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犹太诗歌的个人方言书写

Original 罗良功外国文学研究 20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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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美国当代犹太诗歌成长的基础是犹太书写与现代主义传统的对话，诗人们从新的社会现实出发，将犹太诗人的身份置于现代主义诗学实践及其意识形态机制之中进行审视并与之进行协商与交换，形成美国当代犹太诗歌的个人方言书写。本文以金斯堡与惠特曼的大众现代主义、查尔斯 • 伯恩斯坦与庞德的现代主义之间的诗学对话为例，梳理美国当代犹太诗歌的诗学理论与实践，探讨美国当代犹太诗歌的个人方言诗歌，剖析当代犹太诗人们具有鲜明个性导向和意识形态内涵的非标准语言实践。

关键词

美国犹太诗歌；个人方言书写；当代诗歌；金斯堡；查尔斯 • 伯恩斯坦

作者简介

罗良功，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英语诗歌、族裔文学。

Title

Ideolectical Writing in Contemporary Jewish American Poetr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Jewish American poetry is largely based on the dialog between Jewish writing and modernist legacy. Starting from a new social reality, contemporary poets situate their Jewish identity in the practice of modernist poetics and the ideology behind it for scrutiny, negotiation, and exchange in order to formulate the ideolectical writing of contemporary Jewish American poet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wo dialogs, one between Allen Ginsberg and Whitmanian popular modernist legacy, and another between Charles Bernstein and Poundian modernism, so as to tease ou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Jewish American poetics, explore its “ideolectical” writing, and analyze these poets’ personality-orientedness and “ideologically informed nonstandard language practice.”

Key words

Jewish American poetry; ideolectical writing; contemporary poetry; Allen Ginsberg; Charles Bernstein

Author

Luo Lianggong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specializing in American ethnic literature and poetry.

Email: luolianggong@163.com

美国犹太诗歌始于 19 世纪初期，早期的诗人如佩尼娜 • 莫伊丝（Penina Moise, 1797—1880）、爱达 • 门肯（Adah Isaacs Menken, 1835—1868）即已取得不凡的成绩，被认为足以和朗费罗等诗人相媲美（Liptzin 40）。爱玛 • 拉扎罗斯（Emma Lazarus,1849—1887）的诗歌《新巨人》（“The New Colossus,” 1883）被镌刻于自由女神像基座，为美国社会所瞩目。20 世纪的美国犹太诗歌达到空前繁荣，见证了美国犹太诗歌融入美国主流、成为美国正典的高亮时期。从 20 世纪上半叶的查尔斯 • 雷日尼科夫（Charles Reznikoff）、路易 • 朱可夫斯基（Louis Zukofsky）、乔治 • 奥本（George Oppen）等客体派诗人（the objectivists），到 20 世纪中后期的艾伦 • 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926—1997）等垮掉派诗人，再到 20 世纪后期以来的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等极具实验性的语言派诗人，犹太诗人们始终积极参与并引领美国诗歌的创新，融入美国诗歌主流，并成为美国诗歌的典范和旗帜。美国犹太诗人的创作与美国主流诗歌之间的这种互溶关系常常会激发一系列问题：美国犹太诗歌有犹太性吗？如何表现犹太性？为什么美国犹太诗歌与同为美国少数族裔的非裔诗歌迥然相异，始终没有像后者一样形成个性鲜明的民族诗歌语言和形式？这些问题的追问有助于探究美国犹太诗歌乃至犹太文学的深层表意机制和文化策略。本文拟借用美国犹太诗人、诗歌理论家查尔斯 • 伯恩斯坦的“个人方言”理论，对美国犹太诗歌进行考察，探讨其意义策略及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

