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传记研究和文化诗学新动态：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访谈录

点击上方“外国文学研究”可以订阅哦

内容摘要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现任哈佛大学约翰·科根校级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著名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文学批评家、美国新历史主义领军人物，其著作《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融学术研究与通俗传记叙事于一体，连续数周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该书在英语学术世界与大众读者中反响极大。本文是作者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与他的学术访谈，主要讨论以下问题：传记中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学术研究与大众读者，传记与莎士比亚研究，传记叙事的新方向，传记中的自我形塑和文化诗学，以及传记的现实关切性。

作者简介

党伟，东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沈阳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莎士比亚和文化研究。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美国哈佛大学约翰·科根校级讲座教授，美国文理学院院士。学术期刊《表述》、《诺顿英国文学选》和《诺顿莎士比亚》的主编。曾获2016年郝尔拜奖、2012年普利策奖和201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奖项。研究领域为莎士比亚、早期现代文学与文化、旅行探险文学、宗教与文学、文学与人类学、以及文学与文化理论。

Stephen Greenblatt is John Cogan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and the Italian literary academy Accademia degli Arcadi, a renowned Shakespearean scholar, literary critic, an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New Historicism. His 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characterized by both his academic insights and fascinating storytelling, was on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list for several weeks, reaching both the academia and general public. This interview with him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regarding the life-writing of Shakespeare and cultural poetics: Shakepspeare portrayed by Prof. Greenblatt, Shakespeare studies and common readers, biography and Shakespeare studies, new directions in biography, self-fashioning and cultural poetics in Shakespearean biography, as well as the realistic concerns of biographies.

Dang Wei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er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nd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r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Renaissance drama, Shakespeare, and Cultural study. 

Email: dangw881@outlook.com

Stephen Greenblatt is John Cogan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He is the general editor of the journal, Representation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 Norton Shakespeare. His honors include the 2016 Holberg Prize, the 2012 Pulitzer Prize, and the 2011 National Book Award. His research includes Shakespeare,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iterature of Travel and Exploration,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 and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Email: greenbl@fas.harvard.edu

党伟（以下简称党）：有关莎士比亚的生平，虽然我们了解一些基本事实，但我们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来自斯特拉福小镇的青年，没有大学教育背景，也没有显赫的家庭关系，是如何通过写作功成名就的。正如您所说，莎士比亚“创造了上千年来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格林布拉特，《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12）。究竟是什么让出生于手套作坊的莎士比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以下简称格林布拉特）：最简单直接的答案是天赋。当然，这只是我们目前无法充分解释莎士比亚成就（如同莫扎特或伦勃朗）的另一种说法。我们也可以从莎士比亚的创作条件和历史时机的角度讨论。也就是说，在思想、精神、政治和美学的发酵时期，他以一种崭新、蓬勃发展的艺术形式——流行剧场——走上了自己的成功之路。

党：时机确实很重要。新市场对新剧本的需求很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将其转化为优势。例如，一些与他同时代的剧作家，有人穷困潦倒（罗伯特·格林），有人锒铛入狱（本·强森），有人死于非命（克里斯托弗·马洛）或遭受酷刑（托马斯·基德）。莎士比亚是为数不多设法在这片混乱的水域中航行并继续发展剧场的作家之一。您认为是什么使他摆脱了同行的悲惨命运？

格林布拉特：我想，他大概具有一种能力，使他即使在非常危险的地带冒险，也能出色地应对一切，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他的艺术里没有怯懦，也没有趋炎附势，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戏剧经常在宫廷和公共剧场上演。专制政权中的审查员有时可能根本没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不过，多数情况下，他们很清楚舞台上的表演或台词内容可能带来的影响，但仍然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宽容可能是出于政权公众形象的考虑，因此即使在索韦托骚乱期间，主张种族隔离的南非政权也不想被公众认为他们正在镇压莎士比亚戏剧，所以他们会允许奥赛罗在公开场合亲吻苔丝狄蒙娜，而这也可能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这种释放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人们通常默认为，审美像一面屏风，具有隔断作用，它可以在艺术作品与严峻局势之间划出一条无形的边界，从而控制原本看起来很危险的东西。对于各方来说，重要的是保持屏风的完好无缺。莎士比亚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或者几乎从来没有，打破这个屏风。

