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揶揄老宋，希望他能干点轰轰烈烈的事。多年之后，先科电器早已没落，而六十挂零的宋先科豪情不减，但出师未捷，身体已经虚弱不堪，要站起来都已经很不容易。我站在他病床前，心绪翻滚，不知从何图说起。2.

文／王永智3.15过后，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淀粉肠不再单纯之间的矛盾。淀粉肠里含骨泥这件事，彻底摧毁了底层人民的信念和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他们本来已经可以接受烤肠里没有肉、肉肠里没有正经肉的现实了，但现在居然连浓眉大眼的淀粉肠也背叛了群众，人民不答应。从此以后，淀粉肠阶级的未来变得暗淡无光、寡淡无肉香，三块钱一根，五块钱两根这一唾手可得的美好生活方式荡然无存，一口下去软糯鲜香，再咬一口万寿无疆的健康梦想从此破灭，天不生淀粉肠，万古如长夜。没有人放着肉肠不吃吃淀粉肠，只有吃不到好的肉肠吃不起好的肉肠的人，才去吃淀粉肠。吃淀粉肠的人，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吃的心安理得，吃的心满意足，可现在连淀粉肠都靠不住了，这是杀人诛心。我已自愿消费降级，我已自我情绪稳定，为何却又在这个基础之上插上一刀，世间之事已经很悲惨了，却没有最惨只有更惨，梅菜扣肉是预制菜已然被接受，但你却又用了槽头肉，烤香肠里没有肉用淀粉肠已经很惨了，你们却又加上了骨泥料。我们总说有病的人越来越多，利欲熏心的人越来越多，阴险狡诈的人也越来越多，不是人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不知道是否跟他们日常吃那么多不是人吃的东西有关，我不知道是否跟他们从未被像人一样对待有关。今天看了个视频，山东一家做淀粉肠的企业老板声泪俱下的控诉加骨泥的不良淀粉肠商家，信誓旦旦的拍胸脯保证自己的淀粉肠多么纯洁无暇，改革春风吹满地，淀粉肠商家真争气……。世道真是变了，以前做个淀粉肠都不好意思说，现在都可以站在舞台中央作为良心企业代表自豪的说了，我们是真正的淀粉肠。这说明我们的生活又不由分说的降了一个等级，这才是我们的生活消费降级的真正体现，从生产源头开始降。就像早些年的道德模范评选，我记得河北有个炸油条的小贩，坚持不用地沟油，当选了道德楷模，这说明什么，说明用地沟油的已经很普遍了，已然成为大部分人或者说执法机构默许的行为了。当我们意识到消费降级了，并且开始接受消费降级时，很有可能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消费降级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我们还以为下面还有几级，就像我们常说的股市跳水一样，我们很悲伤的说着股市跳水，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悲伤，真正的悲伤是你以为股市跳水了，其实下面根本没有水，以前有水，现在干了，有水的时候叫跳水，干了叫跳楼，吃个烤淀粉肠抑制梅菜扣肉还可以勉强叫消费降级，吃个骨泥淀粉肠梅干菜扣糟头肉，这不叫消费降级，压根不是人吃的东西，网红是消费你了，可你不能说这是消费，更不能说是消费降级，你得把自己当人。像小杨哥和东方甄选这样的带货机构已经不多了，他们其实已经属于认真负责的那类商家了，也就是说即便出了事，他们也逃不掉，也不会逃，相对其他同行而言，给消费者的安全感更强一些，管理的也会更加规范一些。虽然我一直认为这类销售方式对传统零售行业的伤害很大，当然也包括很多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其实都很野蛮残暴既破坏了已有的健全的商业生态，又无法迅速建立起有效的新的商业机制，在一片混乱之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地盘，说白了就是我发了以后，哪管身后洪水滔天。但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却又不是他们，就像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不是商家本身，而是监管部门。互联网的效率放大了这一问题，商家有自身的责任，但这责任还是因为监管的放任或者说故意的忽视造成。以前还都是小作坊乱来，现在乱来的都有民族品牌、知名民企、大型国企了……，可以说是全线溃败。再加上很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食品，往往都还是检验合格的产品，所以很多事情，很难一下子把责任都推给商家或者说卖家和平台，更不能指望所谓的良心，很多人的良心恐怕也是槽头肉做的。2021年我国食品添加剂主要品种销售额达1341亿元，同比增长4.8%，产量为1197.15万吨，同比增长13.26%。按照目前的人口算，每人可以分得17.14斤。我查了一下食品添加剂的主要种类，防腐剂、抗氧化剂、增白剂、着色剂、护色剂、酶制剂、增味剂、增稠剂和稳定剂、甜味剂及其它食品添加剂。目前随便在市面上买一种食品，都会有防腐剂、香精、甜味剂、色素等，虽然专家们一再强调，不要妖魔化添加剂，但依然很多消费者很担心，这种担心不仅仅是源于添加剂，还源于对专家的不信任，某种意义上来说，专家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添加剂。我倒是觉得，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可以把添加剂统一称为幸福剂，美好剂，甜蜜剂……，防腐剂听着也很刺耳，可以改为廉洁剂，特供有编制的人群。为了人民群众能早日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应牢牢守住淀粉肠不加骨泥这条底线，紧密团结在以淀粉为核心的淀粉肠周围，跟胡乱使用添加剂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不过，打铁还需自身硬，怕就怕即便啥也不加，淀粉这东西本身也是靠不住的，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关于淀粉有问题的新闻还真多，几十个大品牌的淀粉，分别出现了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菌落总数超标、霉菌和酵母超标、铝残留量和铅超标等等。下一个3.15倘若再曝光纯淀粉肠的淀粉问题，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再也不会相信有什么美好生活了，为了捍卫群众的美好生活，为了保卫人民的淀粉肠，当务之急，按照惯例，是要找出3.15自身的问题，并把它解决掉，或者说把这一天，从日历上抹去。现实如此残酷且难以超越，让我们珍惜街头巷尾的每一根烤肠，无问西东，不问东西好坏，一起想象淀粉肠的美好。

文/袁凌“没感觉。”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成了她近年来关心探究的群体。她发现这些犯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这让张丹丹吃惊不已，她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姚义秋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砖头和面具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歿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去年年底，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缝了好几针。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吴金森，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卖淫，被定为拐卖妇女罪；王飞，拦路抢劫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持凶器拦路抢劫，有次开车撞倒一个摩托车女司机，临时起意顺道抢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级伤残。......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拦路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智力犯罪比例则很低。这和她研究得到的结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图

