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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4 年诞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等资源而建构的文学批评方法。它将伦理选择作为理论基础；从起源上把文学看作道德的产物；将对伦理的描写及教诲功能的挖掘，视作文学批评的任务。以上三者具有浓郁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色彩，政治站位高远，责任担当强烈。这样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丰富了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宝库，积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是我国百年马列文论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作者简介

费小平，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研究。

Marxist Ethics as the Bas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s a critical approach to literature creat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in 2004 in their efforts of integrating Western ethical criticism with Chinese virtue criticism. Considering ethical selection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t holds the view that literature is a product of morality and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ethical issues with their educational functions as a task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paper addresses the strong link betwee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Marxist Ethics in the aspects of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Whil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s based on Marxist Ethics, it contributes to the rich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Marxist Ethics and promotes the scholarship on Marxist literature and art. Als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ould be considered a great achievement in the Chinese research o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on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Fei Xiaoping, Ph.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are English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fei47@hotmail.com

“在某种意义上说, 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文学与艺术美的欣赏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 而是为其道德目的服务的”（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 8）。这是具有崇高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的坚守。2004 年中国学者创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主要用于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及与文学有关的问题”（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14）。它借鉴了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等资源，其中的“伦理”之义则分别指向“行为准则”、“准则”、“条理”、“道德标准”、“道德”等层面。文学伦理学批评将伦理选择作为理论基础；从起源上把文学看作道德的产物；将对伦理的描写及教诲功能的挖掘，视作文学批评的任务（聂珍钊，《内容提要》 1）。明确的道德指向、道德关怀、道德评判赫然在列。简言之，文学伦理学批评强烈呼吁追求真善美、揭露假丑恶。这一点与旨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全面研究道德现象和道德问题”（龙静云 11），特别是“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龙静云 16）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主要精神一脉相承。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其理论基础。深入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既有利于学者们准确把握这一批评的基本指向，也有利于创作者们将这一批评思想视作行动指南，从而创作出更多思想格调健康向上的优秀作品。

01

伦理选择：理论基础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真正让人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是通过伦理选择实现的。人类的生物性选择与伦理选择是两种本质不同的选择，前者是人的形式的选择，后者是人的本质的选择”（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35），因为“知道善恶才把自己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变成真正的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35）。重视伦理选择，必然触及作家的道德意识及相关的创作行为，触及到作家的道德规范，也就必然触及到“人的本质的选择”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原初起点。

马克思早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成期”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50—51）。这里，“物种的尺度”、“内在固有的尺度”一致指向劳动，指向实践，人就在此基础上“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即是说，实践创造美。马克思深化了“劳动生产美好的产品”（聂珍钊，《“文艺起源于劳动”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误读》 25）的著名命题。具体说来，在马克思眼中，动物按照本能来进行生产，如建造蜜蜂营巢、蜘蛛织网等；人却按照社会实践“尺度”——“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进行美的塑造。即是说，“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50）。与动物相比，人的生产的目标更高“一筹”，超越富于功利色彩的“肉体需要”层面，依据自己强有力的“尺度”，直接生产合乎自己要求或需要的“整个自然界”。毋庸讳言，马克思所说的“内在固有的尺度”就是指人这一主体在改造对象时用以规划劳动对象的尺度，人根据它来制定生产过程以及产品的蓝图（周忠厚，《讲解〈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7）。简言之，这一“尺度”可以理解为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伦理”。不过，“这种人的‘内在的尺度’（即‘内在固有的尺度’——引者注）是在认识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性质和特征之后形成的”（周忠厚，《讲解〈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7）。比如，石器、铜器、铁器作为劳动工具，是人类的劳动资料，而劳动者就可利用这些“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通过劳动，使劳动对象“经过形式变化”，成为“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周忠厚，《讲解〈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8）。不仅如此，“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3：206）。人们可根据物的属性，结合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制定出“内在的尺度”进行生产（周忠厚，《讲解〈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7）。所以，有学者说得好：“‘内在的尺度’，从它的内容和根源来说，是客观的，它反映了劳动对象的内部规律；同时，它又体现了人类改造、利用对象的愿望和要求，体现了人类生活活动的需要和目的性，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周忠厚，《讲解〈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8）。换言之，人的本质实现依靠“内在固有的尺度”。“内在固有的尺度”实际上是作家在创作时坚守的一种“理论基础”，一种“行为准则”，一种“底线”，一种“伦理”，一种“审美”伦理。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实践中，这“内在固有的尺度”几乎等同于对正义的选择、对弱者的同情、对恶者的鄙视等，这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任务。与此同时，本节开篇引文中的“人类的生物性选择与伦理选择是两种本质不同的选择”一语，似乎在表达风格上也与来自《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引文——“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50）——如出一辙。二者对比，我们不难看到，在文学伦理学批评那里，人的本质的体现依靠伦理选择；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体现依靠“内在固有的尺度”，内涵几乎一致，因为“内在固有的尺度”也是一种“伦理”，一种“实用”伦理，一种“目的”伦理。文学伦理学批评无疑继承了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观点，但有所创新，即通过强烈的跨学科意识，将原属于伦理学本身的问题扩大到或提升到专门的文学批评层面，为文学伦理讨论注入强大生机。

