain 2390—2394）。在高文的灵魂被“触动”之后，双方的语言已经全然转化为忏悔者和有权赦罪的告解神父之间的圣礼（sacramental）语言，肉身的触觉亦已转化为心灵的触觉。⑨

除了上文论及的触觉表述之外，《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中还有大量亲吻、拥抱和握手的场面，诗人用以描写这些场面的方言词汇极为丰富，譬如全诗表示“拥抱”的中古英语动词几乎没有重复过。这一系列触觉经验的仪式性交换显示出双方社会地位的差异或平等、对骑士礼仪的遵守或违背、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伦理困境。伯罗将涉及身体接触的姿势与不涉及身体接触的姿势区分开来，认为前者通常发生在社会地位相近或相等的双方之间，后者则标识着君臣之类不对等的上下级关系（Burrow 28—32）。但《高文》中涉及接触的姿势具有复杂得多的精神含义：高文与波提拉克爵士之间数不清的握手和拥吻、摩根仙女和波提拉克夫人对高文的执手相迎、高文从波提拉克夫人那里得到并还给她丈夫的一系列吻……要深入理解这些动作中触觉的文化和伦理内涵，有赖于将它们置于各自的文本语境中进一步细读。

就12世纪以降的中世纪骑士罗曼司传统来看，叙事主人公对自己身体感官的使用得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或她的精神福祉乃至灵魂归宿。触觉在中世纪感官论中一个显著的矛盾之处在于：它虽然位于感官金字塔的底部，传统上被认为是距离“精神性”最遥远的感官，却又是个人进行道德抉择的过程中最彻底和最直接地与外界发生互动的感官。在包括“高文”诗人全部作品在内的诸多中世纪文学文本中，具有如此特质的触觉本身就可以成为通往信仰的渠道和方式。“使用五根手指时从不犯错”的高文爵士试图通过效法基督来规范自己的感官体验，以期成为完美基督教骑士的典范，然而由于无法克服对死亡的终极恐惧，高文的伦理困境实际上是受困于身体“监狱”的人类的普遍困境，他的失败也是“每个人”（Everyman）都可能面临的潜在失败。作为中古英语文学黄金时代的翘楚之作，《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从多重角度折射出中世纪晚期英国人对感官和感官经验的认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中世纪文学中的感官表述及其宗教、文化与伦理内涵的起点。诗中触觉表述与视觉表述间的彼此对峙和互相补充，也折射出奥古斯丁式感官金字塔对“外感官”的等级划分的局限性。在“高文”诗人这样深谙古代晚期至中世纪晚期基督教背景下感官理论的作家那里，对人物塑造、戏剧张力、训喻修辞等文学效果的诉求始终先于对理论的恪守，并且这类作家正是在创造性地实现以上文学诉求的过程中，不断突破和消弭着既有理论的界限，最终在更广义的思想史语境中更新了中世纪感官论以及现代读者对它们的理解。

注解

【Notes】

①以中古英语西北内陆方言写就的四首头韵长诗《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珍珠》《清洁》《坚忍》仅在一份手抄本中保留下来，即大英图书馆柯顿·尼禄抄本 (BL MS Cotton Nero A.x.)，通称为“《珍珠》手稿”。此手稿的抄录年代为1400年左右，成文可能在1360至1390年间。这四首长诗是英国14世纪“头韵复兴”（Alliterative Revival）传统的巅峰之作；它们的匿名作者被称为“高文”诗人或“珍珠”诗人，学界至今无法断定其人身份。本文所引“高文”诗人作品均由笔者从“安德鲁与沃尔卓”（Andrew and Waldron）底本（第5版）之中古英语原文译为汉语，以下仅在英文诗题简称后标出所引行数, 不再一一说明。

②见《农夫皮尔斯》B文本第9节18—24行，这五人是“理智先生”（Sir Inwit）与他第一任妻子的孩子。See Robertson and Shepherd 128-31. 该作品中译本可参见《农夫皮尔斯》，沈弘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

③亚伯拉罕的三位客人亦被解作上帝以三位一体形式显现，参见Andrew and Waldron 137。

④关于中古英语形容词clene、其异形clǽne、其名词clennesse或clannesse的词源和义项，参见Middle English Dictionary中“clǽne”词头。See http://quod.lib.umich.edu/m/med/.

⑤类型义或类型学解读源自早期教父对《圣经》进行“四重解经”的传统。按照该传统，《圣经》的多数字句在“字面义”（亦称“历史义”）之外，同时具备“寓言义”、“道德义”、“类型义”三重可能的涵义。

⑥关于中世纪圣物崇拜及其衍生的接触美学的著作浩如烟海，其中将该主题放入文学语境中研究的专著可参见Seeta Chaganti, The Medieval Poetics of the Reliquary: Enshrinement, Inscription, Performa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⑦同一事件的简缩版也可在《马太福音》（9:18—26）和《路加福音》（8:40—56）中找到。本文《圣经》汉译均引自《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4年）。

⑧中古英语trawþe一词在其现代英语对应词truth的“真理、真相”等义项外，另有“誓言”、“合约”、“诚信”、“正直”、“忠心”等义。关于该词在《高文》不同语境中的多重含义，参见Andrew and Waldron 353。

⑨罗马天主教中，忏悔（confession）和赎罪（penance）两者被看做一种圣礼的两面，与洗礼、坚信、圣餐等被合称为七大圣礼（seven sacraments）。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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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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