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以色列三十周年感怀｜ 圣地三十年手记

独角兽导读

《圣地三十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抵达以色列三十周年感怀

我是1993年8月11日抵达特拉维夫的，到今天正好三十年。我的一生也在此正好分为两半，前30年在中国，后30年在以色列。如果去掉我在夏威夷度学术年假的一年，居住在以色列的时间应该是29年，也就是说我居住过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依然是中国。

来特拉维夫，我乘坐的是中以间直航开通后的第三个航班，执飞的是中国民航。宽大的机舱里一共只有30名乘客，我们可以把中间座位打开，躺下来睡觉。空乘们也没多少事情，跑来闲聊天。一位空姐对我抱怨说：“以色列贵得要死！”三十年后看，这句话依然准确无误。

其他事情就没那么永恒了。

今天看起来生活缺乏技术含量的九十年代是个乐观与开放的时代。冷战刚刚结束，毁灭人类的核战梦靥看起来已经远去。铁幕崩塌，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突然不再是一堵高墙。九十年代初没有无处不在的手机、互联网、电动汽车，但空气中满是轻松与希望。对抗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人们谈论的是对话、交流、和平与共同发展。我抵达以色列的一个月内，拉宾与阿拉法特在白宫的草坪上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奥斯陆和平进程进入巅峰。历史终结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甚至连最没有出路的以巴冲突似乎也找到了和解的归宿。那时候我去约旦河西岸转转，会碰到巴勒斯坦店主热情地招呼我：“进来聊聊呀，不管什么投资做生意的主意都可以来聊聊。和平了呀，我们大家都要过好日子了。”

那个时候你要是告诉我说三十年后全球化会跟以巴和平进程一样全面崩溃，主流国家内部观点极端化和“取消文化”代替了理性平和的讨论，国际社会在经历了共同发展相互依存之后会再次划分阵营重开冷战，甚至世界大战乃至核战争的威胁都再次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我是无论如何不会相信的。我算是九十年代精神的遗老遗少吧，坚信人类的和平和繁荣的基础是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而不是对抗与争斗。至今我还时常会看一集《宋飞外传》，重温一下九十年代精神的热度。这是一部自称“about nothing”的系列喜剧，它的本质是“绝对安全感的喜剧”、“找不到真正的焦虑的喜剧”，主要人物操心的全是些鸡毛蒜皮、自寻烦恼的破事儿。

我的问题是：究竟是文明间强化的交流与对话导致了今天的分裂与对抗的局面，还是交流与对话做得不够导致了地球村的崩解？

我是对话的坚定信仰者，对我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等于我对此毫无疑问和困惑。

耳顺之年，半生在中国，半生在以色列。

本世纪初，当瓦尔德博士专注于写作他那份题为《中国与犹太人》的民族关系策略报告时，我曾经跟他有过很多的交流。今天回头看看，这份报告以及我和他之间围绕这份报告发生的那些对话，都可以看作是“九十年代精神”的产物——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增进两个民族之间的了解，怎样增进学者间的交流，怎样互派更多的留学生，怎样增加更多的出版物，这些的讨论都带着极大的热情，仿佛两个民族只要更多地了解了对方，民族间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就会发展起来，越来越好。

然而有一天我就产生了疑惑，我给他发了一个邮件，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增进了解会改善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跟中古犹太人交流最多的应该是欧洲的天主教文明，然而这恰恰是反犹反得最严重的群体，难道交流会带来更加紧张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不会跟我们增进中犹民族关系的目标背道而驰吗？”

他给我回了一个很长的邮件，基本的观点是犹太人与欧洲人的关系中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反犹主义的猖獗，而不是对话和交流。他列举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为证。弗洛伊德认为天主教反犹，潜意识里是因为犹太人的《圣经》为欧洲人的生活规定了很多清规戒律，使他们无法再过古希腊、古罗马那种无拘无束、狂荡淫乱的生活，因此而对犹太人心怀恨意。

问题是，如果欧洲人接受犹太《圣经》可以（事实上也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跨文明对话的话，那么弗洛伊德的观点不仅没有对我的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而是恰恰证实了我的疑惑：犹太人教给欧洲人《圣经》，欧洲人因此恨上了犹太人！

