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吉莲·克拉克生态诗歌中的“深时”与环境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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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深时”的概念与“人类世”密切相关，广博的时空维度和巨大的抽象性使其陷入言说和表达的尴尬。“威尔士民族诗人”吉莲·克拉克通过在生态诗歌中描绘石头、动物以及气候等元素，将“深时”具象化。诗人作品中的地质历史与人类历史相互交织，人类的物种身份被置于漫长进化史中进行审视，气候危机通过历史时间与未来时间得以凸显。克拉克的生态诗歌呈现出深远的时空观念和广阔的行星意识，不仅演绎了言说“深时”的可行方式，还为我们在“人类世”的当下反思人与自然互赖共生的环境伦理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关键词
吉莲·克拉克；“深时”；“人类世”；生态诗歌
作者简介
谢超，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诗歌、生态批评及环境人文学。
Title
“Deep Time”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Gillian Clarke’s Ecological Poetry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deep time,” which is closely tied to the Anthropocene, falls into a predicament of discourse and expression due to its wide temporo-spatial scale and overwhelming abstraction. Gillian Clarke, the National Poet of Wales, concretizes “deep time” by means of depicting rocks, animals, and climate in her ecological poetry. In her poetry, the geological history is interwoven with human history, human identity is scrutinized against the long 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climate crises are foregrounded through the times both in history and the future. Clarke’s ecological poems, in which a profound temporo-spatial concept and a broad planetary consciousness are well-manifested, not only exemplify a feasible way of extrapolating “deep time,” but also offer us some helpful inspirations as we reflect, in the current Anthropocene era, on the ethics regarding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man and nature depend on each other for coexistence.
Key words
Gillian Clarke; “deep time”;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poetry
Author
Xie Chao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specializing in Anglophone poetry, ecocriticism, and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Email: chaoxie1987@126.com