党：在一次采访中，您说您“曾试图将莎士比亚带回到他所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中”（格林布拉特，《关于〈俗世威尔〉的采访》）。但是莎士比亚无处不在，他的台词引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他的400周年纪念在世界各地举行，每年都会出版许多莎士比亚书籍、文章、戏剧，每年都有新的电影改编。那么在什么意义上他不在我们的世界？也就是说，您想展示的莎士比亚和业余读者所熟知的“莎士比亚”有所不同吗？

格林布拉特：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英语作家，也是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意味着，正如你所说，他在我们的世界里无处不在。但是，这种普遍存在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无处不在，就像空气一样，近乎隐身。你可以买一盒礼品糖果，上面写着“Sweets for the sweet”，却不知道这是莎士比亚的名言。而且，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是格特鲁德在奥菲莉亚的尸体上撒花时哈姆雷特说的话！为了使莎士比亚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中并永不褪色，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他、恢复对他感知，了解他的新奇，他的冒险、他的激进和颠覆性力量。

党：是的，因为人们容易习以为常，无处不在可能是“一种近乎隐身的形式”。正是“陌生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所有的文学不都是让人们意识到那些被当作理所当然熟视无睹的事物和情况吗？

格林布拉特：我同意。无论是草地上的露珠（《仲夏夜之梦》）、园丁们的闲言碎语（《理查二世》）、士兵们在战争前夕的低声交谈（《亨利五世》）或蜗牛退到壳里（《维纳斯和阿多尼斯》），莎士比亚都设法使一切都显得新奇。但这种新奇感有可能因我们过度的熟悉而减弱，类似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魅力的常规化”。天才演员有可能在戏剧中与这种熟悉作斗争。判断一个表演是否有感染力或成功，一个标志就是台词听起来是否像是第一次被说出来（这与故意让一切变得怪异的表演不同）。成功的文学批评解释也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恢复对熟悉文本的新鲜感，而且，我认为，这并不依赖于对台词的怪诞解读。

当然我们的问题是，同样的逻辑是否适用于莎士比亚传记，而我相信是适用的。也就是说，除了那些数量不多，但我们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生平琐事和细节，他的传记可能会让人感觉非常地枯燥和乏味。几年前，电影制作人马克·诺曼（Marc Norman）第一个向我征求关于制作莎士比亚传记片的意见。我告诉他，我的建议是彻底放弃这个想法。莎士比亚的生平实在不够有趣，不如写一部关于克里斯托弗·马洛的剧本，他的职业才令人惊讶，而且也令人悲痛。马克·诺曼说，不，剧本必须是关于莎士比亚的——他是广大公众的兴趣所在，电影也因此可能找到投资——在我们一起进行了几次深入交谈之后，我们开始考虑一些让生平看起来更具吸引力的想法。最终，他采纳了其中一个想法——变装的概念，他与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合作的电影《恋爱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Love）把它变成了现实。虽然这部电影在传记细节方面几乎都是虚构的，但我认为，影片向我们成功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也就是我们可能认为很普通的东西，在莎士比亚身上可能就会变得惊心动魄，比如，漫步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街头，排练戏剧，坐在书桌前写作（这些镜头）。

党：很高兴您提到《恋爱中的莎士比亚》，因为在中国国内，我们的一位教授把它当作莎士比亚传记的补充材料给大家放映，学生们对其中莎士比亚的生平与他的创作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印象很深刻。作为一位著名的莎士比亚学者和评论家，当您着手重写他的生活时，都遇到了哪些挑战，特别是在打破莎士比亚传记书写传统这方面？

