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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０４ ．２３ ｜ Ｎｏ．４２３
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触及一部书的无限性问题。在这个故事里，一本流传到后世的书被比喻成一座迷宫，故事的情节与结局涵盖了所有的可能性，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遭遇会带来不同的结局。这部小说就像一座迷宫，人们在迷宫里的任何一次选择，都引向了迷宫里的不同路线。人们可以不断地重新出发，一次次地走入迷宫，在迷宫的交叉小径中与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相遇。一部伟大作品之所以流传千古，不仅是由于它的经典性，由于它值得世世代代地反复阅读，以传递它的真理，而且是由于伟大作品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品质——作者在作品内部预留了解读空间，它欢迎读者一次次进入作品的迷宫，让原本固定的东西被松动，其他的可能性被激活，从而再度生动起来。利用伟大作品的这种品质，正是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方法与魅力所在。它不仅要恢复思想的原貌，更要让伟大作品一次次地复活。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作品并不存在解读的唯一性，伟大作品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也不能有标准答案。任何有唯一标准答案的作品，都关闭了诠释者的能动性，换句话说，诠释者在这样的文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作者完全垄断了作品，他在创作作品的同时，也在消灭着作品，一旦他停止写作，作品就永远地停留在单一的思想空间之中了。萨义德在解释柯勒律治的诗歌书写时，特别提示了“伟大的诗歌是它自身的连绵的时空，兼并了其他书写”。伟大的思想作品也是如此，它预留给后世一个巨大的迷宫，让后来诠释者的作品回应着自己，并将其吸纳为自己所开创的传统。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极为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层面的数次转向与新的开创，更表现为在现实运动层面开拓了马克思在19世纪所无法企及的领域。没有一个学派或者主义，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反教条化道路上走得如此坚决，它拒绝将马克思的思想仅仅停留在19世纪的意义上，它要求带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任务一次次地返回到作品之中。思想史研究尤为懂得这个道理。简单地说，这表现为一个双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重新回到马克思作品的历史语境之中。一方面，通过马克思作品的视角观察19世纪的特定语境、人物、思想，理解马克思作品诞生的历史场域；另一方面，从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的思想、语境、文化与历史出发，反观马克思作品所回应的时代问题的具体所指。第二个任务是重新认定马克思作品的结构是多方向的，它无法被化约为若干抽象的主题，相反，它通向多样的解释可能性。进一步说，诠释者能够将不同时代的问题意识重新置入马克思的作品中加以组合、比较，开创出马克思思想的新的意蕴，从而跳脱19世纪历史语境的严格限制。在进一步展开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之前，急需澄清一个更为基础性的前提：马克思的思想史研究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研究，存在着何种严格的方法论界限？我们是否可以不加区别地研究它们，从而认定，思想史的任务和政治哲学的任务是同一的？正是在这里，当代的研究者陷入到方法的混乱之中。虽然政治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对中国思想界来说，它姗姗来迟，带着强烈的时髦感，却又恰逢其时地安顿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在当前中国思想界的语境中，政治哲学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向来有一套成熟的政治话语，却鲜有一套成熟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热潮顺理成章地点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缺失”。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学术论题是马克思的公平正义理论，这一论题脱胎于西方的两个学术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当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具有说服力之后，马克思哲学的学院派研究者希望通过重新诠释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一种规范性的政治理论。