上午去了下医院，量血压的时候，数值把旁边几个围观的老大妈吓坏了，当时也是因为她们的围观，我量了几次都操作失误，导致血压无形中也更高了，围观改变不了中国，围观可以改变血压，医院得想办法保护病人的隐私。这种事其实就像围观网络荒诞剧，什么起诉莫言，什么不买农夫山泉，理它干嘛，越搭理它它情绪越高涨，也直接导致网民情绪高涨，血压能不高吗？怎么办呢？遵医嘱，医生看了我的检查报告说，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激动。现在有病的人的确越来越多，希望能有代表委员提议给全国网民发放降压药，上网前服用一片，稳定情绪，平和发言，下网前服用一片，抑制思想波动，共建和谐社会。对于有些病情严重的，特别是经常打着爱国旗子的人，如果他们打着爱国旗号赚钱，倒也是正常人，但如果不是为了自己利益，而是打着爱国旗号抠字眼扣帽子搞文字狱那就得全面检查了，查查脑子的含水量，查查心里的含屎量。特别是一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且利十五亿人的，比如说那个起诉莫言的毛星火，他要求莫言赔偿全国十五亿人一人一元的名誉损失费，但从这点要求来看，他应该是含水含屎量偏高的重度用户，据律师说，要求赔偿十五亿也不是不可以，但按照法律程序他得先交750万的诉讼费，这说明他脑子里有水，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纯净水也不是矿泉水，是坏水。另外，他把中国人民的名誉损失费定价为一人一元，连瓶农夫山泉都买不起，良心大大的被狗吃了又就地消化完毕，含屎量极高。至于毛星火起诉胡锡进，真没啥好评论的，就四个字，同行相轻。都是吃屎的，但狗和蛆是不会成为好朋友的，毕竟狗还会接盘，而且狗认为它只是舔舔尝尝，而蛆是生活在里面且乐在其中。其实毛星火这类人和事，二十年前的网络上就有了，都是无人搭理的，之所以现在发生还能有点热度，实在是现在的网络世界太干净了，清朗之风，徐徐吹来。就像一个抽水马桶，按钮一按，污秽之物冲尽，剩下的水清澈见底，只不过有时候有些人，要求它是娃哈哈的，不知道他们是要喝，还是要洗头。更有一些人和部门，故意不按下冲水键，搞得网络环境臭烘烘，其实也不太臭，就是有些人喜欢凑近了闻一闻，所以对于毛星火这样的人，虽然暂时冲不掉，心里怪膈应的，但是只要你不凑近，它的影响力没那么大。写到这，有人会说感觉写了很多屎尿屁，但没办法，评论对象如此，写作讲究有感而发，这就是我对他们的最直观感受。对于莫言，我觉得他肯定感到委屈，更多的是无奈吧，作为公共人物，我们当然可以对他有更高的要求和期盼，作为个体，我们也得理解他的难处，这种区分有必要，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本来也不需要，但当下的舆论场，就是这么低端，二十年前讲过的话和不屑于讲的话，放到现在都是知识点和金句了。该表达的，莫言都表达过了，比如说“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莫言也谈过宇宙也说过人类的渺小以及对生死的看淡，莫言还说过，“是内心深处的软弱，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争论”，我非常理解。但争论是避不开的，你虽然可以一言不发，但恶人往往会主动找上门并且推动事件的发展，恶人自有恶人磨，但恶心的人，不仅没有恶心的人磨，它们反而会聚在一起。所以对于莫言的态度，你可以简单的认为他就是公众人物，因着公众名声获得了公共资源和特殊的地位，你可以依此提出要求，但我们得明白，这肯定只是要求或者说期盼，而不是法院判决，因为你连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都搞不太清楚也搞不太定，就别指望单纯的按照逻辑要求莫言干啥了。另外，你还可以依据你了解到的信息，以及你的专业研究领域，将莫言解剖慢慢分析，得出不同时期的莫言的不同结论，总而言之，批评和指责都可以，但别犯知识分子的幼稚病，另外，也没必要神话和膜拜，给莫老师祛祛霉，给自己祛祛湿。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知识分子往往经得住黑暗的压迫，但无法经得起一丝光明的诱惑。”挺有道理，而且这句话会让我想起几个人，他们很有勇气很有担当甚至很正直，但作为知识分子和榜样，他们的脑子和眼睛真的不太好用，有些甚至良心也不好，更何况，大部分看起来像是知识分子的人，既经不起光明的诱惑，也经不起黑暗的压迫。所以对于莫言，我的感情是复杂的。我曾经做了个梦，我跟莫言说，你不能莫言，你要敢言，莫言说好，我改名叫莫敢言，于是我想起那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我觉得有一个标准很简单，那就是生态或者说生存条件，什么样的生态决定了什么样的生物能存活下来，比如说我前几天提到的企业家、中产阶级以及今天说的知识分子，狗和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配不配，先看大环境是不是适合他们存活。就像我在网上看到的那段对话，唐僧被妖怪抓进洞穴，妖怪问:“那和尚，你凭什么说我是妖怪?”唐僧说:“在如此肮脏恶臭之地，你仍然能过得山好水好，多半不会是个人。”有时候，其实雨不大，只是风搞得紧张，那滩屎不值一提，只是别凑近了闻。

四一按：2月16日，俄罗斯监狱管理局（FSIN）总局宣布被监禁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对克里姆林宫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死讯。监狱管理局表示，纳瓦尔尼在散步后感到“不适”，并“几乎立刻”失去知觉，目前俄罗斯有关部门正在对他的“突然死亡”进行“调查”。纳瓦尔尼长期被视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强硬的反对者，他揭露高层腐败问题、反对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并组织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俄语独立媒体美杜莎为纳瓦尔尼写下悼词（见下图）为何纳瓦尔尼生前博客的签名档是“善与中立的最后战斗”，而不是“”善与恶的最后战斗”？我之前写过一篇小文，也许可以帮助理解这位已逝英雄的话。地狱最炽热处为何留给中立者？文/宋石男传说但丁有一句名言：地狱最炽热的深处，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仍然保持中立的人。但丁其实没说过这句话，就像鲁迅也没说过很多署名他的话一样。之所以有这误传，可能因为美国作家丹·布朗在其小说《地狱》中多次引用这句话并冠以但丁之名。而丹·布朗之所以这么干，很可能又是受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影响。肯尼迪在一次演讲中，首次讲了这句话并声称来自但丁。但丁虽然没有讲过这句话，但他的不朽名著《神曲》确实表达过相近的意思。在《神曲·地狱篇》第三章，但丁描述了一堆呆在地狱边缘受苦的人，他们不值得怜悯，不值得审判，连求死也不得。在但丁看来，这帮人连地狱最炽热的深处都不配呆，可说是鄙夷到极致了。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让但丁如此鄙夷呢？他们都是些没有鲜明立场的阴魂，包括在撒旦叛变时既不加入撒旦也不保卫天堂的天使，换言之，也就是“在发生重大道德危机时，仍然保持中立的人”。在重大道德危机发生时仍保持中立，实际上就是没有立场。但丁认为，没有立场的人的灵魂从未真正生存过，置身世上无异于行尸走肉，他们既不受上帝青睐，也不为凡人欢迎，甚至地狱都瞧不起他们。这种态度可以上溯到《启示录》：“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连地狱都瞧不上你，连死亡都不会降到你头上，这正是“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对没有立场的阴魂的这种鄙夷，在整部《神曲》中都是罕见的，甚至对一些罪大恶极的阴魂，但丁也不曾用如此重的语气。为何但丁如此痛恨没有立场的人？但丁本人极看重道德立场，他的一生确实也在不断的善恶争斗、是非判断中渡过。因此，他极度鄙夷在重大道德危机出现时，仍然保持所谓中立从而失去立场的人。但丁是正确的，而且并不苛刻。在寻常时刻寻常事件中保持中立，无可厚非，但在重大道德危机出现时，仍然保持中立，就不可原谅了。因为当重大道德危机出现时，意味着恶在大规模呈现并且施虐，这时候继续保持所谓中立，无异于站在恶这边。譬如说，当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你保持所谓中立，说纳粹杀人固然不好，可犹太人也有问题，所以你两不相帮，那你实际上就是站在纳粹这边；当斯大林推行集体农庄时，你保持所谓中立，说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尝试，不过弄死那么多人确实不太好，可我也没啥意见，那你实际上就是站在斯大林这边；当波尔布特搞大撤民运动的时候，同样如此。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在其巨著《伦理学体系》中说，恶也有存在的意义，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它必须遭到反对和克服，否则它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而与恶的斗争，正是善的永恒主题。也就是说，不为恶并不等于善，阻止恶才是善，不阻止恶则是不为善。由此推之，善的反面不只是恶，还有在善恶争斗时保持所谓中立，冷漠到冷酷的中立。要知道，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一个恨你的人可能还在以另一种方式爱你，一个完全冷漠的人，不可能对你有丝毫爱意。善恶斗争也是如此，一个站在恶这边摇旗呐喊的人，还可能使恶的样貌呈现得更加清晰从而招致更多反对，一个怯懦麻木保持所谓中立的人，某种意义上比为恶摇旗呐喊的人更可鄙，因为他的冷漠可能会传染更多人，使恶逃过被更清晰地呈现、被更激烈地反对的命运，而他也由此成为恶的不自觉却有力的帮凶。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平权运动流行一句话：如果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大概是说，当权利被持久而大规模地剥夺侵犯时，如果你不去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问题就会延续下去甚至变本加厉，而你本人也就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在是非善恶必须决断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真正中立，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在墙与鸡蛋之间保持中立，就是站在墙那一边。而地狱最炽热的深处，正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仍然保持中立的人。

