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 | 王晶等：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结构模型与形成路径研究

好文荐读（第二十九期）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结构模型与形成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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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 1 武和平 1 刘显翠 2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1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王晶,武和平,刘显翠.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结构模型与形成路径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21(04):93-103.

摘要：本文基于427名中亚和东南亚华裔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认同测量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发现和检验汉语认同内部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和作用路径，以期探索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形成机制包含三条直接效应路径和一条中介效应路径。直接效应路径包括：汉语认知对汉语情感的直接效应；汉语认知和汉语情感分别对汉语行动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路径是汉语认知通过汉语情感的中介调节，对汉语行为的总效应。同时，我们发现中亚华裔学习者和东南亚华裔学习者呈现了完全中介效应和部分中介效应的差异。 

关键词：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形成路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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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者对语言的认同是对语言所负载的语言本体、文化、实用和情感价值的接纳、认可和趋同(王莉、崔凤霞，2009;杨荣华，2010)。华裔学习者对汉语的学习，是对“社会主体语言之外作为语言文化传承的祖辈语言”的学习，即将汉语作为“祖语”的学习(郭熙，2017)。他们对汉语的认同建构对自身汉语习得、选择、使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王远新，2002),显著影响着华裔学习者的汉语保持(魏岩军等，2012)。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基于认同主动、能动和趋同的特征，学习者的汉语认同程度与汉语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并对汉语学习效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陈默，2020;魏岩军等，2012)。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拥有多重语言和文化优势的华裔学习者，同时也面临着多种语言认同和语言竞争带来的矛盾和困惑；新生代华裔对汉语的保持和使用、代际传承日趋式微等问题也日益凸显(Riche & Curdt-Christiansen, 2010;沈玲，2015)。因此，探索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及其形成机制的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开展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结构模型和形成路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寻求促进和激活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的有效策略和干预路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厘清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形成的内部因素和深层原因，为提升华裔汉语学习者的汉语学习效果，针对华裔的祖语保持和传承策略提供科学基础和依据。

20世纪末开始，语言认同开始进入语言学习与教学研究的主流话语体系。国内外可以用于解释语言认同形成过程的理论包括：言语适应理论、语言和认同理论、言语社区理论和语言认同过程论等。

在本研究中，我们尝试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1)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的内在结构模型和形成路径是什么?

(2)不同区域华裔学习者是否存在不同的汉语认同形成路径?

为了探究以上问题，我们主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建立和检验汉语认同内部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简称SEM)是一种通过建立、估计和检验多变量间关系来进行理论建模的多元统计分析技术。通过对模型中包含的潜在变量、观察变量和误差变量间的关系的检验，结构方程模型可直观地揭示出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潜变量的实现路径(许宏晨，2019)。本研究以来自中亚和东南亚的华裔学习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和检验汉语认同内部变量的关系路径和路径系数，进而构成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形成机制模型。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为在中国高校学习的华裔学习者，年龄在17～25岁之间，主要来自中亚和东南亚地区。中亚的研究对象为西北某高校的本科生，分别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3个国家，共182个样本。东南亚的研究对象为广东某高校和北京某高校的本科生，分别来自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老挝、菲律宾等8个国家，共245个样本。本研究共发放汉语认同测量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27份。全部数据用SPSS 25.0和Amos 22.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二）测量工具

本次测量采用自编的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测量问卷。该问卷共28个量表题项，以李克特五度计量得分，根据测量对象的不同，分别编制了中俄、中英双语版。问卷编制基于从内容归纳到因素分析的思路，通过对3个国家108位华裔学习者的试测和14个国家的301位华裔学习者的正式测量，经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一系列量化过程，获得了汉语认同的3个因素，这3个因素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4.228%。根据文献研究，将三个因素命名为“汉语认知”“汉语情感”和“汉语行为”。其中汉语认知(共8题)是个人对汉语的心理印象，主要是知识或信息的因素，涉及华裔学习者对汉语的重要性和有用性两个子维度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判断；汉语情感(共10题)是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汉语时，在情绪、感情上的感受或反映，涉及华裔学习者对学习汉语的情感归属，对汉语和汉语文化的喜爱程度和对汉语学习的自我效能感三个子维度；汉语行动(共10题)是学习者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汉语学习和使用的实践活动。主要涉及华裔学习者在课外对汉语的主动探索，对汉语学习付出的时间、努力程度等学习投资行为，以及使用汉语的频率和范围。汉语认同得分为以上三个因素总分的平均分，问卷结构见下图：

测量结果发现，中亚、东南亚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总体得分为4分左右，在李克特5度计量中属较高水平，在三个维度方面的发展也相对比较均衡。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除了汉语情感以外，中亚和东南亚华裔学习者在汉语认知、行为和认同全量表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详见表1。该测量结论和已有研究中关于印度尼西亚华裔(原鑫，2020)、美国华裔(魏岩军等，2012)等群体中的汉语认同程度的结论基本相同，即“华裔学习者对汉语往往持积极亲近的语言认同，对自我华人身份的认同感也较强”(原鑫，2020)。