不仅如此，此节开篇引文中的“前者是人的形式的选择，后者是人的本质的选择”之说，实际上已涉及到“人的本质对象化”问题，后者一直为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津津乐道”：“为了创造与人的本质和自然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80）。但如何促使“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那就是劳动，因为“人的劳动的过程，就是使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周忠厚，《讲解〈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9）。这与动物的劳动大相径庭，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它也为自己构筑巢穴或居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所做的那样。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50）。即是说，动物的生产太功利，“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而十分“片面”、狭隘，不可能走向“对象化”。只有人的生产才走向“对象化”，人“再生产”着整个自然界，自然经过人的劳动即一定的“尺度”，就变成“人化的自然”（周忠厚，《讲解〈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0）。当然，其中隐含异化问题，因为“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44），“以致劳动者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便越少，并且越加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45）。

文学伦理学批评还提出：“亚当和夏娃通过吃智慧树上的果子而能够分辨善恶，完成了伦理选择，终于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变成了有伦理意识的人。由此可见，能否分辨善恶是辨别人是否为人的标准。善恶的概念是与伦理意识同时出现的。善恶一般不用来评价兽，而只用来评价人，是评价人的专有概念。因此，善恶是人类伦理的基础”（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35—36）。是否关注“善恶”、是非，早已成为文艺评论亘古不变的标准，成为文艺理论工作者必须坦然接受的任务。这一点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同样可以觅到“知音”。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同志在《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一文中就曾指出：“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虚伪。﹝……﹞俄国人民﹝……﹞应该﹝……﹞向唯一能摧毁托尔斯泰所憎恨的旧世界的那个阶级学习，即向无产阶级学习”（380—381）。这里明确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颂扬正能量，谴责假丑恶的坚定不移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及同样的善恶观：“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558）。当然，文学伦理学批评更具身份意识，因为它直接标明自己就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身份意识”展现了一种敢于革新的勇气与活力，并且它明确宣称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有两个要求：‘第一，要确定研究对象；第二，要寻找和指出有助于掌握该对象的方法’”（鲍列夫 1）。

简言之，文学伦理学批评通过汲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资源，夯实了基础，扩大了视野，丰富了自身，可更为有效地解决建构者所称的“斯芬克斯之谜”，因为在有的学者那里，“人类伦理选择的实质就是做人还是做兽，而做人的前提是人类需要通过理性认识自己，即认识究竟是什么将人同兽区别开来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36）。

02

对道德的产物的关注：文学起源

文学到底从何而来？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道德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聂珍钊，《内容提要》 1），因为“文学﹝……﹞几乎具有了伦理学研究所需要的全部内容，﹝……﹞通过艺术形象提供更为典型的道德事实”（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98）。因此，对文学应该成为道德的产物的关注，无疑成为文学的起源。在这一前提下，“文学教唆犯罪或损害道德是不能被允许的，如果批评家仅仅把这些看成艺术虚构和艺术审美而失去了自己的道德立场，也是不负责任的。无论作家创作作品或批评家批评作品，都不能违背文学的伦理和损害道德”（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101）。确是一番真知灼见，同样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光辉。

