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雯秋 马广惠 | 杨宪益与戴乃迭《儒林外史》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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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雯秋,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及英语教学研究。
马广惠,男,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二语习得、二语写作与文体及英汉翻译研究。
本文载《外国语文》2020年第4期
翻译研究专栏
摘 要:本文采用语料库语言学范式,从词汇、句法与文化语言三个维度对杨宪益与戴乃迭《儒林外史》英译本的翻译风格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杨与戴译本中具有独特的翻译风格特征:( 1) 译本词汇广度大并具有与多样性;( 2) 掉尾句、if 从句与 since 从句是译本的标志性风格特征;(3) 口语风格特征突出,但也不乏正式风格特征;( 4) 文化语言的翻译采用的策略是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并举。
关键词:语言风格;译者风格;《儒林外史》;杨宪益与戴乃迭
0 引言
随着翻译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也随着翻译研究开始注重译者的主体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译者的翻译风格。 了解译者的翻译风格,有助于对译作的鉴赏与评论,有助于从译者与译作的角度认识翻译的特点与规律,也有助于翻译实践与翻译培训。冉诗洋等(2016)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发表的译者风格方面的文献作了综合分析。 他们发现,国内关于译者风格的研究近年来有快速发展的趋势,并且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是当前的热点。他们指出,早期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案例分析的方式,从词汇、句法、章法和修辞等方面考察译者对原文的忠实程度。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语料库语言学范式进行译作分析,考察译者风格。 他们认为,国内译者风格研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对“风格”“译者风格” 一类的概念界定不清,缺乏统一的认识;其次,译者风格缺乏统一、确定的参数。对于这些问题他们提供了解决方案:第一,需要明确什么是“译者风格”,给译者风格一个明确与准确的定义;第二,译者风格要有确定的参数;第三,研究应该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在以往的译者风格研究中,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翻译风格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 众所周知,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翻译家,联袂翻译了众多中华经典作品,如《红楼梦》《儒林外史》《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等。 戴乃迭是英语本族语者,她的汉语水平接近汉语本族语者;杨宪益是汉语本族语者,他的英语水平接近英语本族语者。 因此,他们的译作应该有其独特的风格。
以往有关杨宪益与戴乃迭翻译风格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他们的《红楼梦》英译本,也有部分鲁迅作品的英译本,但很少《儒林外史》英译本。此外,这些研究多是采用对比的方式,鲜有从译作本身进行研究。因此,为了更加全面与深入研究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翻译风格,本文以他们《儒林外史》英译本 The Scholars (1957)(以下简称杨与戴译本)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语言学范式,运用 WordSmith、Range Coca、MonoConc 等软件,从多个层面考察与分析他们的翻译风格。 杨与戴译本属于早期译作,发现与揭示这种早期译作的风格特征,不但可以为以后研究杨宪益与戴乃迭一贯的翻译风格或风格变异提供参考,还可以为原作与译作风格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01
语言风格与译者风格
