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德培：从《寂静的春天》到美国环境史三杰
环境史领域的美国学派
濮德培 著 韩昭庆 译
环境史的其中一个源头是美国的边疆史学派，也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期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完成了对美国边疆史研究产生影响的名作。根据特纳的观点，不断向西部边疆地区的扩张运动产生了一类特殊的人群——美国人，他们崇尚进步、独立、不受社会习俗和政治法规约束的自由。这种特殊的美国人性格自第一代殖民者到来后一贯如此，但在1900年左右，随着地广人稀区域的减少导致边疆地区的消失，这种社会类型受到了威胁。
像马克·布洛克一样，特纳把社会的心理特征与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实际上，19世纪美国和法国之间类似的经历激发了对这种类型的分析。在美国，众多来自意大利、爱尔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以及穿越太平洋而来的亚洲移民的涌入弱化了原来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民族，充斥着劳动阶层的大城市的兴起把欧洲的阶级冲突也带到这个新的国度。就像法国的犹太人一样，这些美国的新移民也被怀疑不忠诚，并被看作逐步削弱原住族群的低级人群。特纳和布洛克都把自己看作保护他们团体重要特征的爱国者。然而，作为一名犹太人，布洛克与正统的法国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而特纳则为创建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战。
特纳代表作
许多学者攻击特纳的论文有种族偏见，因为它只关注白人男性，忽视了那些在欧洲人到来前居住在美洲大陆上的众多民族。不过他们仍然认识到，美国人在边疆扩张的经历强烈地影响了美国经济、聚落格局以及美国人对于自然界的态度。
不像年鉴学派那样强调自然力量对人类发展构成的约束，美国史学家们直到最近还在赞扬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改变了地貌景观，并继续开发自然资源来为快速发展的经济服务。美洲大陆似乎蕴藏着非常丰富的资源，可任由资本主义无限扩张。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有人就已经提出异议，警告工业和化学技术实际上破坏了自然的秩序，而不是产生财富。自然科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注意到，自从人们在农场和公园中引进DDT用作杀虫剂之后，她再也听不到房前屋后的鸟叫声了。她于1962年出版的著作《寂静的春天》，记录了杀虫剂对所有动物生命产生的有害影响（更多的讨论详见第四章）。《寂静的春天》引起了大众的强烈反响，并促成了环境运动的诞生，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这种大众意识才开始影响到历史的写作。
《寂静的春天》
当代史学明确地把对环境的关注当作中心议题是由一群史学家来完成的，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书籍。其中最著名的三位是威廉·克劳农（William Cronon）、阿尔费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和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
他们的研究显示，北美的环境问题远比战后有毒的化学物质事件更为复杂、深远。甚至可以说，从美洲大陆上最早的聚落开始，不管是好是坏，人类就已经开始改造自然环境了。原始的美洲土著为了捕捉大型猎物，用火烧毁了许多森林和草地，通过对火的利用，他们改变了在这些地区生活的动植物种类。但是17世纪来到这里的欧洲殖民者却把美国看作“荒野”，这片荒野上，很少有人类，但是蕴藏着丰富的木材、动物、水和谷物，这些资源看起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但是对这些欧洲人到来之前就住在美洲大陆上的土著而言，发生了什么呢？阿尔费雷德·克罗斯比和其他学者认为，他们经历过一次灾难性的人口衰减，那次减少的人口多达原来人口的80%。美洲大陆并不是到处都人口稀少的，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大约两三千万的人就曾经住在墨西哥和美国的西南部。但是，这些定居的农业人口极易受到来自欧洲的宿主带来的诸如天花之类疾病的侵害，他们因此大批地死去，使得剩下的人无法抵抗新的征服者，并为他们留下大量荒废的土地。克罗斯比指出，除了疾病，他们还受到“旅行箱里的生物群”的致命影响，这些生物包括随着欧洲轮船一起过来的老鼠、烟草、猪、山羊和其他生物。由于新到来的物种没有竞争对手，故它们取代了田地和森林里的原生物种，破坏了美洲土著的居住环境，并为欧洲农业方式的移植扫清了道路。
在新英格兰地区，美洲土著面对的是坚定的开拓者，这些开拓者带来不同的生物组合，对待财产权的态度也与美洲土著相异。
