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堂 | 殷企平：外国文学的“新”与“旧”：新文科浪潮下的思考

作者简介

殷企平

      殷企平，1955年生于杭州，杭州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兼任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级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浙江省外文学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高校外国文学跨学科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首席专家。代表性学术成果《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和《“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分别获第六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和第七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外国文学的“新”与“旧”：

新文科浪潮下的思考

殷企平

摘要:“新文科”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怎样考量“新”的价值？“新文科”讲求一个“跨”字，那么何为“跨”？怎么“跨”？我们认为，基于上述这些问题来探讨“新文科”的由来及其走向，将会得到一些宝贵的启示。从18世纪英国文人的共识，到英国著名的“两种文化”之争，再到伊格尔顿关于“新”与“旧”的真知灼见，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有助于反思“新文科”浪潮的历史脉络。如果承认“新文科”这一命名中潜藏着暗礁险滩，那么我们或许能达成一个共识，即愉悦是“跨越”之道。

关键词:新文科；含义；价值考量；愉悦；“跨越”之道

1. 引言

      近几年来，“新文科”浪潮可谓波涛汹涌，在外国文学领域也是如此。许多有关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文章和研讨会，都被冠以时髦的“新文科”名号。然而，越是热浪滚滚，越需冷静思考。从现有的论述来看，有不少对“新文科”的理解停留在表层，尤其是对其历史由来不甚了了，既然不谙由来，就无从展望走向。可知在当今的热潮之下，潜藏着暗礁险滩，最危险的是对“新文科”之“新”缺乏价值考量。有鉴于此，有必要力求对“新文科”的含义进行深入探讨，求得真知。我们认为，“新文科”重在跨学科，即讲求一个“跨”字。那么对于何为“跨”？怎么“跨”？都值得深究。

      “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人们对此的创新热情也无可厚非，但是不以冷静思考和研讨为前提的热潮是难以为继的，甚至会导致触礁沉船。历史上不乏在“新”“旧”转换中胎死腹中的教训，我们必须审慎汲取。对此，本文将从“新文科”最早的定义及其含义说起。

2. “新文科”的由来及其含义

      关于“新文科”（the new humanities）这一术语最早出现的日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似乎都还缺少准星。从笔者找到的资料来看，下面这段考证中的日期比较可靠：

      什么是“新文科”？就我们所知，这一术语最早被用于1991年的一次研讨会中，那次会议由澳大利亚人文研究院在堪培拉举办，其名称就是“超越学科：新文科”。（Fuery & Mansfield 1997：X）

      关于当时与会者心目中“新文科”的含义，澳大利亚学者Fuery和Mansfield（1997：x）教授给出了如下解释：“这一用法显然强调人文学科新近发展所带来的可能性，即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界线，催生多个领域工作者之间交流的新形态和新进程。”对照这一解释，我们会发现如今关于“新文科”的表述基本上与30年前那次会议所主张的并无二致。在当今众多倡导“新文科”的表述中，下面这段出自《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言论比较典型：