美国犹太诗歌的去标准化与个人方言书写

“个人方言书写”源自伯恩斯坦的文章《多元化美国的诗学》（“Poetics of the Americas”）关于“个人方言诗歌”（ideolectical poetry）的论述。在文章中，伯恩斯坦对 20 世纪以来的欧美诗歌进行了整体梳理，认为现代主义时期以来的欧美诗学实践表现出强烈的“非标准化”特征，并且运用了两个术语来描述欧美诗歌的“非标准化”诗学实践：“集体方言诗歌（dialect poetry）”和“个人方言诗歌”。对伯恩斯坦而言，这两者都是“去标准化”的语言实践：“集体方言”（亦译为“地方方言”）即是“民族语言”（132），是对标准英语的去标准化语言实践；“个人方言”则是对业已成为特定民族或群体的“集体方言”或“民族语言”的去标准化。

根据《韦伯斯特新世界大学词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5th Edition），个人方言（ideolectical）一词有两种来源：一是源自“idiolect”，意指“个人方言”，即“相对于一种语言或方言的使用者而言具有独特性的语言形式”；一是源自“ideology”（观念或意识形态）与“dialect”（语言的非标准化或去标准化）的复合，意指“具有观念化或意识形态意义的非标准化语言运用”。伯恩斯坦在其文章中将上述两者结合起来，对诗歌语言实践进行学术定义与描述。他在论述 20 世纪后半叶欧美诗歌时指出：

现代主义时期的各种方言诗的影响现在让位于整体的方言诗，现在的诗不再忠于标准英语，也不必将其主张依附于某个特定集体的言语。标准强加于表现行为，阻止诗歌成为更广阔思想的积极媒介，阻止诗歌游离于理性秩序系统之外。诗歌可以成为思考的过程而不是已经盖棺定论事物的报告；诗歌是对成形的调查过程，而不是理解之后事物的图像。我把这种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非标准化语言实践称为“观念方言化的”（ideolectical）实践。（《多元化美国的诗学》130）

在这段话中，伯恩斯坦强调了“个人方言诗歌”的两个基本内涵。其一，个人方言诗歌是一种“非标准化的语言实践”，即“个人方言”是对标准英语或“特定集体”言说方式的偏离和改造，以凸显个体性和差异性，而且此处所说的“非标准化语言实践”并非仅仅指狭义的“语言”，而是基于语言的诗歌实践，包括言说方式、诗歌形式等。其二，个人方言诗歌具有“意识形态意味”：他还特意采用“ideolect”的书写形式来体现“个人方言”与“ideology”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凸显“个人方言”作为一种语言实践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

在伯恩斯坦的理论中，20 世纪美国的诗歌实践经历了两个去标准化阶段，即“集体方言诗歌”“个人方言诗歌”两个阶段。在“集体方言诗歌”阶段，诗人们通过直接对话以标准英语建立起来的英美诗歌标准而获得特定民族或族群的民族身份和现代身份；在“个人方言诗歌”中，诗人们通过对基于“集体方言”形成的新的诗歌标准进行对话和改造而形成具有个性的诗歌言说方式，从而彰显其个体身份和当代性。例如，美国非裔诗人自哈莱姆文艺复兴以来，通过自觉地运用黑人方言和口头艺术形式对基于标准英语的英美诗歌正统进行对话和改造，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集体言说，逐渐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以来美国非裔诗歌的主体和标准。面对已然形成的具有民族话语基础的美国非裔诗歌标准，20 世纪中期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美国非裔诗人开始与民族诗歌传统协商和对话，表现出鲜明的个人方言书写特征。不过，美国犹太诗歌却不曾出现类似美国非裔集体方言诗歌的具有强烈的犹太民族语言风格的非标准化民族方言诗歌，而是始终与美国主流诗歌进行着个人化的对话与互动。