（三）假设结构模型的建立

(四)汉语认知、汉语行为和汉语情感的相关分析

只有变量之间本身存在着相关性，才可对提出的汉语认同假设模型进行检验。我们进一步检验了汉语认知、汉语情感和汉语行为三个因素的相关情况，详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汉语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因子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全部为正值，并且统计显著性都达到小于0.01水平(p=0.000<0.01)的显著水平，因此适合进行结构方程建模。

（五）正式模型的建立

根据汉语认同问卷的具体结构，我们首先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将潜变量设置为汉语认知、汉语情感和汉语行为，将观测变量设置为问卷中的28个题项；其次，根据假设模型形成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结构模型和路径关系，如下图所示；最后借助Amos软件对该模型进行整体拟合度的检验。

通过模型的拟合检验，得到了如下的拟合指数：χ2/df=2.613,RMESEA=0.036,RMR=0.057,NNFI(TLI)=0.903,CFI=0.915。经过与拟合指标的对照，上述指数均达到了参考标准，说明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模型拟合良好。从内容上看，“认知、情感、行为”三因素凸显了汉语认同将意识和行动为一体的特点。从结构上看，各因素之间在表现形式上互相呼应，构成了完整的汉语认同结构模型。该模型的建立也为后续的路径检验提供了基础。

       (一)直接效应检验

直接效应显示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体现了影响大小。根据模型结果，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模型中共包含三条直接效应路径，分别为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知→汉语情感”“汉语认知→汉语行为”和“汉语情感→汉语行为”路径。

根据模拟路径和运算结果显示，路径1“汉语认知→汉语情感”路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0,回归系数显著(p<0.001),因此该路径成立。该直接路径表明中亚、东南亚华裔学习者对汉语价值认知是产生汉语情感的基础，对于汉语价值的认可反映并有助于提升他们对汉语的归属感、喜爱程度和自信程度。

路径2“汉语认知→汉语行为”路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7,回归系数显著(p<0.001),因此该路径成立，表明中亚和东南亚的华裔学习者对汉语的认知优势将对于汉语的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路径3“汉语情感→汉语行为”路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63,回归系数显著(p<0.001),该路径成立，表明中亚和东南亚的华裔学习者对汉语的情感优势将对汉语的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路径2和3的因变量(汉语行为)相同，再通过进一步对比两条路径的路径系数可发现，汉语情感对汉语行为产生的直接效应(β=0.63)更高，汉语认知(β=0.17)次之。

(二)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的中介效应是指路径4“汉语认知→汉语情感→汉语行动”中汉语认知通过汉语情感影响汉语行为的中介作用。我们需要探究在汉语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汉语情感是否起着中介效应?如果存在汉语情感的中介效应，该效应是完全中介效应还是部分中介效应?

本文采用Bootstrap法对该中介路径进行检验。Bootstrap法是普遍认可的、有效的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温忠麟、刘宏云，2020)。Bootstrap 检验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时，则该系数显著。通过对路径4“汉语认知→汉语情感→汉语行为”的中介路径进行检验，发现该中介效应的Bootstrap的95%置信区间为(0.225,0.445),不包括0。说明汉语认知通过汉语情感，影响汉语行为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间接效应的大小是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汉语认知到汉语情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50,汉语情感到汉语行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63,则汉语认知到汉语行为的中介效应就是0.50×0.63=0.315。进一步检验“汉语认知→汉语情感→汉语行动”模型的总效应，总效应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和(0.315+0.17=0.485),同样采用Bootstrap法检验总效应的显著性，根据结果可知，总效应的Bootstrap的95%置信区间为(0.353,0.687),不包括0,因此汉语认知对汉语行为具有显著的总效应，中介效应和总效应的显著性揭示了汉语认知和汉语情感影响汉语行为的直接和间接路径，即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知和汉语情感共同对汉语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

此外，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华裔学习者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了中亚和东南亚华裔学习者的差异化表现，如表3所示。中亚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知影响汉语行为时，是完全通过中介变量起作用的。这是因为他们的“汉语认知→汉语行为”的直接路径不显著(p=0.916>0.05),汉语认知影响汉语行为时，需全部通过汉语情感为中介才能间接影响到汉语行为(p<0.001),因此中亚华裔学习者“汉语认知→汉语情感→汉语行为”路径的中介效应为完全中介效应。而东南亚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知影响汉语行为时，一部分为直接影响，另一部分通过中介变量汉语情感起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东南亚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知→汉语行为”直接路径显著(p<0.001),另一方面汉语认知通过中介变量汉语情感对汉语行为也可产生间接影响，该间接路径也达到显著水平(Bootstrap检验不含0),因此东南亚华裔学习者“汉语认知→汉语情感→汉语行为”路径的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