​​文/邹思聪为什么要谴责和嘲笑那个不幸的外卖员？因为他留过洋，“却依然”送外卖吗？一个致力于成为人上人（而往往不得）的老中人无法想象，一个勤奋的、善良的、没有社会积累的、或家庭支持的留洋学子，不仅会送外卖，还会搬运集装箱、照顾当地残障人士、在餐馆打工、做一切本国人不做的蓝领工作，去支撑自己的求学之路。这样的工作在大部分国家，也有基本的权利和安全保证，也能获得以老中人标准来说不俗的收入。也就是人工较贵。在大部分地区，他们也可以通过抗议或集体行为来获得更好的待遇，包括我国香港地区的外卖服务人员。而那个杀人的保安是什么背景？为什么持刀上岗？大家居然把这件事称为底层的互杀。不是的，这是这个保安单方面杀人。并且，我不觉得保安可以被笼统地称为底层，来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保护。保安，尤其是在中国，有各种类型的保安，其本质是一种暴力的外包服务。这份职业在一些特定时期，拥有相当的权力和合法暴力的使用权。因此应该谴责保安个人，质疑这个保安或物业管理公司，为什么那个小区会成为所有外卖员的噩梦（三联报道链接：http://t.cn/A6l1JH1P），以及更可怕的、广泛存在的暴力外包服务。但抱歉，你在这里只能看到对受害者人生选择的嘲笑，它们都太喜欢嘲笑不幸的人了，太喜欢为自己的幸存而沾沾自喜了，太喜欢赞美自以为安全稳定的牢笼了，但它们可能忘了过去几年，那种外包的、任意的暴力，曾蔓延到家门口、家里面、一个病人跟前、一只猫或一只狗的面前、一场大火之中，曾侵害过每一个自以为安全的人的命运。你以为过去几年的遭遇，和“底层保安”无关，但你不知道，那种外包的暴力，已经发展成一种成建制的安排，是更任意、却无需负责、无法追究的暴力。因为它们成建制，所以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出现，然后隐没在你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杀害另一个服务你的需求的外卖员。

有一天，我希望加沙会出现和平纪念馆文/秦轩上周末在多伦多最繁华的商业广场赶上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千人以上的规模。现场物料丰富，秩序井然。看得出来，组织者是专业的老手。连哑语主播都有两个，轮班倒。参加集会的不光是阿拉伯人，也有正统尤太人，西方人，还看到韩语的牌子。主持人在台上喊，让所有人拿出手机对着他拍照片，发各类社交媒体。主持人身后，有助手张开双手，手上各有一根短棒。彩色的烟从棒子中冒出来，很夺目。加沙那场战争现在已是两场战争。一场在加沙，一场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在手机上，社交媒体上，广场上，以及政治家与学者的对峙中。前一场战争是火与血。后一场战争是巴勒斯坦民族新自觉运动与以色列的国家保护神形象的对抗。各方都在生产必要的情绪与内容产品，竭尽所能在各个观念市场中售卖有利于己方的情绪、叙事和知识，品类繁多，眼花缭乱。加沙的战争是后一场对抗最主要的原材料来源，时刻喷射着恐惧、仇恨与哀伤。可以想见，加沙战事结束后，还会有大量来自当事者的叙事、记忆与相关的内容原料喷涌而出，继续被加工成适合消费的内容商品，输送到全球的社交媒体上。这可能是当下战争和过往战争最大的区别之一。在过往，战争状态下的内容生产是严格管控甚至是垄断的。权力部门会有审查，统一口径，遏制干扰战时动员的内容。比如，传递战争的恐怖，贩卖媾和。但今天的战争不同，审查无法消灭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无法遏制战争的亲历者直接上场售卖个人“偏见”与宣泄。第一场战争，显而易见是以色列在胜利，但时间拖得越久，以色列在第二场战争中面临的挑战却会越来越大。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支撑以色列的是10月7日一天，而加沙遭到的破坏已经2个多月，持续地在输出着苦难。挺巴勒斯坦一方现在最常见的口号是“种族灭绝”，这个口号其实和支持以色列者的反恐是相通的，里面都隐含着同一对象，己方的平民受害者。当哈马斯杀害以色列平民时，是恐怖主义。当以色列消灭巴勒斯坦平民时，是种族灭绝。随着战事的延续，早期不同观点的争吵、论战急剧减少，知识型的科普在退场。人们的目光似乎更集中在两件事上，一，展示己方的受害者。二，否定对方的受害者。比如，挺以者会展示哈马斯多么残忍反人性，加沙医院没死那么多人，孩子是塑料的。挺巴者则当然是展示加沙的惨状，指责以色列军队的不人道，以及试图“拆穿”以色列的“谎言”。于是社交媒体上的争论变得越来越像是在受害者间的比惨。挺以者谈到敌人的平民死亡时，往往会作为抽象的统计数字出现，默认为己方行动的外部效应。有人算过以军平均杀死一个哈马斯会死N个平民。也有人说要绝后患，说白了就是今天多死点，是为了未来少死点。这个说辞，当年美军往广岛、长崎扔核弹的时候也说过。刚刚死去的巴勒斯坦诗人在推特上为哈马斯武装辩护的一个理由则是，在袭击以色列的行动中，以色列的死者将近一半是武装人员。统计数字没有情感连接，但是，坦白说，我不认为刻意忽视对方的受害者，属于缺乏同情心的道德问题。它更像是天然的心理机制。随着更多受害者以及相关内容的出现，各类刻板与冰冷知识似乎在退场。无论所持何种观点，人们都要去面对影像与报告中的鲜活细节。这或许是讨论中最让人感到积极的部分，即人们总要去想一下，到底该如何看待敌人的受害者的问题。在我的上一篇观察《当真相供给不足，人们如何讨论以巴战乱》的评论区，有人说，“联合国到现在都不认为哈马斯是恐怖袭击，而在谴责以色列制造大屋别略的人道主义危机。”另一位网友则评论说，“美国投降日本的原子弹造成的平民伤亡也应该被谴责，原子弹不能精准识别平民和军人。在军国主义的死亡螺旋下，普通日本人是螺旋升天还是螺旋入地好像是没得选。是让病情慢慢恶化流毒天下还是一刀断根永绝后患，怎么选？长痛不如短痛！”据我所知，广岛的核弹，直接与间接造成了估计30万人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平民，也有韩国的皇族，还有来自中国的劳工与留学生。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为了快速结束战争，所以在广岛投下了核弹。当加沙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死亡时，我也在社交媒体上和朋友讨论，假设让你决定要不要在广岛投掷核弹时，你会怎么选。我是认真的，为了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专门找了本研究战后广岛反思战争的书，美籍日裔学者Lisa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法学家江平先生于2023年12月19日12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江老是中国著名法学家、教育家，被誉为“法学界良心”、中国政法大学“永远的校长”，一生为中国能实现法治而奔走呐喊、殚精极思。而那一年他对青年的保护，也让人永远感念、铭记。下面这组文章，是江老生前若干自述，睹文思人，聊寄哀思。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呐喊江平/自述