美国犹太诗歌从来没有形成具有民族言说风格的整体特征，这或许与犹太民族长期流散经历以及美国犹太民族没有形成具有群体性质的英语方言有关，但美国的犹太诗人们始终与美国主流诗歌进行对话与协商，表达自己对犹太民族和犹太个体的生存与身份的思考。例如，19 世纪女诗人拉扎罗斯的诗歌与当时以朗费罗等诗人为代表的主流诗歌进行对话。她的《在新港的犹太教堂》（“In the Jewish Synagogue at New Port,” 1867）对朗费罗的《新港犹太墓》（“The Jewish Cemetry at Newport,” 1852）进行了戏仿，但没有像朗费罗以白人视角表达对犹太人墓地及其美国存在的不解，而是通过强调教堂，突显了希望和光明，从而表现了她对美国作为犹太人应许之地的信念。20 世纪上半叶的犹太诗人，如客体派诗人查尔斯 • 雷日尼科夫、路易 • 朱可夫斯基、乔治 • 奥本等，都是在与庞德、威廉 • 卡洛斯 • 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等白人精英主义诗人的影响和对话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与白人现代主义合作构建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过程中，不断融入犹太性元素，在新的文化建构中努力赋予犹太身份以合法性。即便朱可夫斯基诗歌中几乎找寻不见犹太性特征，但他坚持以用典、引用等方式建立起沟通犹太民族的隐秘通道。安东尼 • 赫克特（Antony Hecht, 1923—2004）的诗歌极具实验性，言说方式个性张扬，却完整保存了犹太文化内核，其诗歌《放逐》（Exile,1968）以淡化犹太性、增强实验性的言说方式表现犹太人千年流散漂泊的旅程，将犹太性注入到了没有犹太性标记的先锋性、个性化的言说方式之中。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卡尔 • 夏皮罗（Carl Shapiro, 1913—2000）、艾伦 • 金斯堡、查尔斯 • 伯恩斯坦等犹太诗人一方面与当代诗人进行诗学对话，一方面与即已形成的美国诗歌传统对话，表现美国当代文化语境下的犹太民族性。

正如王卓所说，“犹太裔诗歌从一开始就是在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对话中不断协商、不断磨合、不断成长的”（52），美国犹太诗歌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美国诗歌主流合作与对话，体现了美国语境下犹太诗人强烈的个人方言书写特征。不过，细察之下，犹太诗歌的个人方言书写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面向和时代特征。早期的犹太诗歌常常以标准英语建构起来的传统诗歌为对话和协商对象，表现出犹太诗人一方面与美国诗人一道共同对话欧洲传统、努力融入美国主流的书写意图，另一方面试图以个性化的犹太表达去体现自己想象之中的“种族融合”幻想。拉扎罗斯的《新巨人》即是一例，她以标准英语和欧美传统诗歌形式将美国描绘为犹太人的应许之地，表现出她热爱美国、渴望得到美国主流社会认可的种族融合幻想。20 世纪初期的犹太诗人则与美国新生代诗人一道，建构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厦，以外来移民的“蹩脚英语”或个性化的现代主义手段进行自我表达和民族书写，从而扬弃了传统的、基于标准英语的美国诗歌。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这批参与建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犹太诗人不同，五十年代以来的犹太诗人与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展开了对话，在清理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探寻诗歌语言表达的新路径。这一点在金斯堡、伯恩斯坦等人的诗歌中表现的格外突出。

对话惠特曼：金斯堡的个人方言书写

作为美国 20 世纪诗歌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和影响深远的垮掉派诗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金斯堡也是美国犹太诗歌新时代的开创者。这不仅仅在于他以桀骜不驯的精神责问一个时代而引发诗坛雪崩，而且是因为他以一个犹太诗人的身份，通过与惠特曼对话，全面反思现代主义传统，以狂放不羁的个性对经典化的美国现代主义传统进行吸收、改造、扬弃，将犹太文化与关切植入其诗性言说之中，重构出一个极具个性、暗藏犹太性的大众现代主义言说传统。