       本文通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汉语认同内部的结构关系，拟合了汉语认同内部的不同关系路径，检测了这些路径直接、间接回归效应和总效应的显著程度，考察了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的形成机制和不同区域学习者汉语认同形成的差异。下面我们将分别从汉语认同模型的直接效应路径、中介效应路径、不同区域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形成路径差异对结果进行讨论。

(一)汉语认同模型的直接效应路径

通过汉语认同的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形成包含了有显著性(p<0.001)的三条直接效应路径：“汉语认知→汉语情感”、“汉语认知→汉语行为”和“汉语情感→汉语行为”。本研究的结论与研究假设一致，也验证了Giles言语适应理论的观点。与Giles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检验和阐释了汉语认同三要素形成的不同层次和形成路径。研究发现，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模型结果具有明显的层级结构，即华裔学习者对汉语的认知首先直接影响了汉语情感的形成；汉语认知和汉语情感又共同影响了汉语认同行为。学习者只有具备汉语认同内在三要素(汉语认知、汉语情感和汉语行为),才能体现认同的能动性、主动性、同一性的特点。

首先，汉语认知作为华裔学习者对汉语的价值和属性判断，是汉语认同建构的基础，处于汉语认同结构中的第一层次。从路径的显著性可见，汉语认知对汉语情感和汉语行为都产生了显著的直接影响(p<0.001)。关于语言认知在语言认同中的基础作用，杨荣华(2011)通过对147位英国华人的调查和访谈发现，“对华语的本体特征及汉语所承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认知越强的英国华人，对华语的评价越积极，在家庭和其它华人集会的空间里，更可能选择使用华语”。有些学者则将研究焦点聚焦在华裔家庭的语言政策，他们发现加拿大的华裔家庭的父母对汉语的认知直接影响着家庭内部汉语的使用和对子女汉语学习的投入(Curdt-Christiansen, 2009;李国芳、孙茁，2017)。基于家庭语言规划理论(Kendall et al.,2008;Curdt-Christiansen, 2009),家长对语言的认知往往发挥着无形的语言规划的作用，影响着子女对祖语的情感和使用。因而要揭示汉语认同的形成路径，需首先了解学习者家庭或自身对汉语的认知情况，以发挥汉语认知“由知到情，由知到行”的作用。

其次，汉语情感可对汉语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p<0.001),是汉语认同结构模型的第二层次，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占据中心位置。已有研究表明，当华裔学习者建立了对汉语的积极情感后，将在学习汉语时主动设立更高目标，积极投入更多实践和努力，并可在深层次对汉语习得和保持产生持久的影响(魏岩军等，2012)。通过路径系数对比，“汉语情感→汉语行为”路径比“汉语认知→汉语行为”的直接效应路径系数高(β=0.63>0.17),说明相较汉语认知，汉语情感对汉语行为的直接影响程度更强。因为对汉语的情感是学习者主体认可，主动采纳的一种结果，超越了对外界信息的客观认知和被动选择，更能够引发具有主动、趋同特点的汉语行为(郑全全，2017)。所以，在对华裔的汉语教学和传承过程中应积极引导学习者对汉语的积极情感(归属感、喜爱感和效能感),以形成更深层次的情感认同，并对汉语的认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最后，汉语行为是三个直接路径的结果变量，也是汉语认同的第三个层次。华裔的汉语学习者将对汉语的客观认知和主观情感根植于自我的信念中，从而形成对行为的驱动过程和心理趋向，最终表现在积极、能动的认同行为中。正如Norton(2013)提到，语言学习者通过语言的使用参与了语言和认同的建构与协商，反映着学习者的自我定位、自我与外部世界以及未来可能性的关系。在第三层次，汉语认同的内在过程构建完成，主要体现在华裔学习者对语言的探索，投入和使用范围等行为方面。如学习者主动对汉语和汉语文化的溯源和探究；对汉语能动地投入精力、时间和努力；通过语码转换、语言风格趋同等方式主动增强汉语使用的频率和范围等。

(二)汉语认同模型的中介效应路径

模型的中介效应是指路径“汉语认知→汉语情感→汉语行动”中汉语情感的中介作用。通过路径系数显著性发现，在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模型中，汉语情感在汉语认知和汉语行为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其中中介效应系数(0.315)占汉语认知对汉语行为总效应系数(0.485)的64.9%。说明汉语情感的中介效应较强，华裔学习者对汉语的重要性和有用性的认知会通过自身对汉语的亲近感、喜爱感和效能感的情感体验显著激活汉语认同行为，从而形成汉语认同。这一结论符合Kelman的态度形成理论，即认同产生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是由于欣赏某人或群体而采纳该对象行为或态度的过程(Kelman,1961;郑全全，2017)。华裔学习者对汉语认同的建构实际上就是学习者以认知为基础，基于欣赏、喜欢、归属等感受的主体选择过程。这一结果也支持了言语适应理论中的语言趋同策略的形成过程，Giles等(1997)发现，当语言学习者形成认同目的语族群的认知和情感后，会在交流中改变原有言语风格，向目的语族群的言语风格靠近。

