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视域中的文化资本问题及其审美阐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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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马克思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提出并阐释资本问题，将资本问题视为决定和影响社会文化再生产关键问题。马克思在提出并阐释资本问题的过程中没有拒绝和遗忘感性，包括审美问题，而是强调在分析“资本运动规律”过程中关注人的感性和理性的融合。马克思对资本问题的阐释不但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基础，而且为后来的文化批判理论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契机。资本不完全是冰冷的现实的货币价值的一部分，而是社会文化生产和再生产交换领域重要的支配因素，以这种理论形式，资本现代性批判进入当代批判理论的视野之内并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反响。

关键词

马克思；文化资本；再生产；资本现代性批判

作者简介

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Criticism of Capital Modernity: Cultural Capital and Its Value of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from Marx’s Perspective

Marx put forward and defined the problem of capital in his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he regarded it as the key issue in determining and affect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While putting forward and defining the problem of capital, Marx did not reject or forget sensibility, even aesthetics. Instead, he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the “law of capital movement.”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blem of capital not only laid down the foundation of the critical theory o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culture, but also provided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itical theory. Capital is not entirely a part of the cold and realistic monetary valu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dominant factor in the spher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With this theoretical form,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 modernity has come into the vision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generated profound theoretical repercussions.

Marx; culture capital; reproduction; criticism of capital modernity

Duan Jifang is the Executive Associate Dean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Aesthetic Cul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and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specializing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esthetics, and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Email: duanjifang@163.com

关于资本的研究贯穿于马克思理论的全部过程。纵观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生产、资本、劳动、剩余价值等是经常出现的概念，这些概念彼此之间充满了意义关联的复杂性，其中蕴含的思想内涵也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精髓所在。马克思重视资本问题，通过资本研究不但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奥秘，而且，资本研究还构成了马克思探究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思想孔径，资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关键问题之一。马克思对资本问题的研究有着多重的思考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至少存在着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资本研究，也存在着作为一个哲学家的马克思的资本研究，更存在着作为一个美学家的马克思的资本研究。 

从美学与文化的角度而言，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及其资本的运动规律研究，进而走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的剖析，在资本 / 劳动、审美 / 文化、生产 / 消费的多重理论关系中，建立起资本研究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批判关系，因而对当代美学与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马克思之后，法国理论家阿尔都塞从“再生产”视角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资本问题研究，文化资本、审美资本等理论研究的视域不断扩大，马克思视域中的文化资本问题研究也展现出思想的多元性及其理论批判的深刻启发。资本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生产问题、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和美学问题，在资本的身上凝聚着生产者的劳动和智慧，也凝聚着生产主体关于既定社会文化和审美精神的思考，折射出人的感性和理性的新的矛盾和张力，从而蕴含了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哲学基础及其价值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视野中，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和资本研究开始，探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关于文化资本、审美资本研究的理论拓展及其基本理论逻辑观念，可以更深刻地窥见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所蕴含的广阔的思想空间以及理论、思想、方法层面上的价值，并对当代文化批判理论研究有深刻启发。

01

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及其资本研究的理论批判意义

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研究有一个理论发展的过程。马克思的传记作家、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曾谈到，马克思在1857年左右不断忧虑他的经济学研究，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发狂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301）。德国学者曼弗雷德·缪勒提出，马克思最早从1843年到1844年左右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1957年至1963年这段时期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具有特别意义，而1857年至1858年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忍受着巨大的身体伤害完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著作《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并为后来的《资本论》的写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草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等著作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在这几年中已经创立了他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是马克思继唯物史观以后的第二个伟大发现，由于这个发现，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便从科学上得到了确切的论证。（缪勒 1） 

首先，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不是一个单独理论论域中的概念，马克思在提出和论述资本的概念中隐含着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逻辑，资本概念的提出和资本运动规律的深入论述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逻辑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是核心理论内容，二者的逻辑关系是统一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是从生产与实践、资本与劳动相统一的视角提出生产、劳动与资本问题，可以说是对资本在生产和劳动中的获得与功能的说明。马克思提出，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劳动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而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是积累的劳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30）。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东西都可以用劳动来购买，资本无非是劳动的积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2）；劳动促进资本积累，促进社会富裕的提高，但“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跟随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急剧的生产衰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3）。所以，资本的身上蕴含着劳动、生产的复杂关系，资本是生产和劳动的结晶，但这种劳动的结晶不是凝固的生产，而是体现劳动和资本统一过程中的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进而概括了国民经济学视野中劳动与资本统一设定中的资本的七种属性：