金斯堡与惠特曼对话始于他对现实的认识。在金斯堡看来，他所生活的国度是一个“已经失去的曾经充满爱的美国”（Ginsberg 28），在这个国度，象征着贪婪和物质主义的摩洛克恶魔疯狂屠戮“羔羊般的青年”和“精神”，《嚎叫》（“Howl”）的开篇即揭示出一代颓废青年的精神世界：“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Ginsberg 9）。这首诗以及他随后创作的《卡迪什》（“Kaddish”）等诗歌揭示了美国社会精神颓败，对此，美国政府却无力制止或改变，退缩于象牙塔之中的新批评等精英现代主义也无能为力，于是，金斯堡转向了惠特曼。他在《加州超市》（“A Supermarket in California”）、《伯克利陌生的小新屋》（“A Strange New Cottage in Berkeley”）等诗歌中呼唤惠特曼，寻求解决美国问题的答案。在《加州超市》中，金斯堡与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西班牙无产阶级诗人加西亚 • 洛尔卡（García Lorca,1898—1936）一道徘徊在美国的物质现实之中，并称呼惠特曼为“亲爱的父亲，胡须灰白、孤独的精神老导师”（Ginsberg 28），表达了他希望得到惠特曼引领的强烈愿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斯堡对大众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拥抱以及他对精英现代主义的拒斥。在诗末，金斯堡向相距百年之遥的惠特曼所发之问——“你曾经拥有的是怎样的美国？”（28）凸现了美国百年间从朝气蓬勃堕入颓废之境的巨大落差，也彰显了金斯堡在逆境之中追随惠特曼脚步的悲壮与勇毅。

金斯堡对惠特曼的追随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金斯堡延续了惠特曼诗歌的言说风格。与惠特曼以诗歌书写普通民众一样，金斯堡将言说视角投向了底层民众，包括那些移民、流浪汉、吸毒者、叛逆者、性变态者、违法者和各种不适应社会的人们，而这些恰恰是他所称的“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头脑”。他充满同情地为他们呐喊，以他们的日常语言、街头语言来表现曾经被排斥在文学之外或被禁止的主题，从而增加表现底层和边缘人群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的维度和层面。

其次，金斯堡延续了惠特曼的言说形式。金斯堡将惠特曼视为自己的先行者和榜样，在多封信件中表达了使用惠特曼长诗行的言说方式建构宏大诗歌结构的渴望。在《嚎叫》等诗中，金斯堡运用了惠特曼的长诗行来建构一种基于诗行单位的自然节奏，并用相同的词或短语作为诗行开端贯穿众多诗行，形成强烈而又参差不齐的节奏感，这正是惠特曼诗歌言说技巧的重要遗产。金斯堡认为，这种节奏具有自然性，远比传统诗歌结构中的机械化人工节奏有力量，也能更加准确地表达生活经验、在变动不居而又强烈的节奏中动态地表现情感。金斯堡偶然注意到威廉 • 卡洛斯 • 威廉姆斯坚持从自己听到的说话节奏中提炼诗歌节奏，以获得纯粹的声音和节奏，由此他进一步认识到了惠特曼以说话节奏进行言说的力量，从而彻底摒弃传统诗歌机械节奏和歌曲节奏的陈旧手法，而以惠特曼式的言说方式创作了《嚎叫》《卡迪什》《美国》（“America”）等众多经典作品。

第三，金斯堡继承了惠特曼创新诗歌观念、大胆张扬自我的言说勇气。金斯堡从自己尊为“年长精神导师”（old courage teacher）的惠特曼的创作中，获得了强大的创新力量和不媚俗的勇气。

正如惠特曼在格律诗主宰诗坛、清教伦理主宰的时代不随流俗，不畏责难创作自由诗、直接书写身体和欲望，金斯堡在精英现代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将言说视野转向社会底层和社会生活的阴暗处，并以通俗语言和惠特曼风格进行直率言说，表现出自我言说的勇气。

金斯堡的言说勇气还表现在他在继承惠特曼传统的同时，巧妙地将经典化的惠特曼言说传统加以改造，形成适合自我的个性化言说。首先，金斯堡对惠特曼的长诗行形式进行了调整、对句型结构进行改造，使言说方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长诗行不仅内容容量更大，而且重复率更高。例如，《嚎叫》第一部分连续 40 多个诗行以“who”开头，且诗行平均长度大于惠特曼的诗行，整体上产生了一种沉重迟滞却又有如排山倒海的节奏感；而该诗第二部分则运用相同音素贯穿不同诗行的手法，以“Moloch”（摩洛克恶魔）开头，使不同诗行体现出节奏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大多数诗行都采取短句、不完整句、平行短语并置的方式，增强了节奏感和抒情性，这与惠特曼诗歌一般使用符合语法规则的语句建构诗行的惯例颇不相同。此外，金斯堡还将爵士乐等现代艺术形式和语言融入诗歌文本建构之中，增强了诗歌节奏的时代感。