“深时”属于地质纪年，与人类须臾百年的生命历程不同，地球以宙、代、纪、世等单位来纪年，时间跨度为十万、千万乃至亿年，且记录地球生命的是岩层、冰川、大气及海床等地质元素。“深时”是地球历史基于当下向过去以及未来的延展，其时间尺度让人类生命显得短暂而渺小（Macfarlane 15）。“深时”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美国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的《盆地与山脉》（Basin and Range, 1981）一书中，但与之相关的地质概念却形成于 18 至 19 世纪的英国。早在 1788 年，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就在《地球理论》（Theory of the Earth）一书中对“深时”做过描述，认为岩石的沉积与侵蚀构成了地球的地质特征，且这一过程涉及宏大的时间尺度。随后，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以及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进一步阐释了地球漫长的地质时间，使得地球史与进化论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知识学界重点讨论的议题。①如今，随着“人类世”概念不断深入人心，“深时”越来越多地受到环境人文研究的关注。②“深时”概念的纵深发展还得益于人类对环境危机的科学研究。当下全球正经历的各种环境危机极大变革了传统的时间观念，使得人类“不可避免地对时间产生了疑惑”（Bastian 23）。塑料垃圾最长需要 450 年才能分解，核废料的放射性半衰期长达数 10 万年，19 世纪人类排放出的二氧化碳目前仍然飘浮在空气中。生态灾难造成了跨时代和跨世代的长久影响，已经无法用传统的时间观来衡量。正如杰里米·戴维斯所言，要想解释目前地球环境发生的诸多变化，我们只能将时间的尺度放大至上万甚至上百万年（Davies 20）。然而，“深时”的巨大抽象性也为理解和表达此概念造成了障碍。卡斯帕·亨德森指出，我们很难真正把握“深时”，因为它大大超出人类传统的对时间的认知范畴（Henderson 33）。布鲁诺·拉图尔表达了同样的困惑：“显而易见，人类尚未对生态事件的广博时间尺度做好心理及情感上的准备”（Latour 1）。若“深时”果真因为过于抽象和浩大而难以捕捉，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言说及表现“深时”？这一概念中蕴含的环境伦理价值又该如何得到有效的表达？
“人类世”概念的推广及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为当代作家们思考和书写环境议题提供了全新的框架，他们开始以广博的地质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展示“深时”这一复杂抽象概念的可行性。被誉为“威尔士民族诗人”的吉莲·克拉克（Gillian Clarke）因其作品中丰富的民族文化和鲜明的生态意识在当代英国诗坛独树一帜。诗人不仅代表了被英国主流社会意识所接受的威尔士文学与文化（何宁 57），还创作了大量生态诗歌，主题涵盖气候变化、动物福利、核污染、口蹄疫等当代热点环境议题。③克拉克的诗歌创作积极介入时下的环境危机，熔“深时”、生态、民族与历史为一炉，深度阐释和拓展了发端于18世纪的“深时”概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诗学观。石头、动物以及气候是贯穿诗人生态作品的三个重要意象，也是诗人秉持的“深时”观的载体。借由描绘石头、动物以及气候，诗人为“深时”赋形，使原本抽象和漫长的地质时间变得具体可感。诗人压缩、改造和重塑时间，其作品中的地质历史与人类历史相互交叠，人类的物种身份被置于进化史中进行审视，气候危机通过历史时间与未来时间得以凸显。克拉克的生态诗歌呈现出深远的时空观念和广阔的行星意识，不仅为言说“深时”创造了可行的方式，还为我们在“人类世”的当下反思人与自然互赖共生的历史以及生态联系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01
岩层中的时间：地质历史与人类历史的交叠
