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壮麟 || 后韩礼德时代功能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

胡壮麟，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43所大学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副主任、主任十年（1982.5—1993.5）。担任过中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英语组副组长(1987—1997)，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1987—2001)，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2000—2011)，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1994—)，全国高校功能语法教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1995.7—)，全国文体学研究会名誉会长（2004—），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顾问(2002.12.5—)等。

摘要:本文介绍了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韩礼德的汉语研究以及学术评价。本文认为，后韩礼德时代，应该加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汉语研究，同时融入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的伟大实践，让功能语言学研究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关键词: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后韩礼德时代；汉语研究

1. 韩礼德与中国

1.1 青少年时期

在国外学术界，特别是语言学界的众多学者中，唯独韩礼德教授与中国有长期的亲密联系。他本人在一篇访谈录（Martin 2013）中曾谈到自幼爱听中国故事，四岁时就想来中国。韩礼德高中毕业后，便在英国军方与伦敦东方以及非洲学院合办的培训班中攻读汉语，成绩优良，很快被派到印中边界的印方海关工作。1945年又调回伦敦的培训班任汉语教员。

1.2 北京大学和岭南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同意，韩礼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本科生课程，最后获伦敦大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又获得英国的奖学金，1948年再次申请攻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主修文学和古文，导师为罗常培。由于韩礼德对现代汉语更感兴趣，罗常培推荐他去岭南大学中文系学习，导师为王力。这时，北京已经解放，大陆南方的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因此韩礼德从北京绕道韩国和香港，进入广州。不久，广州也解放了。韩礼德经历过两次解放，这在国内外都被视为奇迹（胡壮麟 2018）。图1为岭南大学校长签署的证书。

图1 韩礼德是岭南大学研究生的证明信

韩礼德在岭南大学学习期间，曾协助导师王力从事方言调查。1949年12月王力和钱淞生联名发表的《东莞方言》一文（戴凡 2019）专门提到感谢韩礼德的热忱工作。

20世纪50~70年代，韩礼德无法回访中国。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后，新中国派遣第一批包括本人在内的九名中青年教师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学习，时任语言学系主任的韩礼德才有机会通过接触中国进修教师，了解中国的改革发展情况。他终于在1983年访问北京，并与老师王力重逢。

从此以后，韩礼德多次回访中国。1995年北京大学聘任韩礼德为北京大学教授，由梁柱副校长（图2左二）颁发聘书，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家鸾（图2右一）也在场。

图2 北京大学梁柱副校长颁发证书

1.3中山大学

1952年我国进行全国范围的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 因此上述韩礼德与岭南大学的历史也可视为他早期与中山大学的关系。中山大学王宗炎先生是我国最早在1980年和1981年对Firth 的伦敦学派和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理论进行介绍和评论的学者（王宗炎 1980，1981)。至于韩礼德与中山大学的关系，离不开他和原中山大学教授、现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黄国文的密切联系。对此，黄国文有过多次报道（黄国文 2019）。

黄国文最初是原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教师。1985年9月广外桂诗春先生召开了“首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黄国文在接待外国学者时与韩礼德单独面谈。1994年1月黄国文在英国威尔士大学Cardiff校区（现为Cardiff大学）攻读“功能语言学”博士学位，导师即为1970年跟随韩礼德读博的Robin Fawcett教授。这为黄国文提供了与韩礼德多次接触的机会，黄国文也得以参加Fawcett等主编的韩礼德论文集的编写工作。

黄国文成为中山大学教授后，在1996~2016的20年间，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兼翻译学院院长。他精心讲授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与韩礼德每年都有接触，并成立“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功能语言学研究所”。黄国文先后被选任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英汉语篇分析研究会会长、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图3 2003年4月韩礼德受聘中山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所顾问

黄国文主要的贡献是为中山大学以及国内其他高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如于晖（北京师范大学）、曾蕾（中山大学）、丁建新（中山大学）、杨炳钧（上海交通大学）、常晨光（中山大学）、何伟（北京外国语大学）、戴凡（中山大学）、司显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勇（华中师范大学）、陈瑜敏（中山大学）、肖好章（华南农业大学）等。