其次，金斯堡在惠特曼式的诗歌言说中注入了犹太文化元素。一方面，金斯堡将犹太教祈祷文风格融入诗歌之中。19 世纪中期，惠特曼在《草叶集》第一版出版后遭到各方指责，惠特曼曾经以《旧约》中的以口头语言节奏创作的《诗篇》（“Psalms”）为例证来捍卫自己的自由诗创作，不过，金斯堡却是自觉运用犹太民族口头诗歌节奏进行创作，其遵循惠特曼自由诗歌风格创作的《卡迪什》更直观地呈现出《诗篇》所体现的犹太口头诗歌节奏特点。金斯堡经由惠特曼的自由诗歌形式，特别是长诗行形式与犹太祈祷方式对接，赋予了他所采用的惠特曼式的诗歌言说形式以隐秘的犹太特征，即金斯堡自称的“希伯来—麦尔维尔吟游诗人节奏”。另一方面，金斯堡也偶尔运用犹太文化意象（如“摩洛克”）或希伯来语汇，赋予其诗歌一定的犹太性。由此，金斯堡将惠特曼诗歌形式改造成为个人方言书写的策略。

金斯堡继承并改造惠特曼诗歌传统，是出于对美国民主精神的敬畏，出于对抗新批评派和精英现代主义的需要，也是出于重建犹太性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金斯堡的个人方言书写体现了两个特征：在形式上，金斯堡的诗歌同时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犹太文化；在意识形态上，他的诗歌回到了惠特曼的大众现代主义传统和美国民主理想，回到了犹太人的社会理想，并将圣经中的书写与当下美国结合，体现了美国犹太民族追求的恒久性。

对话庞德：查尔斯 • 伯恩斯坦的个人方言书写

作为 20 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语言派诗歌的旗手和理论家，犹太诗人查尔斯 • 伯恩斯坦与同时代的诗人一起从社会文化现实出发，以反叛传统和主流的姿态致力于诗歌创新和文化重塑，努力“在反抗标识与分类中定义自己”（Nie 11）。按照伯恩斯坦的说法，他和语言派诗人们“致力于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诗学和美学、表现其对主流诗歌规范和美国政府政策的不认同。我们质疑一切‘既定’的诗歌特点〔……〕；并在此过程中产生出许多不同的、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用于探讨诗歌和诗学的方法。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诗歌与诗学和当时批判的、哲学的、玄想的以及政治的思潮相联系”（qtd. in Nie 11）。在这一诗学理想的指导下，伯恩斯坦对现代主义诗歌传统作了全面反思与清算，以此定义自己，并保证自己的诗歌实践符合自己的价值追求。一方面，他深度接纳了格特鲁德 • 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语言实验，以此作为自己语言观念创新的灵感源泉；另一方面，他彻底清算庞德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借此净化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

