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语境下的世界主义与创伤理论：弗拉基米尔·比蒂访谈录
内容摘要
弗拉基米尔·比蒂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阿卡迪亚：国际文学文化学刊》主编，主要从事从事世界主义、创伤理论、文化批评、叙事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9部，其近期作品主要包括《探寻全球民主：文学、理论和创伤政治》（2016）、《依附豪夺：后帝国欧洲的献祭叙事》(2018)。2018年6月，受《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委托，万晓蒙博士在比蒂访问上海交通大学期间，就世界文学、创伤理论等前沿话题对其进行了专访。访谈中，比蒂主要论述了世界主义理论的复杂性，指出不同的地理、社会、文化环境催生不同形式的世界主义，而世界主义由此经常以混杂的形式出现，表现出多面性、异质性的特征。比蒂不仅评述了创伤理论、叙事理论、伦理批评的最新发展，同时又结合其近期研究成果，详细阐述了“献祭叙事”、“教学关系”等概念。针对未来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他一方面给中国青年学者提出了相关建议，另一方面期待欧洲科学院与中国学术界可以在相关领域展开合作。
作者简介
万晓蒙，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叙事学和大卫·华莱士小说研究。
弗拉基米尔·比蒂，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讲席教授，《阿卡迪亚：国际文学文化学刊》主编，主要从事世界主义、创伤理论、文化批评、叙事理论等领域的研究。
万晓蒙（以下简称“万”）：下午好，比蒂教授。很高兴与您再次在上海相会。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本次访谈。请问您是怎样开始研究世界文学和世界主义的？
弗拉基米尔·比蒂（以下简称“比蒂”）：我是在其他研究中对此产生兴趣的。当下研究文学的人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些问题，因为很多文学都是混合体。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民族文学，所以我们必须跳出民族语文学的藩篱，建立一个更广阔的构架。然而，我逐渐认识到不是每种世界主义都是解放性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界限也愈加模糊。这种现象驱使我投入更多精力去研究欧洲世界主义的传统。因此，我开始了对它（世界主义）的研究。
万：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世界主义？或者说，它对文学研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比蒂：对我来说，世界主义的体验并不是新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有时会对一些明显不熟悉的人产生心理上的联系。有很多不同的平台可以让人们产生联系。民族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你会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和他人产生联系，这些关联感就构成了世界主义的基础。你和他们建立理性或感性的联系，或建立某种选择性的密切关系，由此与他们形成了想象中的共同体。尽管他们可能与在文化、民族、地理位置、语言等方面与你有很大差别，你仍然会感觉他们比你身边的人更亲近。这种感觉在文学的体验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我们有时会读到来自世界上某个遥远的地方的书，而且感觉它比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学更亲切。这也就意味着这些连接人们的平台有着不同的本质。最有趣的是这些平台如何交叉、它们建立了何种阶层，以及如何研究它们的连锁反应与交叉，进而探究文学作品、文类、运动等如何被纳入更大的跨界版图中。比如很多文学运动就是跨国进行的。总之，我认为今天的文学研究者不适宜再走民族路线了。
万：在中国，很多学者会反感世界文学和全球化之类的概念。因为全球化代表着国际层面的整体化，“来自上层的欺压”（Biti, “Literary Globalization’s ‘Zonesof Indistinction’” 11）会对下层产生威胁。一旦世界文学盛行，中国学者担心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会被西方的文学文化取代。您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吗？还是说世界文学领域确实存在西方霸权？
