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只是一个舞者，不仅只是一个舞者 ——《Almost 55乔杨》与乔杨背后的时代、世界

2019年1月25日至27日，《Almost 55乔杨》在香港艺术中心寿臣剧院上演，这一自传式的演出由中国台湾编导周书毅联合业界诸多翘楚为乔杨量身打造。演出不仅得到了香港本地“一边倒”式的如潮好评，还吸引了广东现代舞团创团团长杨美琦以及沈伟、金星等人纷纷前往现场观看。所以说，不仅这场演出，这一现象本身即已构成耐人寻味的话题——

然而乔杨却始终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舞蹈演员，仅此而已”，却又正因为这样的简单与纯粹，赋予动作精准的语义，其舞蹈的形式本身即包蕴了无限丰厚的情感与内涵。

所以，乔杨仅仅只是一个舞者，又不仅只是一个舞者。带着种种思考与疑问，本刊专访了乔杨以及编导周书毅，一同走进《Almost 55乔杨》，走进乔杨，以及她背后的时代与世界。

《舞蹈》：听说很多观众在看过《Almost 55乔杨》的演出后都非常感动，两位如何评价此次合作？

乔杨（以下简称乔）：这次合作远远超越了我的预期。本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演出而已，就像一般演出，大家可能在看完演出后讨论，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这次演出的评价几乎是一边倒地称赞，让我觉得很难得。从八十多岁的老人到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居然都会感动流泪，包括香港的影视明星刘兆铭老先生，他看完以后说他眼泪都流下来了。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效果。可能这部作品对许多观众来说是一种激励、一种感染吧。

周书毅（以下简称周）：其实我在排练房的时候就已经被感动了，这个感动是多层面的，有些比较感性，有些则需要更深层次的认知，而我觉得自己更多是后者。人是由时间点组成的，在这部作品里，有演出里面提到的地点、身体里面的时间点，此外，还有时代的时间点等。就像考古一样，你要去看那个石头的切面，人也有其身体的切面。你去看乔杨的切面就会看到她是广东现代舞团的舞者、陕西宝鸡的舞者、香港的舞者；你可以去触碰到那个时代那个实体，见证那个人的整个过往。这是我创作的起点，但不能仅是我的感动，它必须要是一种超越我的感动的感受，因为仅从感动出发，有的时候会做得太滥于形了，需要理性地组织和架构，呈现出完美、圆融的形式，让观众在感动之后有感受，既而回归自身——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地在影响你自己的生活。

《舞蹈》：当代舞是一种融合性的观念与形式，在《Almost 55乔杨》中，我们看到了包括秧歌、现代舞、流行舞在内的混杂的语言状态，从编舞的角度来说，有没有特定的构思？

周：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先构思的。我是从第一天开始慢慢去了解乔杨，这里面的所有语汇，都是我看了她所有的舞蹈历程后渐渐涌现出来的。那个时候我先去陕西宝鸡，我问“以前你在你们那边跳什么？”乔杨说跳“嫦娥奔月”，我笑问：“那你演嫦娥还是演玉兔？”她说演嫦娥；然后我看了照片，原来当时宝鸡的“嫦娥奔月”这样。之后也是，我尽可能地搜集了所有有关她的舞蹈影像或图像资料，我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看到一篇作品就发给她，问她这是哪一年？有些她也不能完全确定。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就会写：“1996年乔杨长发”，或者“一九九几年乔杨光头”……写下这些很表象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根据这些表象进行梳理。

我们练习了大量的即兴的东西，我认为我仅能够给予她的东西，就是让她的身体变得更加自由——这个自由是指她可以去思考她的身体，让她明白她的个体是一种没有边界的边界，让她能够冷静地去处理自己身体语言，可以很精准地做完每一个动作。

前期的3个月，我每天都在等待，每天都会在突然间找到某种东西，然后我记录下来那种东西并逐渐累积。另外，我开始“八卦”，开始去打听她的经历，比如遇到人就问乔杨跳舞怎么样。有人说她喜欢做一个动作，然后我就开始回家看视频或照片，哇！真的有这个动作，于是我就留下这个动作，最终用不用这个动作我也不知道，但这都是素材积累。

