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洲《五个摄影师》，Q

相较于Q的一知半解，M似乎对摄影艺术更为深入钻研，只不过他或许依旧无法了解以马列维奇为代表的“纯粹主义者”与以塔特林为代表的“构成艺术”支持者他们之间的针锋相对。M大概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发现源自俄国的至上主义传到德国的包豪斯后，最终影响发展了极简主义这一流派渗透演变的过程。巴特尼·纽曼（Barnett Newman）的色域绘画，雅罗斯拉夫·罗斯勒（Jaroslav Rössler）“太像马列维奇”的拼贴与蒙太奇，阿尔文·兰登·科伯恩（Alvin Langdon Coburn）那些像是奇异博士用了无限宝石幻化出的高位视点作品，这些在M眼中都不过如此，不如去“现实生活中寻找形式与结构”。

张之洲《五个摄影师》，M

他从小说《2666》中得到了一些新发现：二流之辈的作品都是受一流作者启发而来的，一流作者才是背后提线的那个人，至于二流作者不过只是在跟随大师的脚步罢了。仔细想想在文学领域的确如此，怀揣着巨大野心的阶级上游者总是“于连”，被杀死的告密者常会想到“沙托夫”，冷峻又阴郁、带着复仇的残忍与深情的大多逃不掉“希斯克利夫”宿命......不过在M眼中这些都是文学作品里会发生的“经典重塑”，摄影或许又是另一回事了。

张之洲《五个摄影师》，M

K喜欢那些带有强烈情感冲击、有特定时代社会背景的黑白纪实照片：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战士之死》（1936）定格人物形象，作品超越个人命运的典型性侧面揭露了战争；威廉·克莱因（Wiliiam Klein）《枪》（1955）中的两个小孩是摄影师左右矛盾的自我，这种“自画像”的写实方式激励了森山大道等一众摄影师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凯文·卡特（Kevin Carter）镜头中秃鹫旁的小孩（《饥饿的苏丹》，1993），寇德卡（Josef Koudelka）那张左手攥拳、表盘正对镜头的照片（1968），这些“伟大的作品”皆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地区。“武器、疾病、死亡、冲突”，K认为若是他也能成为战地摄影师，一定可以捕捉到同样甚至更动人心魄的瞬间。可K似乎忘记了，如今加入马格南的摄影师不计其数，可又有几个能如卡帕他们一样享誉全球呢？

张之洲《五个摄影师》，K

T是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的追随者。如今的消费主义社会，观者更注重照片的感官体验，时代变成了感官的载体，营造出的“彩色的空虚”看似更接近事物的真相，其实放大了照片背后的疏远、空洞与孤独。T总是执着于还原埃格尔斯顿的色彩，直到他2013年看到那位摄影师的新作，于是幻想破灭，T感到自己遭受了深深的背叛。除了“蛋爷”（埃格尔斯顿）T还喜欢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新世界》（Neue Welt）中对新世代内心世界的深度关怀让T深受吸引，这份欣赏在T得知照片都是用数码相机拍摄后又再次消散。

张之洲《五个摄影师》，T

T的疑惑在他看到父亲早期用廉价相机拍摄的照片时再度加深，那些有着时代颗粒质感的成像，怀旧主义刻入骨血的色调，背景墙上卷轴里写的《龟虽寿》，像是家庭情景剧布景一样的摆设居然是真实存在过的“现实”。当代摄影师拼命复制做旧的风格都成了对昨日的拙劣模仿，T“不知道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了”，是时代走的太快，还是它其实根本就未曾改变？

张之洲《五个摄影师》，T

S把深濑昌久的《鸦》变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一部悬疑小说。那些通过照片传递出的幽怨与浑噩，深濑抽象感情视觉化的回忆录在S的取景器里背景重置为北京雾霾的天空。“寒蝉凄切”此处变成了“晚日寒鸦一片愁”，闪光点爆发的那一刻S觉得有一只乌鸦在回头看他。在这阴郁天气寒冷时节里，乌鸦像是尊贵的不速之客，在被镜头捕捉到后就猝不及防地藏进了相机里。S害怕自己没能抓住乌鸦，怕拍摄的那一刻闪光点没能打到乌鸦的眼睛上，这难求的闪光眼睛是S必须要得到的宝物。在未能确定拥有这件宝物之前，焦虑一直折磨着S。幸好他最终拍到了“眼睛闪亮的乌鸦”，只是当时分明晴朗的天空却出现了一条黑色的暗带，像一个真相未知的小说结尾。

张之洲《五个摄影师》，S

五位摄影师都受制于艺术家投下的阴影，这些“与他人相似”的创作呈现对于张之洲来说并不是一种原罪。正如张之洲在采访中提出，文字并没有消解摄影，而是与摄影一样都是艺术家表达自身的一种途径。透过这五个离奇荒诞的故事，我们得以窥见张之洲内心的些许挣扎与纠葛。他在创作方面的困惑——身陷大师阴影无法走出的进退两难，也是很多文艺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张之洲《五个摄影师》，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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