第二个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将当代政治哲学的焦点转移到社会正义的问题上，并使之逐渐发展为政治哲学的主流。从罗尔斯的问题域出发，部分左翼学者重新发掘马克思学说中有关政治正义、分配正义等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以补充他在政治哲学方面的缺失，进而积极融入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之中。事实上，这种学术研究的转向，起源于一种极其寻常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过于重视经济要素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政治、宗教、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当政治哲学作为援引性的资源被引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研究时，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承认，马克思哲学之所以不那么像“政治哲学”，是因为马克思哲学缺乏相关论述，存在着政治哲学方向上的薄弱。但是，这些研究所“发展”了的“政治哲学”最多是柯林伍德所讲的“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即片面地补充了原来片面的哲学，最终获得的绝不可能是彻底的、整全的哲学，依然是落回到另一种片面性之中。然而，柯林伍德的误解中却包含着关于哲学研究的正解，即“事实背后的那些基础概念的逻辑结构”。哲学不做拾遗补缺的补充性研究，它不像当代科学研究那样，去填补已有研究中的空白。黑格尔尤其强调了哲学与一般科学研究的区分：哲学尝试将自身论证为绝对知识意义上的为诸科学奠定基础。按照这种标准，政治哲学必然地指向关于政治生活的绝对知识，以及要求在哲学方法上是从基础概念的逻辑结构中理解政治生活。回到最开始提出的问题：思想史的任务和政治哲学的任务是不是同一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政治哲学必然在哲学的要素中展开，始终关注哲学概念的绝对优先性。这意味着，政治哲学的研究一定是围绕着哲学概念而展开的，这一过程不会因为思想史、经济史或社会史的影响，让政治哲学离开“基础概念的逻辑结构”，滑向有限的知识，并陷落在有限知识的无穷无尽的关联之中。先前提到的那种“政治哲学”，完全是在知性层面筛选出所谓政治的内容，“过滤”出一种名为“政治哲学”的学说，使其成为相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道德哲学等的另一种部门哲学，其实质是让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遭受了来自外部的知性划分。知性划分首先带来“异”和“同”的问题。有限的知识之间先须明辨，划清知识之间的界限，以求得知识间的差异，否则有限的知识无法通向精微。在差异之外，有限的知识又要相互比较，看出它们之间共同的地方，这不免需要一些中介，或者需要一些调和。梁漱溟曾经批评过一种调和的思维，这种思维将不同知识间看着相近的地方加以混淆，最终一无所获。讲到底，这是由于没有把思想看成是整体的思想。梁漱溟批评道：“实一家思想都是一个整的东西，他那一句话皆于其整的上面有其意思，离开整系统则失其意味；若剖析零碎则质点固无不同者，如果不是合成整的，则各人面目其何丛见？”梁漱溟的话讲得很重：不是整体的思想根本就称不上是思想。在政治思想的领域中，知性划分的思维是一种先见的政治意见。在政治哲学的古希腊开端处，政治哲学就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见相区分：关于政治事务的回答应当说出政治的本性，而不是关于政治的现象。应该通过哲学概念来把握政治，因为真正地知晓政治的本性，必须是在真理的层面而非现象界。施特劳斯准确地体会到：“政治哲学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意见的尝试。”政治意见是各种主观思想的杂烩，个人任意地摘取政治现象的表象，这种思维有一定的反思性，但是完全局限在主观性的限度之内。一旦哲学探究政治的本质，它提出的首要任务正是驱逐个人思想内部的主观性，将政治生活还原到世界整体之中。因此，政治哲学揭示了政治事物的本性是作为整体（the whole）的知识而被获得，唯有哲学才探求普遍知识，才能超越那些片面理解政治的各种意见。德国观念论继承了古代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论题及其成果，重新界定了关于政治的真理讨论，这既有政治在生成意义上的根据，也有存在意义上的理由。尤其是发展到谢林、黑格尔哲学的阶段，哲学的方法被严格地圈定在对事情本身的整体把握上。这种方法无论是谢林的“体系”（system），还是黑格尔的“逻辑学”，都意味着探究事物的内容离不开事物在其整体中所受到的规定。对于整体的哲学研究，一定是形而上学。以《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为例，谢林批评对于自由的事实长久地浮于感觉的表面，主张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哲学概念理解自由的本质，因为感觉是绝不可能给我们带来自由的真理的。更重要的是，谢林马上指出，概念的深刻性与纯粹性离不开“科学世界观的整体的联系”，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不可能单独被规定，所以它与整体的联系只有通过最终的科学完满才会得到证实”。毫无疑问，自近代政治哲学以来，自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概念。