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回顾 | “国家与文明”：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问题
“国家与文明”
专题回顾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会上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习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20世纪以来引起长久学术争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对于传统文献史学而言，似乎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但对于现代史学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文献记载支离破碎无法在现代史学方法论中得以自明；另一方面，因为讨论对象差异、学科背景不同、学派师承有别所造成的理解分歧，造成诸如“国家”、“文明”之类的概念与阐释理论长期以来人言言殊。因此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不同学科各自表述的阶段。自上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出现并介入中国上古史重建研究之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被科学地提出，并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基础材料的积累而逐渐明晰。
2020年春季学期，文研院曾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开设“国家与文明”学术专题，尝试梳理近年来学界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重要进展。本专题前后推出文章、访谈共14篇，收获了读者的好评和关注。今日，我们特将本专题的文章进行回顾，以飨读者。
国家与文明01
苏秉琦：六十年圆一梦
苏秉琦先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同时，也对考古学的学科使命和历史任务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建立新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目的就是要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它为骨干来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在本文中，苏秉琦从宏观、微观两个面向，自述其六十年研究历程——从对器物的研究至考古文化研究，从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至文明模式与文明起源研究，最后升华至古史重建。→跳转阅读原文
左图：仰韶文化遗址中唯一一个保存完整的遗址——半坡遗址
右图：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陶器
国家与文明02
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
基于考古工作所发掘出来的新材料，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的文明起源与西方的文明起源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他将其分别称为“连续性”和“破裂性”。在连续性的起源中，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宇宙中所有的存在都存在普遍的有机联系，文明的发展依赖于人与人关系，而且普遍联系的宇宙观念本身能为这种政治程序和权力运作提供意识形态的资源。而在破裂性的文明起源中，文明始于人自己创造人类自己的环境，并实现了与自然的断裂。在联系其他美洲文明进行比较后，张先生认为连续性文明观念更具有普遍性，基于西方材料提出的断裂性文明观念反而是个特例。→跳转阅读原文
国家与文明03
不懈的探索——严文明先生访谈录
80年代以来，严文明先生以仰韶文化为切入点，观察全国的新石器文化，进而关注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的问题。在本文中，他通过对话的形式，将自己的研究心路娓娓道来，并阐明了研究的路径与心得。严文明认为，长江中下游是稻作农业起源的重心，而南北两大农业区相互渗透，促成了中华文明的丰富色彩与蓬勃活力。同时进行的文明探源工作，则展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关于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他强调，历史是考古学研究的首要目标，并对年轻学者提出了立足实践、将考古学研究薪火相传的展望。→跳转阅读原文
《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
严文明先生参加“文研纪念”第二期“张政烺先生诞辰105周年纪念座谈会”上
国家与文明04
林沄：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林沄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五位顶尖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王巍在运用考古学材料进行国家起源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树。由于新材料层出不穷，故而应不断仔细观察和检测材料，反复比较不同的个案，对深思熟虑得到的结论，进行坦诚直率的讨论，才能切实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林沄认为，考古材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在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当多的客观困难。因而，应重视已有材料的片断性和残存性，努力在年代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充分估计不同自然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下，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在比较不同的考古案例时应参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逐步细化，并进一步加强推动国家动力的研究。→跳转阅读原文
《林沄文集》书影
国家与文明05
王巍：勾勒五千年前的文明图景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巡览
文章总结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六载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得出结论认为：在距今5300年前，中国各地区就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国家政权，进入了文明社会。在距今4300年前，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呈现出领先态势，形成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思想理念，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根源。研究也发现，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是自然环境、农业手工业发展、精神领域进步、社会组织结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等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而创造性地积极吸收转化外来文化更是中华文明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跳转阅读原文