      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王铭玉、张涛 2019：004）

      此处，“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跟前面引文中“超越学科”以及“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界线”等说法并行不悖。也就是说，上面这段表述除去增加了“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等话语之外，基本上延续了30年前“新文科”的说法。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即便是30年前的“新文科”，已经不那么“新”了。20世纪90年代的堪培拉大会其实是50年代和60年代“两种文化”之争的延续。1959年，英国小说家兼科学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演讲，其主题是文理之间日趋扩大的鸿沟——学文科的和学理科的互相缺乏了解，甚至彼此怀有敌意，就好像代表了“两种文化”似的，“学文的知识分子为一个极端，而科学家则为另一个极端……这两种人互相缺乏了解，形成了一个鸿沟——有时候（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抱有敌意和厌恶情绪，但是最多的是相互间缺少了解”（Snow 1959: 3）。由于斯诺在演讲中还流露出对理工科的偏爱，因此激怒了当时英国的文坛巨人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后者足足准备了三年，也在剑桥大学发表了演讲，题目是《两种文化？查·珀·斯诺的意义》（Two Cultures? The Significance of C. P. Snow, 1962），其中针对斯诺主张用科学学科——斯诺认为“科学家们骨子里就代表着将来”（Snow 1959: 12）——带动其他学科的观点，提出了另一种跨越文化鸿沟的办法，即在大学建立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应该设立于富有生命力的英文学院”（Leavis 1962: 29）。其理由是英文学院最有助于人脑的基本活动（包括智力活动和情感活动），“没有这种基本活动，科学大厦的巍峨耸立是不可能的”（同上: 27）。利维斯和斯诺之间尽管是唇枪舌剑，其实他俩都赞成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跨越不同系科的界线，也就是跨越文化鸿沟。也就是说，他们争吵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引起了一场波及大西洋两岸的、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并激发了许多国家在跨学科方面的高等教育改革。这在斯诺本人五年之后的一次回顾中可见一斑：“在耶鲁、普林斯顿、密西根和加利福尼亚，世界级的科学家在向非理工科学生授课；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理科学生正在认真学习人文学科”（Snow 1964: 69）。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这类跨越学科界线/文化鸿沟的改革不仅风行于美国，而且在英国也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从1963年起就推出了“文理渗透项目”（Arts/Science Programme），而时任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长的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教授则设计了“博雅教育课程”（liberal education courses），即一种以专业为核心、并不断向外“辐射”的课程结构；伦敦大学的罗纳德·巴尼特（Ronald Barnett）教授也设计了一个类似的课程，称其为“思辨型交叉课程”（Critical Interdisciplinarity）（殷企平 1995:125-140）。由此可见，“新文科”有其历史由来。我们有必要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从而确保“新文科”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诚然，当今世界可谓日新月异，可是就跨/超越学科这一理念而言，如今的“新文科”跟30乃至60年前的情形大致相仿，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参照前人的做法，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尤其是在对于指导性原则的具体表述上要慎之又慎。就以前面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报》的那段话为例，其中“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这几句就值得商榷。试想：“新文科”难道就该仅仅以需求为导向吗？在“新文科”口号响彻云天之前，我们就没有交叉融合吗？“支撑引领”这样的提法很好，但是它跟“以需求为导向”是否有矛盾之处呢？倘若那篇文章的作者充分借鉴了“两种文化”之争，以及随后各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就可能意识到“以需求为导向”这样的提法过于简单。在“两种文化”之争以后，世界上许多高校其实都遵循了如下常识：高校办学依赖三条“力”之合，即学科内在逻辑（the inner logic of a discipline）、学生/家长的需求和用人单位的需求这三方力量的平衡。在“新文科”建设中，这三条“力”同样缺一不可，否则会导致办学体系的崩溃。同此，“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这一句也值得斟酌。须知在“新文科”术语问世之前，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就已经存在了，而且许多交叉融合是自然形成的，或者说是自下而上形成的。上引文字给人以一种只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来形成交叉融合的感觉，并且忽视了学科内在逻辑的力量，这不能不是一种缺憾。就拿文学学科来说，其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会导致它跟周边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皆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两种文化”之争的主角之一利维斯主张让英文学院作为大学的中心（参见本文上一小段），其理由是文学学科最接近人类意识的中心：

      ……大学不仅仅是一些不同专业系科的搭配——它也应该成为人类意识的中心：洞察力、知识、判断力和责任感都构成了人类的意识。（Leavis 1962：29）

      确实，“洞察力、知识、判断力和责任感”构成了人类意识的要素，而文学学科最能体现这些要素。更重要的是，文学在体现这些要素时，已经或必然会融入其他许多学科的视角，或者说跨入其他多个学科。文学就是人学，而人学——包括对洞察力、知识、判断力和责任感这些人类意识的研究——本身就涵盖着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多学科的融合（本文第三小节还会就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因此，要吃透“新文科”的含义，还须对“新文科”之“新”做一番推敲，这将是我们在下一小节中的主要任务。

3. 对于“新”的价值考量

      “新文科”带着“新”字，这是否意味着只要创新，就万事大吉了呢？“新”是否一定就比“旧”好呢？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我们经常要面对“旧”作家、“旧”作品，难道这就违背“新文科”精神了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不妨从特里·伊格尔顿关于“新”与“旧”的论述说起。他在《如何读文学》（How to Read Literature, 2013）一书中曾经这样说道：

      对一些文学批评家来说，创意举足轻重。一件作品越是与传统和惯例决裂，越是真的有新意，我们就越有可能给予高度评价……然而，片刻的反思就足以让我们对此产生怀疑。（Eagleton 2013：175）