石头是克拉克诗歌中反复出现的自然意象。纵观诗人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各种石块、岩层及相关地质学术语充斥其间。如诗歌《在山中》（“Into the Mountain”）里出现的“沉积”（sedimentary）、《山崩》（“Landfall”）一诗中出现的“泥岩”（mudstone）以及《花岗岩》（“Granite”）一诗中的“岩基”（batholith）等等。在一篇名为《石头之诗》（“The Poetry of Stone”）的散文中，克拉克坦陈自己从小建立起来的对石头的浓厚兴趣以及对书写石头的钟情。诗人不仅谙熟《矿物、石头及化石指南》（Guide to Minerals, Rocks and Fossils, 1974）这本地质学科普读物，还对岩石有独到的见解：“地球对石头很有耐心。石头的形成要花数个世代。随后，生命出现，经历焦灼且缓慢的演化过程，年、纪、宙。因此，人们对石头感兴趣是自然而然之事”（Clarke, At the Source 49）。诗人的此番表述触及“深时”观。对其而言，石头是地球漫长地质年代的表征，指向远古以及地球生命的历史进程。石头诉说着地球的历史，它们标记地球从虚无到各种生命演化的时间（49）。此外，在诗人看来，个体生命的经历如同地质岩层不断叠加：“记忆由不同层次的经验、故事、片段、传闻和想象构成，各种画面就像沉积岩般层层累积”（51）。生命历程被比作地质结构，个体经验融入上亿年的地球演变之中。
克拉克在诗歌创作中凸显了岩石所蕴含的地球的历史，展示出一种超越传统时间观的“深时”视野，这一点在《石头组诗》（“The Stone Poems”）中可见一斑。《石头组诗》由十首与各类岩石、地质年代及古生物相关的诗歌构成，诗歌标题及副标题按时序排列，涵盖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以及中生代，勾勒出地质演化的时间线。诗人使用恢宏的视角呈现各类石头所蕴含的“故事”以及人类的历史与地球的历史相互交叠这一事实。组诗中的第一首《石》（“Rock”）揭示出“地球的故事以年代为章 / 以纪元、年龄和世代为段，/ 沉积的时间层层累积，/ 石头的耐力为其塑形，淤泥叠加，/ 细菌、藻类、三叶虫、腕足动物”（Clarke, Making the Beds for the Dead 23）④。地质演变的过程在诗人笔下如同饱含故事的文本，各种挤压、沉积和碰撞等地质活动以及古生物都在言说地球的历史。
物质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所提倡的物质的施为能力与叙事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上述诗歌文本。物质生态批评认为，施为能力与叙事能力已经不再是人类的专属特权，所有物质都是“有故事的物质”（storied matter），不仅能够造成影响，还能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和呈现故事（Iovino and Oppermann 1-3）。此种看待物质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将物质视为惰性的、一成不变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拆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石》一诗中，各地层宛如文本的段落和章节，向读者展现过往的地质史。同样地，《石板：寒武纪》（“Slate: Cambrian”）一诗将饱经岁月洗礼的石板比作“一本历史之书，/ 记录青苔与天气的文本”（Clarke, Making the Beds for the Dead 24）。《石兔：下石炭纪》（“The Stone Hare: Lower Carboniferous”）一诗中，诗人想象石灰岩构造的石兔摆件里蕴藏着“地球的故事”：“活跃的海洋，随后缓慢的诞生/石灰岩。漫长的历程/海星、海羽星、海百合和碾碎的贝壳/变为方解石，硬化……”（27）。诗人以简洁冷峻的笔法勾勒出海洋动物沉积形成石灰岩的地质历史。整组诗中频繁使用“7亿年”（《花岗岩：前寒武纪》“Granite: Pre-Cambrian”）、“5亿2千万年”（《石板：寒武纪》）、“4亿6千5百万年”（《爱德华·劳伊德与三叶虫：奥陶纪》“Edward Llwyd and the Trilobite: Ordovician”）等令人眩晕的数字（24-25），放大时间和空间的尺度。解读各类石头的“故事”如同阅读地球的自传，地质活动、自然环境以及古生物亿万年的历史皆被浓缩进石头“文本”之中。克拉克在组诗中使用上百万及上亿年的“深时”来看待地球的发展变化。这一广博的时空视野展示了诗歌理解和呈现地球历史的新方法，同时也反衬出人的渺小，提供了一种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组诗中地质活动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交织并存。