《舞蹈》：因为这是一部自传式的作品，在这个作品里，乔杨到底是在“演”自己还是在“做”自己？

周：“演”跟“做”都有。

乔：实际上真的是都有的，这两者是并存的，如果少一者的话这部作品就不成立了。因为《Almost 55乔杨》毕竟是展示我自己的舞蹈生涯，所以“做”自己必不可少。但是这部作品又是通过另外一个人来挖掘我的舞蹈生涯，有时候他挖掘出来的很多记忆我都忘了，这其中有些是我愿意想起来的，有些我不愿想起来的。我很纠结，因为这些毕竟是我的秘密，而且我不太善于把自己不想讲的事情展示给大家，但是一旦与书毅在各方面交心以后，我更加信任他了，信任他以后再投入工作的时候就会更顺利，但重现这些我已经忘却的记忆就是在“演”自己了。

《舞蹈》：请问周导以后还有计划进行为舞者量身定做的创作吗？你认为这部作品的特殊意义是什么？

周：我现在暂时还没考虑未来是否还要创作这类作品。这部作品的演出对我来说是自我价值观的分享，也是当代性的分享。不管是舞蹈演员还是普通的女性工作者，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就会退休，这在社会、在大众眼中已经变成了一种常理。但艺术真的不是一种常规的、符合常理的事，也完全不可能再常规下去。所以这部作品的整个过程和内核，都不完全是按常规构思来进行的，它在价值传达等更深层面上也是对常规的挑战。

其实大家可以认真思考一下，有些时候做一些选择的话真的要忘记年纪，年纪不该决定一切。就像画家可以很大年纪了都一直画画，一个指挥家到90岁也可以指挥，很多很多音乐家70多岁的时候状态也非常好，所以我说我们舞蹈界对于年龄的价值观真的需要改进太多了，尤其是华人。在泰国和日本，我们还可以在舞台上看到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舞者，但是为什么在华人文化圈，不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中国，舞者的舞台生涯都相对较短。

《舞蹈》：周导，你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所好奇的是“亚洲舞者是如何舞蹈，又是为何舞蹈的，乔杨是如何舞到现在的”，通过与乔杨的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周：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才刚开始。10年前，我自己做了一个独舞叫做《从身体出发》，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时我就在想我的身体到底受了什么影响会导致其呈现出这样的线条、这样的动律，然而事实上当时只是一种觉察，并没有真正、真实地面对这个问题。3年前，在云门舞集“流浪者计划”的支持下，我走遍了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想真正研究亚洲的身体，但是亚洲身体有很多，东南亚也是亚洲，所以我就先从华人地区开始去做一些搜寻。后来我遇见了乔杨，我觉得乔杨是解开这一疑问的第一步，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我再次开始面对10年前的问题——

《舞蹈》：你所说的亚洲人是人种意义上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

周：是文化意义上的，因为我并不希望去做一个区分，但当我们谈到人种的时候就会去出现区别性。比如当下的国际舞蹈节，多半还是带有一点人种意义上的观看，那种期盼或者价值观已经先入为主了。然而既然当下我们的艺术家可以去往全世界，我们的生活也在全面、广泛地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我们就需要正视这种当下的影响和发生，是要用作品观看，而不是在主题上一定要灌输中国文化才是亚洲的。就像这一次的《Almost 55乔杨》，当它有一天离开了中国，这个作品的起点才开始。乔杨背后是中国舞蹈的教育历程，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看待乔杨的身体，当然也就创造了亚洲舞蹈在国际上对不同文化意义的理解与表达。

《舞蹈》：这里其实有文化里的“他者”问题，就是我们创作的这个作品是要满足“他者”的好奇，还是注重自己的表达？或者说在“他者”的眼光中我们的文化不太被他人所理解？

周：我觉得现代的国际舞台上所有的亚洲当代舞蹈的主题都要非常有亚洲意识才能被理解，所以这引发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这很大程度上不能带着你自己的意见去创作，这代表我们还停留在过去。所以在这一层面上，不管是云门舞集还是优人神鼓，都在讲中国台湾的历史，他们多半是在文化仪式上被认同。在下一个时代，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作品要离开亚洲，这个作品的起点才是新的起点。