比蒂：我觉得这不仅是误解这么简单。中国学者的担忧是合理的。因为文学研究中的确存在一种霸权，在世界文学的概念形成中更为明显。实际上我一直在尝试对抗这种霸权，对抗文学帝国主义的态度，因为我不能接受这种现象，我觉得这样很危险。不仅是某些文学或文化，有些地区和族群也被（霸权主义）边缘化了。比如女性文学、流行文学和实验文学。所以，我们必须用另一种自下而上的世界文学的概念来对抗它。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区分全球化和世界化（worlding）。世界化对我来说是人类的一种新的共性，由底层产生。也就是说，来自不同底层观点的彼此联结。我觉得这也可以算作给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建议，让他们以正确的方法对抗世界文学主流论点（比如莫赖提、卡萨诺瓦、达姆罗什等人的观点）下的帝国主义全球化。我并不是说这些文学研究者在战略上实施帝国主义全球化，但即使他们无意中造成这种局面或任其自然发生，全球化也同样有歧视性。
万：如果在世界主义中，歧视与解放并行，那么在定义世界主义时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比蒂：像我经常说的，世界主义有很多种。它们各自被特定的群体所用。因此，我们要注意自己所谈论的不是一种同质的世界主义，而是注重区分它的不同种类。自上而下的世界主义如今多以市场为驱动，以金钱为核心价值，并以金钱作为其他价值的量度。这种世界主义当然是歧视性的。我们可以称它为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但同时也存在解放性的世界主义，是自下而上、以反抗上层欺压的形式发展的。它来自于世界上被边缘化、被忽视、被无声地迫害的区域之间的联合。他们必须以借助地方性的世界主义与其他受害者彼此依靠，来抵抗所受到的伤害。因此，我们有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和地方性的世界主义，两者像彼此的影子一般不可分离，以“创伤式的亲近关系”并不和谐地共存。当然，两种世界主义并非没有中间体。混合性的平台恰恰是主宰。在具体的案例中，给某种世界主义贴上帝国主义或地方性的标签之前，我们必须先考虑其产生的实际环境，在各种势力的构架中估量其位置。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会催生不同的、通常是混合形式的世界主义，所以世界主义呈现极其多面的、异质的现象。
万：世界主义起源于欧洲，但欧洲的世界主义也经常饱受诟病。例如，有人说它“使社会形成阶层”，“态度不够开放”（Pichler 1107）。作为欧洲学者，您如何回应这些评价？
比蒂：确实如此。欧洲的世界主义经常走入歧途，出现如民族主义之类完全不同的态势。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法国的世界主义已经异变为法国民族主义，德国世界主义也不例外。所以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总是互相对立，它们也会互相纠缠。世界主义之外总有民族主义潜伏，而民族主义又能演变出世界主义的特点。我们要注意，不能简单地打压民族主义、赞颂世界主义，它们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一言难尽。
万：所以要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间保持平衡。
比蒂：是的，我们拿出其中一方来谈论时必须要注意言辞。
万：包括王宁教授在内的一批学者认为，世界主义呈现多元化倾向。您也提到过，世界主义有多种不同形式。可否谈一谈如何将世界主义多元化？
比蒂：没错，我们必须让世界主义多元化，这里我非常赞同王宁教授的观点。世界主义如果是同质的，那它就是危险的，具有歧视性。但如果它是多元化的，你就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如果公共空间内有不同形式的世界主义，你的选择就不必排斥其他选项。你可以同时考虑其他的可能，也会认识到“我的世界主义不是最好的，也不是唯一的”，因为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人群都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其实是我们解决自身所在的群体的问题的工具，我们发展世界主义是为了将自身从群体的压力、困境或创伤构架中解救出来。如果存在不同的问题要解决，就需要有不同形式的世界主义。如果我们认识到不是每个人都遵照我们的模式，我们可能就会采取一个更宽容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主义。
万：接下来我们谈谈创伤理论。一位中国学者曾将创伤理论的发展概括为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后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种族/性别创伤理论和创伤文化理论四个阶段。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划分？
