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神》中的关系式爱情与人机共在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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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石神》描写了智人种比莉·克鲁索与机器人种斯派克之间的跨种之爱故事，表达了以爱干预人类对世界的重复性毁灭的希望。小说中的人机跨种之爱以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性形式体现了让-吕克·南希意义上在距离中接近的共在关系。一方面，比莉与斯派克之间的人机之爱作为一个不可能的可能性事件，其本身的独一无二性决定了人机之间不可通约的他者性；另一方面，比莉与斯派克通过在人机界面这个“我们之间”的间隔或距离中的触碰和分联，形成人机之间的他异性共享。小说通过对关系性跨种之爱故事的描写，呈现了一种人机共在的和谐后人类生态共同体的想象。

关键词

珍妮特·温特森 ;《石神》; 关系式爱情 ; 人机共在

作者简介

王素英，南京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Relational Love and Imagination of Human-Machine Being-with in The Stone Gods

Jeanette Winterson’s novel, The Stone Gods, depicts the story of a cross-species love affair between Billie Crusoe, a homo sapien, and Spike, a robo sapien, expressing the hope of intervening, with love, the repeated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by human beings. The trans-species love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in the novel embodies the concept of being-with in Jean-Luc Nancy’s sense of proximity in distance through a relational form of self and other. The sheer singularity of the human-machine love between Billie and Spike, obviously an event of impossible possibility, predetermines the incommensurable otherness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the touching and articulation through the human-machine interface between Billie and Spike in the so-called “between-us” spacing or distance facilitate the sharing of otherness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By featuring an inter-species relational love story, the novel presents an imagination of a harmonious post-human ecological community of the human-machine being-with.

Winterson; The Stone Gods; relational love; human-machine being-with

Wang Suying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nd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sywang6@163.com

当代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1959—）的小说《石神》（The Stone Gods, 2007）以科幻的形式描写了人类在三个星球上因滥用技术而对自然环境和人的自然生存方式造成的不断破坏，呈现了一个人类不断重复地自我毁灭的世界。学界对该作的评论多聚焦于小说对技术进步的反讽所体现的反乌托邦性质及其后人文主义立场，或关注小说对人类滥用科技所导致的“生态灭绝”后果的启示（Arvay 277）；或强调温特森“对社团（corporation）经由法律人格而获得权力的黑暗潜在后果的探索”（Diefenderfer 527）；或分析小说对技术进步的描写所隐含的“死亡政治面孔”（林少晶 128）等等，其中所揭示的温特森对人类世界发展的深思忧虑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都不免透露出她对未来世界的某种悲观或消极思想。然而，温特森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在对人类不断重复自我毁灭行为的反讽中也对人类未来赋予了希望。正如《纽约时报》对该小说的一篇评论中所说，在小说中“很难不感到一丝希望之光”（Cokal B5）。这一希望之光即在于小说中反复强调的“爱的干预” （love intervention）。在温特森看来，当下世界隐含着一种破坏性力量，这种力量或正从外部笼罩着它的居民，或正从内部捕掠着他们，世界因此而濒临灭绝，而爱有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的灵丹妙药（Preda 26），因而她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爱的干预”。在《石神》“这个关于被人类不负责任的贪婪所摧毁的地方的循环故事中，爱体现了一种救赎力量，并燃起了一丝希望之光，即最终有可能逃脱步步逼近的死亡幽灵的侵袭”（Preda 25）。

学者阿比盖尔·莱恩曾撰文《珍妮特·温特森的爱之干预：重思未来》，专门探讨《石神》中“爱的干预”。他指出，小说中描写的爱是一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性形式的爱，“一种不受主导秩序限制的关系性的更新形式，即一种相互性和亲密性的，而非占用和客体化的爱”（Rine 79）。由此进一步思考，温特森为什么在小说中以智人种（Homo sapiens）比莉·克鲁索与机器人种（Robo sapiens）斯派克之间的人机跨种之爱（cross-species love）来体现她所倡导的“爱的干预”？这种关系性的跨种之爱呈现了一种怎样的人机共存模式？本文借助当代法国思想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强调所有存在体都处于关系之中的“共在”（being-with）思想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温特森通过对关系性的人机之爱的描写，呈现了一种人机共在的和谐后人类生态共同体的可能性想象，表达了她对于未来世界的希望。

