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疫情后慈善信托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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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这是基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总结出的适应国人理念的中国慈善定义。慈善事业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有效、合理的重新配置和开发，慈善的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善良的心灵和利益的驱动。
慈善的五种实现路径
践行慈善的路径，大致可以划分为向受助对象或慈善组织直接捐赠、与基金会合作成立公益专项基金、在国内自行成立公益基金会、设立海外公益基金会以及设立慈善信托。
直接捐赠指捐赠人将款物直接捐赠给受益人（受赠人）。这一方式的优势在于，效率较高、行为透明，同时可以降低慈善捐赠过程中的资金管理成本。不足之处是缺少专业化和职业化，覆盖范围不广。并且，在非特殊情况下，直接捐赠很难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或个人不通过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而进行直接捐赠，该笔支出无法进行税前扣除”。特别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慈善捐赠原则上不可撤销，只有在捐赠人承诺捐赠或签订书面捐赠协议后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向相关部分说明情况后，不再履行捐赠义务。
捐赠人把相应的资金捐赠给基金会用以设立公益专项基金，其优势在于捐赠人可以冠名专项基金并享有一定的管理参与权，这种管理参与权体现在慈善项目受助群体选择、资金使用等诸多方面，可以更好地保障捐赠人慈善目的的实现。
国内自行成立公益基金会的形式，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颁布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普及。自行成立的公益基金会是独立法人，可以按照基金会章程独立进行符合自我宗旨的慈善活动，在武汉抗疫的过程中，民营基金会的工作效率、项目管理水平有目共睹。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基金会有慈善支出、管理费支出的强制性要求。与之相近似的在海外成立的公益基金会，在境内组织活动时要注意遵照相关活动管理法规，应当依法登记设立代表机构或依法备案。
海外公益基金会的主要优势在于可成立“私益基金会”，这一形式更便于尊重发起人的意愿和目的，在实现慈善目的的同时，实现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
慈善信托的落地与成长
通常认为，慈善信托规范化进程的起源在英国，包括以慈善为目的、以不特定社会公众为受益人、设立专门机关进行监督、享受税收优惠、永续存续性、近似原则适用等特征。我国的慈善信托，在《慈善法》的推动下，在基本慈善空间上与英美基本相同，但在设立上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慈善信托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之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2020年1月26日至1月28日，经中国信托业协会倡议，我国61家信托公司作为共同的委托人，累计投入资金3080万元，由注册在武汉的国通信托作为受托人设立了“中国信托业抗击新型肺炎慈善信托”，目的主要是对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行防控与救助，疫情结束后用于医疗科研、应急救助等公共卫生事业。截止到2020年6月8日，全国慈善信息公共平台共计有409条慈善信托的备案，财产总规模达到了32亿4236万余元。
慈善信托的优点首先是较强的灵活性；第二是没有初始资金的限制；第三是信托财产不局限于现金，药品等物资也是可以放入信托的；第四是慈善信托没有慈善支出与管理费支出的强制性限制。从不足的角度看，首先是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不明朗，虽然有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国家税务总局没出台具体操作细则；其次是不动产、股权等财产不能设立慈善信托。
作者简介
京都家族法律事务中心主任 韩良
金融工程学博士，法学博士后，民商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担任建设银行、中信银行、中信信托等金融机构法律顾问。执业方向为家族信托、财富管理、公司与证券、国际投融资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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