比蒂：我不完全认同。在我看来，创伤研究的发展可以这样划分：长期以来我们将创伤的概念与奴役、大屠杀这种重大创伤事件紧密关联；这些极端的历史创伤事件一直是创伤研究的焦点。因为犹太人和非洲人这样的群体经历了不可言说的痛苦过去，他们以崇高的术语描绘创伤，仿佛是有组织地避开了表达。很长时间以来心理创伤的神圣概念自动与弗洛伊德或拉康式的精神分析相关联。同时，世界上的权力差异剧增，经济不对称显著，使得一种更普通的创伤经历大行其道。它隐藏于无数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经历不那么明显，发生在小范围而非大批人群。它从公共生活中被放逐，变得更分散、更隐秘，以无形的、模糊的形式展开“一项正在进行的危险活动”（Berlant 10）或者一种“潜入我们认同感的不适”（Alexander 15）。换言之，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将创伤转化为更柔和、更细微的形式，将它“中立化”（Agamben 34），将它判入“模糊区域”（Agamben 4）。创伤渗透到日常的社会，把它掏空、毁坏，又把它逼到极限。创伤毁坏我们熟悉的世界，灌输了飘忽不定的属性，带来了不确定、怀疑和恐惧，以此分解了社会关系网。然而，这种创伤“病菌”还会随时爆发，从潜伏状态变为创伤事件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创伤理论的新领域——日常生活中的痛苦经历，不神圣但却充斥着人类生活。近期的创伤研究集中关注创伤的隐蔽形式，研究者们发现创伤在文学和艺术中的表达比在所谓的官方话语中多很多。
万：所以在您看来，创伤理论正在转向一种更中立的形式。
比蒂：对，他们关注的创伤经历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中立形式。
万：在这个过程中，创伤理论都在哪些方面经历了重要转变呢？
比蒂：它不再关注个人心理，转而关注现代政治空间中真实存在的失衡所引发的群体的、社会的、政治性的创伤。个人创伤的存在与相关性当然没有被否定，但是它们的表现方式不再重要。创伤如我们所知，是我们不能面对的，脱离我们的。一个人经历的创伤特性也很难被向自己和他人证明。如何将它置于显著位置，以获得公众认可呢？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声称自己是受害者，你必须遵循已有的评价体系想办法证明。若要说服他人，你必须要找到你的创伤的表达方式，让它叙事化。因而你必须把它转化为公认的话语类型，但深受创伤的受害者们谁有能力做到，又有谁愿意去做呢？进一步说，如果整个社群都遭受创伤，他们要找个代表来言说创伤，获得社会的接受、承认和关心。但问题是，这些代表追溯创伤、表达创伤，他们的表述是否与大家的宣传兴趣和目标一致？因此创伤的叙事表达就成为了新的焦点。谁来表现创伤？他/她如何表述？创伤的经历者又是谁？从经历者到表达者的传递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创伤政治，就是因为创伤经历的“携带群体”（Alexander 4）必须使创伤具有政治性，才能让它被承认。
万：那么创伤理论中有没有哪些部分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比蒂：很多方面都改变了。因为在创伤理论过去的阶段，重点是创伤经历和创伤事件。现在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创伤的叙述、表达或话语。
万：没变的有哪些呢？
比蒂：一直没有人否定创伤事件。但是，大屠杀或奴役是持续的创伤经历，其持久性使得不同人受到不同方式的伤害。如果把创伤经历当作同质的统一性事件，就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创伤事件被分散到数百万人的经历中，因此它是多元的、异质的。那些显著的创伤事件，如我们所知，是这些分散的经历的多种结果，其原因并非单一的、同质的。但不仅是创伤事件，创伤经历也受其言语表达的影响。没有言语表达，你如何了解一段创伤经历？因此，经历也受其自身言语化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否定创伤事件和创伤经历，研究者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了言语表达或话语上。这些事件、经历和话语（或叙述）仍然存在，但是重点已经转移到后者，作为分析的出发点。
万：接下来我想问一些后理论的问题。如您在“理论之后：政治还是警治？”（“After Theory: Politics against the Police” 2018）所言，在后理论时代应该避免理论与生活之间的“教学关系”（13）。可否解释一下这种关系？它代表着两者间的平衡吗？
