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先生&史院集萃】赵文润：《汉唐历史文化论稿》出版（附：介永强/后记）

求学读史生涯，圆梦陕西师大

司马君邀您一起走进赵文润先生的学术世界

 后记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汉唐历史文化论稿》，是业师赵文润教授生前编订的史学论文自选集。

赵文润先生出身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早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60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北政法学院任教，讲授中国通史、中国法制史等课程。1972年，他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赵先生一向将上课视为大学教师的天职，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他的课堂教学，内容新颖，条理清晰，语言生动，高潮迭起，神釆飞扬。凡是当年听过赵先生授课的学生，如今仍然无不交口称赞，难以忘怀。

在认真搞好教学的同时，赵先生坚持以研究促进教学，孜孜矻矻，恪勤匪懈，成果颇丰。先生的研究成果是他在长期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工作之余所取得的，是他在过了不惑之年方才开始探研所取得的，殊为难能可贵。诚如赵先生自己所说，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校园，他决心追回逝去的青春岁月，追回20岁至40岁的宝贵年华，在教学之余，努力钻研，陆续发表了一批中国古代史有关问题研究的论文。“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难能可贵的是，赵先生是在日常生活十分简单、工作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取得了粲然可观的研究成果。熟悉他的人无不知道，先生居室局促狭小，书房逼仄昏暗。难能可贵的是，赵先生的研究成果是他在中年即患气管炎、晚年又患白内障的困窘中所取得，良非易易。

以史学研究之甘苦为平生之乐，赵文润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覃思钻研，成果丰硕，创获较多，因而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古史学界具有一定影响的知名学者。1996年退休后，先生矢志不渝，笔耕不辍，直到患病去世前一年。单单领衔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组织的“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之《两唐书辞典》，就耗费了他八年多的宝贵光阴。《两唐书辞典》由于作者众多且频繁变动，甚而许多人逃之夭夭，以致词目初稿漏误很多，释文水平参差不齐。 赵先生对这部多达335万字的辞典初稿和清样先后做了四遍纠错补遗、通改通校，使其臻于完备，得以正式出版。编撰和审校《两唐书辞典》，耗费了赵先生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致使他晚年的许多撰著计划尚未完成。即使如此，40多岁方才开始，毕其后半生于中古史研究，赵先生出版个人专著5部，与人合撰著作4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这本《汉唐历史文化论稿》就是赵先生从他发表过的120余篇论文中精选结集而成的。

《汉唐历史文化论稿》选集了赵先生有关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学术论文40篇，其中，许多论文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重评刘邦、项羽的成败原因及其是非功过》一文打破成说，认为刘邦与项羽之争不是统一与分裂之争，对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褒刘贬项”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此文原刊《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由于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发表后不久，《人民日报》1983年2月4日第5版以半版篇幅摘转，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1983年第1期全文转载，随后又被《新华文摘》1983年第3期全文转载。《唐高宗“昏懦”说质疑》一文，对陈寅恪、岑仲勉、范文澜等前辈史学家关于唐高宗评价的已有定论提出了不同看法，言之凿凿，拨云见日。此文在《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发表后，《新华文摘》1986年第6期以“唐高宗并不‘昏懦’”为题、《文汇报》1986年8月30日以“唐高宗并非‘昏庸懦怯’的皇帝”为题摘要转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86年第6期全文转载。又如《李勣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一文，重点不在于评说李勣的生平，而在于论述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李勣从瓦岗军的一位元勋变成唐朝的一名将领。赵先生认为，“在封建社会，投降（伪降另当别论）有两种，在同旧王朝的战斗中向反动腐朽的统治者投降，这是叛变，应当批判；在推翻了旧王朝之后，向一个比较适应生产力发展新王朝投降，不能算是叛变。因为这样的新王朝的建立，正是农民战争的结果，是符合广大人民愿望的。李勣投降唐王朝就属于后一种。”这一观点，发人深省，被学界称之为“两种投降论”。此文原刊《人文杂志》1980年第4期，《光明日报》1980年9月24日、《新华月报》1980年第 23期、三联书店《人物》杂志1981年第1期分别以“如何评价李勣”为题摘要转载。从上不难看出，赵先生的历史人物研究不是简单评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通过考辨史料，通过对不同观点的讨论，提出一种新的学术见解。关于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赵先生在《论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此文甫一发表，即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86年第5期全文转载，并被《新华文摘》1986年第6期全文转载。

赵文润先生以隋唐史研究称誉史学界，尤以武则天研究独树一帜。其实，他的隋唐史研究并未囿于历史人物。赵先生不仅发表了《隋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隋唐时期的三大乐舞》《略谈隋唐文化的渊源与特点》《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论乾陵文化》《论唐陵与唐文化的特点》等一系列有关隋唐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论文，还主编岀版了史学界第一部《隋唐文化史》。由赵先生拟定提纲、讲授重点，他的学生搜集史料、分章撰写，又经他逐章、逐节、逐段、逐句修改的《隋唐文化史》，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前所未有，颇具特色”（《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书评）。在隋唐经济史研究方面，赵先生亦未示弱，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租佃制发达的原因》《唐代和籴制度的渊源》《唐代义仓粟的赋税化》都是颇有见地的力作，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全文转载。

本书还收录了赵先生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多篇论文。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赵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亦用力甚勤，且多发前人未发之覆。《试论苻坚的治秦与伐晋》一文集中论述了苻坚治理前秦和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并就苻坚在淝水之战中的失败这一历史问题，对史学界已有的定论提出了新的认识。此文发表后，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1981年第6期全文转载，并被《中国史研究动态》等13家报刊杂志摘要转载。又如《西魏北周时期的社会思潮》（刊《文史哲》1993年第3期）、《西魏北周时期的长安文化》（刊《人文杂志》1993年第3期）、《西魏北周时期的关中农业》（刊《陕西师范大学报》1993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3年第4期全文转载）等论文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唐历史文化论稿》一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赵文润先生在中古史研究领域的部分重要成果。限于当时的各方面条件，直至1996年退休，先生未有文集出版。赵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和生活了44年，他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时至今日，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并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科建设经费的资助，可谓厥功不没，适得其宜。

2015年初冬，赵先生拟定了《汉唐历史文化论稿》一书的篇目，并计划来年自费出版。孰料就在这年冬天，先生不幸患病，一年后，于2016年11月13日溘然长逝。余诚不敏，有幸忝列先生门墙，耳提面命，过从往还，倏忽二十余载，却仍学无所成，无以为报。赵先生去世后，我根据先生拟定的篇目，在几位研究生的协助下，从搜集原文、录入电脑到核对文字、重编注释，断断续续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部书稿的整理工作，完成了赵先生晚年的一大夙愿。在此过程中，多次得到同门学兄王双怀教授和拜根兴教授的大力支持。

本书各篇论文的内容和观点以及文字悉遵原貌，文中古今地名一仍其旧，仅对原文注释按照现行规范进行了统一处理，对有些史料参照新出点校本进行了重新修订。赵先生原定撰写自序，因故未能成文，兹以他的''八十岁自述”——《求学读史生涯，圆梦陕西师大》权当序言，并在书末附上“赵文润教授史学论著目录”，庶几使大家对赵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学术事业有所了解。

日月荏苒，春秋代序。转瞬间，赵文润先生离开我们快三年了。人虽远逝，斯文在兹。谨以此书献给赵先生逝世三周年之祭！献给赵先生在天之灵！

介永强  敬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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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风追司马

责任编辑/王心悦

审核/何秉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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