（1）资本是积累的劳动；（2）生产范围内的资本的使命——部分地是会带来利润的资本再生产，部分地是作为原料（劳动材料）的资本，部分地是作为本身工作着的工具（机器是被直接设定为与劳动等同的资本）——就在于生产劳动；（3）工人是资本；（4）工资属于资本的费用；（5）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产；（6）对资本家来说，劳动是他的资本的活动的因素。最后，（7）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的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原始状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30） 

其次，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融汇在他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研究过程中的，资本是与货币、生产、劳动力、价值等概念融合在一起被提出与探究的。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范围广泛，理论纵深丰富，不易把握，更难简短地说清楚。但从理论的具体性上来说，是可以在这样几个层面上见出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涵义的。一是货币与资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货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242）。货币与资本的关系是一种天然的联系，货币使资本的流通职能成为现实，由于货币的存在，社会生产具有了可交换的凭借物，也让生产和劳动的抽象化形式在客观上以资本的占有体现出来。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恩格斯也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两种与流通领域相适应的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货币和商品也表现为同一产业资本的流通形式，因而，它们的职能也表现为产业资本的流通职能，这些职能或者是生产资本的职能的先导，或者是从生产资本的职能产生”（《资本论》2: 94）。可见，货币代表了资本的流通形式，因而对资本的产生与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资本与劳动力。如同资本家要从其他商品所有者那里购买生产资料一样，资本家也从劳动力所有者那里购买劳动力，所以，劳动力是生产资本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强调：“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资本论》1: 195）。劳动力在商品生产、货币占有者、资本的形成与运动中承担着重要职能，因为 “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资本论》 1: 197）。马克思补充到，这个“自由”有两种含义，一是“自由地”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支配，因为劳动力是劳动者自身直接所有的，他当然可以随意支配，这个“支配”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呢？去创造资本，所以，这个劳动力被自身当做“商品”一样去和资本产生交换了；二是“自由得一无所有”，劳动者除了自身能支配的劳动力没有其他财产了，所以必须要当做“商品”一样去支配它。但正是这个自由的劳动力，使商品的生产和资本的流通与运动成为可能，劳动力是资本的重要生产来源之一。三是资本与价值。马克思提出：“当资本家把货币转化为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值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资本论》1: 227）。劳动不仅创造资本，还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增值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过程；劳动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在价值的转移和资本增值中发挥作用。货币、劳动力与资本发生关系，最终都是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层面展现出来。因而，资本是一个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研究中析出的概念与问题，资本在货币、劳动力、价值层面上展现出与资本主义总体生产过程密不可分的特性，隐含着商品生产的规律和特征。

最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批判意义及方法论启发。美国学者乔恩·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研究有许多黑格尔式的方法的残余，“有时神秘地表现为一个有其自身意志的当事人。工厂法案似乎神奇地满足了其需要；社会流动强化了其统治；重农主义学说在封建制度中代表了它”（499）。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探究展现出如此复杂的特点，一是与他的理论研究的历程和特点分不开，二是与他对资本概念的研究方法有密切的联系。马克思既是在抽象的一般规律上谈论资本问题，即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一般”，这方面的研究“表明了马克思所运用的抽象法的唯物主义性质。这一方法强调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基本前提，即强调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以及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基本前提”（缪勒 23）。另一方面，马克思还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资本的生产和流动的现实性，体现了对资本和“资本运动规律”研究的双重理论视域，同时在方法论上也有积极的理论价值。有的研究者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展现出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其主要依据的方法有“矛盾分析法”“‘普照的光’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人体解剖法”“社会有机系统论方法”等，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聂锦芳 彭宏伟 128）。

“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应用与“资本运动规律”研究的有效结合使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及资本研究展现出广泛的理论批判意义，对于深入认识和把握资本形成、发展和运动的辩证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说明，同时马克思强调：“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31—32）。通过资本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在竞争性法则下所展现出的资本的积累、变化规律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性融为一体，成为更深入阐释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积极的思想源头。在马克思提供的这个思想源头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找到了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的理论基础，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更加走向新的理论探索。

02

“再生产”的视角及其功能：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深化

马克思发现资本是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范畴，并由资本以及“资本运动规律”开始，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之后的理论家们进一步推动有关资本的研究，并进一步扩大资本研究的范围，使资本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领域，而与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资本研究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的重要理论观念。詹姆逊强调：“金钱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传统中继续起这种作用，它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范畴，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范畴”（141）。作为一种“社会范畴”的资本超出或者说跨越了马克思在资本与货币、资本与劳动力、资本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让资本的研究充分融入社会生活，体现了一种关于资本研究的“再生产”视角，并使多重文化语境中的资本批判成为当代西方文化批判理论新的生长点。

