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俊武：一简字（简化字）与扫除文盲没多大关系
【戳穿一個謊言】
長期以來總是有人在网上散布謊言，說“一簡字”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掃除文盲“立了功”。“一簡字”究竟與“掃盲”有沒有關係？
本人是當年“掃盲”第一線過來的親歷者，2014年在《漢字揆初》第五集“附錄”中撰文，曾經揭露過這一謊言，今又翻出，以垂目同好。
薛俊武先生
有關掃除文盲的一段回憶
历史证明：一简字（简化字）与扫除文盲没多大关系
前不久，見人民網以《專家激辯簡繁體字：現在廢除簡化字不得人心》爲題，報導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語言文字學専家江藍生先生的談話，隨後又披覽了著名學者劉丰杰先生《專家江藍生論漢字繁簡令人驚憂》（又名《别讓漢字成爲“馬路拉鎖”》）的文章，從而鉤起了我對上世紀掃除文盲史實的一段回憶。
我國掃除文盲工作是從1952年開始的。這年9月13日，中央首次發出了《關於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文中說：“祁建華同志所創造的速成識字法，爲掃除文盲工作開闢了捷徑，它將大大縮短掃除我國廣大文盲的時間，從而極大地推進國家的建設。現在各地已在工人、農民和市民中廣泛地試用這種速成識字法，開展識字運動，這是完全符合國家和勞動人民的需要的，是正確的。各地黨委應將推行祁建華速成識字法，開展掃盲運動，作爲一項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務，並應以領導歷次革命政治運動的精神，來領導這一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運動，以期在今後五年至十年內達到掃除全國文盲之目的。”此時漢字簡化工作尚未推行，可證其與一簡字没有關係。
1953年，我曾擔任了村上“民校”的掃盲教師。所謂“民校”是對“農民識字夜校”的簡稱。農民白天下地幹活，晚上在破屋裏點上煤油燈，集中一兩個小時教人識字，夏收秋收兩忙之時停課。當時使用的基本教材，正是祁建華的《速成識字》課本，但它並不是一簡字。而中央文件則認爲，“祁建華同志所創造的速成識字法，爲掃除文盲工作開闢了捷徑，它將大大縮短掃除我國廣大文盲的時間”，這裡顯然看不到一簡字的功勞。
兩三年下來，我的學員大部分都脫了盲，有的能給千里之外的親人寫信，連正規學校的門都沒進過的人，後來能看書看報，還成了生產隊的記工員、會計、出納等。1956年秋（一簡字剛將推行時），家鄉陜西郿縣，便已召開掃盲模範表彰大會，我被評爲掃盲模範，還有幸獲得了一枚掃盲模範的勛章。這証明，不用一簡字，並未影嚮掃盲的效果。
1953至1958年上半年，是農村掃除文盲的黃金時代。1958年下半年，一簡字剛推行一兩年，並未來得及發揮太大作用。而且，由於人所共知的“大躍進”，掃盲的事兒就根本無法持續下去了。上邊雖有“掃盲大躍進”的要求，下邊只是一級哄一級的吹牛而已，根本就沒有實施，也無法實施。這是因爲，公社把勞動力編成軍隊的團營，領導幹部們提著木棒催逼農民分戰區（兵團作戰）下地勞動。後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煉鋼鐵”、“放衛星”、“共產風”等，搞得農村一塌糊涂，哪里還能顧得上“掃盲”，一簡字又何以對掃盲起什麼作用？
也不由想起，1952年11月15日，中央決定成立全國掃盲工作委員會。當時的祁建華，由一位部隊文化教員，一下子被擢昇爲全國掃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速成識字〉簡明字匯》1953年4月出版，正是用祁建華“速成識字”的正體字編寫的。它根本不是一簡字，也証明一簡字對掃除文盲毫不相關。