好在弗洛伊德多半是在胡说八道，如果他们的潜意识能让他们集体恨上犹太人，那么同样的渴望乱性的潜意识为什么没让他们集体恨上《圣经》，或者干脆拒绝接受？不过弗洛伊德的错误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中古的欧洲，反《塔木德》是反犹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那时候，犹太社群布满了欧洲很多国家，每个社区都有犹太会堂，有经堂，有拉比，有《塔木德》，但是欧洲人对此不屑一顾。当然，花费五年时间学习巴比伦亚兰文，然后用二十年的时间去看看这本书究竟说了些什么，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然而他们一方面无视这部书，另一方面却很愿意相信这部书是一株反基督教、反耶稣基督、教唆杀人放火的邪恶著作。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对话的重要性——不明真相的人容易被误导，而对话可以增进人们对真相的了解。

不过，当我们把一些在这种反犹主义叙事推波助澜的“《塔木德》专家”考虑在内的话，事情就复杂得多了。

就拿扎斯汀纳斯·普拉纳提斯（1861-1917）来说。他是立陶宛天主教神父、圣彼得堡罗马天主教神学院的希伯来文教授。1892年，他出版了一部题为《揭露塔木德》的书，书中用断章取义和曲解原文的方法证明《塔木德》反基督教、反外邦人、鼓励仪式性的谋杀和血祭。

1912年，一位名叫贝利斯的犹太人在基辅被指控绑架并杀害了一名天主教儿童。尽管贝利斯有明确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事发时他在工作，有同事和签字的工单作证），他还是被告上了法庭。检方为了证明这是一起犹太宗教谋杀案，特意把普拉纳提斯找来，以《塔木德》专家的身份证明《塔木德》教唆犹太人谋杀基督教儿童，以便在其宗教仪式中使用遇害者的鲜血。

在辩方律师质询时，出现了如下的对话：

律师：“俗品”（《塔木德》专有名词，指不用于圣殿祭献的肉类，可食用）是什么意思？

普：我不知道。

律师：“移入纹” （《塔木德》专有名词，指安息日扩大行走范围的标识）是什么意思？

普：我不知道。

律师：芭芭·芭特拉生于哪一年？她从事过哪些活动？

普：我不知道。

要命的是，“芭芭·芭特拉”根本不是一个人名，而是《塔木德》中《末道门卷》的篇名，普拉纳提斯连这个都不知道，可见他对《塔木德》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哪里有资格自称“专家”？

然而这么说还真是有点冤枉这位神父兼教授了。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是俄国天主教徒中读《塔木德》读得最多，了解的最深的人了。他的《塔木德》知识可怜，其他人还远远不如他。矮子里边拔将军，他被称为“专家”也不算过分。真正过分的是：他是满怀恶意去阅读、引用并曲解当时那些本来就翻译的不怎么样的《塔木德》文本的。他去了解犹太文明的目的不是为了增进理解、改善关系，而是为了挑起仇恨，制造纠纷！

我们必须承认，在文明间的交流和对话的问题上，有些人跟我、瓦尔德博士和其他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们是根本不同的。当我们思考如何加强中犹民族间的关系时，他们的梦想是让双方势不两立；当我们试图寻找交流的善意信号以便化解纠纷时，他们用最歹毒的恶意、很多时候是古今反犹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去描述揣摩犹太人的意图；当我们为了中华文明能够透彻研究犹太文明而共同努力、求同存异时，他们用告黑状等下流手段制造内部纷争——煽动外部仇恨的人最终也会制造内部仇恨，记住这一点。总而言之，我们希望看到文明间因对话而和睦，他们梦想文明间因接触而对抗。这些人也许顶着现代西方大学的学位帽子，但本质上跟普拉纳提斯没什么区别。

而当普拉纳提斯们获得成功，他们的浅薄见识不幸成为某种共识的时候，文明间真正的灾难就开始了。

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想到过抵达以色列三十年之后，我的感言是如此困惑而沮丧。但我本质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希望在我居以四十年时，世界会变得好一点，“九十年代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回归，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变得更有希望。

张平 2023年8月11日星期五 于特拉维夫

延展阅读：

和张平一起，探寻以色列文化

关注“平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