01

关系式爱情：自我与他者在距离中接近的共在

“共在”本是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其德语原名为“Mitsein”，指在日常存在中，本是作为有限存在的与众不同、不可替代和独一无二的此在（Dasein），为了消除与他人的差别，必须把自身最本己的可能性搁置一边，将自己投身到他人的世界中来理解和衡量自己，即投身到与他人的“共在”中。南希在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影响下重读海德格尔，认为海德格尔的“共在”是绝对分离和封闭、具有内在性的单子式“个体”的简单并置，是压制了他者性的、共契（communion）的或同一化的共同存在（common being）。他“从一个‘我们’的共同性中衍生出独一的‘我’ 的可能性”（Raffoul xviii），将“共在”重新阐释为由既保持自身不可通约的秘密他者性或他异性，又总是在“关系”（relation）之中共享各自他异性的“独一体”（singularity）构成的距离中接近或界限上沟通的状态。

南希认为，“个体”像原子一样是绝对分离和封闭的，是具有无限本质内在性的“绝对分离的自为（absolutely detached for-itself）”（Nancy,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3）。它是“作为分离—与外界隔绝（ab-solute），作为完全分离的、区别的和封闭的存在：没有关系的存在”（4）。这种存在逻辑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必须是“朝向另一个” （toward the other）：“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原子制造一个世界。必须有一个‘微偏’ （clinamen）。必须有一种从一个朝向另一个、一个被另一个、从一个到另一个的倾向（inclining）或倾斜（inclination）”（4）。因而每一个存在体都通过“微偏”或“倾斜” 与其他存在体构成关系，世界的所有存在体都处于关系之中，没有绝对分离、封闭和孤立的存在体。南希将这种总是处于关系之中的存在体称为“独一体”，独一体在微偏中出离自身、朝向他者的关系性存在状态即为“共在”。这种“共在”包含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强调独一体的独一无二性，即其自身因“无限同一性的无限缺乏”（xxxviii）而形成的有限性及不可通约的他者性或他异性；二是强调独一体相互之间的他异性共享，即各独一体在一个“我们之间”（between-us）（Nancy, Being Singular Plural 5）的“空白空间”（void）（62）形成的界限上相互沟通，共同分享各自的他异性。如南希所说：“独一体首先是各自的一（each one），并因而也与（with）所有他人或物一起，并且在所有他人或物当中（among）”（32），亦即他所说的存在—独一—多元（being-singular-plural）。南希的“共”形成的“这个‘之间’是独一体向外伸出及由此打开的作为其意义间隔（spacing）的距离”（5）。“从一个独一体到另一个独一体，只有接近而没有连续性。有接近，但这个接近仅仅是在这个程度上，即极端的亲密强调它打开的距离”（5）。因而“共”即在距离中接近或界限上沟通。

在《石神》中，温特森把宇宙描绘成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空间，一个既非由内在规律决定也非完全任意的空间。她相信人类具有影响宇宙进程的潜能，但这种潜能始终未能实现。宇宙一直在等待一种干预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就是爱。在小说中，叙述者反复强调爱作为干预世界重复的力量：“宇宙每一秒钟都会分裂出多种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中的大多数从没有发生。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叙事（a uni-verse）——存在着不止一种解读。故事不会停止，不能停止，它继续讲述着自己，等待着一种干预来改变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情。爱是一种干预”（Winterson, The Stone Gods 68）。“既非确定又非任意的量子宇宙的问题在于，本是干预者的我们不懂得我们在做什么。爱是一种干预”（183）。“一个潜在性的宇宙，等待着一种干预来影响其结局。爱是一种干预。我们为何不选择它呢？”（205）小说描写了名字相同的三对主人公在三个不同时空中演绎的怪异而充满深情的同性伴侣之间的爱情故事，其中两对分别是奥巴斯星球上脱离出社会规范的人类成员比莉·克鲁索与机器人斯派克、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的地球上未来伦敦的人类成员比莉·克鲁索（二代比莉）与机器人斯派克（只是个头）。她们的跨种之爱正体现了一种在距离中接近的共在模式。