格林布拉特：其中一个挑战当然是消化吸收大量前期优秀的莎士比亚传记作品。这不仅意味着阅读最新的传记，也包括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那些热心的收藏家们所做的杰出研究。具体到我自己的项目，一个更大的挑战是把莎士比亚的传记事实和推测与都铎和斯图亚特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学家的最近成果进行有机结合。第三个挑战是，思考在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传记理念提出挑战后，在所谓“作者已死”的理论背景下，如何为传记辩护。

党：在最近的三个世纪中，您最青睐哪一部莎士比亚传记？另外，我对您提到的第三个挑战，即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作者之死”，很感兴趣，您能评论一下“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吗？莎士比亚传记作者有哪些焦虑？

格林布拉特：我不确定我有没有一个最喜欢的，但我特别感谢塞缪尔·舍恩鲍姆（Samuel Schoenbaum）的《莎士比亚：纪实人生》，以及他《莎士比亚的生平种种》，这两部著作既有趣又富有见地。我对舍恩鲍姆略知一二，他对解构主义和理论颇有嘲讽。但我认为，可以说《莎士比亚的生平种种》是对福柯或巴特等理论思潮的回应，因为它暗示所有传记实际上都是虚构的。至于“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我相当怀念人们不得不为捍卫传记的理念而奋斗的那段时光。我认为，对传记作家来说，理论挑战是一件好事，因为尽管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焦虑，但这迫使他们更加自觉地反思自己正在构建的东西。

党：众所周知，传记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故事，而且具有政治性、社会性和文化性。您希望读者在阅读《俗世威尔——莎士比亚自传》时关注哪些主题？换句话说，您希望读者从这个版本的莎士比亚传记中得到什么，是他白手起家的经历？他的内心世界？还是其他东西？您希望提供什么样的知识给你的读者：生活教训？历史经验还是剧本阅读的邀请？

格林布拉特：在我写《俗世威尔》之前的几十年里，作为一名学者，我一直致力于探索历史和文化力量——包括权力关系、宗教冲突、性别等级制度及其引发的不满、纵欲、殖民主义等等——这些都是莎士比亚创作成就的基础。我在一系列学术著作中发表了研究成果，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形塑》、《莎士比亚的商讨》、《学会诅咒》和《炼狱中的哈姆雷特》。但我逐渐意识到，这些书虽然在专业领域内很成功，但却无法接触到更广泛的公众，甚至包括那些有兴趣了解莎士比亚的读者，原因很简单：在课堂之外，加深对文学理解的主要流行模式一直是文学传记。像米歇尔·福柯和罗兰·巴特这样的理论家，反对作者的观点只会扩大学术界对文学的参与和公众兴趣之间的差距。学术界的成功使资深文学批评家们对传记的概念感到恐惧，好像这是被轻蔑地斥为“中等文化素养”的致命标志。但我是福柯的朋友，对他的作品也非常熟悉，我也仔细阅读了罗兰·巴特，所以我相信，忽视公众对作家生活史的兴趣，是对福柯等理论家的误读，也是人文学科的一个严重错误。在《俗世威尔》一书中，我开始把我对文艺复兴时期世界的看法纳入我对莎士比亚生平的描述中：因此，Will in the Word成了我的书名。

党：特里·伊格尔顿曾评论说：“现代文学批评家中很少有人为大众写作，他们都是少数生物。尤其是美国散文，很难在插科打诨与装腔作势两极之间找准方向。相比之下，《俗世威尔》取得了是罕见的成功：一种既简单又优雅，非常容易被人理解又极具专业知识的作品”（伊格尔顿，49）。这种学术参与文学与公共兴趣之间的差距在中国也存在，并且似乎普遍存在……让我们谈谈这部传记的标题，Will in the World。我个人很喜欢这个集合了莎士比亚的名字、意志和遗产于一体的双关语。2017年12月15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别担心，耶鲁仍在讲授莎士比亚》，回应了“废除”主要英国诗人的请愿。那么，莎士比亚留给当今世界的遗产是什么？比如说，在《俗世威尔》中，您对莎士比亚的刻画里，他的双重意识受到高度重视。为什么强调这个属性？为什么想要这样描绘诗人？

