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文刊载于《当代外语研究》2023年第1期。

编者按：就“外国文学”这一概念的范畴而言，可分为“原初的外国文学”和“中国的外国文学”两种形态。所谓“原初的外国文学”，指的是国外不同时期的作者，运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自己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针对其所生存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和个人体悟进行的文学实践的产物。而当外国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入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中时，经过翻译、阅读理解以及讲授传播过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蕴含着中国思维方式，具备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特色的新形态，也可以说已经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文化因子和文学现象。百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外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外国文学”总体上呈现出了三大本质性的特征：一是外国文学在救亡图存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引入中国，决定着其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它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历史发展要求的；二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都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三是在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因子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外国文学中国化”是个特定的概念和学术范畴。上海交通大学刘建军教授近期出版的《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六卷本），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通过50多个专题，系统地、全方位地总结和揭示了外来文学进入现当代中国文坛并成为中国的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特规律。该系列著作出版后，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现集中刊发几篇知名学者的评论文章，以期将该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翻译与外国文学的“中国化”：

异质同构与话语生产

查明建

翻译，是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的重要途径，是“异质同构”的重要一步。“异质同构”是外国文学“中国化”的主要方式。所谓“异质同构”，就是将“异质”的外国文学，通过翻译、评论、阐释、经典化等方式，纳入中国的文学、文化系统中。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化。翻译文学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从翻译前的文本选择、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到译作完成后撰写的序跋、对作品的评价和价值阐释，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主体对原作的某种需求和本土化、时代化的改造。

将外文作品转化为中文译作以便于中国读者阅读，这是外国文学“中国化”的第一层次，是表层次的“同构”，还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才能在“质”的意义上使外国文学真正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系统中，与中国文学、文化“同构”。

较深层次的“同构”方式，是译文内外的操纵。删减、增添、改写等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是译文内的操纵。序跋、前言等形式的副文本，则是译文外的操纵。译作序跋之类的文字，因是从整体上对作品的评判，直接影响和规导了读者的阅读、接受取向，因此比增删、改译等文本层面的操纵，力度更大，对读者的影响也更显著。

翻译以及译者的序跋、文学界对作品的评论、阐释等，是外国文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展开。而外国文学的“经典化”，则是“异质同构”的典型现象，也是外国文学更深层次的“中国化”过程。

经典化的途径包括文学评论、舆论宣传、推荐书目、进入大学文学教育、写入文学史、编入“外国文学作品选”等方式。外国文学的经典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历时性的不断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其经典地位和影响力在20世纪中国不同时代的高低起伏、升沉变迁，生动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代特征。综观20世纪中国不同时代所建构的外国文学经典谱系，考察其形成的潜在脉络和文化逻辑，就会发现，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进程、不同时代主流话语高度吻合，而成为“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欧美文学（或曰外国文学）”（刘建军 2020:2）。

“话语生产”是外国文学“中国化”的深度模式，也是外国文学经典化的目的。“经典化”，就是将最便于，同时也最切合于自己需要的外国文学，推崇至经典地位，作为话语生产的思想资源。其目的，一方面是支持已有的主流话语，与中国文化系统中的社会话语、政治话语、文学话语形成互文、互动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中国化的“外国文学经典”，生产本土文化所需要的新话语。经典的建构需要主流话语的支持，也是通过主流话语方式来建构的；而所建构的经典又服务于主流话语，生产主流话语所需要的新话语。如此，话语与经典之间就形成相互作用、互动共生的关系。

 “外国文学中国化”命题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对外国文学的选择、吸纳和扬弃，还在于创造和创新。我们可以将外国文学“中国化”后的种种结果——即借鉴、吸纳、消化了外国文学后的中国文学——再放置到世界文学系统中进行考察和分析，从世界文学视野中进一步阐释外国文学“中国化”的意义。比如，我们不只是单向度地看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生死疲劳》之间所谓“影响与接受”的关系，还应将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生死疲劳》放置在当代世界文学系统中，看其对《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的影响——莫言的作品为《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的解读和意义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阐释空间。如此，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就形成了“家族相似性”意义上的互文关系，它们相互照亮，相互阐释。

在刘建军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对“外国文学中国化”命题进一步思考，就通向了另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文学‘世界性’与世界文学意义研究”。我们还可进一步思考：外国文学的本土化，应该是世界文学中的普遍现象。20世纪外国文学的“中国化”进程中，哪些属于文学翻译和文学国际传播的共同特征，又有哪些属于中国的独特性内容？这为翻译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刘建军. 2020.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查明建

查明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任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译协副会长，上海市外文学会会长，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美国哈佛大学“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学者，上海市“领军人才计划”、“浦江人才计划”学者，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获得者，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师德标兵”、“‘四有’好教师”（提名奖），上海市高校精品课程“比较文学”主持人，上外十大人气公选课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论、翻译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著作有《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1898—2000》（上、下卷）、《一苇杭之：查明建教授讲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等，译著有《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什么是世界文学？》《非洲短篇小说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