      伊氏此处指出了一个文学研究中的陷阱，或者说很多研究者的一个通病，即一味求新。事实上，不仅文学研究，而且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新”与“旧”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辩证的。“新”并非绝对好，“旧”也并非绝对坏。就像伊氏所说的那样，“并非每样新东西都是珍贵的。化学武器是晚近的产物，但为之欢欣鼓舞的人却不多。反之，传统的东西也并非都是沉闷乏味的”（同上）。在文学领域，我们研究对象中的大部分都带有文化遗产性质。一谈到遗产，人们首先想到的很可能是“传统”“往昔”和“回顾”这样一些概念，可是正如伊氏所说，“遗产既意味着向后看，又可能引起未来的巨变。习俗也并非总是僵硬的，违背自然的。‘习俗’一词最干脆的意思是‘走在一起’，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汇集，就不可能有社会存在，遑论艺术作品”（同上：175-176）。此处的“习俗”在英文原文中是“convention”，它还有“常规”“惯例”的意思，更有“正式会议”的意思，两者都意味着“汇聚”和“融合”。换言之，习俗/遗产不仅意味着古今沟通，更意味着与未来沟通。

      对于“新”的价值考量，曾经是18世纪英国文坛上的熟悉话题。根据伊格尔顿的考证，当时的英国文人们在这方面有个共识，即“求新是一种怪癖”，而且“道德真理无所谓新旧”，“数百万男女在过去数百年里都认定的真理，必定比某些新奇的概念更值得尊敬”（Eagleton 2013：175-176）。依笔者之见，这也应该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识。当今社会，以“新”标榜的事物层出不穷，却往往不如一些“老话”和常识，这是因为后者经过了千百年的淬砺，积淀着数代乃至几十代人的智慧。用伊氏的话说，“某个两眼发直的天才可能会在凌晨两点凭空想出什么主意，但是它不可能胜过人类的普通智慧。不管在何处，人性总是相像的，总会像荷马和索福克勒斯描述的那样，不会有真正的改进”（同上：176）。言下之意，智慧是不能用“新”与“旧”的标签来衡量的，而讲求智慧，或体现智慧，往往是艺术的特性，文学艺术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可以找到艺术与科学的区别：“科学会进步，但是艺术不会。契合之处比分歧更值得关注，共性比个性更有分量。艺术的任务是为我们提供生动的形象，以揭示我们已经熟悉的东西”（同上）。也就是说，揭示“旧”东西——即伊氏所说“我们已经熟悉的东西”——是文学艺术的任务，无非揭示的手法比较生动/新颖罢了。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为芬尼根们守灵》（Finnegans Wake, 1939）来说明这一点，恐怕再有力不过了：

      很难想象比《为芬尼根们守灵》更新得惊人的作品了。确实，我们很难一眼就看出它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事实上，《守灵》这部书汲取了全部被摸熟了的文字。它新就新在组合这些文字的古怪方式。就这一意义而言，它只不过更张扬地做了所有文学作品一直在做的事情。（Eagleton 2013：179）

      上引文字也出自伊格尔顿的手笔，他用令人信服的例证表明，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是“新”还是“旧”。伊氏（Eagleton 2013：181）的下面这段文字说得更为明白：“假如优秀文学永远只是开拓性文学，那么我们就会被迫否定许多伟大文学作品的价值；从古代田园诗和中世纪神秘剧，到十四行诗和民间歌谣，莫不如此。”当然，具有开拓性，或者说具有新意，也应该是评价文学作品的一项参照依据，但是不应作为唯一的依据，更不应作为永远的依据。

      在“新文科”建设中，上文所涉话题也是每位外国文学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事实上，在“新文科”热潮兴起之前，我们已经面临类似的问题——常常有人这样质疑：在当今世界，在高校课堂讲授莎士比亚还有价值吗？笔者本人也曾多次收到来自一些学生、学生家长乃至部分高校领导的建议，要求在课堂上只教授“鲜活的语言”，而把莎士比亚留给少数专家去研究，其理由是后者已经老朽，跟社会的现实需求相去甚远。可以想见，类似的主张会在“新文科”浪潮中再次出现。即便还未出现，我们也要做好回应上述质疑的准备，至少要准备回答如下问题：在强调需求导向的今天，传授/阅读较古老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否违背了“新文科”的精神呢？回答自然应该是否定的。以莎士比亚英语为例，它不仅没有死去，而且鲜活地存在于当今日常英语的方方面面，或者说已经渗入日常英语的角角落落。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如今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并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英语中有许多是来自莎士比亚的。例如，“It is Greek to me”（这对我来说是一本天书）这一句话常挂在人们的嘴边，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起源于莎剧《裘力斯·恺撒》（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1599）；剧中人物凯斯卡和凯歇斯有一段对话，后者询问有关西塞罗言谈的主旨，而凯斯卡干脆用了“it was Greek to me”这一表述（西塞罗说希腊语，所以凯斯卡犹如听天书）。（Shakespeare 1987: 1094）又如，很多英美人喜欢使用“the better part of valor is discretion”（谨慎即大勇）这一成语，却不知道它也是来自莎士比亚，即出自《亨利四世上篇》（Henry IV, Part 1, 1598）人物福斯塔夫之口（Shakespeare 1987: 294）。这些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学经典的当代性，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就文学而言，“新”与“旧”之间很难划出一条界线，皆因两者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似“旧”的作品，却能对当代的新人言说，这本来就是文学的奥秘所在，外国文学也不例外。关于一个国家学习他国文学的意义，19世纪英国文豪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曾经这样说道：“知彼才能知己, 知己才能改错, 才能获得拯救”（Stone 1997:1）。此处的“彼”，也应包括古代外国文学。对于这一点，对阿诺德推崇备至的美国学者唐纳德·斯通（Donald Stone）有过十分出色的阐释。他认为“文学是一个过去和现在之间永不完结的对话，它应该不断接受考验，在代代相传中新意迭出。像阿诺德和伽德玛一样, 斯通在希腊文化中——尽管那是古老的异国文明——看到了最永恒的‘现代’观”（转引自殷企平、陈姝波 2002：104）。斯通为此提出的理由是：“过去文化作品中对真理的主张和公共价值观永远具有现代性”(Stone 1997:117)。当然，昔日的主张和公共价值观并不都是正确的，甚至还会有不少谬误，但是它们至少能激发我们的思考，并与我们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而这种对话历久弥新。