黎运汉(2002)指出,语言风格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绝非易事。他对 1949 年以来语言风格定义研究做了一个述评,归纳起来,语言风格有以下几种定义:(1) 语言风格是语言运用产生的言语气氛或言语格调;(2)语言风格是语言运用表现出的各种(一系列)特点的总和;(3)语言风格是运用某一语言表现出来的具有系统性的特征;(4) 语言风格是在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修辞诸方面表现出来的具有区别性特征的总和;(5)语言风格是由不同审美功能的语言要素和语言表达手段所传达出的言语作品的整体美学风貌,表现的是个人审美趣味。
黎运汉(2002:105)还从话语的不同角度对风格的格调气氛做了描述:
着眼于话语气势的刚柔的是豪放和柔软;着眼于话语表达内容所用语言数量多少的是繁丰和简约;着眼于话语传递信息所用语言曲直的是蕴藉和明快;着眼于话语辞彩浓淡的是藻丽和朴实;着眼于话语趣味强弱的是幽默和庄重;着眼于话语语辞的雅俗的是文雅和通俗;着眼于话语结构的松紧的是疏放和缜密。
在这些语言风格的定义与描述中,气氛、格调、审美、趣味等一类概念属直觉的、主观感受的、定性的范畴,难以观察、测量与证实。语言要素、语言特征、语言表达手段等属可识别、可测量、可证实的概念。实际上,气氛、格调、审美、趣味等主观感受是语言要素、语言特征、语言表达手段等客观要件产生的主观效果。 基于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的实证类研究,就是运用后一类可操作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译者风格? 贝克(Baker, 2000)指出,译者会在他们译出的每一个文本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人们可以用译者与众不同的翻译语言特征描述译者与众不同的风格。 她认为,译者风格是一种用语言与非语言特征表现出的个体特性;译者风格研究旨在考察与描述译者偏好的、反复出现的、有规律性的语言行为模式,重点关注译者的典型表达方式,包括译者典型的语言运用与个人语言习惯,例如在某些词汇、句式、衔接手段使用上的个人风格特征。 刘敬国(2011:19) 认为,翻译风格是译者“ 在目标语文本中表现出来的语音、词汇、章法、语法以及修辞等方面的具有个性区分作用的系统性特征”。 黄立波(Huang, 2015:18) 认为,在讨论风格时应强调三个关键因素:(1)特定语言模式的规律性;(2)特定语言指称的频率;(3) 作为比较的参考标准。
由此可见,译者风格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发现与描述译者在译作中表现出的独特的、具有标志性的语言使用特征,包括词汇、句法、修辞、文化语言等不同层面的特征。
02
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翻译风格研究
语料库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与广泛应用,对翻译风格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贝克(Baker, 2000)最早将语料库语言学范式引入翻译风格研究,极大地推动与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 采用语料库语言学范式与手段研究翻译风格,使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充分、深入、细致地考察译者的翻译风格。
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翻译风格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提供的文本特征分析体 系;运用相应的语料分析软件进行特征分析,如WordSmith 和各种版本的Concordance。
在以往基于语料库方法的翻译风格研究中,人们考察的风格特征主要包括类符/ 形符比、标准类符/ 形符比、词长、词性、词汇密度、高频词、报告动词、句长等。
类符/ 形符比是文本中不同类型的词汇形式所占的比例。这些词汇形式称为类符,包括完全不同的词以及同一个词的屈折变体形式,如book、books、booking、booked 都属于不同的类符。类符/ 形符比高,说明译者使用不同形式词汇的数量多,词汇重复率低。反之,使用不用词汇形式的数量少,重复率高。由于原始类符/ 形符比受文本长度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人们普遍采用的是标准类符/ 形符比。标准类符/ 形符比有不同的计算方式。WordSmith 采用的是按千字计算类符/ 形符比的方法。如果一个文本有 3 000 字, 那么WordSmith 会把这 3 000 字分成三个 1 000 字的短文,分别计算它们的形符/ 类符比,然后求三个 1 000 字短文的平均类符/ 形符比,得出标准类符/ 形符比。这样算出的标准类符/ 形符比的单位为千字。
词长用每个词含有的字母数表示,是文体分析与译者风格研究中比较常用的一个特征,是意义具体与宽泛的一个指标。 拜伯(Biber, 1988)指出,以往研究表明,较长的词常用于表达具体的意义,较短词比较常用但词义往往比较宽泛。词汇密度是实词与总字数之间的比值,是文本信息量大小的一个量度。句长用一个句子包含的字数表示。报道动词指say、report 一类词。在夸克等人(Quirk et al. , 1985)的语法中,这类动词被称为“公言动词”(public verbs),是一些表示用言语公开表达思想、想法、看法等说话行为的动词。 这类动词在文学作品中使用较多,所以常用于文学作品的译者风格研究之中。 词性分析在原创汉语与翻译汉语的对比研究中使用较多,但在汉译英译者风格研究中则较罕见。