文/吕明合董宇辉小作文这事呢，其实是MCN圈或者说泛娱乐圈，早就存在、难解的老问题。圈子里有个段子，如何对待旗下最头部的网红？答案很唯一：你要不睡了她、要不娶了她。——这正是陈冠希艳照背后的隐秘逻辑。过去的娱乐圈为什么必须跟黑社会勾连，因为娱乐公司必须拥有随时启动的伤害能力，才能防止名利场上的背叛。刘嘉玲事件，各种狗仔被喂的黑料，其实都是这一逻辑下的产物。所以，盘点下几大平台的头部网红机构，你就会发现，薇娅的谦寻，董事长和CEO必须得是自己的老公董海峰和弟弟奥利。雪梨的商业搭档，就必须得是富二代老公张珩和他的兄弟们。不是血缘，也得是拟血缘。负面例子当然早就看到了，微博时代的网红张大奕，成了所在机构如涵的股东。结果呢，网红是分红套现赚钱了，前期做了大量投入的老板冯敏，还囤了一大堆货，一度陷在里面。毕竟，像美one这样，老板能心态放平，甘心躲在李佳琦幕后，潜心搞供应链，还能善始善终到现在的已经凤毛麟角了。君不见打碟小妹洗脚上岸的东方文化代表李子柒，成功以后，无论是博主自己还是粉丝，内心应该都不会承认微念对此有啥贡献的。对于微念来说，这几乎是致命性的。虽然微念出于自保、成功控制了账号，但结果显然也是双输。在一个少有能炒作网红概念的上市公司来说，东方甄选的管理层的焦虑无疑是真实的，但去董宇辉化的想法是愚蠢的，操作又是拙劣的。既然之前也承认是董宇辉救活了新东方的股价那么现在主动公开背刺自己最大的资产，市值和数据遭到反噬，也是自作孽不可活。本来，既然董宇辉这么爱小作文，大可以有计划性地剥离这份资产，单独把东方文旅做大，不把这个蛋糕跟别的主播放一起，解决公司内部员工矛盾。走到这一步，我看只能挂大量的直播机器人去保一保市值了。但看这嘎嘎掉粉的速度，就是把行业所有刷量公司一起拉上，也堵不上这窟窿啊。