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早在《大陆上的运动》（1844 年1 月）这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成期”的文章中，通过赞扬作为“道德的产物”的法国19 世纪中期著名小说家欧仁·苏（1804—1857）的作品《巴黎的秘密》，作过一段相关的“一往情深”的论述：“这本书以鲜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阶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 222）。欧仁·苏为下层人们的苦难呐喊，为下层人们的命运“鸣冤”，恩格斯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它是作品赖以产生之源，得以“奠基”之根。“它（指作品——引者注）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贫富对立，触及了人们所普遍关心的社会矛盾”（蒋培坤，《讲解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66），尽管作家曾因“思辨的迷雾”，在《神圣家族》中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口诛笔伐。恩格斯也曾在《致玛·哈克奈斯》（1844 年4 月）这一起草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期”的信函中，对法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1799—1850）在创作中建构的“道德的产物”赞赏有加：“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 年至1848 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指被推翻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引者注）；﹝……﹞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269—270）。宏论滔滔，令人拍案叫绝。在恩格斯看来，巴尔扎克“除细节的真实外，﹝……﹞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实现了“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这指明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深刻阐明了作家生活实践、世界观与创作之间天然“亲缘”关系，足可让我们见识一个竭力背叛自己阶级的超凡脱俗的革命者的气魄，一个“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致玛·哈克奈斯》 269）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形象。正是因为如此，恩格斯酷爱巴尔扎克，在友人、马克思二女儿劳拉·拉法格（1845—1911）面前也难掩激动：“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里有1815 年到1848 年的法国历史，﹝……﹞多么了不起的勇气！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77）与此同时，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1844）这部他们首次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成期”，于巴黎合作的论战性著作中，也对《巴黎的秘密》中女主角玛丽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重压下优雅”般的道德品质，赞叹不已：“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这些品质感动了她周围的人，使她成为罪犯圈子中的一朵含有诗意的花，并获得了玛丽花这个名字”（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25）。此外，两位革命导师还饶有兴致地告诫人们提防《巴黎的秘密》中“校长”复仇行为所隐含的伪道德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此时的马克思流亡他国，朝不保夕，度日如年，但依然不屈不挠，满腔热忱地思考着广大无产阶级的前途、命运，写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一批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声誉卓著的著作，用自己的行动，忠实践行了自己一贯倡导的道德原则。他真是给人类带来“‘盗火者’光明”的普罗米修斯。境界何其高远，令人心向往之！

文学伦理学批评还论及文学作为特殊商品的问题。它如是说：“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最终要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因此必须符合一定的质量标准才能进入文学的交易市场，这个质量标准就是文学的价值标准。社会赋予文学批评家一定的责任，以便文学的价值标准能够得到坚守。无论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都要遵守文学交易市场的道德法则。在文学这个自由市场里，社会责任就是这个市场所有参与者都要自觉遵守的质量标准和交易规则”（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101）。这实际上是在说，既然文学作品是“特殊商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时，必须遵守市场“准入准则”，这个“准则”就是“文学的价值标准”，就是“道德法则”，就是“社会责任”。文学批评家就应该履行“准则”，向市场严肃认真地推荐作品，绝不可为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夸大其词，祸害读者。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曾在1930 年1 月17 日《给阿·马·高尔基的信》中曾对即将进入市场流通的战争小说的出版作出严格要求：“至于描写战争的小说，那必须严加选择之后再出版。在书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描写战争的‘恐怖’、引起对一切战争（不仅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也对其他一切战争）的反感的文艺小说。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小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把读者从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引到了解必须打倒组织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小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战争。我们拥护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战争”（529）。也就是说，一切出版物必须服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歌颂革命的正义战争这一“准则”，这一“社会责任”，以此“鼓舞革命人民通过革命战争去摧毁旧制度，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周忠厚，《讲解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536）。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作家成长的巨大关怀，弥足珍贵。

03

对伦理的描写及教诲功能的挖掘：批评的任务

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运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中的道德现象，倾向于在历史的客观语境中去分析、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各种道德现象”（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134），并“强调文学及其批评的社会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并以此作为批评的基础”（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135）。显然，对伦理的描写及教诲功能的挖掘，遂成为批评的任务。其中，“运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进行伦理描写，且在方法论上“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并以此作为批评的基础”，文学伦理学批评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更加无庸赘述。

“英雄所见略同。”列宁同志在《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1910 年12 月11 日）这篇写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高潮期”的文章中，通过对托尔斯泰（1828—1910）的赞誉，充分肯定其作品所表现出的正义道德力量：“他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377）。“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意味着列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充分面对并分析、阐释、批判托氏作品所呈现的俄国这一现代国家早已呈现的丑恶现象。这是共产主义者面对无产阶级的敌人发出的战斗号角，面对“魑魅魍魉”般的丑恶、无耻发出的坚强怒吼。斯大林同志发表过类似高见。他在1929 年2 月2 日《答比尔—别洛策尔科夫斯基》的信中如此这般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至于《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这个剧本本身，它并不那么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不要忘记，这个剧本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如果像土尔宾这样一家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不得不放下武器，服从人民的意志，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对他们布尔什维克是毫无办法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显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511）。比尔—别洛策尔科夫斯基（1884—1970）是苏联剧作家、功勋艺术家。《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是根据苏联剧作家布尔加科夫（1891—1940）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白卫军》改编的话剧，比尔—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可能参与其中，1926 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抵制，因为作品中的土尔宾一家对白匪寄予无限同情，反对革命，丑化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最后都没有好下场，不得不向正义认输。斯大林同志以此作为反面教材，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首先分析剧本所体现的伦理描写秩序：“至于《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这个剧本本身，它并不那么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答比尔—别洛策尔科夫斯基》 511）；然后阐释剧本所传达的教诲功能：“《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显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力量，讴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伟大力量。这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斯大林，《答比尔—别洛策尔科夫斯基》 511）。

