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关停了七年多之前创建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希望圣菲利佩”（Esperanza San Felipe，后简称为希望组织）。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曾以为掌握了秘诀，能够解决帮派暴力这个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希望组织在巴拿马城的一个街区遣散了四个街头帮派，为帮派的许多成员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成果。

尽管一度取得成功，该组织并没有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系统化流程或扩大规模以解决几个街区之外更大的帮派问题，更不用说像我们曾经设想的那样实现国际化了。虽然我们没能扩大规模，但我们仍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教训可能对社会企业家和慈善家都有启发性。

▍开端：仅在一个社区内的成功

和任何社会企业家一样，我创立希望组织的关键条件有三个：想要解决政府和市场力量失灵这一棘手问题的个人动机，知道该如何去做的创业愿景，和追求愿景的基础条件。

情感上来说，我创立希望组织的动机源于一起悲剧事件：一个小男孩在我位于巴拿马城历史街区圣费利佩的家门前被谋杀了。我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了20年。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坚实的工作基础。我的营利性企业“温室公司”（Conservatorio）在该地区正在进行建设项目。我们从当地政府项目中雇佣过一些前帮派成员，有过一次不错的经历。我的企业提供了资源和邻里联系。有两个这样的人成为我在这个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吉尔伯托·托罗（Gilberto Toro），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拉斯特法里教信徒，曾经领导了政府的帮派项目；以及马特·兰道（Matt Landau），他是我的邻居，也是一个商业奇才，我们都对身边发生的无意义杀戮感到愤怒。

我们一开始规模很小。希望组织最开始在一个发展中的地区与帮派合作，那里的居民和企业主明显有兴趣支持这个项目。我越投入工作，我们的成果就越好。来自一个商业领袖的直接关注让受益者们感到被尊重，得到了他们的正面反馈。我常抽空和吉尔伯托一起头脑风暴，围绕着无数复杂且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创新。这些问题没有教科书式的答案。马特的筹款技巧则确保了我们总能收支平衡。 

最初的成效是显著的。每次，我们为期十二周的干预都是从一次全员周末荒野旅行开始的。对于许多帮派成员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森林里散步，在河里游泳，甚至是第一次离开他们的社区。我们的方法在每次干预活动中不断优化。但其实从一开始，它就足够有效。在我们最初的四个小组中，每个成员都迈出了大胆的步子，抛弃了自己属于黑帮的集体身份，原谅了他们的对手，并迈出了进入正式工作岗位的第一步。

我很享受这份工作。我喜欢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也喜欢挖掘集体行动的巨大力量。希望组织的毕业典礼上曾挤满了社区领袖和政要，他们的到场强化了一个信息：我们的人很重要。典礼上的参加者们认识到，大多数帮派成员并不是反社会的罪犯，而只是些出生艰难的年轻人。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感觉自己在做一件大事。

在我们试图扩大规模之前，希望组织已经干预了之前圣菲利佩附近占据主导地位的全部四个帮派。随着最臭名昭著的帮派转变成一家成功的旅游公司，成了当地的明星，曾经不安全的地区彻底改头换面。 

有一次，我们70%的毕业生要么在工作，要么在经营自己的企业。这是我们衡量项目是否成功的简单标准，希望项目帮助每一个帮派成员重新融入社会的成本还不到6000美元。相比之下，巴拿马（Panamá）每年却要为每个囚犯花费9000美元。这项目对社会来说还不错！

如今来到圣菲利佩的游客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当地餐馆吃到的一些鱼来自胡安·阿塞韦多（Juan Acevedo）。作为一名前毒贩，他现在拥有一家鲜鱼配送公司“希望海鲜”（Hope Seafood）。游客们也不会意识到他们在俱乐部里听到的一些雷鬼音乐是由尼古拉斯·“超级尼克”·梅尔卡多（Nicolas “Supernick” Mercado）制作的，他曾经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射杀了一个敌对帮派的成员。或者，驾驶新款丰田的衣冠楚楚的律师其实是Hijos Prodigos帮的创始成员贾菲特·格利桑特（Jafet Glissant）。

这些轶事很有说服力。然而，希望组织的近期统计数据讲述了另一个不同的故事。现在，超过30%的希望组织毕业生正在工作或拥有自己的生意。其余的不是死了，进监狱了，就是在贩毒。我敢肯定，如果没有尝试扩大规模，我们的成功率会更接近曾经的巅峰数据。这个事实让我很苦恼，也让我思考了很久，我们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发展：同时规模化和系统化

回想起来，当希望组织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假设驱动的社区组织，而是学习如何在一个小社区解决一个大问题时，麻烦就开始了。我开始相信，或许希望组织真的能解决更广泛的帮派问题。每当我被邀请在论坛上介绍希望组织，或与非政府组织或多边机构会面时，这种傲慢就会增加。“影响力”、“规模化”和“知识转移”等概念成了我日常词汇的一部分。