祁建華在大西南行軍作戰途中就開始研究速成識字的教學方法。它能使一個文盲在不到30天裡，學會3000多常用漢字，並且會讀、會寫、會運用。早在1951年，西南軍區政治部就因此給祁建華記特等功，總政治部通告全軍廣泛推行“速成識字法”。後來毛澤東曾说祁建華是“名副其實的識字專家”，劉少奇也稱他是“繼倉頡之後中國第二大文人”，陸定一則更稱他是“中國第二大聖人”！我所熟知的一位青年姓趙名唐，上世紀四十年代從河南逃荒到陜西做了簸箕匠，1953年掃盲運動中，他的簸箕擔上就放著祁建華的《速成識字》課本，利用轉鄉的空間就“ㄓㄠ趙”——“ㄊㄤ唐”地唸叨。知道了字音，看到了字形，懂得了字義，一年左右下來，沒進過學校門的他能給禹縣趙莊村的父母寫信。
誰能想到，幾年後的“丁酉作醢”，祁建華便突然被打成“右派”，同時開除黨籍、軍籍和公職。其新婚妻子，也撇下剛出生的女兒，離他而去！祁建華在四川勞教多年後，被遣回了河南農村。在那極左成病的年代，不僅“祁法”銷聲匿跡，掃盲運動也僅流於口號。
從1956年１月28日推出《漢字簡化方案》到1964年５月《簡化字總表》出籠期間，《方案》在推行上捉襟見肘，絆絆坷坷，幾經改動，漏洞百出。這期間不僅加雜了“四清運動”，正式出版的許多書籍曾仍是用正體字或繁簡混雜排印的，更見書刊報紙電影字幕（如《追魚》、《劉三姐》等）用字也與今天的一簡字前後不一（如“让”字左半曾是“言”等），也可見簡化不簡化對那時的“掃盲”並不起决定作用。一簡字與掃盲無關輕重，因爲那時候還未像上世纪90年代那樣以國家名義硬性推行一簡字。
两年以後便開始了爲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難道還有時間、精力和心情去“掃盲”嗎？應該追憶，從1956年推行簡化字到1976年“文革”結束的20年裡，政治形勢給了簡化字的“掃盲”能有多少時間？
江先生說：“使用簡化字以後，……在上世紀50、60年代，在人民群眾當中掀起了掃盲、學文化的熱潮，解放前我們國家有85％的文盲迅速降低。”這不過是缺乏歷史知識的主觀想象，或者就是徹頭徹尾的想當然。
其實，以我多年掃盲的體會，正體字才更易於人們的理解、學習和記憶。這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應該是一個實踐問題，相信作爲語言文字學専家的江先生是能夠理會這個道理的。
可以肯定地說，推行“簡化字”與國家掃除文盲本來就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1964年3月7日經國務院批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文化部、教育部才發出了《關於簡化字的聯合通知》，與江先生説的“掃盲、學文化的熱潮”，“文盲迅速降低”，時間上並不合拍。更何况一簡字只佔現今通常用字的四分之一，能把“85％的文盲迅速降低”的功勞記在“簡化字”的頭上嗎？另外，江先生也還應該清楚地看到，眼下大陸三代幾近十億人的半文盲和全社會的文化盲的状况，那麼對此又該如何解釋呢？
我十分同意著名學者、《恢復繁體字利弊辯議》和《漢字繁簡辯爭大彙集》的作者劉丰杰先生在《貶低簡體字·我的“坦白交待”～被迫駁答〈每日新報〉、〈光明日報〉的文章》一文中的一段文字：
愚下从诸多理据已敢于妄而断言，簡化字不是“弊大于利”，而是基本上有害无益。笔者一直不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专家、文化人挖空心思为簡化字“辩护”！我虽自知人微言轻的道理，但还是妄而希望那些专家、文化人，不要再为簡化字的“自圆其说”白费力气了，那只是沙基上盖楼，站立不住的，没必要枉为它留下一笔并不太好玩儿的历史遗迹。乞望那些有权力、有影响力的专家、文化人，能为汉字早日重复正规，奉出、留下功德之力！当今政府已与簡化字“功过”毫无关系，力挽狂澜救救汉字，必为千古铭记！基本上全部恢复“繁体字”，完全可以渐进地、在毫不折腾、亳不扰民的状态下，静悄悄有秩序地完成。这将能彻底重新衔接中华文化之根，也是对中华祖先的尊重，更是祭炎帝、祭黄帝、祭孔圣……等最为实际的行动，并更会是政府的千古功德，是中华民族人民永久的福祉！
“救時之弊，應時之需”，時下我們緊應備有這樣的意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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