格林布拉特：我们现在对“身份”的迷恋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谈论“身份”时，往往会把它看成是单数形式。但我们非常清楚，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有多重身份，而每一个身份通常又充满了裂缝、断层、隐秘和矛盾。在这个程度上，我们都有双重、三重或四重意识。我们学会了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同的内在自我之间穿梭，甚至竖起一道屏障，宣称我们只是一个自我。为了还原莎士比亚的生活，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我必须强调诗人叶芝所说的“万脑人”。还有一个因素：他生活在一个被秘密充斥的时代，无论从宗教、性还是政治的角度说，他都过着一种秘密生活。

党:《俗世威尔》首次出版至今已有15年了，是否有哪些读者的反应或评论超出您的预期，或让您感到惊讶？

格林布拉特：我在《俗世威尔》之后又出版了多部著作，所以已经很少为此感到意外，但是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虽然我曾打算让《俗世威尔》走进普通大众，而不是学术圈的读者，事实证明，它在学术圈内外都被广为接受。我很快发现，的确，更多的学者——包括莎士比亚专家——对这本书的阅读，超过我特意为业内人士撰写的其他任何学术著作。

党：在中国也是这样，《俗世威尔》同时吸引了大众读者和学者。很多关于《俗世威尔》的文章发表在顶级期刊上。您是否认为人文科学领域的所有学术著作都应该以普通大众都能理解的方式撰写？换句话说，人文学科是否应该为公众利益服务？您在新作《暴君》（2018）中，提到了暴政的解决之道在于人民。这是您选择为普通读者写作的原因吗？现代读者可以从莎士比亚的“双重意识”中学到什么？您是否认为我们有时候思维太过单一或局限呢？

格林布拉特：我相信文学学术研究本身的价值，但我认为，如果文学研究仍然藏在学术机构的高墙后面，永不抵达一般读者群的话，那么它将无法实现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一最大目的。此外，我认为莎士比亚有很多东西会让所有人受益，我想促成这件事。

党：《俗世威尔》非常成功，科林·巴罗甚至声称，“相比莎士比亚作品，人们更可能去购买莎士比亚传记”（Burrow，9）。随着人们对传记阅读和写作的兴趣日益浓厚，对传记作品的抱怨甚至是严厉的批评也越来越多，指责传记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作品身上转移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传记体裁的地位，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在文本分析和文学理论之下。例如，安德鲁·哈德菲尔德（Andrew Hadfield）在其文章的结尾处指出，“尽管数量巨大，但传记本身却无足轻重，因为这只能鼓励人们思考传记本身，却忘了思考创作传记的目的”（Hadfield, 377）。您对此有何评论？您认为为公众写作在学术界不那么受重视的原因之一是象牙塔内对写作收入的鄙视吗？

格林布拉特：我认为，更值得反思的问题是，科林•巴罗所不屑的所谓“人们”，为什么会渴望了解那些他们所钦佩的、充满创造力的人和他们的生活，包括莎士比亚、毕加索，或者是麦当娜。与其不屑和蔑视，我更愿意从兴趣和尊重开始。

我的印象是“为公众写作”在学术界越来越受到重视。有一段时间，这种写作通常被认为是“中等文化素养”，而文学专业学者则试图使自己的声音极尽晦涩。我不知道，对写作收入的鄙视是不是这些批评声音的主要动机；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这实际上反映出人文主义者的某种渴望，他们渴望使自己听起来更接近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或者像更加深奥的德国、法国的哲学家。但是，对人文学科的兴趣下降已使得接近公众势在必行。

党：与职业传记作家相比，莎士比亚学者在撰写传记时有什么优势？当您的传记引起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兴趣时，不加脚注这一设计引发了争论。您曾经说“我认为文学写作应该给人以愉悦”（格林布拉特，《关于〈俗世威尔〉的访谈》）。学者和批评家的责任有哪些不同？您如何处理这些差异？