谁的缅北？谁的果敢？文/秦轩人道危机深重，暴力冲突已致170多万人流离失所。11月10日联合国新闻频道的这则消息，说的不是巴以，是缅甸。缅甸军政府大概是二战后最长寿的军人政权，但同时也是管控力最差的一个。缅北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是独立王国，拥有自己的军队、司法与行政系统。我甚至觉得，缅北的复杂程度，要超过印度和中东。当地山地纵横，民族多元，几十年来一直和南部的大民族缅族若即若离。和以色列、巴勒斯坦所在的地中海东岸地区类似，缅北在地缘上夹在两个大文明势力之间，族群文化多元，这里的社会在极为动荡的政治局面下，时进时退，起伏不定，始终身处漩涡。2021年，缅甸军政府再次政变，将2015年民主选举开启的变革彻底推翻，幸存的反对者转入地下，有不少进入缅北的少数民族地区。新一轮动荡与缅北的传统冲突叠加，终于在疫情后的今年激发起频繁的内战，国家领土的一半，沦为战区。当本月《经济学人》等海外媒体报道缅政府军节节败退，政局变革已到决战时刻的时候，缅甸西北地区成为近百万难民的临时聚集地。这两个月，缅北内战最受瞩目的地方，是果敢，曾经的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的战略要地南天门再次沦为战场，这场战斗的结果，将决定果敢是否会易主。然而，我最关心的，倒不是果敢当下的战果，而是果敢能否从传统的漩涡中摆脱出来。和加沙一样，果敢的居民也是几十年生活在冲突的阴影之下。这种冲突制约着当地的社会发育，使之成为一片贫瘠恶土。几十年前，这里是世界毒品的生产中心，近几年又成为电信诈骗的基地，多少和其恶土的大背景有关。做了十几年国际报道，果敢是最吸引我的一个议题。海外华人建构并存活的政权，一个是新加坡，另一个则是果敢。果敢很小，体内继承着来自南明的文化基因，夹在中国和缅甸之间，被来自两边的力量搅动。这两股力量与自身的传统共同塑造了果敢，同样，三者的碰撞也在撕裂果敢。果敢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与云南边陲接壤的一个地理区域，丘陵为主，外侧有山峦间隔，这意味着当地到中国云南比去缅甸内地要容易得多。果敢的另一层含义是果敢族。一位果敢族的缅甸巩发党议员曾拿着缅甸民族列表告诉我，第114个就是果敢族。所谓果敢族，是缅甸军政府的定义。果敢族群体和发源自果敢的汉族群体是对应的。将果敢的汉族群体定义为果敢族，既相当于回避甚至割裂他们对中国的认同，也把他们与缅甸其他地区的华人做了区分。我曾有几次试图接近果敢，窥视它的体貌。很遗憾，总是有些个人或者外在的原因，让我无法抵达。8年前，我去缅甸报道大选。那是我离果敢最近的一次，到了距离果敢1小时车程的滚弄镇。镇上的果敢华人家门口挂着八卦图。我试图将一路的见闻形成文字，但这些见闻太过琐碎与模糊，就像考古者找到的一些碎砖碎瓦。这些古物的细节暗示其背后所对应的文明历史有着丰富而独特的秘密，却不足以勾勒出相对准确的文明框架。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果敢曾经是，也依然是一个流动的时空。虽然同文同种，果敢华人的生命体验却更接近地中海东岸、朝鲜半岛这种文明夹缝的气质。对于长期活在泱泱大国广被四表意淫中的帝国子民说，果敢是一面宝贵的镜子。恰恰因为其几百年演进的轨迹不同，一定程度上绕过了清朝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果敢或许保留了一些，在大陆和台湾都失传的文化基因。仰光的一位华人朋友曾和我说，果敢人和其他华人不同。他的原话是，“他们很懂三国”。或许这与果敢被称为诸葛城有关系。听到这话，我特别想去果敢待一待，听听那里的老人家如何聊天摆龙门阵。2018年，友人L在微信上发来一张照片，三个看起来也就20岁上下的小伙子躺在血泊之中，穿着小镇常见的那种便宜运动外套，脚下是旅游鞋。L是果敢人，他告诉我这是果敢的交警队。那几天，我陆续看到果敢冲突的消息，赌场员工被挟持，难民涌入中国，父母和孩子走散云云。后来，L又发我一条信息，这次我没打开看。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我们从未谋面，只是在微信上聊过，我也看他的朋友圈。他的表达总有一种很浓的情绪，有时是对爱情的感叹，有时是家族悲情。不客气地说，我相信自己这些年的采写生涯，可以保证我是最能认识和理解他处境的人之一。但是我依然觉得，在微信上去劝他或者说一句，我能理解你，还是一种轻浮的表现。借用朋友说的话，果敢人身处于洪流之中。我不过是岸上的看客，这种体验的差别也许是永远无法逾越的。何况，从职业伦理而言，我甚至觉得逾越是一种冒犯。我收集到两本关于果敢汉族/果敢族史志的文献，一本是果敢当地政权编纂的果敢志，一本来自另外的果敢群体。果敢志中用的说法是汉族，而另一本则用的是果敢族。两者的区分，既在政治上对应着与缅甸中央政府关系的远近，也有着地理上的对应。2009年8月，果敢战争爆发。此前果敢长期处于近乎独立的地位，和中央关系微妙平衡。战争过后，平衡被打破，果敢最大的势力彭家被驱逐。彼时缅甸政治有两个紧密相连的主题，一是民主化进程，二是民族和解的和平进程。对于果敢而言，这是新的来自外部的漩涡。内部人的浮沉因此而生出不少动荡。选择不当，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2015年11月5日，在腊戌去滚弄路上，见到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海报。当年报道缅甸大选时，我遇到个来自果敢的姑娘X，在缅甸官方广播公司的少数民族频道作面向果敢的宣传工作。基于此前简单粗暴印象，我多少嗅到一点果敢汪精卫的味道，于是约了采访。我们在距离缅甸首都内比都1小时车程的一个小城见面，那里是她的工作地。当时见面的还有她的几个缅北少数民族的同事，都很年轻。他们大多来自缅北重镇腊戌，包括X在内。在随后的采访中，我才意识到，X所在的腊戌有一个果敢文化会。这个文化会是离开果敢地区的果敢汉族/果敢族的民间势力，在果敢的冲突漩涡中，被甩到腊戌。曾经的领头人罗星汉是明朝将领后裔，祖籍江西。1960年代，罗选择站到军政府一边，和本地自治势力干仗。果敢人之间，同族厮杀。罗的一生跌宕，主政过果敢，曾是和昆沙齐名的海洛因教父，在泰国避难被抓，回缅甸遇大赦，创办亚洲世界集团，成为缅甸首富。X在介绍自己的身份时，会说她的工作是将缅语新闻翻译成果敢话，而不是翻译成汉语。她的手机里有《琅琊榜》，但同时也感慨制作的节目里来自果敢自身的文化太少，来自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太多。另一方面，X又承认在缅族和她的同族之间会有比较大的隔阂，抱怨缅甸具有鲜明种族歧视意味的分等级的身份证，她的朋友中也几乎没有缅族人。对了，其实X此前还从未去过果敢。2015年缅军攻占果敢南天门。这件事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果敢，还带有对缅北其他地方武装的示范效应。仰光的朋友告诉我，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其主导者、军政府的红人敏昂莱一生最大的战功。而X和同族的同事当时则决定拒绝翻译报道这条新闻。X所处的位置多少是尴尬的。她得到的这份工作，背后是2009年后缅甸政府的决策变化，但同时也是腊戌果敢文化会势力的选择。实际上，他们会给她一些好处，支持她的工作。见过X后，我去了腊戌。这座城市在掸邦，是缅北重镇，有非常热闹的夜市。街上可以见到不少汉字招牌，也能听见摩托车骑手用手机放中国歌曲《小苹果》。腊戌距离果敢车程3到4个小时，是果敢之外果敢汉族/果敢族人聚居的重镇。根据《果敢志》记载，在果敢外的果敢社团中，腊戌果敢文化会位列第一，注册于1976年12月30日，至今有47年的历史。其下隶属两个机构，滚弄果敢文化会和腊戌果文文教会。滚弄在果敢与腊戌中间，如果说果敢处在中国与缅甸近代化的漩涡交界处，那么滚弄就是果敢这个小漩涡与缅甸政府漩涡冲突的交界。腊戌还有两个果敢汉族/果敢族人为主体的政党，果敢民族民主党和果敢民族团结党。有意思的是，在《果敢志》中，对这两个政党只是罗列了其所在地和核心领导成员的名字。随后是“详情缺考”四个字。如果不是后来修正的缘故，那么《果敢志》中所记录的政党名字恐怕都是错误的。果敢民族团结党的名字，应该是果敢民主团结党。这是1988年缅甸军政府宣布实施多党制开放选举时，果敢汉族/果敢族申报登记的党派。而这个党派真正开始活跃还是2015年的民主选举。实际上，选举的结果还算不错。果敢民主团结党的总部不大，在一座白衣傣族寺庙的背后，看起来像一个国内乡级政府的院子，里面是三架平房，中间是个小广场，铺满碎石。党主席是位长者，中文名为杨建德。在他送我的著作《萨尔温江上游的果敢民族》一书封面上，印着他缅语名字的音译——通乃。据他说，这本书是被官方认定的明确果敢民族与缅甸关系的权威著作。内页第一页列举了一系列的口号，分别从属五个大的纲领：我们的三大任务、四项政治目标、四项经济目标、四项社会目标和人民的意愿。其中人民的意愿包括四条：坚决反对投靠外国的民族败类以及悲观主义分子；坚决反对扰乱国家安定与发展的破坏分子；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与扰乱国家内政；打倒人民公敌——国内外破坏分子。书的主旨是强调果敢民族是缅甸民族中的一分子，为缅甸的建设付出与牺牲。自然书中回避了汉族的说法，而是用果敢民族这个官方称呼。一般来说，果敢汉族/果敢族在追溯自身历史时，会称其主体为南明王朝逃亡遗留的汉族后裔。杨先生的说法是，先民是彼时南明皇帝的锦衣卫。自清兵击碎南明后，这些锦衣卫移民便弃绝了中国。我曾试图从腊戌坐长途车去果敢。但走到滚弄，司机称去果敢的道路被军政府封锁，没有证件不能进去。滚弄是个小镇，距离果敢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小镇旁边是萨尔温江（在中国段为怒江）。据说滚弄大桥是周恩来援建的。缅共占据果敢时期，缅甸政府军和果敢缅共军在这里有过大战。彼时两方的军队中都有果敢汉族/果敢族的势力。有趣的是，我在街上看到果敢民族民主党的招牌，找来找去却找到了巩固发展党的果敢汉族/果敢族议员候选人。他在镇子中心开了家旅馆，斜对面就是果敢民主团结党的竞选分部。巩发党是军政府孵化的政党。果敢战争后，绝大多数地方势力投靠到巩发党参选。有意思的是，那位巩发党的果敢汉族/果敢族大叔既说自己是汉族，也说自己是果敢族。他对身份认同的表述，恰好同时容纳了果敢与腊戌两种说法。当然，这两种民族身份表述背后是一个非常动荡嘈杂的历史。果敢的地缘禀赋与文化禀赋离中国更近，但政治上又选择了缅甸。这让它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近代化道路。当清朝解体，中国开始建构中华民族，搞民国的时候，果敢当权的土司选择投靠英国殖民者，参与缅甸殖民地的纷争游戏。二战时期，它自然又和中国的远征军走到一起。然而，根据《果敢志》的记载，远征军对待果敢并不同于对待中国自身。日军临近，远征军会撤离，抛弃果敢盟友，甚至将果敢的地方领导抓捕到云南。对于大陆与台湾的汉族而言，远征军是英雄，而对果敢汉族/果敢族而言，这些同文同种的外国人面目有些微妙。当代以后的历史就更为诡异。1949年为果敢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国民党溃军的入侵。而后缅甸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勘定边界的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彼时，果敢的土司曾积极融入缅甸社会，是当时33个掸邦土司中唯一一个没有要缅甸中央政府补偿的领地。而缅甸军政府时期，缅共势力占据果敢，再次撕裂了地方与中央的纽带。持续的战乱将果敢人赶出家园，散落到缅甸各地，于是有了腊戌的果敢基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缅共解体，果敢成为拥有地方武装的自治区域，内部冲突时有发生，直到2009年战事爆发。今天的最新冲突，则是过往剧目的延续。这些战乱让果敢付出的代价沉重，死亡、逃难，基于家族势力的前现代的权力架构，基于赌博与毒品的畸形经济（近年又新增了电信诈骗）。在持续的洪流之中，文明的驱动力总是来自恐惧和现实主义。实际上，最让我吃惊的，是果敢的教育。根据《果敢志》的记载，果敢的权力机关中，基层官员普遍只有高小和初中学历。文首提到的L曾在中国的大学留学，大概是果敢学历最高的人之一。虽然还没见过他，但是我期待像他和比他年轻的果敢青年能够有新的生活，和新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说，我不知道L和X的分歧与共识有多大，但他们都是果敢的希望所在，是文明的希望所在。这需要一个新的游戏，而不再是过去的打打杀杀。11月初，网上流传关于缅甸果敢更名华邦的消息，随即被果敢相关组织辟谣。显然，这是有人把果敢往中国的海外领地方向引。但是他们忽略了结构性的问题。缅北地区与军政府长期博弈，寻求的是自治，不是独立。夹在南北两大势力之间，是这一地区难以改变的命运。在我看来，它的未来，恐怕还要取决于缅甸的民主化进程。这几日，果敢的军事重镇南天门正陷于2015年以来最惨烈的冲突，无论结果如何，都希望这能是果敢全新的开始，而非历史的简单重演。老实说，以价值观论，我既不在乎果敢是汉族的，是彭家的，白家的，巩发党的，民主团结党的，我也不在乎果敢是缅甸的。谁能让当地人过上体面的正常的生活，让当地年轻人，无论什么民族都过上可欲的生活，谁才该拥有果敢。总不能一直靠赌场、毒品和电信诈骗吧。这也许是奢侈的设想。也许不是。2015年11月5日，从腊戌去滚弄，途经滚弄大桥。