比蒂：不是平衡。“教学关系”是来自朗西埃的理论。对他而言，这种关系是权力的表现。如果你把某人当作门徒或学生对待，把自己当作他/她的老师，你们就建立了教学关系。你总是在上层位置教导他/她，把他/她当作是向你学习的人。一旦你强调教学关系，就实施了权力。通过教学关系，朗西埃认为你在向“门徒”解释何为真实的现实。你告诉他们“你所见到的现实只是幻象。我来告诉你真正的现实是什么，让你受到启发，知道自己是幻象的受害者”。这就是他所谓的教学关系。他曾说过，所有宣称知道何为现实的人都在篡夺权力位置。在我看来，自称是后理论的都倾向于采取“警治”态度，这是应该避免的。
万：在您的文章中还提到“后理论应该避开警治的同感（consensual）行为，警治遵循政治的异感（dissensual）行为，即坚持政治与警治互相依靠之下的自由，其目的在于争取理论家及/或其兴趣的主权地位”（Biti, “After Theory: Politics against the Police?” 9）。您使用同感行为和异感行为这一对概念有何用意？
比蒂：这也和朗西埃有关，来自他的异见概念。所谓的后理论总是坚定地支持同感的平台。拿非自然叙事学作例子，我们在“何为自然”这个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然后可以理解什么是非自然。先知道自然的，然后就能处理非自然的现象。这也就类似所谓的“同感”平台。但我认为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何为自然，因为人们对自然的定义不同。所以我支持异感而非同感。我认为出发点应该是异感，因为你认为是自然的事物可能在我看来不是自然的。用异感行为的概念，大家更容易达成一致。然而建立共同的平台就意味着将它强加于没准备好接受它或不愿意接受它的人。因此在发展后理论时，我不建议理所当然地采取同感平台。比起把历史、现实、自然或生活等当作共同平台，从异感出发更好一些。我不支持同感平台，因为我觉得它（用朗西埃的话来说）是警治的。我认为后理论应当采用异感而非同感作为出发点。否则它就会在不经意间转化为前理论。
万：您的新作《依附豪夺：后帝国欧洲的献祭叙事》（Attached to Dispossession: Sacrificial Narratives in Post-imperial Europe, Leiden: Brill, 2018）围绕“献祭叙事”（sacrificial narrative）这个概念展开。您如何定义献祭叙事？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与创伤叙事又有何区别？
比蒂：这个问题问得好。献祭叙事来自于所谓的献祭群体（更恰当地，说是他们的代表）。如今受害者之间存在竞争，争论谁的叙事最惨痛。每个人都说自己受伤害最深，比别人承受更多。献祭叙事在全世界范围都展开了竞争。所有群体的代表都将他们自己的遭遇推为典例，将自己群体的献祭叙事当作其他献祭叙事的蓝本。当今广为传播的献祭叙事，主要就是受到征服者、压迫者、剥削者、暴君等人的迫害后，受害者的自我推广。当然，很多真实的受害者面对宣称能代表他们的献祭叙事时有所保留。但也有一些群体建立、发明、创造这种叙事。如果他们刻意制造影响，他们的叙事会非常有力。创造一段已建立的献祭叙事是一项大成就。要给权力作工具，它必须被巧妙地塑造，来吸引追随者。想想世界上多数宗教组织就是以献祭叙事为基石的。很多有影响力的民族的奠基神话（如法国的圣女贞德或德国的尼白龙根之歌）都是献祭叙事。民族、宗教、国家、社群、团体、性别……很多不同群体都在传播他们的献祭叙事。这就是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万：所以，献祭叙事如果不能恰当使用，也会沦为霸权的工具。
比蒂：没错，而且这样的事情常有发生。开始是解放性的，为了捍卫受害者而产生的献祭叙事，逐渐变成了歧视性的。马哈茂德·马丹尼有一本著作《当受害者成为凶手》就讲了卢旺达大屠杀中类似的故事。
万：2015年您曾与聂珍钊教授、尚必武教授合作编辑了《阿卡迪亚》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特刊。那么您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比蒂：现有的伦理哲学各有不同的传统。中国的传统伦理哲学就与欧洲的不同。在欧洲哲学发展中，伦理作为哲学兴趣的一部分有悠久的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延续到最近的阿多诺、列维纳斯、德里达等哲学家。欧洲的传统伦理哲学丰富多样，存在各种争议，因为它经常与政治相联系。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被认为是欧洲伦理思想传统的蓝本。然而，与依照希腊城邦的规则，从今天的标准视角来看，它预先规定了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这是一种说教，认为某种人类行为符合伦理，另一种不符合。因此，他在《尼格玛可伦理学》中谴责同性恋，认为那是不符合伦理的。近期的伦理哲学小心地脱离了这种说教，与无形的政治规则切断联系。我认为聂珍钊教授的伦理批评更多地依赖于中国传统，与欧洲传统相异。它与政治联系很少，因为政治在它的规则中必须受到尊敬。而欧洲伦理哲学一直坚持参与政治。在我看来这是原则的区别。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欧洲的伦理哲学比中国的发展更完善。
