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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摇滚乐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成功,答案在风中飘荡

照相的宋师傅 新新默存 2023-10-08



南阳迷笛音乐节末尾出现魔幻一幕,一边是摇滚青年们迷醉在狂欢的余音当中,相信美好不会停止;另一边则是老乡们侵略营地,搜掠外来青年的时髦财物。迷笛音乐会的虚幻之境被窃贼的悍然入侵粉碎了一地,布尔乔亚们很受伤。


我是有点幸灾乐祸的。对于深入陌生地域的外地人来说,在安保薄弱的营地放置随身财物,要是笃信“农村人淳朴善良”,那必定是傻得可以;若只是碍于组委会管理问题,尚能原谅,但老乡们给小资产阶级长一堂课,恐怕比迷路在迷笛中更好。
盗窃风波被乐迷曝光且经组委会声明确认前后,舆论的主流基调是讥讽河南的民风堪忧,随之而来的则是反地域黑的慷慨陈词与悲情诉说——有说志愿者如何尽职的,有说当地如何爱护歌迷的,问题是,这与看轻民风的论调并不矛盾。
作为苏北人,我向来认为苏北有种种不堪,上百年不变,几十年尤烈。以地域人性的总体特征来建立第一印象,这是人之常情,地域黑并非全无道理。地域黑在南阳迷笛风波中成为舆论中的优势论题,不管如何反击它,都难以翻盘,与地域认知基本原则有关。
对于舆论交锋的双方,我都觉得言过其实,充满着抖快视频的夸张感。地域黑可能忘了类似的哄抢常见于报端,人性经不起诱惑,老乡们并不受所谓文明规则的约束。而反地域黑的神情歌颂,也不靠谱,充满着狗苟蝇营的利益考量。如果将南阳迷笛风波中的矛盾冲突,仅仅局限在地域黑/地域红的二元对立中,是极其乏味的。应该看到更大的背景和现实是,从石家庄创办摇滚之城,到南阳试图做大中原迷笛节,行政当局对摇滚等野生文艺的主动操盘,正在走向工具化利用的末路。
石家庄和南阳对摇滚乐的特色化改造,完全出于急功近利的政绩思维,以致于地方主政者产生了这样一种自信:只要详加改造,哪怕是叛逆、异见及革命性的摇滚也能为其所用,贡献其听众与粉丝群体,带来收入,成为壮大旅游绩点的时髦工具。
从官民审美及旨趣而言,这无疑是对音乐及其演出类型的“文化挪用”,一种看起来弹性很大的工具理性。审查者不再作壁上观,受到网络衍生红利的刺激,直接下场成为创作者的“监护人”与合作者,兴致勃勃地致力于文化产品的经济狂想。
与旅游局长变装招揽游客不同,变装只是技术利用的细枝末节,而像石家庄、南阳对摇滚乐的“器重”,是一种模式尝试与控场策略。这种工具理性的源头,在理论上自然属于文化自信的余脉,而推动其在实践上跃跃欲试,则与竞夺话语权的长期胜利有关。
然而,从包括舆论在内的社会效益、包括网红在内的经济效益观之,现在就说对摇滚乐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功,尚且为时过早。
一个突出的证据是,舆论对摇滚乐被赋能的角色争议很大,这不仅动摇决策者长期经营的决心,也削弱其创收潜力。
石家庄的摇滚之城计划,在官方的话语中——像摇滚巴士、对摇滚人士的政府补贴等等——望之俨然,然而被一篇特稿报道给推倒了。这篇特稿报道以完全正经的笔触记录了滚石计划在各个层面的反应,荒诞感呼之欲出之时,就是石城计划出现裂痕之际。
南阳迷笛音乐节因为是演出的典型场景,打破其形象的方式不是摇滚乐内生的特质使然,去魅发生在同个场景中,且更加直接粗暴。老乡们的生猛操作,将小资情调掀翻在泥泞地里掰碎揉烂,更暴露了音乐节匮乏在地性的这一根本缺陷。
经验没有多少,教训已然累卵。若要确保对摇滚乐及实景演出的工具化利用,稳定地发挥既定功用,它就必须是安全可控的,是可靠的,可现实却展示了改造的不可控、不稳定。摇滚音乐的定向改造有可能成为笑话,这混淆了雄图壮志与错以为是的界限。
石家庄的摇滚之城计划让全国人民愉快欢笑,南阳迷笛盗窃风波重燃地域嘲弄,这些都在官方及其相中的合作者预料之外,非常的政治不正确。但从摇滚本身而言,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喧嚣,反而更深地进入摇滚的内核与本质。
也就是说,在没有摇滚的地方,在看似能降服摇滚的工具利用中,策划书中的预期与前景岌岌可危,可竟然厚植了摇滚的批判精神,新形势下的摇滚不著文字,仅凭一股气就展示了自身的疆域。摇滚的真义因为其不在场而得到彰显,这太摇滚了。
在上述探讨的前基础上,再来看一张蓝图描到底的摇滚之城,再来理解南阳迷笛的愤怒与斥责,就会发现这些都太表面了。摇滚之城到底是美名还是骂名,是窃贼可恨还是鸡贼可恶,舆情对地方的伤害必然会纳入决策者的权衡中,喧哗背后的得失之辩属于官僚团体,一点也不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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