《舞蹈》：实际上亚洲的舞蹈，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韩国的，都有历史文化的特定性，要附带一定的观念内容，你怎么看？如果用上述“当代舞蹈”的眼光来看，这会成为一种狭义亚洲性的创作观念束缚吗？

周：我觉得要看这个创作者的身份，每一个人当代意识的广泛度不同，如果说一个蒙古族人，因为他的民族根源很深，所以一直挖掘蒙古族的主题，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本分的创作选择。再比如阿库让·汗，作为生长在英国的印度人，他去追溯他的印度基因，这也很动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近年来的创作并没有沿着追溯印度基因的路一直走下去，而更多是广泛意义上的当代意识与认知。

我所谓的“当代性”指的是不要回到过去，是不断地创新才能到达。

《舞蹈》：乔杨老师，您作为舞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现代舞发展的桥梁，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乔：现在大家给予我的这么多赞誉，搞得我有点像上了神坛一样，但从我的本心出发，现在的我其实想归零后重新开始，在这里演出的两天之后就重新开始。

我觉得我不会为这些东西迷惑自己的头脑，因为你清楚比你好的演员有一大把，只是你有这样的机遇，你有这样的条件，你有这样的公司，你有一个这样好的编导为你编舞，所有对的东西碰到一个合适的机缘产生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成果出来。

所以有些人觉得《Almost 55乔杨》就是结尾，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一直不认为自己可以称得上“家”，我也不认为自己是舞蹈家，虽然获得过各种奖项，但它们对我来说就是过眼云烟，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舞蹈演员，仅此而已。

《舞蹈》：一路走来这么多年，您见证了中国现代舞的发展，当时一起跳舞的同伴也已经分道扬镳，现代舞应该是影响了你们大多数人的命运吧？

乔：大家都说到这个问题，可以说，现代舞不单单是只改变了我一个人的命运啊，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很庆幸我选择了现代舞，也感谢现代舞带给我的种种。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人，同时一个人的一生中也会碰到很多贵人，正是他们扭转了你命运的轨迹，我的贵人之一就是Willy（曹诚渊）——三个舞团的艺术总监，我至今还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跳舞，也多亏有了他，我真的好幸运。

还有前驻团编舞家黎海宁及现任驻团编舞家桑吉加等等许多编舞家，正是因为参与了很多不同编导的作品，我的身体才吸收了丰富多样的质感，变得更为全面；不同的编导编创的作品风格也非常多变，让观众们新鲜感不断。这次的《Almost 55乔杨》一开始并不是我的想法，正好公司找书毅要为我们全团人编排节目，书毅就想排一个人试一下，然后看到我以后就跟公司提案，Willy就拍板决定让他排。我真的很感谢他。

《舞蹈》：如果站在香港的平台进行一个两岸三地现代舞发展的横向比较的话，两位如何评价内地、香港、中国台湾的现代舞现状？

乔：先来说中国台湾吧，我觉得大部分搞舞蹈的人都是非常喜欢舞蹈，哪怕没钱都会愿意去做。宝岛台湾的艺术气氛相对更为单纯。从作品上来说，我很喜欢他们作品中的身体，因为他们都很注重对身体的研究，书毅也是，他对身体小关节的研究已经有十几年了，他选择了自己去做自己认为喜欢的事情，做自己的作品，做自己的独舞，然后去研究自己的身体和关节，这就很不同。一个人很单纯、很个性、很纯洁地去做自己的事情，专一也好，苦闷也罢，都是他的乐趣。

内地的话，我在广东现代舞团是1987年第一批，基本见证了“广现”第一批到第四批的舞者，当时大家跳舞的心也非常单纯，当然首先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们奢侈地去玩，再者我们确实也都是单纯地很喜欢跳舞。那个时候的人不是说出来而是行动出来的，要是有野心的话是靠自己脚踏实地地干，但现在可能是舞者的心比较大，特别年轻一代，稍微有一点成就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大师了。

周：国内现代舞的发展，一代过去，并不连接上一代，跨时代的人非常少。

乔：这种“断层”首先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因为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就生孩子，这样一代就结束了。另外，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跳很多很激烈的动作，从而导致伤患，这样就算再喜欢舞蹈也没法再跳。看到他们我就警戒自己，要保养身体，让这条路走得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