国家与文明06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赵辉教授在文中指出，中国史前文化及文明化进程是十分多元的。但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各种文化在中原地区进行了重组和整合，逐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即“中原龙山文化”。在文化多元、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为了调整社区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实力比拼来建立新的秩序，这使中原文化的社会权力带上世俗和务实的色彩。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历史展开的舞台核心，因此中原龙山时代所开辟的方向深刻地影响了夏商周的文化。位于天下之中的中原社会在孕育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政治向心趋势的同时，这个社会的务实性所带来的性格也几乎贯穿了整个古代中国。→跳转阅读原文
国家与文明07
李伯谦 ：在考古发现中寻找大禹
李伯谦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对大禹及夏王朝的研究，应该把文献史学、考古学发现和人类学社会学理论三个系统结合起来。从文献来看，大禹的主要事迹可以概括为治水、会诸侯于涂山、定都阳城、划分九州、禹征三苗五件大事。这五件事均能在近年考古发现中找到证据。其中，治水的事迹与近来环境地理学关于公元前4000前黄河流域大洪水的发现相吻合，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可以验证涂山大会的史料记载，河南省王城岗遗址中属于龙山文化考古分期三期的大城与禹定都阳城的年代和地理特征相符，文献记载的九州和考古发现的考古学文化也能对应，湖北地区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也能说明禹征三苗确有其事。此外，河南发现的新砦期遗存中来自东方的文化元素也佐证了后羿代夏带来的影响。综合文献、考古发现以及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李伯谦教授认为，夏代是存在的。→跳转阅读原文
禹贡九州图
国家与文明08
刘斌：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
右上起顺时针依次为：玉璧、玉钺、玉琮、玉三叉形器
（良渚博物馆藏）
刘斌教授介绍了良渚文化的特点和良渚古城发掘的历史，并指出，考古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得以在一个大的时空框架中去理解世间万物。良渚文化是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玉器上统一的神徽图案反映了当时的一神教信仰。近年来新发掘的良渚古城，有着广阔的城市面积、高大坚固的城墙以及发达的水利系统。刘斌认为，良渚文化在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方面证明了它具有5000年的历史文明，而且这种文明得到了一定的传承和影响。→跳转阅读原文
国家与文明09
秦岭：良渚遗址的学术价值和遗产价值
秦岭副教授在文中指出，考古遗址的学术价值往往不直接等同于文化遗产价值。尤其是良渚遗址这样的史前考古遗址，如何正确解读并充分阐释其考古学价值和遗产价值，是申遗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已有的良渚遗址及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显著，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识不是单一乃至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新的发现和研究手段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中不断地加深和发展着，因此良渚遗址的遗产价值也会随之变化和发展。从已有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表述良渚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这只是考古工作在遗产保护中的一方面内容；从保存遗产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有效进行保护利用的角度讲，制定长远的考古工作规划、保障考古工作的有序开展才是申遗以及获选之后遗产管理中的重点。将遗址考古学价值的正确解读，发展成为良渚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核心依据，这样才能实现学术价值往遗产价值的转化。→跳转阅读原文
良渚古城遗址示意图
国家与文明10
唐际根 ：历史传说能否求证——商王朝、夏王朝与上古五帝
夏王朝真的存在吗？夏王朝的遗址找到了吗？长期从事商代考古研究的唐际根教授，常常要面对这样的疑问。如今，人们变得不再相信司马迁，不再相信他所编纂的《史记》，甚至有些学者对出土文物形成的“证据链”也提出质疑，一味的将求证历史的“门槛”提高，却只为表明自己的“学风严谨”。与此同时，真正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仍在寻找，寻找古人给我们留下的重要证据，即使只能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也绝不再“原地踏步”。→跳转阅读原文
唐际根、荆志淳 ：殷墟考古九十年回眸——从“大邑商”到世界文化遗产
中文学术界选取殷墟进行发掘,既有传统石学影响的原因,更有现代西方田野考古传入中国的结果。在中国所有考古遗址中,殷墟的发掘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九十年来的殷墟发掘历史,可以由此观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程和时代特色。→跳转阅读原文
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1931年在安阳小屯考古时合影
1935年颁发的殷墟发掘“采取古物执照”
（中研院史语所藏品）
国家与文明11
李零：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古史传说是个长期困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问题，本文试以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作为厘清这一问题的突破口。首先，笔者回顾了疑古运动后为何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全都把目光聚焦于“族团说”，指出此说乃应运而生，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原因和学术机缘。其次，笔者讨论族姓，把两周常见的20个族姓分别归入黄帝集团、炎帝集团、二昊集团和祝融集团，指出族姓制度是发明于两周时期。再次次，笔者把先秦帝系分为两种“五帝说”，一种属周帝系，一种属秦帝系，指出前者是西周大一统的总结，后者是秦代大一统的预告。最后，笔者对上述讨论进行总结，涉及古史传说的层次，帝系和族姓的关系，以及“二重史证”在考古研究上的分寸把握。本文为李零教授在“北大文研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文章。→跳转阅读原文
徐旭生先生及他的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時代》
国家与文明12
对话李学勤：重写中国学术史何以可能?
在这篇对话中，邯郸学院文史学院吕庙军博士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教授就出土文献对于古史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讨论。论者认为，20世纪盛行的疑古思潮是对古书、古史的第一次大反思，这催生了古史重建的思想，也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大量考古工作发掘的材料和出土文献则为人们走出疑古时代、摆脱疑古局限、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提供了基础。→跳转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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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璨、周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