文/王五四现在的舆论场真是没法看了，点评几句王自如都有人劝你善良了，调侃两句董小姐，也有人说你不尊重女性了，越来越像北方冬天户外的旱厕，肃杀而萧瑟，闻上去一本正经，底蕴还是那么臭烘烘的，一点也不如夏天那般直接了当，热烈与躁动的气息，直冲脑门。只能说，完蛋了，绝望了，没有生命力，没有活力了，有些人的心死了，有些人的大脑臭了。说王自如被包养当然不准确，这种说法更多是一种形象的描述，也是对当初罗永浩的说法的一种延续。我们得承认，能被包养的确是一种能力体现，只不过有人是包养太监，有人是包养嫪毐。不知道王自如是哪一种，不过感觉他都挺享受的，也能够在两种模式之间切换自如。当然，王自如肯定不是什么傻白甜，不是白纸一张和拿画笔的人之间的冲突，王自如在采访中告诫刚毕业的年轻人，一定要学会心态归零，“一张白纸，什么都不会，做事情一定会犯错，公司还要为你犯的错误买单，还有人教你怎么做事，这还不算完，还有人给你发钱，哪有这么好的事”。这种强盗逻辑从他嘴里说出来是那么冰清玉洁，细细一品却是充满压迫心狠手辣，他要年轻人学的恐怕不是心态归零，而是薪水归零后也要以饱满的心态为公司工作，如果是这样，从不看工资条的他，能否薪水归零心态归零地为明珠工作？王自如说，“如果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能有那么一段经历，可以跟在一个顶级的企业家身边，从事工作、开展工作，我哪怕每天什么事都不干，我就看她怎么开会，我听她每天讲什么、做什么，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这当然是不高级的拍马屁，不过却很懂董小姐，从视频里看，董小姐对这番话也很受用，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董小姐的审美水准和格力这家公司的水平，在一家公司“什么事都不干，我就看她怎么开会，我听她每天讲什么、做什么，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自如就差说纵做鬼也幸福了。简单分析一下王自如说的话，什么样的人才能有权力有资格，什么事都不干，天天以花痴般的形象望着女领导说什么做什么……，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在公司里“什么事都不干”，这是需要特权的，而对于王自如，只是“哪怕”。我只能说，明珠懂空调，自如懂小姐，董小姐最需要的空调，就是自如这样的暖男，而且只为你发热，因为他懂得谁在给他交电费，所以他不仅不需要看工资条，电费单也不需要看。王自如说他当初进格力只给董明珠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给我一间离你比较近的办公室，我要随时向您汇报。”这听着怎么这么像通房大丫头，汇报的方式只有当面聆听这一种吗？电梯上上下下的也很快，你就差这几秒钟吗？所谓的比较近和随时，更像是你在公司权力和地位的彰显，对上也是一种语言贿赂，翻译直白一点就是鞍前马后、追随左右、执鞭随镫、附骥攀龙，往细里品又像《红楼梦》里说的“倘有一线可图，我同姐姐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也像《天仙配》里说的“我挑水来你浇园，你耕田来我织布”。王自如是有些生不逢时，倘若早生个一百多年，哪还有安德海和李莲英什么事，自宫了也就更自如了，就像他作为格力改革项目的负责人，首先应该革的是他自己。以上所有的评论几乎不针对王自如这个人，因为王自如这样的人，太常见了，甚至多到不值一提，但放在当下此刻，他又如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更何况，他那些以过来人的姿态对年轻人的教训，实在是不入耳不入流，可以说，王自如们的进退自如，另外一面则是这个时代下大量年轻人们的进退两难，我们可以暗自感慨自愧不如，但不该公开羡慕这样的进退自如，就像那句话，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自如。

——洋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沿海地区的士绅和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真正的惊雷出现在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这年的旧历八月二十九日，清帝国的大小京官们痛苦地目睹了北京城落入

文/秦轩关于巴以冲突，最近大家开始补课，提各种主张。什么退回1967年线，巴以合并，应该让德国人给尤太人（笔者按：我不喜欢用有犬旁的犹，所以此文凡是犹太皆写作尤太，并非笔误）提供块地，不应该在耶路撒冷等等。吵架是必然的，挺以色列的，挺巴勒斯坦的。大部分都是简单的站队。我其实排斥用以色列、巴勒斯坦这样的总体概念来看此次事件。首先这是哈马斯的武装力量突袭以色列。当下的巴勒斯坦指两块地方，一块是约旦河西岸，一块是加沙。哈马斯是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约旦河西岸是巴解组织主导。加沙归哈马斯管。哈马斯当年民选上台的时候，我电话采访过他们的发言人，介绍哈马斯的主张、情况等等。那时候，我不觉得他们是恐怖组织。这次看各种资讯，起码他们武装袭击平民，残忍无道，是恐怖行为。无论站什么立场，都要坚决反对。但，哈马斯不等于全部的巴勒斯坦，这是第一点要说的。7年前，我跟着一个以色列非政府组织去巴勒斯坦。组织里的尤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朋友带我们去约旦河西岸的核心城市拉马拉，见官员，见非政府组织。那里每天有大量巴勒斯坦人过检查站去以色列上班工作。离检查站近的公寓楼房价很高。当时是疫情之前。2021年7月，以色列媒体说，为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增加16000个工作机会，而当时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大约有87000名。我想，请我们在拉马拉吃冰激凌的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算什么？巴奸？奴工？显然谈不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两个敌对国，但现实又更复杂。而且现在的巴以和90年代的巴以，不相同了，和几十年前的阿以冲突年代更不相同。耶路撒冷警察局外和警察玩捉迷藏游戏的左翼青年，他们要求释放因拒绝服兵役而被抓的同伴，摄于2017年巴以冲突，是本陈年大烂账，往前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东欧尤太复国主义冒头。打那开始算，到一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安纳托利亚半岛以外的所谓泛阿拉伯地区国家发明，到1930年代英属巴勒斯坦的统治、二战、二战后联合国安排，阿以冲突到巴以冲突的演化，哈马斯势力崛起，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两块势力划分，阿拉伯之春。整个局面是伴随着老欧洲的解体，新欧洲的诞生，一战二战冷战后冷战到今天。一百多年。这些事都是串着的。发生在一百年间的事件，需要在纵向上，在时间轴上校准，也要考虑到具体时间点，彼时世界形势的格局变化。换句话说，想要相对准确地掌握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其实需要把这一百多年的世界格局有个大致的了解，要对阿拉伯地区有了解，再加上不同的维度，宗教、地理、种族、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总之，水太深。冲突各方都能提出看起来逻辑自洽的立场、行为准则，也能找出对方的错误和罪行。各有各的正确，甚至正义。很多人不知道，尤太人也搞过恐怖袭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定居在当地的尤太人第一次大冲突不是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而是在1930年代，当时尤太人袭击过英行政机关，往阿拉伯人常坐的公交车放炸弹。所以我觉得国人探讨解决方案这种事，别太当真。这事历任美国总统都想整，都没整出来。从情报占有到专业程度，我们太业余。那么，巴以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我认为，这个现实有点像无法宣布破产的海航和恒大。日子不好过下去，但又没法解散清算，只能凑合着往前拱。两边的活人绑在一块，以色列一千万人，巴勒斯坦500万人，总共1500万，就这么耗着。对了，还有黎巴嫩贝鲁特南部沙提拉难民营里的难民世家，那里有第一次中东战争留下来的难民及其后裔。20多年前我去逛过，很像弹孔斑驳的城中村。主流的以色列建国故事，现在网上到处都是，我就不赘述了。说个感受深的点。以色列建国还是为了解决排尤的问题，这是当时的欧洲问题，和东方世界没啥关系。500年前阿拉贡伊莎贝拉夫妇把穆斯林政权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消灭掉后，尤太人也被赶跑，很多去了东方世界，谋求奥斯曼哈里发的庇护，成为东方尤太人。我在伊斯坦布尔尤太人纪念馆里曾看到，在现代土耳其建国的军队中，也有尤太军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尤太人纪念馆的资料，摄于2023年东方世界的尤太人是被迫卷入到以色列的故事里的。有人说当下的冲突是宗教战争。东方尤太人的历史恰恰是个反证。冲突不是没有过，19世纪的大马士革其实也发生过，穆斯林、基督徒、尤太人相互冲突，也就两次，完全不足以支撑宗教战争的论点。有本书叫the