受这种使命感的影响，我们来到了离圣菲利佩十五个街区外的圣安娜，在这个臭名昭著的社区，我们遇到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帮派动态（译者注：帮派动力gang dynamic可被视为群体动力学在帮派中的体现形式，表现为个体作为帮派群体的一部分时，行为方式可能比平时更加极端）。在那里，很多我们在圣菲利佩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都必须做出改变。例如，我们曾经的参与者会走到到露天教室，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得不将步行和露天教室替换成昂贵的运输工具和安保，以及带空调的场所。工作安置一直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当地帮派成员有更高程度的心理创伤和精神疾病，我们也需要更有经验的心理学家来在更大的压力和更危险的条件下工作。资助款本身需要人力更昂贵的人员来管理。规模的扩大使组织的成本和复杂性飙升，而效率却下降了。

希望组织的创始人KC哈丁（右前方），会见Ciudad de Dios的成员。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仅仅是削弱圣安娜根深蒂固的帮派文化就需要数年时间，而且要花费的金额会比我们的资助款多出数十万美元。但我们面对的诱惑太大了。圣安娜帮派的头目主动联系我们，请求我们去做干预，这让整个团队感到既惊讶又兴奋。作为创始人，我则感到很有压力：既要让希望组织的团队吃饱，又要让成功的故事继续下去。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新的工作模式，这件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我们最近才接受了一项单独的资助款，用于将我们的实际经验系统化并在国际上分享希望组织的方法论。而现在，我们甚至无法将自己在实地工作中涌现的知识输出到下一个社区，更不用说推广到全世界了！

另一个对我们来说难以捉摸的流行词是“可持续性”。在我们刚起步的时候，可持续性仅仅意味着擅长发送推广和募捐的邮件。但当马特离开，我们开始进入专业捐赠者的世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厌恶“创造依赖关系”的资助社区。这促使我们探索一些更奇特的筹资策略，比如影响力债券、与其他基金会分摊开支，以及推出一个服装系列，配有售价25美元的翻领别针。

这些举措都没有取得多大成果，我越来越多地自费资助希望组织的预算缺口，同时还要承担起马特之前担任的首席筹资人的角色。希望组织所需的资金和时间投入变得难以维持。这些都发生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爆发之前。

▍结局：大流行暴露了组织的不稳定

新型冠状病毒在巴拿马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冲击。政府实行了租金延期偿付，并停止了七个月的大部分商业和建筑活动。我的公司收入几乎在一夜之间下降了90%，显然，费用和债务并没有下降。突然间，我需要投入全部资金和精力才能让温室公司生存，而它是支撑着我创办希望组织的基石。

在手忙脚乱地给我们最需要帮助的受益人发了几周食物后，我终于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决定关闭希望组织，专注于拯救温室公司。希望组织获得的资助款那时已经用完了，巴拿马又处于全面封锁状态，使我们基于课堂的方法论无法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关闭希望组织的决定因为新冠大流行变得轻松了一些：因为封锁让帮派暴力几乎绝迹，而且国家食品券计划保障了我们参与者的基本需求。

如今，我仍与许多希望组织的毕业生保持着联系。我很高兴能够在小事上帮助他们，但也担心自己不再有能处理更大问题的基础设施。但我已经接受事实，认识到希望组织只是一个有生命周期的项目。我希望它能遗存下美好的人际关系，改变观念，拯救生命。

▍故事的寓意

“社会独角兽”的新理想意味着将其模式“系统化”、在全球范围内“规模化”，并实现“可持续性”。这种理想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调和了我们的自由市场、以企业家为中心的价值观和我们对更美好世界的愿望。然而，尽管这些流行语涵盖了有用的概念，或许应该出现在每个社会企业家的词汇表中，但它们不应该被视为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处于建立非营利组织早期阶段的社会企业家，我想提供以下建议：

专注质量而非数量并不可耻。对一些组织领导者来说，这可能是要求他们自我反省，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可能只是意味着更具创造性地定义成功。对资助者来说，这意味着克服对形成依赖关系的恐惧，并为对任何规模的有效组织的长期承诺感到自豪。

依赖捐赠不是一种罪过。我们运营希望组织时浪费了稀缺的资源和时间，试图将其建设成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企业，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应该寄希望于建立一个更广泛、更可靠、更团结一致的捐赠者基础。对许多非营利组织来说，可持续性仅仅意味着非常善于请求捐款。

相信自己能做任何事意味着强大；相信自己能做所有事意味着愚蠢。我试图同时扩张希望组织和温室公司这两个创新、复杂的组织的版图和使命。各种各样的企业家们都天生乐观，在我的生意圈和人际圈中，我总被鼓励大胆思考。但如果我能从务实的角度考虑问题，我或许能做得更好。

你不必为了造福社会而离开商界。我不后悔创办希望组织，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劝告和我处在类似位置的人，让他们在其核心商业业务上加倍努力。若有更多营利性公司以高度负责任的方式去做平凡的事情，这可能才是更美好未来的支柱。

KC哈丁曾是一名企业律师，自2005年起担任位于巴拿马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温室的首席执行官，致力于拉丁美洲的可持续城市振兴。2003年至2020年期间，他在巴拿马城的历史街区创建并运营了希望圣菲利佩，一个屡获殊荣的帮派重返社会项目。