伯恩斯坦对庞德的清算主要是针对他的诗歌形式中渗透的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思想。面对一些学者认为庞德的诗歌艺术不同于他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的观点，伯恩斯坦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庞德的法西斯主义观点感染了他的诗歌和诗学，不知不觉中已经渗入了我们社会正统的文化理论和批判（“Pounding Fascism” 121）。他认为，诗歌艺术技巧与文本建构策略的使用是由作者的思想观念推动的，使用先在的、源头的或者后来发现的材料同样是一个政治考量因素，它们是否被挪用到作者意识形态主宰的意义结构之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伯恩斯坦看来，犹太人“作为错误的化身，旨在扭曲、误解、隐匿语言，阉割文学的根和传统，对引进抽象化、含混（以及讽喻性的阐释）进入西方语言负有责任，因为它们诗人们不再关注语汇、句子的原初意义”（“Pounding Fascism” 123）。庞德否定犹太人引入西方诗歌的抽象、含混、讽喻的文学价值，代之以断裂句式、碎片化、极简化等文本形式和建构手法，这些都渗透着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思想，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其法西斯主义权威；而他诗歌中的挪用和并置手法，就是为了建立自己所认定价值的最高权威。庞德努力展现其控制力，而诗歌文本的断裂等又使得这一意图难以实现，故而转向了现代主义抽象派还原艺术的经济主义（极简主义）和法西斯种族主义（“Pounding Fascism” 125），因为所有不可调和的因素只能在抽象之中得到调和，而且还得通过作者的权威以赊账的形式调解。

关于庞德诗歌中的现代主义文化拼贴世界，伯恩斯坦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交换。他说，庞德的创作基础在于他“将本社会的各种社会要素、历史要素与外来文化的意识形态进行交换”（“Pounding Fascism” 123）。庞德的现代主义拼贴世界具有连贯性，这不是泛文化精英主义的预定真理，而是结构性去中心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物，背后隐藏的是庞德操纵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

鉴于此，伯恩斯坦认为，庞德在诗歌实践中对拼贴、断裂、极简化、具象化等手法和技巧的运用都沾染了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观念，而只有毁灭文本的诗性力量，才能获得充分的和解，使其挪用的材料得到自治权（“Pounding Fascism” 125）。就庞德而言，这是他不愿意主动为之的事情，所以必须由后来的诗人通过反叛来释放被他的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霸权所占有的诗歌形式资源和诗学观念。正如伯恩斯坦所说，诗人的“反叛是为了维护个体经验的独特性；是为了反对正统语言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把既定的秩序强加在发展变化的思想上”（qtd. in Nie 12）。

伯恩斯坦在诗歌实践中对话庞德的现代主义诗学传统，进行去标准化实践。一方面，他的诗歌致力于解构语言、质疑现存的诗学观念，使诗歌成为一个直观体验和建构的过程。他通过强调语言的能指而消解语言的所指，将语言还原到生活体验之中，重新建构语言的能指功能，进而将语言从强权绑架和意识形态操弄中解放出来。他的诗歌常常展现出形式的极端性和异常性，以此弥补、修正、拆解或扬弃既有的诗歌形式与观念。另一方面，伯恩斯坦的诗歌创作直接回应庞德的现代主义诗歌范式和标准。他针对庞德诗歌表面断裂和碎片化背后的连贯性，坚持诗歌碎片化写作而非系统化写作，强调感性化写作而非理性化写作。他还强调基于个体人 / 普遍人的立场而非仅仅以犹太人的立场进行写作，以拥抱人类的情怀扬弃庞德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文化立场。

个人方言书写作为文化策略

基于上述论述，美国当代犹太诗人的个人方言书写不仅仅只是诗歌艺术的个性化创新，也是一种文化策略。从金斯堡到伯恩斯坦，当代犹太诗人纷纷以现代主义诗歌为对话对象进行非标准化诗学实践，回应时代关切，表达个人价值诉求。

现代主义诗歌被当代犹太诗人作为非标准化的对象，成为当代犹太诗歌对话和改写的对象，对于理解当代犹太诗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托尼·克劳利（Tony Crowley ）在《标准英语和语言的政治》一书中阐述了标准的两种意义：（1）标准是意识形态和群体前进的号角，整体凭借标准得以产生；（2）标准是尺度的客观单位和一致性的调节器（Crowley 40）。就诗歌而言，作为标准的诗歌言说方式和观念有助于特定民族或群体的整体建构，同时，它也是诗歌实践的调节器，有助于抑制偏常行为，维护民族或群体诗歌价值的一致性。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诗歌标准，是美国诗歌在对话欧洲诗歌传统和国内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推动并维护着美国文学独立和美国诗歌现代化进程。这一标准在成为当代犹太诗歌“非标准化”对象时，反映了当代犹太诗人的文化诉求。