03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者风格
下面从词汇、句式与文化三个层面,分析杨与戴《儒林外史》英译本的翻译风格,重点是译本中显示出的比较独特的译者风格特征。
3. 1 词汇风格
首先,杨与戴译本中词汇重复率比较高。WordSmith 分析的结果显示,译本 55 回的平均标准类符/ 形符比为 41. 38,表明译文中接近 60%的词汇属于重复词。 然而,类符/ 形符比低并不能说明译文使用的词汇缺乏广度与多样性。实际上,杨与戴译本中使用的词汇不但广度大,而且具有多样性。词汇广度大体现在译文使用的词汇范围在 15 000 个词群以上,涉及的英语单词数量大约在 30 000 个以上(马广惠,2016:23)。 词汇的多样性表现在译文既有高频词,也有低频词与冷僻词,还有专有名词、边缘词、复合词、缩写词等。平均来看,每一回中 87%左右的词汇为英语高频口语词汇,93%左右的词为 6 000 之内的高频词,1. 8%左右的词为低频词或冷僻词,剩余 5%左右的词为专有名词、边缘词、复合词、缩写词等。 87%左右的高频口语词汇意味着译作本身有较强的口语性。
杨与戴译本一个比较独特的词汇特征是使用了一定数量的外来词与冷僻词。 外来词主要是一些涉及中国社会文化的词,如 tael( 两、银两)、catty( 斤)、picul( 担)、yamen( 衙门)、paku( 八股)、kowtow( 磕头)、nanmu(楠木)、sampan(舢板)等;还有一些其他来源的词,如 bodhisattva( 菩萨)、tripitaka( 三藏)、puttee( 绑腿)、balustrade(栏杆)、gabelle(盐税)等。冷僻词指那些在英语中使用频率非常低的词。杨与戴译本中有许多这样的冷僻词,其中包括一些古旧词,如 skedaddle、entreat 等。译文中使用的也有正式体词与非正式体词,正式体词如thereupon、thereabout、hitherto、whereupon、forthwith 等,非正式体词如bamboozle 等。这些外来词与冷僻词的使用,一方面使译作展现出他国历史文化风情,尤其是华夏明清时代的历史文化风情;另一方面使译作在口语性较强的同时,还有一些庄重、正式、严肃的风格特征。
英语小说的平均词长为 4. 2(Biber, 1988),杨与戴译本的平均词长为 4. 14。 两者之间可以说完全没有差别。 杨与戴译本的总字数大约为 24 万,其中词长小于或等于 4 的词为 67%,剩余 33%的词为大于 4 的词。这说明杨与戴的用词风格不是那么宽泛,而是有一定的具体性。
杨与戴译本中报告动词使用量相对比较大,表现出较强的口语风格。 使用最多的是say 的各种形式,共1 790 个,其中said 占 1 543 个。其次是ask 的各种形式,共 930 个,其中asked 占 628 个。第三个是tell 的各种形式,共 536 个,其中told 占 38 个。这些动词的过去式占了主要地位,说明译者是从过去的角度表现人物的口头交际活动。
在不同词性词汇的使用上,杨与戴译本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译者风格特征。相对于英语本族语者小说(Biber, 1988),译本中名词的使用率最高,为 24. 7%,高于本族语者小说的 16%。 与此相应的是,译本中修饰性形容词的使用率为 2. 5%,远小于英语本族语者小说的 5%。 这说明译者更喜欢用名词传递信息。 另外在代词的使用上,译本中第二人称代词you 的使用率比较高,为 2. 07%,高于本族语者的 1. 1%;而第三人称代词it 的使用率则比较低,为 0. 68%,低于本族语者的 1. 15%。
3. 2 句法风格
杨与戴译本中句子长短有一定的变化幅度,各回句子的平均长度在 10 ~ 17 个词之间,总体平均句长为13 个词。第 16 回平均句长最长,为 17 个词。第 31 回平均句长最短,为 9. 67 个。相比之下,第 31 回的语言更地道,行文更流畅,但语言则显得有些汉化与臃肿。
杨与戴的译文具有其独特的标志性句法特征。最具标志性的句法特征是使用了大量的掉尾句(periodic sentence)。表 1 显示,在抽样的 12 个章回中,八个章回的状语前置句数的比例占到了句子总数的 30%以上, 有的甚至超过了 40%;三个章回超过 20%;只有一个章回低于 20%。
掉尾句的特点是次主结构,各种类型长短不一、复杂程度不同的状语形式位于句首,包括副词、动词短语、介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和状语从句,主句放在最后。 因此,掉尾句把次要信息放在句首,先给出铺垫,然后在句尾引出主要信息。读者只有读完整个句子,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意思。 掉尾句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可以使译作具有正式与庄重的风格特征。
杨与戴译本中掉尾句的状语大多比较简短,但也有一些长而复杂,有的甚至比主句还长得多,复杂得多。此外,在某一长句或某一段中连续使用这种句式的情形也不少见。例如:
(1) In fact, to put it bluntly, if this fellow is really learned why hasn’t he passed the examinations?