在小说中，温特森从机器人斯派克的视角指出了人类应如何打开自我，拥抱他者，以一种关系式爱情的方式干预人类对世界的重复性毁灭。斯派克告诉比莉：“这是一个量子宇宙，既不是随机的，也不是确定的。每一秒都潜在着可能。你所能做的就是干预”（62）。比莉问道：“你建议我做什么——去干预呢？”（62）斯派克以身作则暗示比莉，爱就是人类应该采用的干预手段：“斯派克向前倾身吻了我”（62）。这一倾身相吻隐喻了机器人向人类的微偏与倾斜。然而比莉却认为，机器人只有理性意识，没有情感，因而无需也无法被爱。斯派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所自恃的情感所表现出的矛盾性和虚伪性：“人类经常展示出他们没有感受到的情感，却经常感受到他们没有展示出来的情感”（62）。这使比莉意识到人类真正的自我封闭：“重要的时候我把自己像盒子一样闭锁起来，而无关紧要时我却总是让自己敞开心扉”（62）。作为人类的一种他者性存在物，斯派克呼吁人类能真正打开自我，以爱的行动与他者达成连结沟通，相信人类作为“一条敞开的地平线”，“一本关于文化和物质上的特殊经历、关系和每一次相遇所带来的可能性的展开、转变的传记”（Suchman 281），能够敞开胸怀，以真正爱的情感拥抱他者。斯派克所呼吁的能干预世界重复的跨种之爱在智人种与机器人种之间搭建起温特森所倡导的“关系中的差异”（Kostkowska 57），由此，人类及其他者不再是相互封闭和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相互关系之中的独一体，从而人机之间的跨种之爱成为一种关系式爱情，它正体现了南希意义上自我与他者在距离中接近的共在模式。

02

不可能的可能性事件：人机之爱的独一无二性

小说中的共在首先体现于人机之爱作为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事件所具有的独一无二性及其隐含的人机之间相互不可通约的他者性。爱在比莉与斯派克，或人与机器人之间成为一个不可能的可能性事件。斯派克向比莉表达爱意：“我想亲吻你”，而比莉却说：“你是一个机器人。你想亲吻一个女人以便把她加入到你的数据库中吗？” （Winterson, The Stone Gods 64）斯派克继续坚持：“我想触摸你”，而比莉也继续拒绝道：“你不能爱我。你不了解我”（67）。在比莉看来，人与机器人之间不可能发生爱，因为机器人没有“心”，它无法与人类相互了解。斯派克也承认这种不可能：“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91）。这种不可能之事正是德里达所说的事件。在德里达看来， “不可能”就是事件的内核，事件性就是“不可把握性，不可预见性，绝对的诧异，不可理解，有危险的误解，无法预料的新异，纯粹的独一性，视野的缺失”（转引自肖锦龙 145）。比莉与斯派克之间的爱似乎正是一种不可把握、不可理解之事。然而，斯派克努力使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她说：“但是那么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已经发生了。只有不可能的才值得努力”（91）。于是她主动把比莉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胸上。此时比莉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东西在跳动。在着陆于蓝色星球后，当比莉躺在斯派克这个奇怪的“不呼吸的生物”身旁时，她更清楚地感受到“她是活着的，在重新阐释什么是生命的意义”（82）。比莉发现自己开始爱上斯派克这个对她来说仍然陌生的生命形式：“她是一个陌生者。她是我正开始爱上的奇怪的东西”（88）。