威廉·克劳农在题为《土地变迁：印第安人、殖民者及新英格兰的生态学》（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的研究著作中，描述了17世纪新英格兰地区欧洲人与美洲土著从最初的合作（这也是感恩节的来历）到互相激烈争夺土地的过程。美洲土著不相信私有财产权：事实上，他们让许多人为着不同的目的使用同一块土地。土地的使用价值对于他们的生存而言意义重大，远甚于强制的合法权利。欧洲来的殖民者认为这种利用土地的方式纯属浪费，他们坚持在不同的田地之间竖立篱笆和石头墙，以便划清各自的界线，他们还打算用专业化的单一的谷物、水果和牧场取代土著农业的多样化作物种植方式。这种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并没有导致大型工业生产的集聚，却促成了土地使用方式的巨大改变。
《土地的变迁》
克劳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以芝加哥市为例，描述了快速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他利用马克思主义“第二自然”的概念来显示他对诸如谷物、肉类和树木等自然产物商品化的关注。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是自然的产物，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与其他物种一起生长。但是由于工业化对食物、肉类和木材的大量需求，东部沿海地区把它们变成了供应给全国市场的商品，森林变成木材，猪变成加工好的肉，琥珀色的谷物变成可以计数的袋子，贮存在谷仓里面，等着在未来市场上被投机买卖。铁路在把美国广袤的中西部与中心城市芝加哥连接起来的过程中也起了关键的作用，并把这些加工过的货物运输到纽约、波士顿、费城和华盛顿等地。他们创造了标准的时区、称量谷物和肉类的标准重量、标准的价格和标准的生产方式。和他第一本书揭示了欧洲聚落与新英格兰土地利用的转型一样，克劳农这项关于芝加哥的研究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美国中西部土地利用的剧烈变化也联系到了一起。
《自然的大都市》
唐纳德·沃斯特在《帝国河流：水、干旱和美国西部的增长》（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West）中讨论了更远的西部地区：密西西比河西岸的干旱地区。他为干旱与美国西部定居者的帝国特点之间的联系增添了新的关注点。美国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于中西部，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资助，不动用美国军队消灭那些抵抗的土著人民，这些干旱地区就难以耕种。沃斯特讲述了一个比吹捧芝加哥市的乐观看法要黑暗得多的美国资本主义，他不谈由城市消费者的需求驱动的技术的必然进步，而是演绎了一个由政治驱动的有关垃圾、压迫、暴力和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自然与人群进行控制的故事。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最近在写州际铁路的开发过程中，也发现铁路不但没有促进资本主义合理的进步，反而与财政欺骗和政治腐败紧密相关。
《帝国之河》
自从特纳描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把一个空旷的荒野变成文明的聚落的故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走过很长的路，却意外看到许多有关资源匮乏、移民的重大损失、与军事冒险相结合的公司资本主义的腐败和暴力，以及最终将带领美国人跨越太平洋到亚洲去的帝国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边疆学派原来是赞扬美国的富有，现在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施加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的约束，以及违背自然规律会带来的危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观点最终与年鉴学派有关欧洲近代早期的观点越走越近。
年鉴学派和美国边疆史学派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互相抵牾，但是他们都关注人类和赖以谋生的自然产物及其生活环境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关注前工业革命时代的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发现了许多地理和气候对人类活动的约束，以及人类对其特定环境的频繁适应。美国历史学家发现了近代以来自然界发生的更剧烈的变化，但对可能把我们引向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的生态影响却盲目自大。两者都谈到了人类生存环境这个全球性的问题，不过是从各自国家的视角来探讨的。这两个学派为我们创造了内涵丰富的词汇，并且也为打算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环境史学家们提供了许多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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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谈社 中国的历史”两岸学者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