这些教师已是国内高校从事语言学，特别是功能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以留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师资队伍为例，常晨光、丁建新、周红云(2008)曾合编专著《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新论》；陈瑜敏和严小庆（2014）曾发表过“第40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综述；戴凡和常晨光合编《韩礼德与中山大学》，并正在撰写韩礼德的传记，戴凡在韩礼德去世前专程去悉尼访问了韩礼德一个月，掌握了很多第一手信息，韩礼德去世后她又代表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参加吊唁活动；丁建新于2019年5月成立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allidayan Linguistics（国际韩礼德语言学研究会), 在澳大利亚悉尼注册，扩大了我国韩礼德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为国际上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感兴趣的广大学者服务（本人荣任该会名誉会长）。

1.4北京师范大学

韩礼德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密切关系突出表现在下面三个历史性活动。

第一个活动是2011年5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授予韩礼德名誉博士学位，如图4所示。

图4 北京师范大学授予韩礼德名誉博士学位

第二个活动是韩礼德和他夫人韩茹凯（Ruqaiya Hasan）向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会捐赠活动基金。由于学会会址在北京师范大学，“韩礼德-韩茹凯语言学国际基金”于2015年4月2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见图5）。出席仪式的领导和嘉宾有：北京市教工委副书记张雪、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长田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副校级干部周作宇，还有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国内外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的杰出学者代表。

图5 在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刘川生书记和韩礼德教授并坐

2015年正是韩礼德90周年诞辰，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举办了第三个活动，庆祝“韩礼德教授90周年诞辰暨中国功能语言学会成立20周年文艺晚会”。就我所知，这是90高龄的韩礼德在中国参加的最后一次活动。

2. 韩礼德学术思想的渊源

很多人认为韩礼德是伦敦学派的传承人，但我认为他的学术思想更多源于他在中国的导师王力先生和其他中国学者。

2.1 转换生成语法和伦敦学派

1979年1月我经教育部派遣，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一行九人。我本应去英语系学习，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但我选择了语言学系。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参加了教育部和英国文化协会在北京举行的英语教师培训班，讲课专家为来自英国的Geoffrey Leech教授和Nuttal女士。作为语言方向的教师，我希望Leech教授谈谈英语语法的最新进展，他认为要了解语法首先要懂得一些语言学，不然很难深入。这时我才明白掌握语言学知识的必要性。碰巧同组的方立教授正在阅读和研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在培训班上不时提出问题与Leech教授讨论。Leech教授坦率地说，他曾专程去美国学习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感到其实用性不如英国本土的语法理论。Nuttal女士主讲在交际语法理论指导下的交际教学法。这又促使我想了解和学习语言学。第二个原因是当我正在准备去悉尼大学进修时，方立教授希望我学习乔姆斯基理论的最新进展，回国后与他共同研究。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赵世开突然找我，说他希望我能学习英国伦敦学派的语言学理论，国内对这个理论了解不多。他又进一步提示我，伦敦学派创导人Firth的学生韩礼德在悉尼大学语言学系任系主任，这是学习伦敦学派的大好机会。以上就是我选择就读语言学系的原因。

等我在悉尼大学语言学系与韩礼德多次接触后，我发现情况与我的预期大有出入。首先，当我向韩礼德请教有关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时，他一口回绝，说他不熟悉乔姆斯基的理论，他的语言学系也不开设这方面的课程。至于Firth 的伦敦学派，他说语言学开设的课程都涉及伦敦学派，但没有专门介绍Firth的课程。与此相反，在我进修的两年里，他多次介绍王力和高名凯的理论，敦促我好好学习。此后，韩礼德没有再和我谈到Firth和伦敦学派。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回国后没有写过赵世开所期待的有关伦敦学派的介绍文章。

2.2 王力与韩礼德

199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已故的王力先生举办9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我在准备论文时，认真翻阅了王力先生的全集，这时才发现王力先生的许多观点正是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王力先生的著作《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都于1941~1945年出版，而韩礼德的论著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我未敢擅自下结论。我的论文标题“王力与韩礼德”只是说明两人在学术思想上的紧密联系。之后，我又被邀请参加已故的高名凯先生100周年诞辰的学术活动，读了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高名凯 1948），《普通语言学》（高名凯 1954）和《语法理论》（高名凯 1960）后，顿时回想起韩礼德当年嘱咐我“除了王力的论著外，高名凯先生的书也要看”。最后让我在2016年下定决心写出“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和回归”一文是因为Martin主编的Interviews with M.A.K. Halliday：Language Turned Back on Himself（《韩礼德访谈录汇编——韩礼德畅谈自我》)在2013年出版了。我注意到，每当国外访问学者向韩礼德谈及他的导师Firth时，韩礼德都立刻转移话题，强调王力才是他学术思想的第一个来源，Firth是第二个。