格林布拉特：我为每一章都提供了书目注释，这样对话就可以满足那些好奇我是在哪里找到的相关信息或希望深入某个话题的读者需求。但是我认为，在页面底部或各章节末尾频繁出现的小号数字形式的注释，在很大程度上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是的，我希望读者在我的故事中获得愉悦。毕竟，当读到一个故事时，我们不想被不断打断，在每一个句末停下来检查来源。

党：您说的没错。好故事能够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强有力的叙事可以对普通读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您能描述一下莎士比亚研究的现状吗？未来莎士比亚学者的焦点可能是什么？

格林布拉特：莎士比亚研究一直广泛多样，现在仍然如此。最近有一系列关于莎士比亚与他的作品来源关系的著作，特别是古典作品对他的影响；对表演和改编（包括电影、视觉文学和其他媒体）的巨大兴趣；关于他的特定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的持续争论；运用计算机方法对戏剧著作者的研究，即试图确定那些他与别人合写的剧本中，哪些场景出自莎士比亚之手；关注他者的研究，包括犹太人、黑人、不羁的女性、同性恋等等；以及莎士比亚在文化流动中的核心地位等。

党：您有一本书《文化流动》（2009）最终成为了一部文化流动宣言。您能否进一步谈一谈这一点，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背景下？为什么文学研究应该意识到文化流动性？

格林布拉特：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流动性势不可挡、无所不在。全球经济，社交媒体的普遍力量、自愿或不自愿的人口流动，所有这些都塑造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办法来回应或反思这一现实。当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势力抬头并利用这种流动引起的广泛不安和怨恨时，我们发现自己感到困惑或不知所措。相反，文学研究倾向于将过去视为稳定和停滞的时代，但我觉得这可能离事实相差甚远。

党：您认为传记写作和批评的新方向是什么？对莎士比亚的传记研究怎样促进莎士比亚批评？

格林布拉特：当然，这很难预测。我认为最有趣的途径之一可能是我们所谓的“网络传记”， 即对莎士比亚文献记载的和可能的联系进行进一步探索。几年前，查尔斯·尼科尔（Charles Nicholl）写了一本关于马洛的非常了不起的书《清算》（The Reckoning），其中令人兴奋的特点之一就是他重建了马洛被杀当晚小酒馆其他人的身份。

党：查尔斯·尼科尔重建了导致莎士比亚同时代作家遭遇谋杀的事件，并带领读者进入了那个赚快钱、充满间谍和政治阴谋的世界。通过发现新的证据，他推测刺杀马洛得到了宫廷高层的认可。在《俗世威尔》中，讲故事（即潜在的叙事兴趣）怎样影响了您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

格林布拉特：因为我不是小说家，所以我不允许自己为了讲故事而编造任何东西。对莎士比亚生平最出名的导入是在《尤利西斯》这部小说中，乔伊斯通过斯蒂芬·戴达洛斯（Stephen Daedalus）这个角色，创造了关于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与莎士比亚的兄弟理查德（Richard）通奸的奇幻故事。问题是，这种关系没有丝毫实据（除了戏剧和诗歌的推测性推断之外）。我给自己的任务是根据莎士比亚作品之外现存的生平线索来讲述这个故事，尽管我显然对这些线索很感兴趣，但主要是因为它们照亮了他的作品。

党：据说，在某种程度上讲，每本传记也是一部自传。我注意到，您的大多数作品都受到您自身经历的启发，或者包含您的部分经历，比如《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中那段飞机上的经历，《亚当和夏娃的兴衰》中关于祈祷时是否可以睁开眼睛的心理斗争，以及对黑猩猩的实地观察。您认为传记作者的生活经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她的传记书写？

格林布拉特：我认为传记作者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塑造了他/她的看法，不管是好是坏，必须尽量不把自己的生活和描写对象的生活混为一谈。在写每一章时，我的确曾经尝试用第一人称写作，想像自己体内住着莎士比亚的幽灵，我用独白的方式说出他在人生某个时刻的感觉。但是当传记出版时，我删掉了这部分。