南阳迷笛音乐节末尾出现魔幻一幕，一边是摇滚青年们迷醉在狂欢的余音当中，相信美好不会停止；另一边则是老乡们侵略营地，搜掠外来青年的时髦财物。迷笛音乐会的虚幻之境被窃贼的悍然入侵粉碎了一地，布尔乔亚们很受伤。我是有点幸灾乐祸的。对于深入陌生地域的外地人来说，在安保薄弱的营地放置随身财物，要是笃信“农村人淳朴善良”，那必定是傻得可以；若只是碍于组委会管理问题，尚能原谅，但老乡们给小资产阶级长一堂课，恐怕比迷路在迷笛中更好。盗窃风波被乐迷曝光且经组委会声明确认前后，舆论的主流基调是讥讽河南的民风堪忧，随之而来的则是反地域黑的慷慨陈词与悲情诉说——有说志愿者如何尽职的，有说当地如何爱护歌迷的，问题是，这与看轻民风的论调并不矛盾。作为苏北人，我向来认为苏北有种种不堪，上百年不变，几十年尤烈。以地域人性的总体特征来建立第一印象，这是人之常情，地域黑并非全无道理。地域黑在南阳迷笛风波中成为舆论中的优势论题，不管如何反击它，都难以翻盘，与地域认知基本原则有关。对于舆论交锋的双方，我都觉得言过其实，充满着抖快视频的夸张感。地域黑可能忘了类似的哄抢常见于报端，人性经不起诱惑，老乡们并不受所谓文明规则的约束。而反地域黑的神情歌颂，也不靠谱，充满着狗苟蝇营的利益考量。如果将南阳迷笛风波中的矛盾冲突，仅仅局限在地域黑/地域红的二元对立中，是极其乏味的。应该看到更大的背景和现实是，从石家庄创办摇滚之城，到南阳试图做大中原迷笛节，行政当局对摇滚等野生文艺的主动操盘，正在走向工具化利用的末路。石家庄和南阳对摇滚乐的特色化改造，完全出于急功近利的政绩思维，以致于地方主政者产生了这样一种自信：只要详加改造，哪怕是叛逆、异见及革命性的摇滚也能为其所用，贡献其听众与粉丝群体，带来收入，成为壮大旅游绩点的时髦工具。从官民审美及旨趣而言，这无疑是对音乐及其演出类型的“文化挪用”，一种看起来弹性很大的工具理性。审查者不再作壁上观，受到网络衍生红利的刺激，直接下场成为创作者的“监护人”与合作者，兴致勃勃地致力于文化产品的经济狂想。与旅游局长变装招揽游客不同，变装只是技术利用的细枝末节，而像石家庄、南阳对摇滚乐的“器重”，是一种模式尝试与控场策略。这种工具理性的源头，在理论上自然属于文化自信的余脉，而推动其在实践上跃跃欲试，则与竞夺话语权的长期胜利有关。然而，从包括舆论在内的社会效益、包括网红在内的经济效益观之，现在就说对摇滚乐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功，尚且为时过早。一个突出的证据是，舆论对摇滚乐被赋能的角色争议很大，这不仅动摇决策者长期经营的决心，也削弱其创收潜力。石家庄的摇滚之城计划，在官方的话语中——像摇滚巴士、对摇滚人士的政府补贴等等——望之俨然，然而被一篇特稿报道给推倒了。这篇特稿报道以完全正经的笔触记录了滚石计划在各个层面的反应，荒诞感呼之欲出之时，就是石城计划出现裂痕之际。南阳迷笛音乐节因为是演出的典型场景，打破其形象的方式不是摇滚乐内生的特质使然，去魅发生在同个场景中，且更加直接粗暴。老乡们的生猛操作，将小资情调掀翻在泥泞地里掰碎揉烂，更暴露了音乐节匮乏在地性的这一根本缺陷。经验没有多少，教训已然累卵。若要确保对摇滚乐及实景演出的工具化利用，稳定地发挥既定功用，它就必须是安全可控的，是可靠的，可现实却展示了改造的不可控、不稳定。摇滚音乐的定向改造有可能成为笑话，这混淆了雄图壮志与错以为是的界限。石家庄的摇滚之城计划让全国人民愉快欢笑，南阳迷笛盗窃风波重燃地域嘲弄，这些都在官方及其相中的合作者预料之外，非常的政治不正确。但从摇滚本身而言，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喧嚣，反而更深地进入摇滚的内核与本质。也就是说，在没有摇滚的地方，在看似能降服摇滚的工具利用中，策划书中的预期与前景岌岌可危，可竟然厚植了摇滚的批判精神，新形势下的摇滚不著文字，仅凭一股气就展示了自身的疆域。摇滚的真义因为其不在场而得到彰显，这太摇滚了。在上述探讨的前基础上，再来看一张蓝图描到底的摇滚之城，再来理解南阳迷笛的愤怒与斥责，就会发现这些都太表面了。摇滚之城到底是美名还是骂名，是窃贼可恨还是鸡贼可恶，舆情对地方的伤害必然会纳入决策者的权衡中，喧哗背后的得失之辩属于官僚团体，一点也不摇滚。

那个叫区伯的老人已经死去，而底层无产者的挣扎还会继续文/阿舍（广州

文/王五四一早醒来，朋友圈还是有不少人在一如既往地吐槽苹果发布的新机毫无创新，其实创新真是一件很难的事，特别是起点太高的时候，特别是真·创新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对于苹果发布的新手机，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看待和分析，设想一下在没有用过苹果手机的朝鲜，设想一下过几年禁用苹果手机了，你就会觉得它们太美好了，而不会有任何吐槽。这就像爱情，我们经常默认会永远拥有，却不曾考虑过明天就要分开。面对新苹果手机7999元的价格，有不少网友留言称：“手机太贵了”、“涨价了”。库克却表示：“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美国货品牌很难……”。库克还加了句“哪里贵了，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后来，库克的下场我们都知道了，泪洒直播间，两次哭着道歉，“我不应该，也没有资格站在个人的角度，随意去评论任何一位网友。我之前说过，库克的羽毛是所有女生一片一片赋予我的，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应该忘记，我来自哪里。对不起，我让大家失望了。”被库克伤透心的何止是那些女孩，他把用了11年的闪电接口改成USB-C，把经典静音键取消，他做出的这些违背祖训的决定也伤透了乔布斯的心。但即便如此，苹果新机发布会也没有冲上热搜榜，反而是华为发布会遥遥领先上了热搜，这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也是刚出狱的郭美美的选择。二进二出的初代网红郭美美刚出来，就在微博发了一句“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用的是华为P60

