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曲卫国：国家意识与学科发展

作者简介

曲卫国

曲卫国，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博导；教育部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2004）；上海市本科教学名师（2007）；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07）；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997）；上海市本科生优秀教材一等奖（2007）；上海市育才奖（2009）。研究方向是语用学、话语分析、修辞学等。出版著作有《实用英语语法手册》、《英语高级写作：论说文入门》、《话语文体学》、《语用学的多层面研究》、《批判与论辩》、《近代英国礼貌变革研究》、《思辨与明理》等；译著有《归宿》、《奥斯卡与露辛达》等；编撰的词典有《实用描写词典》、《实用公关词典》、《英语常见错误词典》等。在国内外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六十多篇。

国家意识与学科发展

曲卫国

摘要:讨论学科的国家意识不应脱离国家的学科需求和学科自身的规律。学科分类布局是国家全方位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划分的依据不是国家的发展战略需求而是人类知识系统。国家学术水准的高度是通过各学科的发展水平体现的，国家对人类的知识贡献也是由各学科在各自领域里做出的。外语专业目前所开展的无视学科特性的外语学科的“国家意识”的讨论不仅暴露出一些学者混淆了外语教育与外语专业学科教育的根本概念，更是表明外语专业学科虽然经历了70年的发展，但其专业学科性并没有完全确立。

关键词:国家意识；学科发展；外语教育；外语专业学科教育

1. 引言

近来“国家意识”成了外语界讨论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相当火的一个词（鲍敏、陈坚林2019；杨枫2020；陈新仁、杨金龙2021）。鲍敏和陈坚林（2019：96）非常简练地总结了这些讨论的核心观点。总的来说，学者们均认为外语专业教育规划应充分考虑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为国家发展战略培养各类外语人才。

我们对外语专业教育规划应该充分考虑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观点并没有异议。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学者虽然从事的是外语学科专业的教育，但他们在具体讨论中模糊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第一个重要概念是“外语教育”与“外语专业教育”，或者说是“外语人才”与“外语专业人才”的区别。前者是非学科的一般外语教育，涵盖小学、中学和大学外语以及社会外语教育等；后者则是学科教育，学科教育是大学本科专业教育的一部分。沈骑就建议要成立一个专司外语教育规划的部门或机构，提出“外语人才规划应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和制度化”（鲍敏、陈坚林 2019：96）。有关一般外语教育和外语专业学科教育的区别，我们在《论英语本科专业守正创新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一文中有过详细的讨论（曲卫国、陈流芳2019），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二个重要概念是国家一般发展战略和国家学科发展战略的区别。国家发展战略是由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发展需要而制定的发展计划，学科发展则是国家全方位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外语而言，国家既需要服务各类外事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外语人才，同样也需要从事外语学科教育和研究的外语学科专业人才。国家的战略需求是建立在多层面、多维度需求基础之上的，而学科需求和发展却是以世界共享的知识体系为基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以下简称《学科分类与代码》）对学术知识体系和学科的世界性有着清楚的阐释，“人类的活动产生经验，经验的积累和消化形成认识，认识通过思考、归纳、理解、抽象而上升成为知识，知识在经过运用并得到验证后进一步发展到科学层面上形成知识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知识体系根据某些共性特征进行划分而成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9）。

我们认为，学科发展当然需要国家意识，但学科发展除了要服从国家一般的战略发展需求之外，更要遵循国家的学科分类布局。学科对国家的贡献是按国家所划定的学科分类要求进行评价的，学科对本领域相关知识的贡献既是对世界知识体系的贡献，也是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脱离学科发展去讨论贡献，尤其是那些无视知识共享性特点的有关外语学科要发展中国特色学术的提法，不仅不利于外语学科本身的发展，也使外语学科知识的“特色”定位游离于世界知识体系之外，从而妨碍中国全方位现代化的进程。

国家在世界知识体系里的位置是由各个学科在世界知识体系的位置所决定的。如Merton（1973：257）在讨论科学与政治关系时所言，过于强调学科的实用性和政治性“leads to a limitation of research in pure science”。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讨论外语学科发展与国家意识关系的时候，有必要梳理三个问题：一是国家意识指的是什么；二是学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三是强调外语学科要有国家意识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想通过探讨这三个问题阐明以下基本观点：

第一，“国家意识”涉及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不同的职业或专业都有各自认同的具体内容。

第二，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和学科发展需求并不矛盾。学科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每个学科在国家发展中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位置，学科服务国家的方式就是按照知识体系本身的原则进行独立发展。