我们以诗歌《石》《石板：寒武纪》及《中生代》（“Mesozoic”）为例进行分析。《石》在结尾处创造性地将浩大的地质时空收束在婴儿头颅之内：“漫长的各大陆的隆起，/ 婴儿颅骨之间的摩擦”（Clarke, Making the Beds for the Dead 23）。各大陆板块之间的挤压和碰撞此处被形容为尚未完全闭合的婴儿颅骨间的运动，宏大的地质历史被置于人类个体新生命之中，浩瀚与微小、古老与新生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撞。地球演化既诉说自己的“故事”，又与人类生命的成长过程有相似之处。《石板：寒武纪》一诗想象一块年代久远、饱经风霜的石板几经流转，被当作屋顶、地板、壁炉、门槛及门柱使用，石板的地质历史与人类活动的历史交织共存。组诗中的最后一首《中生代》将两个地质年代的更替压缩进寥寥八行诗句之中：
恐龙的年代。
第一个爪印。第一声轰鸣。
第一批沼泽和海岸的哺乳动物，
第一群石头上做梦的冷血动物。
潮湿、温润年代就此终结，
菊石和恐龙死去，
肥沃的泥沙淹没山谷，
花园从这开始。（Clarke, Making the Beds for the Dead 28）
精简至极致的语言将漫长的地质历史深度压缩。诗人调动读者视觉（“爪印”）、听觉（“轰鸣”）及触觉（“潮湿”）多重感官，竭力通过想象还原远古时代的地球画面。诗歌末句使用“花园”这一带有人类审美的意象暗指中生代过后诞生人类的新生代。地球以一种漠然和冷酷的方式不断向前推演，而人类不过和恐龙等史前动物一样，是地球演变史中的一个瞬间。
《石头组诗》中的每首诗歌既独立成篇，又以时间为线索构成一个整体。深邃抽象的地质时空更迭宛如电影镜头般在读者眼前切换，各地质年代石头讲述的“故事”既是地球的进化史，也渗透交融着人类活动的历史。克拉克正是以此种方式将“深时”具象化，以此演绎自然与文化相互交叠的关系，引导读者关注人类在漫长地质演化中的位置问题。
02
进化史中的时间：动物与人对立的消解
“深时”观也体现在克拉克的《橱窗之后》（“Behind Glass”）动物组诗中。该组诗描绘了始祖鸟、鱼龙等古生物化石以及渡渡鸟、沼泽豹纹蝶与金狮狨猴等已灭绝及濒危动物标本，这些动物标本承载着地质史与进化史，展现出宽广的时空历史观。诗人在诗歌中融入诸多地质学术语，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审视物种进化。《始祖鸟》（“Archaeopteryx”）一诗开篇细描化石里始祖鸟的形态：“飞行的羽毛，叉骨，栖息的脚，/遗失在盐湖的石灰岩中，一个模具/来自侏罗纪，印记，精准，/地球石头之书里封冻的一瞬”（Clarke, Zoology 26）。化石冻结属于始祖鸟的地质时间，使得这一生物如今看来仍然栩栩如生。诗人随后从漫长的进化史视角细察眼前的标本：“第一只鸟，/所有柳莺、画眉和鹪鹩的源头，/白蜡树上的乌鸫，五个音符在重复，/一遍，一遍，又一遍”（Clarke, Zoology 26）。始祖鸟为所有鸟类的祖先。乌鸫的鸣唱跨越时空的间隔，传达着从祖先那里延续来的声音和信息，始祖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从化石中苏醒和复活。《斯诺登彩虹甲虫》（“The Snowdon Rainbow Beetle”）一诗将“基因奇特”的威尔士甲虫置于冰川运动的大型地质事件中进行描摹：“它像斯诺登百合一样被困，当冰雪失去控制，/松散的冰川开始滑动，/山峦让步，发出缓慢低沉的呻吟/冲刷河谷，远古大陆隆起产生熔岩与灰烬，/这个小东西有自己的存活之道”（Clarke, Zoology 31）。甲虫参与和见证浩大的地质运动，是远古自然的遗存，代表着自然演化的“深时”。在以上两首诗歌中，始祖鸟与甲虫不仅是汇聚“深时”的个体，还代表着与物种相关的广阔地质和进化时空场域。诗人的这一表现手法极大扩展了诗歌的时间维度，也让读者获得更为开阔的时空视野。
该组诗歌还跨越了横亘在观众与动物标本之间的漫长岁月及物种界限。《与骨头为伴》（“The Company of Bones”）一诗开篇交代阻隔在诗人与黑猩猩、大猩猩等类人猿及人类骨架之间的是“橱窗、岁月以及冰的遗存”（Clarke, Zoology 28）。观看这些动物标本如同回顾人类漫长的进化史。诗人随后使用解剖学般细致的目光审视金狮狨猴的骨架构造，并将之与自身身体进行比对，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差异随之消退：“脊柱支撑着盆骨、颈项和头颅，/ 胸腔已没有呼吸，心脏已停止跳动，/ 我的心脏将血输送到手腕，/ 我的呼吸在手中，就像金狮狨猴的手，/ 就像红毛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人类的手”（Clarke, Zoology 28）。骨与肉、死与生、动物与人之间的界限随着诗人的观察、想象和推演不断变模糊，诗歌第一节中阻挡在“我”与灵长类动物之间亿万年的进化史此时因为身体构造的相似性而消解。