2.3语言学界的不同反应

我不知道外国的学术界对上述观点如何反应。但在国内，黄国文（2019）对此基本上是肯定的。我也不否认，可能存在不同意见者。这些学者没有和我们公开争论，但他们从韩礼德论著中引用了大量国外学者的资料，有根有据地讨论韩礼德受Firth等国外学者的影响。因此，我希望后韩礼德时期中国的功能语言学者能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3. 汉语研究

我认为在后韩礼德时期研究韩礼德学术思想渊源的同时，也应考虑韩礼德在世时最大的心愿，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就是将他源于王力等中国学者的思想经过进一步整理和发展后，回归中国。

3.1韩礼德与汉语研究

我本人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韩礼德重视对汉语的研究，但迫于各种压力，他遇到了种种困难。

1950年韩礼德回英国读博，一心想研究汉语，但找不到能指导他的导师。最后找到了Firth，但Firth不同意他研究现代汉语。作为折中，韩礼德改为研究《元朝秘史》，对中世纪汉语进行研究。另一个阻力是政治因素。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怀有偏见。在此背景下，韩礼德在当时不敢公开引用中国学者的论著,也很难发表他的汉语研究成果。面对困难，韩礼德不得不远走美国。不料，美国语言学领域是乔姆斯基生成语言学的天下，而且乔姆斯基对韩礼德冷漠相待。这样，韩礼德才不得不去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此后长期侨居悉尼，再也没有回英国定居的想法。当然，在此期间也无法专注汉语研究，论文难以发表。为此，我曾经专门问过韩礼德，如果当初把汉语作为语料，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否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成功？他回答说，一个完善的理论应当适用于不同语言，不论是英语还是汉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思想在他回国前与王力先生早就有过交流，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许多理念应用于汉语也会成功。

韩礼德退休后，Jonathan Webster收录了韩礼德的相关论著，其中有关汉语研究的论文集共384页，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中世纪汉语”，即韩礼德的博士论文“元朝秘史”（Halliday 2006a：5-174）。第二部分“现代汉语”，共三篇文章：“Temporal categories in the modern Chinese” (Halliday 2006b:177-208),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 (Halliday 2006c:209248)以及他在岭南大学给王力提交的调查报告“Some lexica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e dialect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Halliday 2006d:249-272）。这两部分表明韩礼德虽身处非常不利的学术氛围之中，还是尽可能地进行了较有深度的汉语研究。如果读者有机会阅读这两部分时，便会发现第一部分“元朝秘史”已经引用了王力等中国学者的不少观点。第二部分的前两篇文章证明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已把现代汉语作为语料，研究汉语的时间范畴和语法范畴，为日后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范畴进行铺垫。

第三部分“汉语音系学”收录了两篇文章：“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onological theory” (Halliday 2006e:275-293)，“A systemic interpretation of Peking syllables” (Halliday 2006f:294-322)。这两篇文章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后，韩礼德恢复从事汉语研究，特别是音系学研究。这一事实也表明1979年他与在悉尼大学进修的中青年教师接触后，对新中国有了最新的认识。

第四部分“语法和话语”收录了三篇文章：“Grammatical metaphor in English and Chinese” (Halliday 2006g:325-333)，“Analysis of scientific text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Halliday 2006h:334-335)，“On the grammatical evolutions of discourse” (Halliday 2006i:346-364)。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语法和语篇的英汉对比分析。我国外语界的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应该承认，韩礼德有关语法隐喻和语篇分析的理论在我国国内影响很大，对我国学者的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

以上说明，韩礼德一直没有放弃对汉语的研究。中国语言工作者有理由，也有责任加强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汉语方面的研究。 

3.2 推动和加强国内的汉语研究

回顾我国语言学研究者将功能语言学理论在汉语中的应用情况，虽然我们已有较多成果问世，但也碰到不少困难。因此，在后韩礼德时期，一方面我们应当继续迈开大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应注意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