党：作为最杰出的莎士比亚学者之一，您撰写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形塑》（1980）、《莎士比亚的商讨》（1988）、《学会诅咒》（1990）、《炼狱中的哈姆雷特》（2001）、《俗世威尔：莎士比亚如何成为莎士比亚》（2004）、《莎士比亚的自由》（2010）、《大转向：世界如何变得现代》（2011）；《亚当与夏娃的兴衰》（2017年）、《暴君》（2018年）等一些列专著，主编了《诺顿莎士比亚》（1997年）和《诺顿英国文学选集》（2000年），并发表了大量文章。尽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们大多数与莎士比亚直接相关。您能谈谈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形塑》、《炼狱中的哈姆雷特》到《俗世威尔》、《暴君》您所塑造的莎士比亚形象吗？如果《俗世威尔》再版，您会增添哪些内容？您打算像在《暴君》一书中那样，在后继作品中增加对莎士比亚的刻画吗？

格林布拉特：对我来说，很难退撤一步去描述莎士比亚多年来不断演变的形象。除了《俗世威尔》之外，你提到的每一本书（连同许多文章）都在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而不是试图构建一个传记图景。莎士比亚生平在其中的一些书中均有所涉及（其中最主要的是《炼狱中的哈姆雷特》），但都处于从属地位。我不希望在未来的版本中对《俗世威尔》有所增减，它保持原样就好，尽管我可能重新考虑其中的论点，但它具有某种完整性，我不想改动它。至于未来的作品，我相信莎士比亚生活的不同部分将以新的形式出现，就像万花筒般重新排列成新的图案。

党：在一次采访中，您说，“我非常想在本书中找到一种方法，告诉大众读者，而不是我通常为之写作的学术作品读者，告诉他们莎士比亚惊人的人生，告诉他们在我关于莎士比亚40年的思考中，我了解的这个人，跨越了一个世界”（《俗世威尔：莎士比亚如何变成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研究和传记写作对您自己的自我形塑、您的个性、您对待他人的方式以及您的学术生涯有什么影响？

格林布拉特：我从不把自己当成莎士比亚，即使是在最私密的带有自恋色彩的白日梦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中，我有时希望我能像蒙田或者能模仿蒙田。但是我确实认为，莎士比亚是人类智慧的一大源泉，一种有关最私人性的和最公共性的所有事务的智慧。

党：一个接下来的问题，蒙田可能对莎士比亚有什么影响？

格林布拉特：从莎士比亚撰写《哈姆雷特》到他职业生涯的结束，我认为蒙田对他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他并不是莎士比亚传记网络的一部分。蒙田的英语翻译约翰·弗洛里奥（John Florio）在莎士比亚和这位伟大的散文家之间建立联系方面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由于弗洛里奥与伦敦外国社区的联系，他能够使用多种语言，他可能与乔多诺·布鲁诺有往来，正是尼科尔斯在他的马洛传记中巧妙使用的那种人物。

党：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形塑》一书中，您认为对国家或文化权威的回应创造或形塑了身份。每个人对权威（教会、君主政体和“社区”）都有强烈的焦虑。例如，当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通过殖民遭遇“他者”时，他们将最深的恐惧和焦虑投射到他者身上。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权力是以什么方式运作的？它如何对个人产生影响？您认为当代的莎士比亚传记和批评是否揭示了英美社会的一些社会焦虑？如果有，我们的莎士比亚批评应该如何帮助读者处理这些忧虑和焦虑？