此外，我们还发现中亚华裔学习者和东南亚华裔学习者呈现了汉语情感的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的差异，中亚华裔学习者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98%,东南亚华裔学习者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2.8%,二者差异明显。我们认为该差异的形成可能包括以下的原因：一是学习风格差异。中亚华裔学习者的汉语学习风格特点多为外向型和情绪型，总体更易受到外部环境和情绪因素影响(梁焱，2010;易红、符冬梅，2012)。而东南亚华裔学习者的总体学习风格倾向“内敛”,在汉语学习中的工具型倾向比较明显，其他如情感因素的语言学习策略运用均衡(原一川等，2011),因此汉语情感对汉语行为只产生部分影响。二是文化距离差异。中亚各国的华侨华人中，少数民族华裔占了95%以上(方雄普、李斌斌，2019),他们的语言文化背景和汉语的文化距离相对较远。因此，中亚华裔的汉语学习者需要以情感为完全媒介，也就是建构了对汉语的喜爱、亲近感和自我效能感后才可进一步实现认同。而东南亚是华人华侨最集中的地方，与国内华人社区互动比较频繁，华裔学习者的文化背景与中华文化距离近，华文教育体系比较成熟。因此有多种途径可以实现对汉语的认知理解、情感发展和实际运用。

我们通过建立汉语认同结构模型以及对汉语认同形成路径的具体分析，揭示了汉语认同的作用机制，既阐明了汉语认知到汉语行动发挥作用的条件，也探索了不同地域的华裔学习者在不同情感条件下汉语认同存在差别的原因。主要结论为：第一，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内部形成机制包含了三条直接效应路径和一条中介效应路径。第二，与“言语适应理论”的结论一致，我们发现汉语认知和汉语情感共同对汉语行动产生了显著的总效应；与之不同的是我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拟合了这三个构成因素的层次和形成路径。第三，中亚和东南亚华裔学习者在汉语认同形成路径中呈现了汉语情感为完全中介与部分中介的差异，可能是受到了学习者学习风格和文化距离差异的影响。

激活和培养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就是要培养汉语认同的三个构成要素，使华裔学习者获得汉语认同形成的内生动力，最终获得对汉语的认同。基于以上结论，我们得到了以下提升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的传承的教学策略启示。

首先，要充分发挥汉语的实用价值功能。通过汉语认同模型可发现，华裔学习者对汉语价值的认可不但成为了汉语传承和汉语持久保持的内驱力，也有利于对汉语积极情感和主动行为的构建。因此应该注意到汉语在交际功能之外的经济资源、认同和战略资源价值(祝晓宏、周同燕，2017)。在华文传播或教学方面应更多挖掘汉语的使用价值，建立“学以致用”的学习目标，在课程设置中根据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实现由通用汉语到“汉语+X”以至“X+汉语”的转向，使学习者了解到自己的语言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对未来的生涯规划以及提升自我竞争力的积极作用，为进一步激发深层的情感认同建构基础。

其次，要重视华裔学习者的情感建构。本研究发现无论是中亚还是东南亚的华裔学习者，对汉语的积极情感(喜爱感、获得感和亲近感)都在汉语认同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的汉语教学中，与汉语作为祖语相关情感因素的教学却容易被忽略。因此需有意识地在内涵挖掘和情感浸润的教学内容中，缩短学习者对汉语和汉语文化的距离感，使学习者体会汉语学习的乐趣和获得感，建构汉语传承的 “内群体成员”(对说话人来说有归属感和主动参与的群体成员)身份，建立起对汉语的依恋和亲近感(王建勤，2015)。

最后，需要在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中融入汉语认同的内容和元素。在具体的教学层面，可通过“汉语认知→汉语情感→汉语行为”的路径实施，首先帮助学习者感知和获得汉语的交流功能、实用价值、语言传承的知识和信息；其次在教学中多挖掘华裔学习者的亲情血缘认同和已有的祖语优势，引导学习者确立对汉语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正向情感；最终在汉语的认知和情感的共同驱动下，通过在家庭、学校、社区、线上+线下等场域的汉语交际和互动，实现对汉语的主动使用、探索和投入，以此建构华文学习和传承过程中的汉语认同。

作者简介

    王晶，女，汉族，甘肃兰州人。主要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第二语言习得和现代汉语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应用语言研究所副所长。

    武和平，1964年2月出生，甘肃省静宁县人，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技术。

本文来源：《语言文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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