所谓“多重文化语境中的资本批判”意味着在当代文化批判中，从生产与资本、审美与资本、文化与资本、消费与资本等多个维度上拓展资本研究与现代性社会文化发展的联系，在对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赋予新的理论应答和发展中不断拓展资本研究的问题领域，并使其在当代文化批判理论中不断扮演新的角色。“多重文化语境中的资本批判”研究涉及一个复杂的理论思想谱系，从恩格斯、列宁到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罗莎·卢森堡，很多理论家等都曾为之做出过不同层面和不同影响的理论贡献；进入到20世纪以来，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中，卢卡奇、葛兰西、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大卫·哈维等人也积极推动资本研究与资本批判，其中，尤其以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的资本研究与资本批判理论值得关注。因为在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不但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倾注巨大心血，资本研究是阿尔都塞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通过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进行充分的理论细读，阿尔都塞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了他的资本研究的方法论影响，使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开始发生密切的理论联系。

从1965年左右，阿尔都塞在法国巴黎高师举办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专题研讨班，并开展“逐字逐句”“逐行逐行”（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2）的阅读，相关阅读感想和结论是他完成其理论著作《读〈资本论〉》的重要准备。正是在这部理论著作中，阿尔都塞形成了关于马克思的资本研究、生产研究等问题的“再生产”视角。何为“再生产”？在对待马克思的理论上，阿尔都塞强调，“再生产”是一种“视角差异”的逻辑。在著名的《论再生产》中，阿尔都塞强调了关于马克思的资本研究的“再生产”问题，他引入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语言地形学”观念，即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中植入关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观念，强调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上层建筑的保障作用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形成生产关系的革命。阿尔都塞由此强调：“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国家政权在国家机器——一方面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运用来保障的”（283）。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也在这个理论逻辑上纳入了阿尔都塞的“再生产”理论模式中，在“再生产”的视角下，阿尔都塞重构了阅读《资本论》的思想图式。

在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阅读中，阿尔都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从哲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展开阅读，“我们都是哲学家。我们没有作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或文学家阅读《资本论》。我们没有就《资本论》的经济内容或历史内容，也没有就它的单纯的内在‘逻辑’对《资本论》提出问题”（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3）。阿尔都塞由此提出了关于阅读《资本论》的方式和视角问题，即“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资本论》提出的是它同它的对象的关系问题，因而同时也就提出了它的对象的特殊性问题。这就是说，我们提出了研究这个对象所使用的论述型式的性质问题，即科学的论述的问题”（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3）。

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的“科学论述”，目的是要进一步打开资本研究的空间，特别是打破单纯从劳动、经济、私有财产以及剩余价值的视角进行资本研究的方式，将资本研究纳入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这也是阿尔都塞强调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特殊对象问题。作为一种特殊对象，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既包含生产、劳动、私有财产、剩余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初衷，但如果把资本研究的对象限制在这个范围内，那么，对马克思的资本研究仍然没有走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为此，阿尔都塞提出了对《资本论》研究的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第一，经济不可能具备（直接可以看到的，可以观察到的）既定存在的性质，因为它的确证要求经济结构的概念，而经济结构的概念又要求生产方式结构（它的各个层次以及各个层次之间的特殊联系）的概念，因为它的确证要以它的概念的构成为前提。（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206） 

第二，如果经济现象的“领域”不再具有无限平面的同质性，那么它的对象理所当然不再在所有场合是同质的，因而不再能够以同一尺度进行比较和计量。（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206） 

第三，如果经济现象不再是那种平面空间而是深刻的和复杂的空间，如果经济现象由它们的复杂性 ( 也就是它们的结构 ) 决定，那么就不再可以把直线性因果关系概念应用于这些经济现象。这样，就需要另一个概念来说明这种因果关系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新的规定所要求的，是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复杂性 , 也就是它的特殊规定即结构的规定所要求的。（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207） 

它使我们必须把经济现象看做由（区域）结构决定的，而区域结构本身又是由生产方式的（总）结构决定的。这个要求向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即属于（一定）科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的理论实践问题，而且是理论问题或哲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显然涉及概念和概念体系的产生，由此必然影响到现有的科学性和（理论）理性的形式，这些形式在一定的时刻决定着总理论本身，也就是决定着哲学对象。（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208） 