但无论是研究自由概念的价值，还是探讨自由概念的效用，都仅仅回答了自由概念的必要性，依然无涉自由概念的真理性。谢林所谓“科学世界观的整体的联系”，不能望文生义地想象为自由与其他概念间的普遍联系，他恰恰是在自由概念真正的重要性上做了说明：自由概念的真理性是它可以作为一个被规定的本原，以至于借助这个本原我们足以认识其他的事物。这就意味着，自由概念的重要性完全不在于它是必须被谈论的，而是它本原性地被规定在体系的整体性之中。海德格尔专门评价了这一点：“在体系之整体中确定该概念之处所，就是说显示出，自由和人类的自由存在是如何与存在者整体并肩而立的，并且显示出，它们是如何自行嵌入到存在者整体中的。”黑格尔哲学更加重视哲学的体系性。现在很多研究把黑格尔的法哲学分离为独立的政治哲学，对此，黑格尔本人绝对不会同意。黑格尔宣称，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哲学。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不仅仅在法哲学的内部属于伦理法的范围，这些内容同样隶属于精神哲学，后者与逻辑学、自然哲学一道共同组成黑格尔哲学的完整体系。这三部分作为不可分割地整体才能呈现精神的自我展开过程。有学者认为，实在哲学是逻辑学的自我反映，精神在实在哲学中完成对自己的自我认识。因此，法哲学首先是形而上学，而不是伦理学或政治哲学。形而上学之于法哲学的第一性，是把握黑格尔政治哲学内容的关键。马克思首次深入地理解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正是出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虽然马克思激烈地批评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从纯粹的思辨出发，让政治现实服从于抽象的逻辑体系，现实政治的冲突与对立在概念中被掩盖了，而不是被真正地解决。很多研究往往只注意到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思辨性，但没有注意挽救黑格尔哲学思辨性中作为基础的整体性，以至于轻易地认为整个国家哲学都是黑格尔逻辑学的应用。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工作，不仅仅是要将被黑格尔思辨化、神秘化的现实关系还原成真实的社会、国家关系并加以唯物主义的理解；同时也要全面接受黑格尔哲学对于世界的整体把握，重新将自我运动的世界作为真正主体的展开过程加以科学的研究，从而让哲学既唯物主义化，同时保持着它的科学性。马克思后来回顾自己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成果时，讲了几句常常被引用的话：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马克思批评了两种政治哲学的研究方式，第一种是仅仅就法或国家本身展开研究，黑格尔也批评过这一种做法；第二种是批评黑格尔式的研究，并点出黑格尔把法或国家归结为精神的发展运动。而马克思则是通过解剖“市民社会”的结构与运动，得到了关于物质生产运动的科学理解，即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进而解释了法和国家等上层建筑的运动根据是经济结构的运动变革。很显然，关于法、国家等具体政治内容的讨论，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的对社会变革的解释，更离不开唯物史观在存在论层面所做的哲学奠基。唯物史观的哲学存在论必定激发相应的政治哲学，以解释政治运动之于世界运动的缘由；以政治哲学为进路，必然回归哲学存在论以安顿。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呈现出极为迂回而艰深的哲学要求。以唯物史观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依然存在着双重阐释上的危险。第一种危险是德国观念论传统的思辨体系化，始终诱惑着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者回归到思辨的概念体系之中，尤其是重新落回到黑格尔式的抽象表达。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恢复了“总体性”的同时，没能经受来自黑格尔哲学的“塞壬的歌声”。人们时常会在回顾某种哲学的发展历史时，不自觉地强化该哲学的思想渊源，仿佛这种哲学所经历的全部过程，都能在它的思想传统中找到答案。阐释者在无形之中放大了思想传统的奠基作用，马克思本人就提醒过他的读者，任何伟大事件或思想所挣脱的传统，都会像梦魇一般缠绕着活人的头脑。第二种危险埋藏在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内部，它表现为单纯依靠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核心概念，甚至直接赋予这些概念以真理性，再以它们为前提反复确证自身体系的真理性。马克思哲学固然由此保持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然而却自我封闭为僵死的真理，从而无法与其他思想展开积极的对话。希腊神话里纳喀索斯（Narcissus）的故事揭示了这种危险的后果：纳喀索斯面对湖水中自己的倒影，陷入不可自拔的自恋之中，每一秒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倒影。世间的一切都无法再让纳喀索斯着迷，最终在湖边憔悴而亡。其实，纳喀索斯并不是因为自恋而死，他是错把自己的幻影看成唯一真实的对象，从而无法在真实的世界中汲取活力，最终丢失了自己的健康与美貌。