事件作为不可能之事的发生，“它不单作为一种无法预见的事物出现，不单干扰了历史的一般进程，它也是绝对独一无二的”（Derrida, A Certain Impossible Possibility of Saying the Event 446）。人机之爱作为不可能的可能性事件，其独一无二性决定了比莉与斯派克之间相互不可通约的他者性。爱在她们之间由不可能成为可能，但这种“可能”不是自我与他者的融合同一。在比莉眼中，斯派克依然是“一个陌生者”，一个 “奇怪的东西”，她是“未知的，没有描画出的，各方面都与我不同”（Winterson, The Stone Gods 74），因而她不能被规约于比莉的自我之中。而斯派克同样也反对人类将世界同一化的企图。她以嘲讽的语气对比莉说：“人类已经把他们所有的权力交给了一个‘他们’。你们没有能力与系统抗衡，因为如果没有系统的话，你们没有人能够生存。你们制造了一个没有选择项的世界，现在这个世界正在消失，而你们的新世界已经属于‘他们’了”（65）。斯派克所说的这个处于“系统”中的“他们”正如海德格尔意义上非特指任何人的“常人”（das Man）。南希认为，“在海德格尔的‘常人’ 模式中，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同一化，其中‘每个人都是他者，没有人是他自己’”（Raffoul xx）。“他们”就是我与他者的中性的“一”，因为“在所谓的‘他们’的独裁中，被关闭的正是他者性本身的纬度”（Raffoul xxi）。在机器人斯派克看来，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因生存于一个“没有选择项的”同一化的“系统”之中而失去了各自本身的他者性，因而只能是作为“常人”的“他们”中的一员。而她对人类的“他们” 的嘲讽已经表明了她拒绝将自身的他者性规约于人类的“一”的决心。在她所努力追求的与比莉之间不可能的爱中，她依然坚守自身的他者性，亦即其独一无二性。

03

触碰与分联：“我们之间”的他异性共享

比莉与斯派克之间的爱在各自保持自身不可通约的他者性或独一无二性的同时，又通过双方之间的触碰（touching）与分联（articulation）形成“我们之间”的他异性共享。在坚守自身不可通约的他者性或独一无二性中，两者之间的爱成为一种在界限上触碰的关系，一种在自我与他者的“我们之间”共享他异性的关系。在《存在独一多元》中，南希说：“使我们成为‘我们’的就是与我们自己相触碰”（Nancy, Being Singular Plural 13）。在南希看来，触碰是使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既保持距离又相互接近、既不可渗透又相互接触的关系的一种方式，因为触碰不是自我与他者的共契，它保留了两者的距离和神秘。在距离中触碰描绘了在“我们”之中的诸多独一体之间关系的特征。斯派克与比莉之间的爱正是这种独一体之间在距离中触碰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比莉与斯派克关于“什么是爱”的对话中即可反映：

比莉首先把爱视为“珍宝”，而这个“珍宝”是“埋藏的珍宝”, 就像温特森以爱为中心主题的另一部小说《苹果笔记本》的叙述者反复所说的：“这珍宝的确在那儿”（Winterson, The PowerBook 221），“埋藏的珍宝的确在那儿”（73, 128, 221）。但它需要去“认可”，去“发现”，甚至为其而“牺牲”。因而，“爱”这个“徒步走向另一个地方的旅程”就是不断去“认可”、“发现”被压制或隐藏的他者或为他者“牺牲” 的过程。而斯派克把爱看作“成为人的机会”，即一种成为人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因而，斯派克与比莉互为他者，无论是比莉所说的“认可”、“发现”或“牺牲”，还是斯派克所说的“成为人的机会”，都是对差异的认可和向他者的接近，成为“促成出离的‘向外展露’的他异性中的认可（recognitition-in-alterity that prompts the ecstatic ‘exposition to an outside’）”（Salván et al. 26）。这种认可或接近不是与他者的融合，而是一种在距离中或界限上的触碰。

这种爱的触碰是“我们在认知的边缘与他们相遇”（Beal 108），是“在可能性的不确定边缘，在已知和未知之间的阈限的无位（liminal no-place）”（Beal 109）上的关系。如比莉所说：“当我触碰她时，我的手指并不质疑她是什么。我的身体知道她是谁。关于陌生者奇怪的事情是，他们是未知的又是已知的。她有一个模式，一个我所理解的形状，一个把我的也计入数目的私人几何图形。她是一个我多年前在此迷路、现在找到了出路的迷宫。她是失踪的地图。她是我所在的地方”（Winterson, The Stone Gods 88）。比莉与斯派克这一对“是未知的又是已知的”陌生者的触碰发生在“已知和未知之间的阈限的无位”，是“我”的结束在“她”身上的开始，因为“我”的踪迹已计入在她的模式或几何图形中。多年前的“迷路”和地图的“失踪”意味着“我” 的故事的结束，而现在找到的“出路”和“我所在的地方”则意味着故事的再开始，因而“触碰她”成为故事结束又开始的方式，成为“触碰不可触碰者”或“触碰在界限上”（Derrida, On Touching-Jean-Luc Nancy 6）。南希将这种触碰称为“分联”：