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个理论上十分丰富的闭合系统，从一开始提出的《资本论》的对象及其论述的特殊性问题，到后来提出的关于经济、资本的“区域结构”，更进一步彰显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多元决定”观念，同时也指出了他所说的从哲学的角度阅读《资本论》与从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甚至人类学角度阅读《资本论》的视角差异以及理论限定。阿尔都塞的考虑是，“《资本论》的对象究竟在哪些方面不仅区别于古典 ( 甚至是现代 ) 经济学的对象，而且也区别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1844年手稿》的对象，进而提出这样的问题：《资本论》的论述究竟在哪些方面不仅同古典经济学的论述相区别，而且也同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的 ( 意识形态的 ) 论述相区别”（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3）。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是引领阿尔都塞的理论走向“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契机，通过对《资本论》在知识史中占有何种地位等问题的回答，阿尔都塞成功地破除了《资本论》是某种单纯的意识形态产物的观念，从而将资本研究引入更广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视域。

03

资本现代性批判：资本研究的文化与审美视域及其理论价值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曾经有一种潮流引人注目，那就是把马克思的理论家身份从一个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往文化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迁移，并以此提出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强调“马克思主义处于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趋势的中心，它超越了传统界限，并将‘文化实践的整体领域’作为其主体”（德沃金 1）。“文化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凸显既展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文化和审美理论视域中广泛深入应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危机”与“马克思归来”“回到马克思”等思 想讯息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

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资本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核心问题，而通过文化和审美视域的开拓，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资本研究方面，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青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的视野，即资本现代性批判的视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的资本现代性批判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理论观念，它强调两方面的思想联系：一是资本与现代性的联系，将资本研究广泛融入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历史，从而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资本研究具有了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意蕴；二是，资本与审美（文化）的联系，在资本与现代性批判中凸显文化和审美问题。这是因为在当代语境中，资本的研究从问题性来源以及发展来看，已经走向社会、文化、政治、审美问题的复杂融合，所以，在资本现代性批判中，文化资本、审美资本等重要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深化，也成了阐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思想图示。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研究本身就具有文化与审美等层面上的思想意涵，马克思提出了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哲学基础，他的资本概念及其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就是以资本问题为核心，进而贯穿起的资本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的整体性理论链条，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文化与审美方面的考察是有着理论的先导性的。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走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的剖析，已经从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研究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商品、消费逻辑的分析，由于商品拜物教的提出，资本研究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商品拜物教成为了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理论方式。其次，资本现代性批判可以说是一种“批判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批判”在方法和内容层面上包含了美学上的思考。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马克思曾提出“批判的批判”的概念，他说：“所谓哲学曾经是超实践的，这只是说哲学曾经飘浮在实践之上。批判的批判认为人类就是精神空虚的群众，这样它就为思辨认为现实的人无限渺小的论点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265）。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奥秘的揭示就在于资本的概念，但这个揭示也是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特征的批判性分析，这说明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概念研究，是一种“批判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批判”包含着资本与生产、资本与感性、资本与激情等多重的本体论规定，这是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走向审美与文化领域的重要思想启迪，这在马克思对货币的研究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马克思在论货币的产生过程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论述：

如果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如果感觉、激情等等仅仅因为它们的对象对它们是感性地存在的而真正地得到肯定，那么不言而喻：（l）对它们的肯定方式决不是同样的，相反，不同的肯定方式构成它们的存在的、它们的生命的特殊性；对象对它们的存在方式，就是它们的享受的特有方式；（2）如果感性的肯定是对采取独立形式的对象的直接扬弃（吃、喝、对象的加工，等等），那么这就是对对象的肯定；（3）只要人是合乎人性的，因而他的感觉等等也是合乎人性的，那么对象为别人所肯定，这同样也就是他自己的享受；（4）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既在其总体上、又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5）私有财产的意义——撇开私有财产的异化——就在于本质的对象——既作为享受的对象，又作为活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42） 

秉承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这个基本理论观念，当代美学研究不断展现丰富的理论图景，并形成了以下几种重要的理论研究方向：

一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将资本研究融入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的关系中，从宗教文化精神角度深化了资本研究的价值。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改变了以往的资本贪婪哲学的理解方式，批驳了有关资本积累的“原罪论”观念。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精神以组织的合理化和经济合理主义为基础，体现出一种伦理的“至善”，即“赚取更多的钱与严格避免任何本能的生活享乐的结合，因而它完全没有任何幸福的调味剂而言，更不用说享乐主义了。它是纯粹为了赚钱而赚钱，从个人幸福和功利的视角来看，它完全是超验的，也绝对是非理性的”（48）。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主体自觉接受这种伦理的“至善”，将自己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庞大宇宙，资本、技术、劳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现代经济生活服务，哪怕是现代商人也是如此，他们“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就业，在人口数量增长和贸易额扩大方面（这些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领域）为家乡的经济进步做出贡献，他们在这些过程中所体会到的快乐和骄傲，显然就是他们那种特殊的而且无疑是理想主义的满足感”（69）。这可以说是资本现代性批判的一种重要的理论立场。

