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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福海 | 重读《英诗金库》感怀

黄福海 未曾读 2024-01-26

2022.01.19  | No.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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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诗金库》(修订版)
[英]F.T.帕尔格雷夫 原编
曹明伦 罗义蕴 陈朴 编注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真的可以尝试着什么事都做、什么书都读,只有那样才能增长阅历和见识。可是年过五十,就要考虑如何“舍”了,有些事要选择不做,有些书要选择不读。五十以后读书,“选学”显得尤为重要。您不妨回想一下,唐诗共有五万多首,您真正记得并且喜欢的究竟有几首?据说,“三百首”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数量:三十首太少,而五千首、五万首,对于一个普通读者又显得太多。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唐诗都值得我们普通读者去认真欣赏。

黄福海先生的“五十后读书”印(芜弦刻)
 
想要欣赏唐诗,《唐诗三百首》不仅对于清代私塾的学子,即使对于如今生活节奏下的普通读者,恐怕也是一个恰当的数量。目前教委规定中小学生必须背诵七、八十首古诗,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少了点。非但数量少,而且在诗歌体式上绝大多数都是短小的绝句,远不足以涵盖中国古诗的众多品类。
 
我们不妨翻一翻清人所编的《唐诗三百首》。古诗、律诗、绝句和乐府,都分为五七言两种,另外包括一些杂言诗,近十个品类,基本上包含了唐诗的长短、新老各种主要的诗歌体式。
 
拉杂说上面这些,是因为最近读到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的新版译本。这部英文诗选由十九世纪英国诗人F.T. 帕尔格雷夫(Palgrave)编选(初版四卷,附增补一卷,出版于1929年),现由曹明伦等编注,多人翻译,分橙、紫、绿三色精装三册,精美绝伦。大致而言,第一册为原书一至三卷,收录十六至十八世纪末的英诗,第二册为原书第四卷,收录十九世纪前期的英诗,第三册为原书增补卷,收录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诗歌兴起之前)的英诗。



帕氏所编的这部诗选初版于1861年,四卷,题献给当时的桂冠诗人丁尼生。帕氏的编选标准,符合当时的大众趣味,受到英语世界的广泛推崇,也正是这个原因,玄学派诗人代表约翰·邓恩(John Donne)和浪漫主义诗歌先驱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一首都没有入选。说来很巧,复旦大学新版的《英诗金库》前两册相当于初版四卷,计288首,其篇目也接近于“三百首”。
 
一般的诗歌爱好者大概并不十分清楚,英语诗歌其实也分为各种体式,甚至比我们的古诗还要繁富。有些诗十分短小、精致,如兰多(W. S. Landor)的《我从不与人斗》(I strove with none)(曹明伦译),全诗四行,每行五音步,其体式跟我们的七绝十分相似,记得这首诗杨绛也译过。又如雪莱的《音乐,虽然消失了柔声》(Music, when soft voices die)(查良铮译),全诗八行,每个诗行的音节短促,其体式跟我们的五律十分相似。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无论是每一行的音节数和重音数,还是整首诗的行数都有严格规定,在谋篇布局上也要求做到起承转合,这就相当于我们的七律。十四行诗的行数有极个别的例外,这又类似于杜甫的七律也有不同的“拗体”。
 
英诗的篇幅,整体来讲比中国古诗要长一些,绝大多数诗都有十多行、二三十行,有些写得很随意、自然,跟我们明清画家在宣纸上劈几根兰草再题一首绝句一样。像李白和杜甫的长篇抒情诗那样的,在英诗中是相当普遍的,如马韦尔(Andrew Marvell)的《为克伦威尔从爱尔兰归来作贺拉斯体颂歌》(Horatian Ode upon Cromwell’s Return from Ireland)(吴钧陶译)有120行,弥尔顿的《黎西达斯》(Lycidas)(朱维之译)有将近200行。其他长长短短数十行的诗作,构成了英语抒情诗的主体。

 
唐诗中的乐府诗原本属于民歌,而英诗也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民歌传统。莎士比亚的喜剧中经常穿插一些民歌,《英诗金库》就收录了莎剧《暴风雨》、《一报还一报》、《爱的徒劳》、《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等剧中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小品。而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对英国诗歌的最大贡献是对民谣的改造和创新,他的许多优美悦耳的民谣都有收录,而那首著名的《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王佐良译)是当然之选。
 
正如《英诗金库》的副标题所示,这部诗选只收录歌与抒情诗(Songs and Lyrical Poems),所以原则上不收叙事诗。《唐诗三百首》收录了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这算是比较宽容的。可是英诗中有一些抒情诗带有明显的叙事特征,如这部诗选中收录的林德赛夫人(Lady A. Lindsay)的《老罗宾·格瑞》(Auld Robin Gray)(屠岸译)、彭斯的《邓肯·葛雷》(Duncan Gray)(袁可嘉译)和米克尔(W. J. Mickle)的《水手妻》(The Sailor’s Wife)(陈兆林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译本所依据的英文原版不同于《英诗金库》后续的其他增益和补充的版本,它包含了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 FitzGerald)的《柔巴依集》(Rubaiyat)(或译《鲁拜集》)于1859年初版的完整的75首四行诗(在篇目中算作一首诗),这有点类似于《唐诗三百首》收录的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可见组诗这种诗歌体式在这里也没有缺席。
 
《英诗金库》和《唐诗三百首》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许多人把它比作英诗中的《唐诗三百首》。它从朱光潜在西南联大教授这部诗选的时候开始就非常有名。卞之琳译的薄薄一册《英国诗选》,其英诗部分明显留有这部诗选在分类上的印记。我于1983年在复旦求学时,在外文系图书资料室也借到过这本书,当时只是一个64开的影印本。其中有几首雪莱的诗我在中学时代就从池庆伟同学那里抄录过,又从喜勇同学那里读到过杨熙龄的译文,所以感觉十分亲切。

 
复旦大学的这个译本最早于1987年在四川出版,英汉对照,分上下两册。当时读书界对外国诗歌的译本都如饥似渴,如痴如醉,加上译者绝大多数是当时有定评的名家,所以这套书的影响非常深远。但是由于出版条件所限,无论从印刷、排版、校对等各方面,都没有现在这样成熟。当然,如今的读者对图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复旦大学出版社决定重新制版、修订再版这个译本,我作为不可救药的外国诗歌爱好者,深感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
 
面对这套装帧精美、校订精良的《英诗金库》的新版译本,有些话我也是不吐不快。最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因某些顾虑而未能收录的五首诗,新版还是未能收录。新版与旧版相比,译者和译文虽有所调整,但调整得还不够彻底。例如作为一个整体的《柔巴依集》收录了三位译者不同风格的译文,未能统一。这本诗集中收录的莎士比亚的20首十四行诗,译文也存在不够统一的问题。另外,可能是客观原因所致,旧版中的个别误译依然保留着,可见未能全面纠正、校订,希望再版时有机会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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