      总之，“新文科”之“新”并非一味排“旧”，而往往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这在外国文学领域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4. 何为“跨”？怎么“跨”？

      前文提到，“新文科”讲求一个“跨”字，那么何为“跨”？怎么“跨”？我们还须进而提问：在外国文学领域中，“新文科”建设中的“跨”又该如何落实？

      关于“跨”的旨趣，很少有人比金衡山教授表述得更为生动，更富有哲理。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跨学科之“跨”乃是一种存在的必然，是世界构成的本源，是文化的底色，是生活的原味。作为“人学”的文学……在“跨”行为的过程中，其丰富性、饱满度和真实素会自动绽放。（金衡山 2021: 88）

      此处的关键词是“必然”“本源”“底色”“原味”和“自动”。也就是说，文学——包括外国文学——必然会跨入其他学科。“跨”乃学科内在逻辑使然，无须太多来自外部的推动，或者说“跨”首先是“自动”的行为。

      那么，“新文科”建设是否就不需要了呢？当然需要，可是得讲究“跨”的方式。上文其实有个“潜台词”，即传统文科建设并非不“跨”。既然都得“跨”，那么“新文科”之“跨”就必须从传统文科之“跨”推陈出新，否则“新”就无从谈起。更确切地说，“新文科”建设必须吸取以往跨学科举措中的经验教训，尤其要祛除原先一些顶着“改革”之名的弊端。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高校试行过不少带有跨学科性质的课程改革，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开设各种各样的通识课程。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通识课程”相互之间缺少有机联系，更谈不上与专业课程之间的联系——在理论上自然会有联系，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没有确保它们互动的机制。更具体地说，很多学校只是开出了五花八门的“通识课程”，而任课教师间缺少沟通，各开各的课，很少顾及所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联系。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开设通识课程，不如说是“摆学摊”；摊子越摆越大，而帮助学生融会贯通的实际环节却越来越少，更何况在如今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摊子再大也无济于事，因为学生的有限精力和有限学时绝不允许他们修那么多的课程，因而无法实现（学科之间）真正的跨越。

      要实现真正的跨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前文提到的阿什比及其“辐射型课程”就值得借鉴。他这样描述这类课程：

      我认为可以把专业学习（无论什么专业：冶金学也好，牙科学也好，挪威语也好，全都一样）作为核心，在其周围簇拥着与专业学习有关的博雅教育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必须和专业有关；通向文化的道路应该贯穿一个人的专业，而不是绕过专业。（Ashby 1966: 84）

      此处的“文化”特指博雅教育，或者说一个人在接受博雅教育后的修养。阿什比用“贯穿专业”和“绕过专业”的两相对比，精辟地点明了他的“辐射”理念。那么，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这种“贯穿”或“辐射”是怎样实现的呢？巴尼特设计的“思辨型交叉课程”（见本文第一小节）为阿什比的理念做了很好的脚注。按照巴尼特的课程设计，任何学科首先要有一个凸显本学科属性的专业课程计划及其核心知识和技能，而“别的学科”——即核心课程之外的学科——都可以发挥“审问者”（interrogators）的作用：