《橱窗之后》组诗延续了诗人此前在众多动物诗歌中表现出的拆解人与动物对立的努力。克拉克对动物强烈的情感根植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和熏陶。在一次有关《橱窗之后》组诗创作的访谈里，克拉克说道：“我一直钟爱动物以及自然世界。我的母亲曾经告诉我每一朵野花的名字，我的父亲教给我自然的奇迹与力量”（Balderstone）。此外，诗人还身体力行参加动物保护实践，致力于保护威尔士西部乡村地区的沼泽豹纹蝶（Balderstone）。诗人的众多动物诗歌都旨在强调人与动物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差别。早期诗歌《与海豹共游》（“Swimming with Seals”）重点呈现游泳者与海豹形态上的相似点，展现人与海洋动物之间亲密的关系。诗歌末尾处，人与海豹近乎合为一体：“我们大口吸气几秒，/克服浮力向下游去，/在羊膜之中翻滚，/就像九月里海豹的幼崽”（Clarke, Collected Poems 151）。娴熟的戏水者被比作幼年的海豹，“羊膜”一词点出哺乳动物孕育生命的共同之处，人与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随即显现。进入21世纪后，诗人越来越多地将人与动物本体论上的相似性与环境污染及物种灭绝联系起来。诗集《为死者铺床》（Making the Beds for the Dead, 2014）中的同名组诗回忆英国2001年口蹄疫爆发给动物及牧民带来的同等的深重苦难。《橱窗之后》组诗除了触及人与动物形态上的相似处以及物种灭绝议题外，最突出的特点是聚焦物种进化史以及地球演变史。诗人有意放大时间的尺度，在深邃的时空场所里演绎人与动物之间的继承和延续，进而消解两者之间的隔阂。
环境人文学者蒂莫西·克拉克指出，“人类世”这一概念强调从“深时”角度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中包含了一种“物种意识”（species-consciousness），这一意识强调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存在，既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又呼唤一种责任感，反思人类在当下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Clark 17）。克拉克基于现实环境危机做出的上述评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橱窗之后》组诗。物种多样性的降低是“人类世”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二战以后，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愈发尖锐，人口激增、现代农业以及环境污染已将众多动植物推向灭绝的边缘。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20年的报告指出，1970至2016年间，仅地球上的脊椎动物数量就下降了68%，且人类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着地球上的生物容量（Almond, et al. 9）。《橱窗之后》组诗凸显了“物种意识”。诗人将人类置于生物种属和进化史中进行审视，一方面挑战了人在自然中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激发出一种对待地球上其他物种的谦卑之心。物种的历史不是抽象时间的历史，而是真实具象的祖先与后代的历史，其中渗透着继承与关怀。