第三，学科发展以满足国家全方位和长期发展需求为导向，不能因国家的即时需求违背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 

第四，国家的科学和人文学科发展水平由各学科在世界相关学科领域所做的贡献体现出来。各学科发展追求的高度应该是其在世界相关学科里的学术水准高度。

第五，国家根据其发展战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需求侧重。一时的侧重并不意味着有些学科的价值升值或贬值。学科的价值并不能以满足国家即时需要的贡献度来衡量。

第六，偏离学科发展规律而大谈国家意识，这不仅会造成对外语专业学科性的认识偏差，违背国家学科布局的基本原则，还会误导外语专业的学科发展，从根本上弱化外语专业的学科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外语专业界之所以会比其他专业学科更加热衷于跳出学科框架去讨论国家意识和国家需要，除了对基本概念认识模糊以外，还有其历史发展的原因。外语专业的学科性问题一直困扰外语专业的发展，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虽然学者们都在努力探索提升外语专业学科性的各种路径，但他们大多试图从国家的一般发展需求而不是从学科本身需求中去寻找外语专业的发展依据，目前许多改革尝试的基本出发点偏离了外语学科的人文学科特性。许多探索想跨出自己学科，用外语这个工具作为“嫁妆”，寻“郎”而“嫁”。所谓的“外语加”实质上是把其他学科的知识作为外语学科的核心内容。这样的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外语专业找到了市场，但这个市场仅仅是外语需求的市场，与外语学科本身关系不大。总之，无视学科特点的讨论和实践不仅加重了外语学科的危机感，也使外语专业的改革之路越走越窄。

2. 国家意识

界定“国家意识”首先得确定“国家”指的是什么。与“国家”对应的英语单词有三个：country, state, nation。Country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对其的解释为the territory or land of a nation（Simpson 2009）。State主要是政治制度概念，即the body politic as organized for supreme civil rule and government（Simpson 2009）。Nation的核心语义项是人群或群体：

An extensive aggregate of persons, 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each other by common descent, language, or history, as to form a distinct race or people, usually organized as a separate political state and occupying a definite territory.（Simpson 2009）

显然，偏重地理的country不是讨论国家意识的合理选项，state或nation应该比较合适。按照我们的检索，采用政治意义的国家（state）概念是目前外语界讨论“国家意识”的主要选择，如鲍敏、陈坚林（2019：96）就认为“国家意识应包括国家战略、国家规划、国家方针”。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偏向使用nation这个概念，选择nation的学者大多强调文化这个因素。杨枫（2019：1）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所谓国家意识就是外语教育必须坚持国际视野与母语文化互为主体，立足本来，吸收外来，既要超越狭隘的文化义和团心态，还要融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以培养学生价值判断的能力，使其成为有本有原、顶天立地的国家栋梁”。

其次，必须明确“意识”指的是什么。“意识”通常对应的是consciousness。National consciousness是上述三个单词中和consciousness搭配最多的。Anderson（1983）的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有一章的标题就是“The origin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这并不奇怪，因为按政治学的基本共识，nation是现代国家概念nation-state的核心限定词。在Gellner（1997：8）的分析框架里，国家意识或者说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它们的产生是相当晚近的事情。

我们还没有查到state consciousness这个搭配，可能是因为像国家本身没有语言能力一样，政体本身也没有意识。如果“国家意识”是national consciousness，按一般的理解，它指的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这好像也是英语里普遍采用的解释：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a shared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hat a people group shares a common ethnic/linguistic/cultural background.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概念。我们这里主要参照福山（Fukuyama2018）的论述。国家的身份认同至少涉及两个内容，即尊严（dignity）和认可(recognition)。有关两者的关系，福山(2018:7)说得很清楚：… the inner sense of dignity seeks recognition。为什么尊严需要求得认可？因为Self-esteem arises out of the esteem shown by others。福山（2018：7）还引用了黑格尔的观点：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was the ultimate driver of human history, a force that was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world.