文学伦理学批评还慎重其事地提醒学界：“今天的文学批评不能背离社会公认的基本伦理法则，不能破坏大家遵从的道德风尚，更不能滥用未来的道德假设为今天违背道德法则的文学辩护”（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135）。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就此表达鲜明立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照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555）。不难理解，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就是一定时期的批评家们针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阐释、评价时必须恪守的基本伦理法则、道德风尚。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之间彼此关联，不能割裂，尽管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换言之，毛泽东同志要求作家在创作时必须将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理由在于“一部作品的思想政治倾向总是通过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表现出来的，文艺批评只有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分析，才能把握这种思想政治倾向”（纪怀民 588）。这必然涉及到“为谁服务”，“为谁创作”的大是大非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同志后来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部同样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高潮期”的光辉文献中，作了言之成理的阐发：“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659—66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恩来同志所说的“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是在区别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前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文艺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也包括各民主党派、爱国的资产阶级和旅外侨胞及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周忠厚，《讲解周恩来三个〈讲话〉》 694）。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的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其文学理论批评较之文学伦理学批评更加严谨、深刻，更加富于马克思主义精神，可补充后者之不足。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像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前进之路。背靠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片丰厚沃土，文学伦理学批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聚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切实履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任务、目标，并有效借鉴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创作资源。这样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丰富了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宝库，积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是我国百年马列文论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由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保驾护航”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有着高度的政治站位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有益于文学工作者最大程度地挖掘中外文学中的伦理（道德）资源，以此弘扬主旋律，特别弘扬那些在中国“已经成为道德的象征，变成了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143）所传达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与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为民族精神引吭高歌，理由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①。另一层面，我们还可以将这一负载着浓郁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理论武器，以无所畏惧的勇气，甚至“壮士断臂”的气魄，与学术腐败做坚决斗争。只要这样，“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②，我们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注解

【Notes】

①②参阅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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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Jingyun, ed. Fundamentals of Marxist Ethics.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16.]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537—567。

[Mao Zedong. “A Speech on a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in Yan’an.” Selected Readings from Marxist Works on Literature and Art 537-67.]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

[Marx, Karl. Manuscripts on Economy and Philosophy in 1844. Trans. Liu Piku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Complete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Vol. 2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4.]

——：《神圣家族（摘录）》，《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21—52。

[---. “The Holy Family (Excerpts). ” Selected Readings from Marxist Works on Literature and Art 21-52. ]

聂珍钊：《内容提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2。

[Nie Zhenzhao. “Abstract.” Nie Zhenzhao. Fundamental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1-2.]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asic Theorie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文艺起源于劳动”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误读》，《文学评论》2（2015)：22—30.

[---. “On the Argument that Literature and Art Both Originate in Labour: A Misreading of Marx and Engels’ Points of View Concerned.” Literature Review 2 (2015): 22-30.]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1（2005）：8—11。

[---.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05): 8-11.]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纪怀民 陆贵山等编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年。

[Selected Readings from Marxist Works on Literature and Art. Ed. Ji Huaimin and Lu Guishan, et al.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1982.]

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527—530。

[Stalin, Y. “A Letter to A. M. Gorky.” Selected Readings from Marxist Works on Literature and Art 527-30.]

——：《答比尔—别洛策尔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510—514。

[---. “A Reply to Bill-Belotcherkovsky.” Selected Readings from Marxist Works on Literature and Art 510-14.]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649—670。

[Zhou Enlai. “A Speech in a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as well as at a Meeting on Feature Film Creation (Excerpts).” Selected Readings from Marxist Works on Literature and Art 649-70.]

周忠厚：《讲解〈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3—20。

[Zhou Zhonghou. “A Lecture on 1844 Manuscripts on Economy and Philosophy.” Selected Readings from Marxist Works on Literature and Art 3-20.]

——：《讲解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532—536。

[---. “ A Lecture on Stalin’s ‘A Letter to A. M. Gorky’.” Selected Readings from Marxist Works on Literature and Art 532-36.]

——：《讲解周恩来三个〈讲话〉》，《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690—708。

[---. “A Lecture on Zhou Enlai’s Three ‘Speeches’ Concerning Literature and Art.” Selected Readings from Marxist Works on Literature and Art 690-708. ]

责任编辑 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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