二是德国学者韦尔纳·桑巴特的研究。桑巴特重视资本研究中的消费特别是奢侈问题，强调奢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桑巴特坚持：“奢侈曾从很多方面推动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奢侈与资本主义》165）。但奢侈也造成了过度消费，特别是随着奢侈品工业的快速增长，奢侈消费渗透各行各业，这个时候，奢侈的消费已经不是凡勃伦在著名的《有闲阶级论》中所强调的那种“出人头地”的良好愿望了，而成了“邪恶”“堕落”“贪婪”的代名词。在资本与奢侈的层面上，桑巴特更加认同“犹太特性”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作用，包括“智力、目的论、能量与灵活性（intellectuality,  teleology, energy and mobility）”（《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186）。

马克斯·韦伯和桑巴特在客观上也展现了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复杂性，特别是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经济的崛起，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已经将资本现代性引向了新的维度，自由市场已经对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传统价值体系造成了侵蚀，导致了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坍塌；而奢侈与过度消费以及带来的生产矛盾更让资本主义陷入困境。但这也带来资本现代性研究的另外一种理论向度，那就是，在经历了一个从后工业社会到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现代性批判更加凸显出资本与文化、资本与审美层面上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强调情感、趣味、品味以及风格等这些情感因素资本主义生产层面上所起到的作用，因而产生了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第三种重要的发展方向，即“审美资本主义”的方向。

“审美资本主义”的研究从美学当代经验出发，将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与生产的关系问题扩大到品味与生产机制、审美资本与体验经济、审美劳动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等层面，在法国学者奥利维耶·阿苏利（Olivier Assouly）、澳大利亚学者彼特·墨菲（Peter Murphy）与爱德华多·德·拉·富恩特 (Eduardo de la Fuente)、德国学者格尔诺特·伯麦（Gernot Böhme）等学者的推动下，提出了各种“种类”的资本主义，如“机器资本主义”“铁路资本主义”“汽车资本主义”“娱乐资本主义”“媒体资本主义”，他们将艺术和审美纳入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文化逻辑研究之中，提出：

看看那些经典的汽车、现代城市的网络、瑞士阿尔卑斯山之旅、现代的房子和花园，的确，现代生活中人们花那么多钱买的东西很显然审美是基本的。审美赋予这些物品以魅力和趣味，人们才想买那些东西。资本主义让这样的东西能买得起。但不管一件物品有多实惠，它首先必须是有趣且令人满意的。不管一个物品的功能有多强，它一定是有趣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把功能性和低廉的价格与一些额外的东西结合起来：趣味价值。（Murphy and Fuente 8） 

你越是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少思考，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积攒的就越多，你的那些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偷的财宝，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多。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拥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强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26—227） 

资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关于货币、生产、消费、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等问题的研究也占据了马克思大量的时间，是马克思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律的重要理论入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说，资本产生的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在当代社会，资本无处不在，无论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一种冷冰冰的现金交换的资本，还是当代社会生产中包含了各种价值交换关系的资本，资本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支配了生活中各种社会交往关系的发生，成了撬动社会各阶层人们生活方式有形的无形的杠杆。有些俗语说得好，“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谈感情伤钱，谈钱伤感情”；“金钱不是维系感情的惟一方式，但却是维系感情的最重要的方式”，这些说法尽管通俗，但形象地道出了资本支配社会发展的多重逻辑，也展现出了资本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现代性批判才构成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内容之一。自马克思提出并阐释资本的概念以及理论批判意义以来，经过马克斯·韦伯、韦尔纳·桑巴特、阿尔都塞以及提出“审美资本主义”理论的奥利维耶·阿苏利、彼特·墨菲、爱德华多·德·拉·富恩特、格尔诺特·伯麦等学者的理论拓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的资本现代性研究不断深入，并在生产、劳动、资本、审美、文化等多个层面展现出了深刻的理论批判意义，资本现代性批判成为了把握当代语境下资本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的重要理论观念，而从文化与审美领域开展的理论批判研究，更加让资本现代性批判增加了文化和思想的含量，理应引起当代美学研究的重视。

责任编辑：黄   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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