这一跨越时空的“物种意识”在《沉默》（“Silent”）一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诗人在观看橱窗内各种动物标本后发出感叹：“死者此地得永生 / 在沉默中。/ 他们已尽所能走到这一步。/ 我们会有这样美丽吗？ / 当我们陷入沉默，也在橱窗之后”（Clarke, Zoology 25）。凝视者转变为被凝视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被颠覆。时间的坐标再次被延展和拉伸，诗人站在未来时空反观人类的物种身份，人类只是进化史中的一个节点，最终也将归于“沉默”，而届时来观看人类标本的物种尚未可知。人类历史的时间与动物历史的时间相互纠缠，密不可分，人与动物间的界限也随之消退。此处显示的浩大时空意识否决了人类的物种霸权，让读者从历史和未来时间的两端重新审视人类的地质足迹。人类不过和橱窗中展示的动物一样，是物种演变的一环，也是“深时”中的一瞬。诗人通过观看动物标本，还原动物生活情景，在深远的地质时空内思考人类的限度，反思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态责任，彰显了人与其他物种共生的环境伦理。
03
末世 / 后末世中的时间：气候历史与人类历史的融合
除了石头与动物外，克拉克还借助气候变化这一“人类世”的核心表征（Holm and Taffel xi）来描画“深时”。作为当代英国诗坛中频繁书写气候变化的诗人之一，克拉克娴熟地改造和重塑时间，以此号召读者重视这一生态危机。⑤诗人或是借助月亮、星辰、海洋等遥远广阔的自然意象，扩大时空表现范围，展现气候变化的持久影响力（《新月》“New Moon”），或是使用伊甸园这一基督教神话里人类历史的开端，来强调解决当下气候危机的急迫性（《围墙花园里的厄尔尼诺》“El Niño in the Walled Garden”）。诗歌《坎特·葛威拉德》（“Cantre’r Gwaelod”）以及《洪水》（“Flood”）分别向后回溯及向前展望时间，将现实气候危机与末世神话以及后末世未来嫁接，强有力地阐释了诗人秉持的“深时”观。
《坎特·葛威拉德》是诗人通过“深时”介入现实气候危机的代表作。2015年，时任英国桂冠诗人的卡罗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召集20位当代英国诗人创作气候变化诗歌。这些诗歌作品随后由英国演艺界名流朗诵，文字和音频都发表在《卫报》（The Guardian）网站专栏上。达菲此举旨在通过主流报刊媒体，号召更多民众关注气候危机。《坎特·葛威拉德》是这一系列气候变化诗歌中的一首，该诗融合历史、地方、生态与末世，彰显了诗人将深远时空观与环境危机有机结合的诗学理念。诗题中的坎特·葛威拉德是传说中沉没于海底的古王国，被称为“威尔士的亚特兰蒂斯”（Welsh Atlantis）。根据传说，坎特·葛威拉德位于威尔士西海岸莱姆希岛（Ramsey Island）至巴德希岛（Bardsey Island）之间，这片曾被森林环绕的丰饶之地最终因为洪水沉没于海底。近年来，威尔士西海岸不断显露的森林化石及早期人类活动遗迹引发了人们对这块淹没于大海中的神秘王国的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威尔士近年来频繁遭受破坏性风暴侵袭，博斯及其海岸附近显露出大量石化的树桩及动物遗骸，不少考古学家及地质学家据此推断，此地即为传说中的坎特·葛威拉德。石化森林是漫长地球时间的表达，这一地质景观提供给克拉克诗歌创作的契机。
《坎特·葛威拉德》一诗使用深远的时空观，嫁接起现实与神话、末世洪水与气候危机。诗歌前两节写道：
早晨过后，博斯的海滩
形如墓地，石化森林
被风暴从沙土中刮出，
6 千年前就已被海水吞没
当时地球还是平的，
地平线是世界的尽头。
倾斜步道的遗迹讲述他们的故事：
如何穿越树林越过水面，
渴望那被海神偷走的遗失之地，
如何扛起和裹住孩子，
同所有可以爬、可以跑、可以飞的生物一起逃离，
直到时间将真实变成神话。（Clarke, Zoology 83）
从时间角度细察，我们不难发现，文本涵盖了从现在时间到神话时间的转变。现实风暴让千年前被海水吞没的陆地再次显现。随后，诗人将时间拨回远古，想象坎特·葛威拉德被海水淹没时，人们四散逃离的场景。诗歌引文中“可以爬、可以跑、可以飞的生物”暗合《创世记》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创世记》记载：“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创 7: 14）。诗人有意引导读者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屏障，建立起当下与历史、末世神话与地方神话之间的联系。坎特·葛威拉德在诗人笔下成为一个阈限的场所，介乎于历史与当下、虚构与真实、现实与想象之间。洪水灾难亦冲破时间的阻隔，展现出跨时空的影响力，“真实”与“神话”的界限悄然退场。