格林布拉特：莎士比亚对我们所谓的社会断层，即国家和家庭中存在着重大且潜在危险的裂痕，有着不可思议的敏感。这种敏感从四个世纪以前他的时代延展到我们现在的世界。他深刻思考了统治集团如何与边缘群体打交道；他对老年人的命运忧心忡忡；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厌女症的破坏力；他对声称圣洁持怀疑态度；他鄙视理论家，憎恨残忍；他还担心看似稳定的社会容易受到派系主义、煽动群众、内战和暴政的影响。他不提供政策或计划，但他使我们能够更清楚、更深入地思考我们面临的困境。这些两难困境包括将国家权力前所未有地扩展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多数我与密友的私人往来信件，几乎所有的活动轨迹、每一笔财产交易、所有个人偏好，至少原则上都掌握在政府和企业巨头手中。这就好像我们都成了莎士比亚舞台上的人物，我们的内在思想变成了在公共场合表演的独白。

党：您曾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形塑》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声音的书”（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形塑》，XI）。在这本书中，您揭示了文学文本、历史背景和作者传记之间的关系。您其他的作品也都遵循这个模式。今天，您如何看待这个想法？您是否认为您的文化诗学理论已成功应用于《俗世威尔》中？

格林布拉特：某些《俗世威尔》的评论家，包括受我文化诗学理论影响很深的一些人，认为在这本书中我抛弃了，而不是应用了我的批评原则。他们反对我的理由是我重新引入了“自我”的概念，而我似乎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形塑》和《莎士比亚的商讨》等书中对“自我”已经进行了解构。但是，我相信（并且始终相信），我并没有放弃这些原则，而是将它们拉回到我们真正体验社会能量、意识形态和帮助构建身份认同的制度网络的方式上来。

党：您能就此多谈一点吗？我们将从《俗世威尔》中莎士比亚对身份的建构中学到什么？

格林布拉特：在我看来，莎士比亚并没有想当然地认为，身份是一成不变或后天设定的，仿佛身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或是阶级、职业的自然结果。相反，他反复刻画的人物不仅有社会的无名小卒，还包括贵族、王子和国王，他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然后绝望地拼命试图恢复或重塑某种自我意识。我想，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因为它实际上就隐含在剧作家和演员的日常实践中。

党：对于那些试图了解过去和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来说，传记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我相信，我们的后代将通过现在的传记来理解和评判我们。文学现代主义也极大地改变了传记写作的艺术，您认为总体上文化诗学对传记艺术有什么影响呢？

格林布拉特：我认为，或者说我希望，在文学传记中，文化诗学能够运用文学现代主义带来的深刻见解的一小部分，使人们理解实际生活和经历。或者说，我认为像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和伍尔夫这样的天才打破了长期以来支配着我们对艺术家的刻画传统，使我们可能以新的方式进行思考。

党：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形塑》在美国的政治动荡中产生。您的新书《暴君》是在当今美国步入分裂状态的背景下出版。两者都研究了权力或权威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感知和选择的。精英们在写什么，公众在阅读或消费什么，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一定的影响。您曾经打破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现在看来您正在消除学术和通俗写作之间的界限。在这项努力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认为这些界限应该存在吗？

格林布拉特：虽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被划在“历史主义”内，但我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当下主义者”。我相信，现在是与过去纠缠在一起的，那些研究过去的人有责任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如何达到现在的状态，并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应对现在面临的挑战。“新历史主义”这个名字的“新”意味着唤起这种信仰。

党：自从您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首次访问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匮乏时代到小康生活的巨大转变。我敢说，如果您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旅行，一定会感到惊讶。谢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采访。能够在在哈佛大学得到您的亲自指导，是我莫大的荣幸。

格林布拉特：不客气。

责任编辑：张爱平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原以英文发表，访谈者应本公众号之约，将其译成中文，有少许删减）

往期精彩文章回顾：

《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主要论文摘要

目录 | 《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张旭春 | “以诗证史”与“形而上学的慰藉”——以华兹华斯《康伯兰的老乞丐》为例

方英 | 文学绘图：文学空间研究与叙事学的重叠地带

陈礼珍 | 再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大卫·达姆罗什访谈录

END

《外国文学研究》

官方微信平台

投稿网址：http://fls.ccnu.edu.cn

联系电话：027-67866042

联系邮箱：wwyj@mail.ccnu.edu.cn

版权所有。欢迎个人转发，媒体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