四一按：车祸遇难孩子的母亲真是因为“网暴”而轻生的吗？我想更可能是因为失去孩子的剧痛叠加维权无力的绝望吧！“网暴”真的发生了吗，上网的禽兽真的特别多吗？人性大概是呈正态分布，圣徒与人渣都是少数，大部分就是普通人，和你我一样有基本的共情心。所以，忽然在短时间内涌出的一些人渣言论，我以为更可能是水军。谁派出的水军呢？那就得运用一下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了。总之，孩子及母亲先后身亡，是绝对的悲剧，但催生这个悲剧的，大概率不是什么“网暴”。聚焦所谓“网暴”，很可能是跑偏了。“网暴”这个筐，装不下那么多苦难文/孙旭阳武汉那位母亲跳楼后，很多人骂网暴，大意是有网民挑剔她在维权现场穿得过于精致，还可能化了妆，这些风言风语逼死了她。这条闭合式逻辑尽管并不严密，目前并未有证据显示她因这些而死，甚至也没有证据显示，她在万念俱灰之际，去网上刷评论，恰好又看到了这些。但人民很喜欢这个逻辑，公众号顶流在骂“畜生也会上网”，官媒也跳出来呼吁严厉制裁“网暴”。可是诸位大爷，抛开事实讲正义，真的好吗？那些评论栏阴阳怪气的风言风语，看上去很刺眼，却并不代表其就能致人于死地，更不能臆断为其一定能致人于死地。如果事故发生后，那个不幸的母亲能得到应有的慰藉和安抚，能为儿子讨回一个基本的公道，就是个别网民再恶毒，她赴死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一个平常很体面的人结束自己生命，很多时候并非因为遭遇的苦难无法消解，而是苦难会击溃他的认知和社会支撑，卷他入无助和悲愤之中。最终，除了一死，无从解脱。前几年，有位投资金融P2P的女士上吊死了，尸体和遗书照片到处传。有位群友认为这个不妥，我回复他说：不要忘了，这些照片都是她家人公开的。那位女士的遗书中写得清清楚楚，她死不是因为亏钱，而是维权后的遭遇，摧枯拉朽地扫荡了她此前信仰的一些东西。回到武汉，那位母亲在学校门口，一字一顿地告诉现场的媒体和民众，坐在肇事车的两人，校长，班主任都没有去拜祭她儿子，而还有人自称警察，警告她不能在校门口闹事……这是一个绝望的母亲在控诉，也是求助：“大家都看看，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和儿子呀？”此时，今天发誓与网暴不共戴天的大V和正义群众们呢？

文/陈维刚2008年，对512地震的采访报道为我的记者生涯划上了句号。十五年，人们对这场灾难记忆深刻，但似乎又在刻意模糊。记者显得不那么重要了。2018年，在地震发生的10年后，我去了当年未曾到达的映秀镇，去了水磨镇，也去了当年短暂停留的崇州、彭州。2019年，又前去了仍是当年未能前往的北川。2018年，映秀的遇难同胞墓旁边开满了鲜花。灾难后的遗址和新建新建的家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去楼空的新家、或冷或热的街边农家乐，以及热闹的广场舞和颇具时尚元素的商业广告，都在传递着人们对地震的遗忘，是啊，怎么能不遗忘呢？这符合大多数个体的心理，难以接受的事，就用遗忘来接受。灾区以外的人似乎遗忘得更快。当我希望把当年的采访经历和重访感受与身边的年轻人分享和探讨时，他们不是显示出厌烦，就是敷衍。当年，他们大多数人和在地震中遇难的学生年龄相仿，却没有经历过生死，他们更愿意去关注明星的婚姻和新开的美食。他们津津乐道的当年地震的话题也只有“猪坚强”一类的八卦。我不愿把灾难当做谈资。灾难带来了短暂的凝聚和坚强，但失去了思考和珍惜也就丢掉了对生命的敬畏。今年5月11日，我再次前往了四川什邡的红白镇。“别去找了，都变了，连我们都不回去了，里面没人了，去了没啥意义。”这是当地老乡对我的劝告。现在，这个小镇已经并入了邻近的蓥华镇。所有的房屋都已重建。当年，镇上的金河村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地处一峡谷之中。地震让大山“脱了一层皮”，山上的滚石在埋没几乎整个村庄的同时，也埋没了许多已经跑出房屋的人。一支空降兵部队在当地抢险。现在那里连废墟都算不上，只是一片荒野。不远的场镇进行了重建，房屋不错，有楼上，有楼下，有院落和停车位，在城里人看来算别墅级别了。但整个场镇非常冷清和萧条。薄雾弥漫在山间。一位大哥在镇上用私家车偶尔拉客，用以贴补刚结婚的儿子的日用。大哥今年58岁，地震发生时和我现在年龄相仿，今年他儿子已经36了，做着一份收入并不丰裕的工作。据他说，场镇复建时大家住了接近两年的帐篷和铁皮房，复建后镇上有3000多人。开始几年，当地招商搞漂流和熊猫公园，吸引过一些游客，但后来也逐渐淡了下来。“上游的矿企垮了，旅游也不做了，每个人都需要生存，现在镇上能出去的年轻人或有底子、能力和关系的都出去了，留下的都是老年人。小学里只有一百多名学生，一个年级连10个学生都没有，能接走的都走了。”大哥说这话的时候平静而无奈。大哥的话从镇上的冷清和萧条中得到了印证。一个只有几百平米的文化广场地面已经起了青苔，广场灯柱上全是关于防震救灾的提示和宣传；镇畜牧兽医站门口更是长出来了杂草；不少人家挂着旅馆、民宿的招牌，但大门紧锁，而门上也起了厚厚的灰尘，门锁已经生锈。几家打着“特色菜”的餐厅，老板和员工自己兼职着食客。房屋出租的告示随处可见，但打印告示的A4纸大多开始破烂。“夏天这里比外面凉快，来避暑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大哥说，旅馆、民宿和私家房在那几个月可以有些收益，平时基本无人问津。“不操心工作的话，倒是可以租一两间房间住一段时间，当是疗养，这里空气挺好，也不吵，就是看病不行，连个感冒都拿不下。”在离场镇两公里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叫“穿心店地震遗址”的废弃村落。“这里就是当年胡大爷说过那句——‘再大的困难都压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地方”。汽车路过时，他顺手指了一下一个小土坡，土坡已经长出绿植，只是没有任何标识。一个安装多年，记录当年情景照片和语录的巨型广告牌，最近被换成了什邡的旅游广告。而所谓的遗址，根本没人来。“你可以回去看看，但路不好走，最好有越野车，就是去了意义也不大。”镇上一位开特产店的大姐在看过我当年拍摄的照片和得知我欲继续向上游探寻金河村的意图后，有些不置可否地说。“脱皮的山都长绿了，上面一个人也没有，你找不到当年的地方。”大姐说，08年地震发生时，他们一家都在成都，除了年近七旬的老公爹遭遇意外以外，其他家人都得以幸免。当年村子里被掩埋于落石之下的人，不管是政府还是家人都放弃了找寻。“埋了几十米，找不到的。”现在，村里的人回去祭祀，只能寻个大概的位置。十五年了，生活有了新的开始，社会有了新的变化。但灾难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反思和对生命的敬畏。新家不是单单的居所和复建的建筑，在经历苦难之后应该去思考、去珍惜、去努力改变，对生命内涵的更新才是最重要的。四一跋：契诃夫在形容一块土壤的肥沃时说：你把一根车辕种下去，来年春天就会长出一架马车来。马尔克斯借书中人之口夸耀一只做工精巧的鸟笼时说：甚至根本不必在里面放上鸟，只要在树上一挂，它自己就会叫起来。可是，在中国，即使这土壤并不肥沃，来年春天也会被宣告长出了一架马车；即使这鸟笼并不精巧，一旦挂在树上，它同样也会叫起来。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经验，只是“多难兴邦”；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教训，只是更加得心应手地对付“公民社会”；如果慈善救济的社会动员，仅是依靠意识形态的豪情煽动；如果灾后重建的社会组织，仅是诉诸全面控制的行政手段；那么十五年过去，灾区只是陌生人。汶川地震十五周年，我们对过去的一切知道得太少，却又忘记了太多。“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而人们在泪迹风干之后，只能继续奔忙在各自的路上，深刻的反思与执着的问责，纵非天方夜谈，至少是奢谈。充斥我们躯内的，只是不无内疚的陌生感、苟延残喘的正义感，还有难以抑制的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