首先，在当代犹太诗人看来，美国现代主义诗歌没有解决美国犹太民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阻碍了当代犹太民族的自我表达。从历史视角看，美国犹太诗人参与了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建构，为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正统化和标准化作出贡献，如朱可夫斯基和其他美国犹太诗人以非英语母语使用者的身份参与到 20 世纪初期新生代美国诗人对标准英语的改造中，为美国诗歌面向欧洲世界和传统标准英语诗歌的文化展演提供了支撑，塑造了美国诗歌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遗憾的是，他们的犹太书写传统还不能满足二战后美国犹太民族的文化诉求。与此相反，美国国内的反犹主义文化因为庞德等现代主义诗歌巨臂日益增长的影响而被放大，成为美国诗坛种族平等的阻碍。惠特曼、桑德堡等美国民主诗人倡导民主自由，但他们的民主理想需要犹太诗人在新的时代以犹太民族的自我书写来充实和丰富。因而，金斯堡拒斥艾略特传统转向惠特曼传统，在对话惠特曼的过程中以犹太民族的诗性书写丰富了惠特曼的民主诗歌传统；伯恩斯坦批判庞德诗歌传统中的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当代语境下犹太民族的诗性自由清理道路。

其次，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并不能完全适应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需要。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经历了民权运动、种族融合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反战运动等国内社会文化运动，也经历了世界殖民地独立运动、冷战、反恐等重大的世界性大事件，同时各种社会思潮和新的生存方式也重塑美国社会，当代犹太诗人面临着不同于现代主义时期的诗歌使命，他们需要从不同的文化使命和价值追求出发，需要对尚未成为过去、影响持续活跃的现代主义诗歌做出当代回应，或对话或反叛或回避，以确立诗人自身的现实身份和文化价值，体现诗人的当代性。

第三，后现代语境下的美国犹太诗人受到去中心主义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对个体价值的高度诉求，进而他们根据自己的个人趣味和价值品味与自己的诗歌父辈或祖辈进行对话和交流，借此塑造自己的独立身份和诗歌风格。因而，当代犹太诗人的个人方言书写动力更加强劲、风格更加突出、非标准化对象更加多元。

当然，犹太诗人的个人方言书写并不意味着他们远离民族。事实上，犹太诗歌尽管没有形成集体方言书写，但从来都是与犹太民族相关联的。从 19 世纪的拉扎罗斯到20 世纪的朱可夫斯基再到 21 世纪的伯恩斯坦，犹太诗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对犹太民族的关切。正如伯恩斯坦所说，个人方言诗人也许与其民族中心有关联，但是他们常常回避这个中心（《多元化美国的诗学》132）。他们回避或不公开表现其民族亲缘的原因首先在于美国犹太民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美国文化身份的总体认同。犹太诗人始终在同时追求与美国和犹太民族的亲缘关系中拒绝一致性，而在拒绝一致性时又不丧失其诗学的责任地位，努力响应并支持使诗歌活动深化、强化、扩展的那些诗歌倾向和亲缘性（《多元化美国的诗学》129）。另一个原因是，犹太诗人强调个人方言书写有助于以个体方式融入美国主流之中。可以说，犹太诗歌强调个人方言书写而不是集体方言书写，凸显美国诗学的独特性和犹太诗人对美国的认同；而个人方言书写与族群的隐秘关联，便于犹太诗人在美国框架下表现犹太性。

美国当代犹太诗歌的个人方言书写通过对现代主义的对话和改造，显示出犹太诗歌对美国文化的依附性和差异性并存的特征，使其美国性、犹太性、个体性三者融为一体。同时，美国犹太诗歌对美国现代主义传统正本清源并改造美国诗歌传统，凸显了强烈的当代性，为犹太民族在美国当代文化架构下赢得自由生长和展现的空间。因而，美国犹太诗人的形式创新与发明不仅仅是基于艺术或美学需要，也充满着社会文化能量。

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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