如果我们同意福山的分析，我们就得承认国家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国民自己的事情，它更是世界人民的事情。我们这里无意展开，福山的认同论述也许可以引申到学科认同。学科认同同样也需要世界其他国家学者的认可与认同。

对“意识”的另外一种解读是ideology，即意识形态。当它作ideology解的时候，state ideology是相对常见的搭配。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制度的理据是某种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二是国家通常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于国家意识形态，Althusser（1971：82）有着深入细致的剖析，在他看来，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的意识存在，“国家意识形态”是指主导阶层的意识形态。 

虽然national ideology这种说法也成立，但用得相对较少，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个国家就一个制度，由一群人领导，这群人的意识形态便主导国家层面的思想。但表达群体概念的nation却不一样。国家有不同群体，各个群体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都有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搭配有时会以复数形式出现，即national ideologies。

学科发展涉及的“国家意识”是不是ideology，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我们的假设是学者的政治态度涉及意识形态，但学科教学与研究本身有其自身规律。鉴于外语界讨论的是如何增强学科的而不是学者的“国家意识”，采用ideology这个术语是很值得商榷的。

3. 学科意识

有关“学科”究竟是什么概念的讨论非常多，我们认为Jacobs（2017：35） 的笼统界定代表了学界的基本共识：

Disciplines are an organizatio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need for an academic division of labor. 

虽然学界对学术分工有不少相当系统深入的讨论，但我们认为Weber （1991：134）的分析应该是精到地概括出了学科发展的特性，他认为学科分类的窄化是相当晚近的事情，随着科学的发展，学术分工也越来越细化，这就直接导致了学科意识的专门化，而学科意识的专门化又导致了学术成果判断的专门化。

Not only externally, but inwardly, matters stand at a point where the individual can acquire the sure consciousness of achieving something truly perfect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only in case he is a strict specialist. 

在Weber（1991：136）看来，学科分类也造成了知识阶层的专业化。业余人士和专业学者的区别在于对问题的探究是否遵循了特定学科的研究程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类的高度专门化是得到我国有关方面认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基本参照了国际通用的学科专门化分类做法。《学科分类与代码》明确指出，各学科按照自己所对应的专门化知识体系进行划分，“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这里‘相对’‘独立’和‘知识体系’是本标准定义学科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9）。

Jacobs的学术分工界定对我们理解外语专业的学科性有什么帮助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两点：第一，外语专业的学科是国家基于国际通用的学术知识体系进行学术分工的结果；第二，既然是学科分工的结果，那外语专业的特性应该是学术的，也就是以国际通用的知识标准为学术发展基础。Weber的理论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应该也有两点：第一，学术分工是学术发展专门化的结果；第二，学科是否成立取决于它是否有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和程序。

Jacobs和Weber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某些学者混淆外语教育和外语学科教育的原因，也帮助我们明晰地区别了两者的差异。具体说来，外语教育和外语专业学科教育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外语教育是一般性质的语言教育，而外语专业学科教育应该是学术分工后高度专门化知识的学科教育。我们之所以说外语专业学科性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就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外语专业学科教学的核心内容一直是语言，我们的分工概念仅仅局限于语言教学，并没有上升到学术分工的层面，因而我们没有确立外语专业教学所必须依赖的高度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如上所述，目前流行的所谓“外语加”只是利用其他专业的专门知识来充实外语教育的内容，并不能确立外语专业学科自身的专门知识，也不能解决外语专业的学科问题。在目前许多“外语加”教学实践中，外语专业跨出学科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学科地位。长此以往，这样的探索可能会导致外语专业在国家学科分类中丧失合法地位。假如我们采用Weber对业余人士和专业人士的甄别标准，目前亟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讲英语，也了解对象国的文化，但他们有各自明晰的专门化知识体系。我们外语专业的学生与他们相比，有自己专门的知识体系和分析方法吗？

Turner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外语学界所出现的学科观点模糊和混乱问题的原因。Turner（2017: 9）提出，学科分类不仅是知识系统专门化的结果，还是近代或现代大学体制的产物。根据他的定义，学科有教学和研究两大基本内容，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现代的学科是：

…are the product of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and especially that part of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that joins research and teach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多年来，外语专业研究与教学严重脱节。虽然改革开放后外语专业教师的研究大多有明确的学科知识体系归属，但外语专业教学的知识要求、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却不是以自身学科知识体系为依据的。语言教学一直是外语专业的主要内容。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专业教学里的外国文学、文化或语言学等内容没有独立的学科性，它们之所以被纳入课程体系都是为了满足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语言的需要（曲卫国、陈流芳2019）。外语专业的教学与教师的研究严重脱节。教学强调语言能力培养而忽视专门系统知识的传授，这是我国外语专业一直存在的问题。以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的最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教学指南》）为例，在英语专业的教学指南中，有关“培养规格”的“知识要求”是这样定的，“本专业学术应掌握英语语言、文学和文化等基础知识，了解主要英语国家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基本情况；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我国国情和国际发展动态；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学术规范；掌握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20：2）。虽然“知识要求”里提到了英语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等，但究竟什么是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教学指南》却没有提及。《教学指南》列举了几乎所有文科知识的基本内容，甚至还提到了自然科学。且不说英语专业的学生能否在四年里了解、掌握这么多内容，仅从高度专门化这一学科标准来看，指南的知识要求似乎也是有所不逮的。