万：那么世界文学有没有其他跨学科倾向？
比蒂：当今世界，跨学科是必然趋势。研究文学时，不可能脱离政治来考虑。如果你将文学作为兴趣点，理解文学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构架。因为文学作品是离散而微妙的表现，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作品不会直接提及政治，因为它不会去处理日常政治问题。但在结构和形式上，文学是有政治性的。文学作品在不知不觉中被政治发展所影响。但合格的读者如果想要正确理解文学，就要把看不见的影响变为可见。因此如果你是文学研究者，你必须要应对政治理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若要理解文学与生活中诸多不同方面的联系，就要拓宽自己的接受区。所以，文学研究者需要有跨学科意识。
万：作为欧洲科学院的领导人之一，您如何看待欧洲科学院与中国学术界的关系？我们应当如何合作？可否给出一些相关的建议？
比蒂：我不是欧洲科学院的领导人，只是人文与戏剧研究分部的主席，分管很多部门中的一个。欧洲科学院确实在尝试向欧洲以外的成员和学术领域开放。我们知道很多欧洲学者研究欧洲的文学、语言和传统，我们也能从他们的研究视角中有所收获。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学者，无论是谁，只要对欧洲文化有兴趣，我们的组织都表示欢迎。欧洲之外的学者可以以不同方式来理解欧洲文化，因为他们与我们持不同视角。我们对此非常欣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近期在努力扩大团队，向欧洲之外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地的学者开放。我作为主席，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提名一些欧洲之外的研究欧洲文学、语言、文化的学者加入我领导的部门，请他们协助进行我们共同的方案和项目。
万：的确，全球化的视角十分重要。最后我想请您给研究世界文学和世界主义的年轻学者提一些建议，或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行的方向。
比蒂：就我所见，中国对新的发展持高度开放的态度，我认为这非常有益。世界文学的研究也可以从开放中获益。新一代中国学者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方向上继续耕耘。他们应当周游各国，在欧洲或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丰富海外经历，拓展视野，成为世界公民，然后回到中国，在跨学科方面继续深化自己的研究。当然这不是完全取决于青年学者，也决定于中国当局采取何种政策鼓励有才华的青年学者去国外游历。如果中国的文学研究想走的更远，这一步是不可或缺的。我相信中国当局会这样做，我也看到了他们在这方面投入的努力。而且我已经在旅途中见到很多有才能的中国学者从政府的支持中受益匪浅。
万：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比蒂：谢谢。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Agamben, Giorgio.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8.
Alexander, Jeffrey C.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2012.
Berlant, Lauren Gail. Cruel Optimism. Durham: Duke UP, 2011.
Biti, Vladimir. “Literary Globalization’s ‘Zones of Indistinctio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9.4 (2017): 11-18.
---. “After Theory: Politics against the Police?”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4.1 (2018): 9-22.
Pichler, Florian. “How Real is Cosmopolitanism in Europe?” Sociology 42.6 (2008): 1107-26.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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