诗歌第三节跳出想象，从历史神话时间回到现在时间，使用诸多灾难场景描绘现实气候危机：悬崖崩裂毁坏房屋、巨浪撕裂海边铁轨、风暴刮倒千年橡树，种种场景犹如末世降临。随后，诗人将一长句拆分为三节，创造性地使用排比结构，表现气候变化对各种动物造成的严重影响，反思“复杂的地球运行系统”及“被金钱破坏的万物平衡”（Clarke, Zoology 84）。至此，诗歌完成了从现实—神话—现实的时间迁移。洪水意象跨越不同的时空，淹没坎特·葛威拉德的洪水、《圣经》末世洪水与现实气候危机造成的洪水原本属于不同的时空场域，但三者之间的区隔皆因相似的灾难不断消失，直至合为一体。气候变化的影响力和严重程度也通过“深时”中不同场景的切换得以凸显。
与《坎特·葛威拉德》相反，《洪水》（“Flood”）一诗将时间设置在遥远的未来。诗人以隐晦的语调想象未来洪灾过后，地球上所有文明消亡的后末世场景：
该说的已说
该做的已做
如果所有文明溺毙
最后留下的
将是金色——
玻璃上的闪光，
贡多拉的船头，
红木钢琴上的名字
当沉默包围所有（Clarke, Making the Beds for the Dead 77）。
意象派般凝练的笔墨勾画出末世洪水后世界一片寂寥的画面，玻璃、船头、钢琴透露人类曾经存在的痕迹。短促的诗行，特别是“该说的已说 / 该做的已做”二句，渗透着无奈和悲凉，仿佛所有劝诫世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都被置之不理。诗人站在后末世的场景中审视人类文明的消亡，通过深度扩展地球未来的时间敲响了气候变化的警钟。
蒂莫西·莫顿将气候变化定义为弥散在时空之中且与人类密切相关的“超级物（hyperobject）”（Morton 1）。莫顿认为，“超级物”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其中包含与人类文化传统迥异的时间观，基于人类生命长度的纪年方式已无法把握诸如气候变化等跨世代的生态危机。“超级物”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呼唤一种全新的、广博的审视气候变化的视角，这与强调从漫长地质时间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时”相契合。克拉克的气候变化诗歌不仅凸显了诗人对当下气候危机的介入姿态，还展现了其通过“深时”进行创作的独特手法。《坎特·葛威拉德》与《洪水》两首诗歌拉伸了时间轴，分别从历史时间和未来时间表现和反思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深时”亦借助气候变化在不同时空场域内造成的灾难场景得以具体显现。
在《从“乌鸦王”开始》（“Beginning with Bendigeidfran”）一文里，克拉克呼唤诗人们采用新的方式表现自然：“我们都需要一种书写自然的新方式。让一位诗人驻足于篱笆旁，写一首《迎春花颂》显然已不合时宜。当下正面临着危机，诗人们要发出警告”（Clarke, At the Source 13）。克拉克此处指出了当代生态诗歌的创作旨趣和现实意义。对其而言，崇尚人与自然心灵契合的传统英国浪漫主义表现方式已经不再适合生态危机背景下诗歌的创作需求。诗人所谓的能够警醒读者的“新方式”其实就包括“深时”观，即将地球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使用一种深远的时间视角和广阔的行星视野来观看、记录、想象和介入现实环境问题。传统的时间认知方式在处理物种灭绝和气候变化等宏大环境议题时捉襟见肘，为此，诗人们需要将当下放在亿万年的时间长河中、将人类放在宽广的物种演变坐标中，重新思考人类在地球上的身份和位置。换言之，人类的当下实际上“伴随着深度的历史以及深度的未来”（Farrier 6）。
克拉克宛如把玩时间的魔术师，压缩、拉伸和改造时间，以此展现地球亿万年的演变史以及人类历史与地球历史交融互动的关系。诗人生态诗歌中的时间在不断地流动、扩展和变形，时间时而向过去与未来两端延伸，时而形成环路，统一为整体。诗人用既宏大又微观、既冷峻又温情的笔调为“深时”赋形，通过描绘石头、动物和气候等元素，将原本抽象和难以把控的“深时”变得具体可感。在其笔下，石头亦是文本，记录地球和人类的经历，铭刻两者的互动关系；与地球上众多物种一样，人类只是漫长物种演变中的一个环节，不具备任何优越性与统治地位；气候变化这一“超级物”放置在浩大的历史与当下、真实与神话的阈限空间中方能显现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诗人的生态诗歌作品不仅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探索了言说“深时”的路径，其中渗透的人与自然互赖共生的环境伦理亦显示出穿透时空的充沛力量。
责任编辑：杜 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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