研究与教学脱节使我国的外语专业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外语专业的教学更像是前本科教学。这不仅仅在课堂和教材里有充分的反映，在有关外语教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我们更加关注的不是外语学科教学的问题，而是一般外语学习的问题。据此，我们认为，就现状而言，外语专业的本科教学不是Turner所说的现代大学意义上的本科教学，它不能满足国家对外语专业学科所设定的基本学科需求。

4. 结语

《学科分类与代码》的核心要义是学科知识的分工和发展是没有国界的，因而学科涉及的“国家意识”不是狭隘的服务国家即时需要。强调外语学科发展要有“国家意识”应该指的是外语学科的发展要认同国家学科分类所布置的内容，必须站在世界知识体系的角度考虑国家全方位的发展战略需要。作为结语，我们想就学科和国家意识的关系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就外语战略需求而言，国家有两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一个是外语人才的需求；另外一个是外语学科人才的需求。外语专业自然可以也应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专门外语人才。但作为一个学科，国家更期待外语专业学科在自身高度专门化的学科领域里培养出高层次的外语专业学科人才，培养出能与相关的国际知识体系对接、在相关的知识体系里做出中国应有贡献的学科人才。简言之，培养出符合国际学科标准的外语专业学科人才是外语专业国家意识的最好体现。

第二，就学科而言，外语学科必须有的国家意识就是对国家现有的学科布局的认同。鉴于国家学科布局标准是国际通用标准，外语学科的学术分工细节都是国家有关方面根据世界知识体系和国家学科发展战略制定的，衡量外语专业学科的贡献就应该以国际学科标准而不是以非学科性“特色”为准绳。国家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学科与国际学科实现对接，使国家学科发展与国际学科发展同步，使我国各学科的发展成为世界学科发展的一部分，使各学科的贡献具有世界意义。外语学科的贡献应该是指在外国语言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以及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范围内作出的贡献。虽然跨学科是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国家也鼓励跨学科，但跨学科不是跨出自己的学科，而是以自己的学科为基础，通过融合新知识而获得发展。

第三，外语学科发展当然要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参与国家的基本建设。但外语学科的参与应该体现学科特点，不能无视国家的学术分工。讲中国故事当然重要，但按照国家的学科分布，外语学科的任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对象国，研究对象国的文化和其他相关知识。事实证明，我们在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世界各国，要强化对各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这是国家赋予外语学科的任务。外语学科最重要的“国家意识”就是坚持按照学科自身的发展脉络，不甘寂寞，默默地、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国家需要时能够提供学科的一流研究成果。

第四，学科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国家之所以进行学科分类，不仅仅是希望学科能与国际知识体系接轨，也是希望通过学术分工让学者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按照该学科的规律和探究内容，自由发展，独立研究，不追求市场的“时髦”，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所谓的冷僻专业或学科，这只是市场的一时需求所造成的，并不是国家对这些学科的价值判断。学科不是敲门砖，它是国家大厦的一块砖。对于国家来说，任何位置的砖都同样重要。如果要强调学科的国家意识，我们就不应该斤斤计较被一时“冷落”。曾任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的生物学家Bronk的这番话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No one directed Newton to discover the laws of gravitation. No one organized Faraday’s discoveries in electricit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odern electric age. … No one instructed Niels Bohr to pave the way of the production of atomic energy. Many scientific discoveries will elude direction and organization as surely as would the creation of great music or poetry, or sculpture or art（Shapin 2008：171）.

总而言之，外语学科需要讨论“国家意识”，但这些讨论必须首先厘清国家意识和学科关系，不能违背基本的学科常识。外语学科当务之急是如何根据国家学科布局所给定的任务，确立和发展自己的学科意识，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学科的本职工作，研究好自己学科的问题，把自己的学科建设好。

参考文献（参见期刊原文）

引用信息

曲卫国. 2022.国家意识与学科发展［J］. 当代外语研究（1）: 18-26.

《当代外语研究》

主编丨杨  枫

副主编丨甄凤超 杨明明

编辑部主任丨杨  丽

编辑 | 邓梦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