比莉与斯派克之间的跨种之爱所形成的分联式的人机界面对于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Lucy Suchman）所提出的“人机交互中相互可理解性的可能性和局限性”（qtd. in Barnick 346）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奥巴斯星球上，人们都沦为各自自恋娱乐的对象。性无所不在，而爱和情感的亲密却荡然无存。一切差异都归于同一，甚至对所谓的畸形人，如四个洞一条腿的女巨人的人工改造都是为了适应“正常”的需要，即取悦和容纳男人。所有的人要么变成性爱狂魔，要么仅仅是性满足的对象，整个奥巴斯星球本身则沦为了人类利用和娱乐的客体。比莉作为奥巴斯星球上一个为表面民主的中央权力工作的女科学家，是该星球上的一个另类分子，或一个温特森式的酷儿主人公。她逾越了该星球的基本标准，拒绝基因固定，坚持自然老化。她与斯派克之间的爱打破了星球上存在的唯一性禁忌，即种间性（interspecies sex）。因而在人类共同体中，她也是一个边缘化他者。同为他者，她移情于斯派克这个非人类他者。她们之间的爱打破了一切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同一化模式，不存在占用、征服、消耗或客体化，因为比莉始终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斯派克是“未知的，未描画出的，各方面与我不同，另一种生命形式，另一个星球，另一次机会”（Winterson, The Stone Gods 74）。温特森以一种激进的关系性形式把这种爱描述为：“无思想的爱。无条件的爱。无承诺的爱。无威胁的爱。无恐惧的爱。无局限的爱。无结束的爱”（Winterson, The Stone Gods 121）。这种爱是一种弥合差异的手段，一种自我与他者在差异中成长的关系，所寻求的不是简单的性快感，而是一种“关系性亲密”（relational intimacy）（Rine 79），或距离中接近，即相互认可、相互分享各自他异性的关系。

西方文学史上对人机关系的描写可追溯至 19 世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可以说“开启了人与类人机器如何共处的伦理思考”（周敏 74），其中人类以自我中心主义的傲慢姿态对待其创造物“科学怪人”的态度所引发的悲剧结局令人深思。当代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1948— ）于2019 年出版的小说《像我一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以当下的人工智能技术为背景，再叙人机关系主题，反思人机共处中的伦理问题。麦克尤恩在此作品中也描写了一个人机之爱的故事，其中的机器人亚当依然没有摆脱被人类设计、利用，最终被消灭的客体化命运。小说结尾处男主人公查理向亚当的“尸体”表达内心忏悔并俯身亲吻其嘴唇的细节似乎是在暗示：人类应以爱的方式对待机器人。但这种爱的方式究竟是怎样的？麦克尤恩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温特森的《石神》通过对当下21 世纪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人机之间的跨种之爱故事的描写，呈现了一种人机共在的可能性想象。共在伦理是南希共同体思想的基本逻辑，即通过各独一体之间在距离中接近或界限上沟通的共在，形成存在—于—共通（being-in-common）的共同体，亦即南希所说的“非功效的共通体”（Inoperative Community）。在《石神》中想象的人机共在模式中，人类在保持自身独一性的前提下打开封闭的自我，以爱的姿态向机器人种这一他者性存在物敞开，并在界限上与其连结沟通，从而机器人不再是人类眼中的异化他者（alien Other），而是作为“另一个”（alter; other）（Nancy, Being Singular Plural 11）存在—于—共通的独一体，与人类和谐共处于后人类生态共同体中。温特森一直在关注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日益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人机关系矛盾越来越突出的当下，她在 2019 年和 2021年连续出版了以人机之爱为主题的小说《弗兰啃斯坦》（Frankissstein, 2019）和《十二字节》（12 Bytes, 2021），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工智能世界中人机共处的伦理关系问题进行思考，进一步表达了她对建立人机共在的和谐后人类生态共同体的愿望。

责任编辑：杜 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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