如果把马克思哲学看成是一个自我融贯的体系，而非可以进一步展开的学说体系，那么这种学说一定会由于远离历史世界与历史思想，最终丧失它的血色。从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观点来看，这样做的结果会造成一种可以被称为学说神话（mythologyof doctrines）的讨论：历史学家们制造了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在他们看来，每一位经典作家（诸如历史、道德或政治理论方面）必然在构成某一主题的每一个论题上形成了某种学说体系。这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范式（尽管是无意识的）：即愣是要“找出”某一著作家在所有无可争议的主题上的学说体系。这样做的结果就造成一种可以被称为学说神话的讨论。斯金纳不满于传统研究对待伟大思想的态度与方法：伟大思想总被当作是永恒智慧，它一旦揭示了真理之后，就永恒地启迪着人类。在这里，核心概念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了，它支配着学说体系的主题与性质。斯金纳同时指出，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在于，面对经典文本，人们习惯于去探究它的意涵（meaning），并且把穷尽文本意涵当作诠释工作的全部内容。昆廷·斯金纳
在哲学研究的工作里，文本意涵的深刻性与连贯性又是最重要的任务。深刻性意味着后继者必须全力以赴地处理文本中的核心概念，连贯性则指向了相关概念群之间相互解释的可行性。甚至在文本与文本之间缺乏完美的连贯性时，诠释者强行赋予伟大思想以连贯性。关于后者，斯金纳称之为“连贯性神话”（mythology of coherence）。连贯性的意识往往先入为主地影响了诠释者的判断，人们不相信一个伟大思想家的作品间是无法环环相扣的，因为一旦出现了解释上的裂隙，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就出现了瑕疵。事实上，传统解释对整体性的理解落入一种斯宾诺莎主义之中，它关心的连贯性是思想体系保持其整体性的内在生命，又牢牢地被整体性圈定在体系内部，思想体系从而是静止的，因此它的内在生命从来没有跃出过体系之外，获得更广阔思想世界中的养料。换言之，连贯性为体系的深刻性牺牲了太多，以至于沦落为一种有害的东西，它强行解释了一些没必要解释的内容。“连贯性神话”的祛魅丝毫不会影响马克思哲学的深刻性，它在另一个层面打开了文本的开放空间。诚然，马克思着力使用的哲学概念——如“对象性活动”“异化”等——成就了哲学的深度，更是哲学存在论革命的枢纽性概念，它们扭转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世界观。但仅仅依靠这些概念，并不能完全展现文本的丰富性，甚至会在马克思的一些文本面前束手无策。比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里几乎找不到任何哲学概念，但不能否认，尽管没有现成的哲学概念就无法进行哲学解读，但是借用其他哲学家那里合适的概念，我们依然可以准确地表达马克思想要指向的内容。这里挑战了概念在解释上的完全垄断。除了作者赋予了概念的权威性，我们也要注意到，作者同样受制于概念的历史语境。换句话说，作者无法离开关于特定问题的历史语境，任意使用概念去表达他的思想。比如，马克思沿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很难想象马克思会使用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概念，这是因为海德格尔哲学所指向的内容在19世纪依然缺乏相关准备。对于当代的诠释者来说，解释工作既要注意作者在特定时代是如何思考的，也要和作者一道去思考特定时代的历史语境。在前一项任务中，作者保持了更高的权威性，在后一个任务里，诠释者完全不亚于作者对历史语境的理解，毋宁说，诠释者与作者成了同路人。在历史学的领域，也有很不错的思想史研究。历史学里的思想史，肇始于反对思想的哲学史叙事，强调思想有自己存在的历史维度，思想史也研究非精英的思想。于是，思想史的研究便自己动手找新资源，历史语言、文化、艺术、经济等历史生活进入了思想史的视野，思想的诠释空间也始终面对它们敞开。思想史的写法拓展了文本的解释空间。思想史的研究也找到了解决“连贯性神话”的思路。马克思思想体系内部的连贯性，完全不必是一种叙事下的连贯性，马克思本人甚至都时不时停顿创作，清算一下自己的思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他的思想体系内部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文本脉络，这意味着，文本之间的发展关系可以随着问题域的变化，变化出截然不同的脉络线索。在市民社会问题上，卢梭的重要性远远胜过费尔巴哈；在1848年之后的民族国家问题上，巴枯宁可能比黑格尔更值得被重视。同样，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到《法兰西内战》所引发出的国家与政党关系，更紧密地贴近于列宁，而不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从来没有向他的读者直接透露这些脉络线索，但他的读者却可以读到隐藏于文本字面意义之下的诠释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诠释者获得了自由。恩格斯算是第一个从思想史角度思考唯物史观的作者，甚至可以说，写作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是理解唯物史观的重要部分。