第一，根据我的经验，最早出现的问题是经费问题。例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经济条件较差，因此我没有召开学术会议和成立学会的勇气。曾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任教的徐盛桓从悉尼大学学成回国后，主动建议要成立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会。我对他表示鼓励。不料，两三年后徐盛桓教授不再提及此事，我认为他可能碰到了同样的困难。最后，在方琰、朱永生等老师的劝说下，我终于召开了国内第一次“北京大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讨论会”（见图6）。当时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的季羡林先生、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的许国璋先生、北京大学校长王义遒先生和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李赋宁先生都亲临会议，进行指导。

图6 1989年暑期“北京大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讨论会”

（前排自左至右：李赋宁、许国璋、胡壮麟、季羡林、王义遒）

第二，上面提到，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国内学者还是发表了不少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汉语的研究成果。仔细分析，这些论文很多是我国外语界的教师写的，国内汉语界的权威很少论述韩礼德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其原因在于最早引进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都是在澳大利亚和英国进修的英语专业老师。如何让汉语工作者采用功能语言学理论进行汉语研究是个问题。如果没有汉语界的参与，对汉语的研究不可能深入。

第三，外语语言文学专业虽然有两个方向——文学和语言，文学方向可以开设各种文学课程，包括文学理论；语言方向除“听、说、读、写”外，很难开设语言学课程和招收硕士生、博士生进行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更不用说从事汉语研究了。看来，这有赖于翻译专业教师的努力了。

第四，有的老师除教学外，还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以我自己为例，1981年回国后不久，便担任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以后又被任命为系副主任、系主任，从事科研的时间较少。

第五，国际会议的通用语言为英语，国内汉语教师参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国际活动的确有一定困难。但是国内也出现新的趋向，一些学校邀请几名国外学者，把会议规格提升为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这又给国内的汉语界造成语言上的障碍。我曾经鼓励汉语教师参加国内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会议，效果却不是很理想。

以上说明，如何鼓励汉语界的教师或研究人员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也是后韩礼德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

4.“新时代，大格局”与“新文科，大外语”

中国学者在后韩礼德时期，如果要让系统功能语言学取得进一步发展，我认为必须结合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特别是新时代的外语政策，要让外语教育和研究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就“新文科，大外语”的指导方针而言，我国外语教育必须跳出语言和文学两个方向的传统模式，应当主动为政治、军事、科技、经贸、旅游等部门服务，使学生毕业后在新的不同岗位上能尽快地适应工作。就新时代的外语教学而言，如果不掌握一定的电子科技知识和技能，就难以完成线上教育。

新文科要求外语学科的学生掌握一定的其他专业知识。经贸大学、科技大学、农业大学、航空航天大学等大学的外语院系在这一点上比较明确，但综合大学和外国语大学在培养学生掌握其他专业知识方面遇到的困难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协助有关外语院系领导探索和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互相交流经验（胡壮麟 2019）。

韩礼德早已看到在功能语言学方面，除系统功能语言学外，有美国学派、伦敦学派、布拉格学派、丹麦学派等。正因如此，我主张成立“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而不是“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会”。 

即使是转换生成语法，韩礼德也不是一律排斥。他在美工作期间，曾主动与乔姆斯基联系，商讨合作研究问题，但未获得乔姆斯基的回应。在21世纪，韩礼德也看到语用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教育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对语言学研究和教学都有各自的特色和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张在语言学研究中不要轻易肯定一个理论或否定一个理论，而是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人员的理论背景、时间、方法，来选择和评价某一理论，或寻求不同理论的融合。

当然，韩礼德的适用语言学理论也可以用来指导人们如何对待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不同理论或观点，例如Cardiff学派和悉尼学派的对立以及悉尼学派内部观点上的不同。

最近，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网站正在祝贺悉尼学派的领军人物James Martin的七十大寿，作为Martin的师兄和Cardiff学派的开创者，Fawcett写了一封长信祝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韩礼德功能语言学在国际上的光辉前景。他肯定了Martin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贡献，肯定Gordon Tucker和他本人自1987年发展起来的Cardiff语法的许多方面，也坦陈语篇分析方面得益于Martin和Rose发展的语类结构模式，因而能进行结合情景语境的计算机处理，也可分析语篇的话语结构。显然，Fawcett处理不同学派关系的方法对我国功能语言学学者很有启发意义。

最后，我注意到，黄国文离开中山大学后，在华南农业大学任教。他花较大精力从事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选择，一方面结合了他所在的学校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这正是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时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内容。

《当代外语研究》

主编丨杨  枫

副主编丨甄凤超 杨明明

编辑部主任丨杨  丽

编辑 | 邓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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