(2) An hour or two later, when they had drunk three cups apiece and the two servants returned to draw back the curtains, and the guests saw incense smoke wreathing the panels of the wall, filling the room with a delicious scent, Mr. Lu felt that he was in paradise.
(3) Considering it was not a feast, it was a very good spread; and, although Ma was not hungry, to express his appreciation of the kindness of this immortal he ate as much as he could.
(4) During the day he would go out to call on friends and in the evening he would light his lamp and chant poems. Noticing that he seemed lonely, the old monk often brewed tea and took it to his room to talk with him till midnight; and when there was moonlight they would sit in the courtyard to talk over past and present.
例(1)中句首有三种状语形式———介词短语、动词短语与状语从句,比主句复杂。 例(2) 中的状语不但比主句长很多,而且形式多样。例(3)和例(4)属于在一个长句和一段中连续使用“状语+主句”的例子。
杨与戴的《儒林外史》英译本的第二个句法标志性特征表现在状语从句的使用上。译者们比较喜欢使用if 从句。整部译作中至少有 600 多个if 从句,而且这些句子多数置于主句的前面,形成掉尾句。此外,在because 和since 两个表原因的连词中,他们使用最多的是 since,其次是 because。 在整部译作中,since 用作原因连词出现的次数有 251 次;because 有 148 次。
杨与戴译本的第三个句法标志性特征是,译作中大量使用 and、but、so、then、yet、now、soon 等词,这些词作为句子之间的衔接词或句首词,似乎它们就像说话时译者惯用的口头语一样。
3. 3 文化语言风格
人们在谈论文化语言翻译时,提到最多的一对概念或者说翻译策略是“直译” 与“意译”,其次是“归化” 与“异化”。“直译”与“意译”的核心问题是翻译时如何处理结构与意义,即翻译时应该按照字面义翻译,还是按照非字面义翻译? 应该按照原文的句子结构顺序翻译,还是遵循不同于源语结构顺序的译语结构顺序翻译? “归化”与“异化”涉及的核心问题则是如何处理那些蕴含源语独特文化内涵的词语。对于这些方面的问题,人们争论了许多年,至今没有明确与统一的定论。
杨与戴《儒林外史》英译本中文化语言翻译的风格是中西兼顾,直译与意译并举,归化与异化交替使用。首先,在人名的翻译上,他们一方面采用了汉语“姓+名”的结构模式,另一方面采用了韦氏拼写法,如“王冕” 转写成Wang Mien,“范进”转写成Fan Chin,“申祥甫”转写成Shen Hsiang-fu 等。 在地名的翻译上也采用了韦氏拼写法,如“诸暨”转写成Chuchi,“江西”转写成 Kiangsi 等。 对于一些独特的汉语称呼语,有的采用了按照字面义不改变结构顺序的异化译法,如“大脚”译成 Big Foot,“三哥” 译成 Third Brother 等;有的则采用了按照字面义改变结构顺序的异化译法,如“天子”译成Son of Heaven 等。
然而,在许多其他汉文化词语的翻译上,译文表现出随意性的特点。李国林(1997)有关杨与戴《儒林外史》英译本中文化词语翻译的分析也显示出这样的特征。有些词语的翻译采用了直译的方法,有些则采用了意译的方法;有些进行了归化,有些则进行了异化。例如,“风卷残云” 直译成 a whirlwind scattering wisps of cloud,“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直译成a toad trying to swallow a swan;而“促膝谈心”则意译成talk comfortably at the same table,“獐头鼠目”意译为 homely;“狐假虎威” 归化成 a donkey in a lion’ s hide,而“ 有眼不识泰山”则异化为fail to see Mount Tai。
04
结语
对杨宪益与戴乃迭《儒林外史》英译本风格特征的分析表明,译者将原作转换成译作时,的确会有自己 独特的、标志性的风格特征。人们可以用各种理论来说明或解释这种风格,例如源文本的影响、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译者因素或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影响等。但是无论如何,译者风格都是一种客观存在。 我们完全可以从译作本身出发研究译者风格,可以从理论与实证、主观与客观、定性与定量等多个角度进行多层面与多维度深入、细致与透彻的分析,做出充分与系统的描述。 在充分与系统描述的基础上,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全面与全方位地说明产生译者风格的原因。
责任编校:陈宁
说明：
1.因平台版式限制，本文省略了英文摘要和参考文献，全文请于cnki下载。
2.转载事宜请联系：longdan@si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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