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一文中，恩格斯勾勒了一条马克思哲学诞生的经典脉络：马克思批判性地与黑格尔哲学相分离，又汲取了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上的贡献，最终重新定义了哲学与世界的关系。如果深入思考恩格斯的叙事，与其说恩格斯描绘了思想发展的历程，毋宁说提供了一种理论的参照系。唯物史观的历史意义是对比了一般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后才显现出来的，没有这个参照系，唯物史观很难自我理解。这一点也体现在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的意图中，他并不是通过讨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将马克思哲学纳入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谱系之中。正好相反，恩格斯想让读者看到的是，在同一个历史时刻下，黑格尔学派与唯物史观分道扬镳。恩格斯指出：“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之前研究的重点往往落在“哲学终结”的意义上，但忽略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点（扬弃点）与唯物史观的诞生点是同一个真实的历史时刻。正是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间点上，德国古典哲学与唯物史观可以相互参照，唯物史观从德国古典哲学已然衰老了的旧范式中，见到了自己取而代之的革命条件。旧思想与新思想之间，并不总是相继相生，亦有相继相灭的道理。恩格斯甚至强调，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和历史事件，比深刻的哲学论战更加有力。“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任何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这意味着，思想脉络的变化，并不单单取决于思想本身，特殊历史语境的强势影响必须是思想史所要关注的。如何处理马克思之前的思想资源，《费尔巴哈论》同样提供了思想史研究的思路。简单地说，马克思之前的理论资源以及同时代的哲学之于唯物史观都是前提性的理论准备。对恩格斯而言，思想传统如何积极地影响了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并不重要，重点在于它们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性差异。恩格斯当然没有否认先前思想之于唯物史观形成的作用，但他无形之中在各种思想彼此之间复杂的交错关系中，特别突出了不同理论逻辑彼此重叠、交互或歧出的关系中的时间概念。他特别提醒，黑格尔与歌德是同一代人，1830年至1840年黑格尔主义达到了顶峰，没过两年，费尔巴哈哲学让人们耳目一新。这似乎暗示了，每一个思想在自己的“生命”的流转中，暗暗受到“时代思潮”的牵引。思潮之流转，例分“生住异灭”四期。思潮之间彼此交替的原因，除了义理上的交锋，更是思想生命此消彼长的缘故。《费尔巴哈论》作为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严格地说，不能算是思想史的写作。但他以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为主线，辅以费尔巴哈、蒲鲁东、施蒂纳等思想的穿插，依然图示出一幅19世纪社会思想史的全景。遗憾的是，恩格斯绘制的图景很快被固定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标准答案，没有成为从思想史出发研究马克思的起点。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与它的思想传统，与同时代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蕴藏着大量有待挖掘的问题，填充到已有的图示之中。比起政治哲学的叙事，思想史的写法会削弱思想的深刻性吗？这种错觉往往来自哲学对于历史学的偏见，认为思想史缺乏深入观念内部的能力。事实上，思想史只是转变了深刻性的方向。原本依附在概念上的深刻性转移到问题的深刻性上，思想史对一个问题是如何被提出的兴趣，远胜于一个问题是被如何回答的。或者说，任何一个思想史的问题都不是任意提出来的，问题的背后都暗含着该问题所依赖的历史性，后者决定了这个问题在当时为什么会表现为这种形态。马克思本人就这样回应了17世纪的社会契约论，这种理论是17世纪对于18世纪走向“市民社会”的预感，换言之，“自然状态”是17世纪思想家们关于尚属朦胧的“市民社会”无可奈何的猜想起点。不过，鲁滨逊式的猜想、自然状态的假说所指向的问题域，不会随着这些观念在19世纪的破产，而变得毫无意义。正因为“市民社会”成为19世纪核心的政治问题，“自然状态”在17世纪的意义才真正地显露出来，因为它不仅预示了“市民社会”最终实现了鲁滨逊式的设想，还意味着17世纪政治思想所隐藏的诸多问题得到了闪现的契机。历史上的相关经典解读也隐藏了相关问题域。当我们试图重新建立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与17世纪社会契约论的关系时，我们发现，马克思没有直接评论社会契约论的著作，也没有留下阅读的笔记。显然，诠释者无法借助直接的文本。思想史的写法需要依靠两种思想之间共同的中介，搭建表面上缺乏联系的思想。