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文刊载于《当代外语研究》2023年第1期。

编者按：就“外国文学”这一概念的范畴而言，可分为“原初的外国文学”和“中国的外国文学”两种形态。所谓“原初的外国文学”，指的是国外不同时期的作者，运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自己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针对其所生存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和个人体悟进行的文学实践的产物。而当外国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入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中时，经过翻译、阅读理解以及讲授传播过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蕴含着中国思维方式，具备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特色的新形态，也可以说已经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文化因子和文学现象。百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外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外国文学”总体上呈现出了三大本质性的特征：一是外国文学在救亡图存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引入中国，决定着其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它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历史发展要求的；二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都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三是在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因子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外国文学中国化”是个特定的概念和学术范畴。上海交通大学刘建军教授近期出版的《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六卷本），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通过50多个专题，系统地、全方位地总结和揭示了外来文学进入现当代中国文坛并成为中国的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特规律。该系列著作出版后，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现集中刊发几篇知名学者的评论文章，以期将该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探索和创新了文学领域“中国化”问题的研究阐释

张  冰

“外国文学中国化进程与中国话语建设”是个特别值得深思的议题。刘建军教授主持的最新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成果，六卷本的《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提出很多分析和论见，特别是从学术理论建构到个案解读实践，对文学领域“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阐释。

其一，不同民族的文学有不同的发展和特点，各民族文学又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处于相互联系交流之中。任何异质文学间的交融都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发展空间，也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学能够独立于传播者和接收者共处的思想文化时代。探讨外来文学文化的中国“本土化”问题其实研讨的是在外来文学文化的接受过程中，如何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新的、独特的欧美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探讨的是中国自身的现当代文学现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探讨的是欧美文学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语境下成为中国文学文化重要组成并与中国新文化建设相互融合的过程。

《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正是基于“中国化”中“化”的本质是扬弃意义上的“融化”，“中国”则是指百年来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中国”这样的认知，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何为文学领域，何为欧美文学的“中国化”问题。

其二，《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提出，“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在于任何外来文化被引进到中国来，都必须与现代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必须要在自己强大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极其富有创见性。

俄国文学理论家维谢洛夫斯基早在19世纪下半叶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学时就曾指出，（文艺复兴）“运动被接纳及其取得的成效说明，生活本身随时准备竭尽所能助力于有机发展的内部要求”（Чугунов 2016：100）。所以，不难理解20世纪上半叶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命运。“国人最初是惊羡于俄国寓言的机警犀利，继而慨叹于虚无党小说对帝制的无畏反抗，进而震惊于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博大深邃与安特列夫等文学新人的吊诡幽深。从俄罗斯文学中，中国人发现旧俄专制的国情与中国传统社会是那样的相似……境遇共鸣与探求异质文化的驱动力越来越大”（秦弓 2009：208）。 当然这其中也蕴含着中国文学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掀起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文学革命运动中爆发的强烈的建立新文学，建立新的现代文学的自觉的精神诉求。

俄罗斯对于中国文学的接纳同样如此。十月革命后，“亚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各国人民被看成俄国和西方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中国开始被俄国新的当政者在寻找同西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同盟军的总方针的范围内来加以考察了”（卢金 2007：145-146）。 积极的“接受环境”正是维谢洛夫斯基强调的文学交流中外来文学成功进入异域的必要前提，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外来引进要求于接受者的不是一块空地，而是迎汇的潮流，是相似的思想潮流和相近的想象”（Веселовский 1889：115-116）。不同的接纳环境产生的是不同的接受影响，“外来借用论与自我生成论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彼此补充，因为吸收外来影响不可能在接受的环境中没有倾向于这种影响的所谓的迎汇潮流”（Веселовский 1989: 404）。

其三，“中国化必须要在自己强大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刘建军 2020：6），刘建军认为，欧美文学乃至外国文学“中国化”的进程，也是促使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的进程。汲取外来文化和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化与文学中的现代化思想，才能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成并得到强势发展。 确实，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中国自身本土强大的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并不是简单直接地包容和接受，正如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所说，主导社会的强势文化“习惯于接受通顺易懂的译文，把外国文本中的价值观隐匿在本国的价值观中，令读者面对他国文化时，还在自我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Venuti 1995）。

其四，“中国化的核心内涵是外来文学在新文化语境下的变异、再造与新建，其本质是欧美文学在中国译介和阐释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话语形态；‘中国化’既包含着指导思想的中国化，也包含着具体学科领域的中国化”（刘建军 2020：6）。《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关于欧美文学“中国化”核心内涵和本质特征的阐释说明，语言不是单纯的意义象征和符号形式，话语形态是现实的能动过程，其中包含着具体的、现实的强大支配力和作用力。而对于中国话语形态构建的强调，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在谈到不要盲从西欧汉学家关于中国的认知时说：“如果我们还是盲目地重复法国人或德国人写的东西，那么，重复他们那些早已为人所知的文字将使我们永远倒退，而我们的智力将永远停留在模仿别人那些常常是奇怪而且荒谬的文字上”（李伟丽 2017：006）。

总之，六卷本的《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成果，探索和创新了文学领域“中国化”问题的研究阐释，探索研讨了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现象。其不仅仅是研究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的比较史，不只是单纯地研究欧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接受史，而是史论结合的学术史和社会思想史，其阐释探讨对我国的中外文学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研究，都有重要的启迪和意义。

参考文献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 Н. 1889. Разыск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русского духовного стиха[M]. Вып. 5. Спб.: тип. Имп. Акад. наук.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 Н. 1989.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M].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Чугунов，Д. А. 2016. Об истоке и рождении «теории встречных течений» А. Н. Веселевского [J]. Вестник ВГУ. Се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3): 99-101.

Venuti, L. 1995.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Routledge.

秦弓. 2009.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亚·弗·卢金. 2007. 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和形象（刘卓星、赵永穆、孙凌齐、刘燕明 译）[M]. 重庆：重庆出版社.

刘建军. 2020.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伟丽.2017. 比丘林的中国文化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报（12-11）：006.

作者简介

张  冰

张冰，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俄语教学》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部主任，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俄罗斯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秘书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汉学及翻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