      这些学科就像审问者——历史学、美学、伦理学、经验科学、数学或任何学科都可作为审问者；它们被选来做真正的批判工作或照明工作。它们的批判力量不是来自学科内部固有的特点，因为任何学科在原则上都可以被召来做这种工作。它们的力量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批判的武器，它们显示了接受批判的学科的局限性。它们的力量来自批判本身。（Barnet 1990:186）

      根据上述理念，我们可以为（外国）文学学科勾勒一个“思辨型交叉课程”结构图（虽然巴尼特并没有这样专门勾画文学学科，但是这一构图体现了他的思想）。

图1 文学学科的“思辨型交叉课程”结构图

      图1表明，文学学科牢牢占据着核心课程的地位，但是它随时会受到来自其他学科的“审问”。例如，文学课堂上会自然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文学是什么？该问题自然而然地导入哲学领域——在探究某个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涉及了本体论话题，而本体论是哲学学科的支柱之一。又如，教师在课堂上讲解某部作品时，必然会涉及相关历史时期的特征等，这就会引导学生把目光投入史学领域。再如，当课堂讨论围绕文学家的审美趣味而展开时，势必需要借用美学领域的原理、方法和视角。教师还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引导学生跨入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法学、地理学和生态学，等等。这好比随时打开专业核心课程的窗户，从邻近学科借助光线，照亮自身学科，弥补自己学科的不足。

      除上述方法之外，跨学科研究/教学还须注重每次跨越过程中的愉悦（pleasure）乃至游戏性（playfulness）。诚然，知识的开拓和传承有其严肃性（尤其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但是也离不开研究/教学者愉悦的身心状态，离不开愉悦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奥尔特（Robert Alter）教授曾经就全球知识环境做过如下评论：“对游戏性的忽略是一种症状，它表明我们的知识氛围过于沉闷。例如，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里面就没有游戏性的立足之处……”（Alter 2004: 11），奥尔特是在将近20年前说这番话的，可是他所指出的症状仍然存在。那么，我们是否能借“新文科”东风，来改变上述症状呢?

      依笔者之见，“新文科”之“跨”正好能带来愉悦的春风。更确切地说，愉悦是“跨越”之道，是“跨越”的必要前提。此话怎讲？我们不妨借助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评价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一句话来做铺垫：对华兹华斯来说，“愉悦是生命本身的关键属性”（Trilling 1963: 77）。探究生命的奥秘，这是每个学科直接或间接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使命，非依靠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不可，也就是要跨越尽可能多的学科。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愉悦就是学科交叉/跨越的必由之路——既然愉悦是生命的关键属性，那么旨在通向大生命观的学科交叉又怎能忽略这一属性呢？忽略了愉悦，就会导致知识氛围的沉闷，也就会导致视野的狭窄，而这正是与“新文科”之“跨”背道而驰的。

      还须强调的是，“跨越”有赖于愉悦的判断最能体现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丹尼斯·吉甘蒂（Denise Gigante 2010:xiii）教授说得好：“诗歌给作为整体的人带来愉悦，而不是服务于某一门专业知识。事实上，愉悦使人振作，这是因为想象的愉悦本来就是综合性的。” （Gigante 2010: xiii）吉甘蒂此处所强调的“综合性”“作为整体的人”以及“不是服务于某一门专业知识”都渗透着跨学科意识，渗透着整体意识，而这些又都得益于愉悦。“愉悦使人振作”（Pleasure pulls man together）这句话尤为精辟，因为“振作”意味着调动人身上所有的精神力量，以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这显然超越了任何单个学科所能提供的力量。换言之，愉悦所调动的力量远远超过某个学科的知识。不仅如此，愉悦还能导向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即智慧。雪莱（Shelley 2002:139）有过一句名言：“诗歌总被愉悦伴随着。当愉悦降临时，人就会敞开心扉，迎接智慧，而智慧总是交织着乐趣。”此言可谓切中肯綮。没有愉悦，人类恐怕难以抵达智慧，甚至不会去迎接智慧，而智慧就像生命一样，是任何单个学科都无法囊括的。

5. 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有助于反思“新文科”浪潮的历史脉络。它提醒我们冷静思索，谨慎探索，从而少走弯路。最需谨慎的是对于“新”的价值考量，最需探索的是“跨越”之道，最须提倡的是作为“跨越”之道的愉悦。还得加上一句：“新文科”建设必须依靠两个积极性，既要有自上而下的积极性（如发文件、开大会等），又要有自下而上的积极性（如基层组织乃至教师个体自发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和教学实践），而愉悦是后一种积极性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参见期刊原文）

引用信息

殷企平.2022. 外国文学的“新”与“旧”：新文科浪潮下的思考［J］.当代外语研究（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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