通过视角的转变，德国古典哲学从马克思哲学直接的思想来源，变成了马克思哲学与17世纪政治思想之间的中介，换言之，马克思是透过德国古典哲学阅读到了17世纪的政治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处理之前政治思想的方式，是将政治问题及其含义提升到概念的高度，在精炼了观念的同时也抹去了观念的原初形象。例如康德解读下的霍布斯，谢林的斯宾诺莎阅读，黑格尔对卢梭“公意”的批评，它们的意涵要么被更深刻的概念所覆盖，要么被德国古典哲学转变了原有的讨论方向。思想史研究要恢复被抹去的原初形象，进一步考察这些政治问题从17世纪至19世纪经历了哪些转变，以及在不同时期的解读中这些问题又分别获得了哪些形态。思想史视域下的马克思哲学，就不单单是一条线性思想发展的结果，更是对于这种思想发展的回望。这种回望的意义极为重大，通过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中介，马克思哲学再度看见曾经被思辨化了的，仿佛已经盖棺定论了的观念，还保留着其他解读的余地与方向。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都承载了复活与召唤前一个时代思想的使命。今天讨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化，好像总是迫不及待地让马克思思想回答今天的问题，仿佛不能回应当今的现实，一种思想就是晦暗的，故纸堆似的存在。重新激活过去的思想，让今天活着的人去感受到曾经思想的温度，让陌生的思想亲切起来，同样也是一种思想当代化的人文主义取向。任何试图将思想凝固成教条的“真理”，不仅是扼杀思想本身，也剥夺了每一个活着的人思考的权利。思想史写法的兴起，为此创造了一种积极的可能。——本文节选自祁涛《返回的步伐：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方法与论域》前言
《返回的步伐：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方法与论域》
祁涛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
祁涛，1988年3月出生于江苏南京。201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2015年入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流动站。2017年起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在《哲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天津社会科学》《探索与争鸣》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开设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历史哲学、19世纪欧洲政治思想研究等。自唯物史观创立以来，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极大地启发了后世的政治学说，也遭遇过不计其数的错误解读。本书重新聚焦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主题与方法，意在澄清马克思政治思想中若干基本问题的历史缘起，建立新的诠释方法，激活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本书从马克思政治思想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传统的关系出发，建立了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起点的近代政治哲学坐标；通过返回近代政治哲学，发掘出青年马克思对于政治国家、异化劳动、宗教批判等主题的思想史渊源；探索出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主线之外，另一条丰富多彩又荆棘丛生的思想道路。本书的标题“返回的步伐”源自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中有关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表述。“返回的步伐”意在表明，思想一定要以某种方式离开哲学中迄今被思的东西，才能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为此，本书通过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的思想对话，返回到马克思政治思想中有待被进一步思考的领域，它迫使人们不断地返本开新，保持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活力。第一节 “返回的步伐”：为什么要回到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传统？第二节 社会与市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市民社会问题第三节 规范性政治的尝试——近代政治形而上学的完成与危机二、“需要的体系”：市民社会的抽象性与个人主义前提的颠覆一、马克思介入近代政治哲学的背景之一：政治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统一二、马克思介入近代政治哲学的背景之二：政治哲学与神学政治的理论牵连三、马克思介入近代政治哲学的背景之三：政治哲学与德国政治的时间错位一、马克思的国家批判之一：关于政治国家结构及其运动原则的批判第五章 结构与情势：《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